文丨陳民鎮(zhèn)
最近，著名學者汪榮祖先生在《國際漢學》2020年第2期發(fā)表了《海外中國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問題》一文（以下簡稱“汪文”），從個案出發(fā)，犀利指陳海外中國史研究中“離譜的誤讀”“嚴重的曲解”“荒唐的扭曲”“不自覺的偏差”“顛倒黑白的傳記”“居心叵測的翻案”六大問題，一時引發(fā)熱議。其中的第一大問題——“嚴重的曲解”，汪文以執(zhí)教于耶魯大學、曾任美國歷史學會會長的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為例，指出其著作中的種種硬傷。如史景遷在著作中將張岱原文中的“仕女”解作“年輕男女”、將“星星自散”解作“天上的星星散去了”、將“岳王墳”解作“古代越王們的墓”、將“莫逆”解作“平定叛逆”，等等，多是不應有的錯誤。關于史景遷著作中的此類問題，汪文此前已在《夢憶里的夢囈：評Jonathan D. Spence, 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5期，2009年9月；《上海書評》第65期，2009年11月）一文中指出，讀者自可參看。
▲史景遷著《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
此外，諸如“新清史”等問題，汪先生此前亦多有批評，因此汪文相當于一次全面的總結與反思。汪文所指出的問題的確存在，但也要注意，汪文在指出問題的同時，也肯定海外中國史研究的貢獻。鑒于汪文有可能會給讀者造成誤會，甚至會引發(fā)一些讀者抵觸海外中國學（漢學）的情緒，筆者試談談個人的粗淺認識，以就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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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解讀與語言根柢
汪文指出：
研究歷史，文本為要；讀懂文本，才會有正確的研究成果。中外文字之間的鴻溝較大，學習不易。美國研究中國史的學者大多進研究所后才學中文，已經(jīng)錯過學習外語的最佳歲月，以至于往往一知半解，對晚清之前所用的古文，尤有捍格。當今西方漢學研究者幾乎已無人能用漢文著書立說，且他們也無此需要，因英文已成學術霸權語言，用他們自己的文字寫，似更有權威。
歷史研究，自然以文本為要。不過漢學研究者并非不重視文本的解讀，與中國學者相比，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對于研究中國古典的漢學研究者而言，注譯古書與文本細讀都是基本的工作，往往摳得很細。尤其是日本學者，在文本解讀方面極費心力。筆者在以色列希伯來大學訪學期間，曾參與過東亞系的《左傳》研讀課程，對此有所體會。
至于漢學研究者的漢語水平以及解讀古文的水平究竟如何，不可一概而論，往往受到研究方向、教育背景、年齡層次等因素的制約。通常來說，研究中國古典的漢學研究者，古文水平勝于研究中國近現(xiàn)代的學者；一些日韓學者，對古文的理解與感受可能更接近中國學者；相對年輕的漢學研究者，與老一輩學者相比，由于有更多來華學習、訪學的機會，漢語的運用一般也會更加嫻熟。
而過去老一輩的漢學研究者，則可能存在精通古文卻不諳現(xiàn)代漢語的情況。美國學者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在一次訪談中指出：“我的老師倪德衛(wèi)（David S. Nivison）古代漢語水平很高，但一句漢語都不會說。不光是他，那個時代很多漢學家都是這樣，研究做得很好，但不會說?！钡聡鴮W者魯?shù)婪颉ね吒窦{（Rudolf G. Wagner）在《王弼〈老子注〉研究》中文版（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的序言中寫道：
20世紀60年代初，我在德國和法國學習期間，我關注的是古代漢語。那個時候很多研究古希臘的學者在學習古典的希臘文，但連在現(xiàn)代希臘的雅典餐館叫來一杯水這樣的事情也壓根兒無法做到。我那時既沒有學習現(xiàn)代的白話文，也沒有看到這樣做有什么必要。那時候，社會主義陣營外的世界，與中國大陸沒有任何實質的學術交流，而少數(shù)在臺灣從事中國學研究的學者講的都是英語。直到1979年，我年近40的時候，我才學會了第一個普通話的單詞。
此種情況類似于：研究梵文的中國學者，可能無法在當代印度用印地語與當?shù)厝隧槙辰涣?。但這似乎并不影響漢學研究者對中國古典的研讀，如瓦格納先生對王弼《老子注》的文本分析便取得了相當高的成就。
▲瓦格納著《王弼〈老子注〉研究》
相比接觸漢語較遲的漢學研究者，自幼浸淫于中國語言與文化情境的華人學者，無疑有天然的優(yōu)勢。這種基于母語的感受力，很難通過后天的學習來彌補。在我翻看英文的正式出版物時，便會時常遭遇漢字的誤用情況，當出于西方學者對漢字不甚敏感之故。正是不同的語言環(huán)境和學術環(huán)境，造就了海外中國學與國內(nèi)學術之間的分野。二者的立場、問題域與學術范式皆不盡相同，甚至反差巨大。對于二者的差異，我們應抱以“理解之同情”，求同存異，彼此尊重與理解。
譬如，除了夏含夷等少數(shù)學者能直接以中文撰文（夏含夷先生稱“我常常覺得與自己有溝通問題的不是中國學者，而更多的是西方漢學家”），大多數(shù)西方漢學研究者的著作主要以英文、法文、德文等語文撰寫。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些漢學研究者的中文水平不足，事實上，能以漢語流暢溝通且能以中文撰寫文章的漢學研究者并不在少數(shù)。即便是一些生長在中國、后執(zhí)教于歐美的華人學者，也以外文著述為主。這是學術環(huán)境不同使然。
再如，史景遷著作中的硬傷，主要體現(xiàn)在對張岱著述的翻譯上，漢學研究者寫文章吃虧或麻煩之處便在于，他們引述古文需要悉數(shù)翻譯成外文。這就決定了他們對于每個實詞與虛詞，都不能輕易糊弄，不像有些中國學者那樣復制粘貼引文即可。我想，如果中國學者寫文章也需要將每段古文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錯誤可能未必會比漢學研究者少。最近我正在寫一篇英文文章，引述青銅銘文的材料時，爭議字詞需要有所交代，而不能像寫中文論文那樣含混帶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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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誤區(qū)
在筆者看來，中國學者在認識漢學研究者的成果時，往往存在以下誤區(qū)：
第一個誤區(qū)：片面看待漢學研究者的研究。
所謂的“漢學家”，成分比較復雜。既有同屬于東亞文化圈的日韓學者，也有所謂“西方”學者，還有數(shù)量不少的華人學者，他們的學術范式并不完全相同，宜加區(qū)分。汪文所舉的例子，主要針對美國的非華人學者。
而且，漢學研究者的觀點并不是鐵板一塊、千人一面的。我們不宜以某種觀點或刻板印象強加到所有漢學研究者的頭上，并人為制造中外對立。譬如，中國考古學界和史學界基本認為夏朝的存在并無問題，但一些漢學研究者則持謹慎意見，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的漢學研究者都否認夏朝。再如一些漢學研究者對近年購藏簡牘的合法性心存疑慮，但我們也要注意到越來越多的漢學研究者投入這些簡牘的研究之中。再如清華簡、安大簡的新材料為《詩經(jīng)》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最近夏含夷與柯馬?。∕artin Kern）兩位學者都在中文重要刊物發(fā)表文章，正如許多人所知道的，他們對《詩經(jīng)》文本的早期形態(tài)與形成年代有著迥然不同的認識。
海外中國學的研究有其長處，也有其短處，其優(yōu)劣不可一概而論；不同國家、不同研究機構、不同學者的研究方向與重心亦不盡相同；具體到某位學者、某本著作，水平有高下，更要作具體分析。日韓漢學與歐美漢學也不宜混同，譬如，由于日韓學者對經(jīng)學有著天然的親近感，因此日韓的經(jīng)學傳統(tǒng)仍延續(xù)至今，歐美學者則不甚重視經(jīng)學研究。就目前日本的早期中國研究而言，日本學者長于漢簡文書學和思想史的研究，在甲骨文、金文、戰(zhàn)國竹簡等方面則顯得后勁不足。反觀國內(nèi)，由于中國學者有長時期的積累，并延續(xù)了傳統(tǒng)小學的治學方式與旨趣，故在古文字與出土文獻研究方面有絕對優(yōu)勢?？傊瑵h學研究在不同時代、不同領域的表現(xiàn)并不均衡，其得失不宜籠統(tǒng)視之。汪文所舉例子，主要是明清以及現(xiàn)代；由于筆者的研究方向主要在早期中國，故本文所舉的例子以早期中國為主。
第二個誤區(qū)：過度抬高漢學研究者。
近年來，諸如史景遷、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柯馬丁、夏含夷、艾蘭（Sarah Allan）、羅森夫人（Jessica Rawson）等漢學研究者在中國享有盛名，他們的著作廣為傳誦與稱引。漢學研究者作為提升“國際研討會”格調的標配，成為座上客甚至“吉祥物”。在追求“國際化”的浪潮下，一些著名高校的教員在參評長聘副教授與教授時，需要得到國外同行的肯定，文史學科亦不能免俗。但國內(nèi)外學者之間實質性的對話并不多，很多時候，國內(nèi)學者并不真正關心漢學研究者到底研究了什么。
正如羅森夫人在2017年接受采訪時指出的：
從中國的標準看，北大已經(jīng)給予了我足夠的禮遇：考古文博學院的教授坐在臺下全程聆聽我的演講，文物局的官員、考古界學者與我進行對話。然而在我看來，無論我走到哪里，都被當作一只“金絲雀”（trophy bird）來展示，而沒有專業(yè)深入的交流。盡管觀眾熱情極高，但很多學者和觀眾提出的問題往往并不基于我的研究領域，而只是由研究內(nèi)容的佐證申發(fā)出的一些無關主旨的細節(jié)性、技術性問題。從一個西方學者的視角看，沒有針鋒相對的交流，這是另一種不尊重。
▲2017年5月22日—6月6日，羅森夫人訪問北京大學，發(fā)表四場系列演講（據(jù)北京大學新聞網(wǎng)）
對于漢學研究者，我們有必要以更加理性的態(tài)度來看待。既沒必要妄自菲薄，也沒必要一味盲從、乃至于言必稱洋學者。真正的互相尊重，莫過于真正平等的交流與對話。
第三個誤區(qū)，無視漢學研究者的研究。
有的中國學者認為，漢學研究者的成果存在缺陷，并無足觀，沒有參考的必要，則不免因噎廢食了。以色列學者尤銳（Yuri Pines）曾在李若暉《久曠大儀：漢代儒學政制研究》（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一書的序言中指出：
可惜的是李先生并沒有涉及西方學者的相關研究著作。比如，魯威儀（Mark E. Lewis）對中國早期思想史的重要研究就儒家對漢朝政治體制的影響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設想?！鞣綄W者的相關研究可謂汗牛充犢棟，如魯惟一（Michael Loewe）、柯馬丁（Martin Kern）、金鵬程（Paul R.Goldin）、葉翰（Hans Van Ess）、戴梅可（Michael Nylan）等，這僅僅是其中一例，我認為這些研究都應當在《久曠大儀》一書中有所涉獵。我相信，現(xiàn)在正是中國同仁以西方漢學界關注中國本土學者同樣的嚴肅性和徹底性來關注西方漢學發(fā)展的時候了。唯其如此，我們才可能在國內(nèi)外學者間建立一種有意義的對話方式。
如若局限于中文世界，而忽略了漢學研究者在相關領域的已有研究，不免是令人遺憾的。對于漢學研究者而言，他們很難回避以中文撰寫的著述；但對中國學者而言，外文著述往往被輕易忽視，即便引用，通常也是點綴，而缺乏真正深入的了解。
漢學研究者的“他者”視角未必都合理，但我們身在此山中，有時的確會容易被習焉不察的觀念與情緒所遮蔽。當我們借助“他者”之眼“跳出三界外”，或許會有全新的收獲與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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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學術的對話
1992年，清華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成立，李學勤先生首次提出將“國際漢學”或“漢學史”作為一個學科來開拓。目前國際漢學的研究隊伍不斷壯大與成熟，大體來自兩個領域：一是外語專業(yè)的學者，注重譯介與學術史的研究；二是某一領域的專門學者，就本領域的相關學者與著作加以討論。后者的研究力量較為分散，且缺乏“國際漢學”的學科意識，但由于他們對具體研究對象有更深入的理解，故更有可能與漢學研究者展開平等的對話，而不是流于皮相之論。
盡管某些漢學研究者受到極力推崇，國際漢學的研究也得到積極的推動，但總體來講，國內(nèi)學者對海外的研究成果仍普遍缺乏實際的了解。近年來，葛兆光和張西平兩位學者都強調“批評的中國學”的研究，認為我們對于海外中國學的研究成果不應盲目跟風，并提出以平等的姿態(tài)進行批評與對話。而批評與對話的展開，或者說“批評的中國學”，應當是建立在學理與專業(yè)知識的基礎之上的。
除了對話，更實際的相互促進是合作。至少在簡帛學研究領域，國內(nèi)外學者的合作是相對密切且有成效的。國內(nèi)學者在海外高校深造者不在少數(shù)，漢學研究者在國內(nèi)訪問甚至就職的也不乏其人。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任職于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的德國學者陶安（Arnd H. Hafner）主持了《岳麓書院藏秦簡》第三卷的整理、研究工作，是該卷的直接負責人。
不過目前來看，國內(nèi)外學者的對話與合作仍有待深入。從事學術研究者，都知道文獻綜述與學術史回顧的重要性，但不少研究者顯然對海外的研究成果缺乏關注。正如前文所引尤銳先生的序言，漢學研究者既然已有豐富的研究成果，完全無視不但是視野問題，還涉及學術規(guī)范與倫理。當然，這些海外研究成果質量如何、值不值得參考，又是另一回事了。
國內(nèi)學者對海外研究成果了解不足，個中有信息不對稱的原因。許多重要的漢學刊物，很少有國內(nèi)的高?；蜓芯繖C構訂閱，研究者接觸到海外最新研究成果的機會并不多。加上國內(nèi)外文獻數(shù)字化的發(fā)展程度不同，也制約了文獻的流通。除了客觀的因素，一些國內(nèi)學者在主觀上也并無借鑒海外研究成果的意識。
國內(nèi)學者對海外研究成果的了解，基本上限于已被譯為中文的著作。著作被介紹到國內(nèi)越多的漢學研究者，也越容易獲得極高的聲譽。這便有可能造成一種反常的現(xiàn)象：在中國紅極一時的漢學研究者，在海外可能并沒有那么高的地位；在海外極為重要的學者，可能在中國并沒什么影響。舉例而言，美國學者杜潤德（Stephen W. Durant）在《史記》和《左傳》方面有精深的研究，影響很大，但他的著作并沒有被介紹到國內(nèi)，乃至于國人對其知之甚少，不免令人遺憾。事實上，近年國外學者對中國史學史研究有一系列突破，這些學者包括而不限于杜潤德、史嘉柏（David C. Schaberg）、尤銳，但國內(nèi)對他們的研究成果關注無多。
▲杜潤德著The Cloudy Mirror: 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霧鏡——司馬遷著作中的緊張與沖突》）
造成目前中外學術研究隔閡的一大障礙是語言。對于漢學研究者而言，嫻熟掌握中文與英文自不待言，此外他們還需要研習日文、法文、德文等語文。反觀中國學者，多僅限于中文閱讀與寫作。這便造成了中外學者之間信息的不對等——漢學研究者對中國研究成果的了解遠比中國學者對海外漢學的了解來得多。柯馬丁先生曾在《學術月刊》2017年第12期發(fā)表《超越本土主義：早期中國研究的方法與倫理》一文，對中國以及國外的早期中國研究提出方法論的反思，他指出：
一些學者竭力尋求在純粹中國層面上所定義的絕對可信的文化身份認同，他們不愿接納包括中國及其鄰邦和其他古典文明在內(nèi)的豐富圖景，也不愿重視來自國外的學術研究，而更愿意頻繁施展如下三種策略舉動：其一，對國外學術迫不得已說些應酬話，實際上卻幾乎不予任何閱讀；其二，拒絕學習任何外語；其三，對其他早期文化或是關于這些文化極具啟發(fā)性的研究都不感興趣。其結果就是形成一種防守性的、本土主義的、自我邊緣化的、單語主義以及單一文化主義的學術。放眼未來，我認為這種學術是難以為繼的，連下一代學人都不會接受。
柯氏所說的“單語主義”（monolingualism），意在批評一些中國學者只關注單一語言（即漢語）的研究，而忽視其他語言的研究成果。據(jù)柯氏所說，他要求自己的學生能夠至少關注以中文、日文、英文、德文、法文等文字撰寫的相關論著，不能因為無法直接閱讀而忽視可資借鑒的前人成果。而柯氏所主編的國際權威漢學期刊《通報》（T’oung Pao），西方學者如若忽視中文和日文的參考文獻、中國學者如若忽視國外的相關研究成果，其文章便不可能會被采用。
中國學者自然不一定人人都要掌握多門外語，但對海外研究成果多一分了解，自然也便多一分知己知彼的成竹在胸。一方面，國際漢學研究很熱鬧；另一方面，我們對海外中國學的了解并非太多，而是太少。學問本無分東西，盡管中外學術范式存在差異，但如若彼此增進了解與對話，同聲自可相應，異調亦可互為激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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