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學術(shù)史上，與今、古文經(jīng)學之爭同樣影響深遠的又一公案，是漢學與宋學的壁壘對峙，相互消長。
漢學，即以古文經(jīng)學為代表的漢儒考據(jù)訓詁之學。漢代古文經(jīng)學家治學多從文字訓詁人手，前推《爾雅》，后重《說文解字》，通過對字形、字音、字義的訓釋和名物制度的考據(jù)，求得儒學經(jīng)籍之“甚解”，學風質(zhì)樸無華，故又稱“樸學”，但亦往往病于煩瑣支離。漢學時興于兩漢，其學風流播后世，不絕于縷，成為中華學術(shù)的主要派別之一。兩漢以后，歷代皆有重考證、尚質(zhì)樸之治學者，他們便是漢學傳人。
宋學，即以理學為代表的宋儒性命義理之學?！八稳逯畬W、派衍支分，不可彈述。有講術(shù)數(shù)者，有務(wù)事功者，有以禮制為主者，有兼治樂律者”，其共同特色，則在闡釋義理，兼及性命。宋學不滿漢學，稱“秦漢以來，圣學不傳，儒者唯知訓詁章句之為事，而不知復求圣人之意，以明乎性命道德之歸?！彼螌W家”溝通佛∠，以治儒書，發(fā)前人之所未發(fā)，遂別成為一時代之學術(shù)。”宋學“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拋棄漢儒治學傳統(tǒng)，以理學觀點注釋儒家經(jīng)典，重在發(fā)揮義理，而不在名物訓詁上多用功夫，其學之長是精微博大，“象蓋房屋那樣，它們搭起來的是更細密的間架，更深邃的殿堂”，但其流弊則在虛妄空疏。宋學在宋元明各代地位極尊，治學者翕然從風，宋學遂成學壇主潮。
降及清代，“漢學”又呈復興態(tài)勢。究其原由，則在宋學自身。宋學”盡桃漢、唐諸儒，而自以為直接孔門的心傳”?！胺步?jīng)師舊說，俱排斥以為不足信，其學務(wù)別是非，及其弊也悍。學脈旁分，攀緣日眾，驅(qū)除異己，務(wù)定一尊，自宋未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遷，及其弊也黨。主持太過，勢有所偏，材辨聰明，激而橫決，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照勔軘?，考證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義以抵其隙?！鳖櫻孜?、胡渭、閻若璩等起而矯理學家“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之病，大倡“舍經(jīng)學無理學”之說，“教學者脫宋明儒羈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經(jīng)。”但是，清統(tǒng)治者充分利用理學維系綱常名教的理論功能，以朱熹配享孔廟，以朱注《四書》作為科舉取士的圭泉。在“漢學”復興的強勁沖擊下，宋學以其七百年間形成的傳統(tǒng)優(yōu)勢，仍雄踞學壇正宗地位。綜觀有清一代學壇，“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夫漢學具有根底，講學者以淺陋者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以服宋儒也?！睆堉囱辛暪盼慕?jīng)學出身，于漢學自有心得。但他于宋學，也未予排斥。清代以朱注“四書”為科場試帖之本，故凡科舉出身者，于宋學必然熟稔。清代古文經(jīng)學大師如惠棟、戴震、段玉裁等，亦未曾偏廢宋學。漢宋之學于互爭雄長之中，又呈綜合之勢，成為清代學術(shù)有別于元、明時代的“宋學”一統(tǒng)天下。尤其是到張之洞生活的晚清，西方文化學術(shù)滲人，太平天國激起“名教奇變”，“中國數(shù)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為了挽救綱常名教于淪喪之中，清朝統(tǒng)治者也要求士子兼采漢、宋。而張之洞與曾國藩，分別是漢學出身和宋學出身，二者殊途同歸，走上兼采漢宋之路，實踐了《四庫總目》所倡導的“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怯而公理出?！?
曾國藩本“一宗宋儒”，他曾譏貶乾嘉漢學為“一種破碎之學，辨物析名，梳文櫛字，刺經(jīng)典一二字，解說或至數(shù)千萬言，繁稱雜引.游衍而不得所歸。”但是，他于壯年以后，又轉(zhuǎn)變態(tài)度，“余于道光未年，始好高郵王氏父子（清代古文經(jīng)學家王念孫、王引之一引者注）”，對漢學發(fā)生好感。他說：
“乾嘉以來，士大夫為訓詁之學者，薄宋儒為空疏；為性理之學者，又薄漢儒為支離。鄙意由博乃能返約，格物乃能正心，必從事于禮經(jīng)，考核于三千三百之洋，博稽于一名一物之細，然后本末兼賅，源流畢貫，雖極之軍旅、戰(zhàn)爭、食貨凌雜，皆禮家所應(yīng)討論之事?！?
他研讀漢學家江永（1681—1762），秦蕙田（1702—1764）等考證古代禮制的著作《禮經(jīng)綱目》、《五禮通考》等，贊其“自天文、地理，軍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綜九流，細破無內(nèi)，國藩私獨宗之”。他還訓導兒子紀澤，治學務(wù)悉漢學門徑：
“學問之途，自漢至唐，風氣略同；自宋至明，風氣略同：國朝又自成一種風氣。不顧顧、閻、戴、江、錢、秦、段、王數(shù)人，而風氣所扇，群彥云興。爾有志讀書，不必別標漢學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窺數(shù)君子之門徑?！?
曾國藩由“一宗宋儒”而“漢宋兼容”，其動因既有學術(shù)方面的，即漢、宋之學確實互有短長；更有政治方面的。面對太平天國農(nóng)民起義對禮教綱常的猛烈攻擊，曾國藩驚呼“此豈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痛哭于九原”。兩千年中國宗法專制政治，以“禮”為行為、道德規(guī)范?！岸Y，經(jīng)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鬃右虼酥鲝垖杳癜傩铡皩е缘隆钡耐瑫r，還要“齊之以禮”。在對“禮”的研究、考證方面，漢學家窮精竭慮，成就遠在宋學家之上。因此當禮教綱常受到嚴重威脅之時，宏揚漢學，便成為清儒的急迫使命。正是基于此點考慮，曾國藩提出推本禮教，“以通漢、宋二家之結(jié)”。同是兼綜漢、宋，曾國藩是以宋學為本，張之洞則是以漢學為本。曾國藩多從政治需要著眼，而張之洞則多從學術(shù)本身考慮。張之洞將漢學視為學術(shù)之本，他說：
漢學者何，漢人注經(jīng)講經(jīng)之說是也。經(jīng)是漢人所傳，注是漢人創(chuàng)作，義有師承，語有根據(jù)，去古最近，多見古書，能識古學通古語，故必須以漢學為本而推闡之，乃能有合。以后諸儒傳注，其義理精粹足以補正漢人者不少。要之宋人皆熟讀注疏之人，故能推闡發(fā)明。儻不知本源，即讀宋儒書，亦不解也。他著意強調(diào)漢學的訓詁考證在推明經(jīng)典原意上的重要作用：
漢學所要者二，一音讀訓詁，一考據(jù)事實。音訓明方知此字為何語，考據(jù)確方知此物為何物，此事為何事，此人為何人，然后知圣賢此言是何意義。不然空談臆說，望文生義，即或有理，亦所謂郢書燕說耳，與經(jīng)旨元輿也。張之洞認為，一切學問，皆以通經(jīng)為根抵，而通經(jīng)又必須以小學（即漢儒音韻訓詁之學）為根柢，他說：
凡學之根柢，必在經(jīng)史。讀群書之根柢在通經(jīng)。讀史之根柢亦在通經(jīng)。通經(jīng)之根柢在通小學，此萬古不廢之理也。不通小學，其解經(jīng)皆燕說也；不通經(jīng)學，其讀史不能讀表、志也：不通經(jīng)史，其詞章之訓詁多不安，事實多不審，雖富于詞，必儉于理。故凡為士必知經(jīng)學、小學，綜此兩端，其在篤嗜神悟，欲以此名家著述者，終身由之而不盡。
另一方面，之洞對于宋明義理之學，也不一概排斥，尤其對于集理學之大成的朱熹之學，更表崇敬之情：
四書朱注最精最顯，澄懷觀之，何語不憭?！罃酂o通經(jīng)博覽之人而不能解朱注者。四書一編，為群經(jīng)之綱維，萬理之淵海。宋儒以后理學家書，推明性理，洵發(fā)前代未發(fā)，然理無盡藏，師無定法，涯矣難窮，其高深徽眇，下學未能猝解。朱子《近思錄》一書，言約而達，理深而切，有益身心，高下威宜，所宜人置一編。
如果說曾國藩于“兼綜漢宋”仍有所保留，態(tài)度較為曖昧，主張“不必別標漢學之名目”，那么張之洞則公開揭橥破除門戶之見，綜采兩家之長的標幟：
近世學者，多生門戶之弊。奈何曰學術(shù)有門徑，學人無黨援。漢學，學也；宋學，亦學也。經(jīng)濟詞章以下，皆學也。不必嗜甘而忌辛也。大要讀書宗漢學，制行宗宋學。漢學豈無所失，然宗之則空疏蔑古之弊除矣。宋學非無所病，然宗之則可以寡過矣。至其所短，前人攻之，我心知之。學人貴通，其淪事理也，貴心安。爭之而于己無益，排之而究不能勝，不如其已也?！拐哂趦杉矣兴蕉鵁o所黨，不惟漢、宋兩家不偏廢，其余一切學術(shù)，亦不可廢。
張之洞批評們于漢來之一隅者都未能探獲“圣人之道”，他指出：
近代學人，大率兩途。好讀書者宗漢學，講治心者宗宋學。逐未忘源，遂相詬病，大為惡習。夫圣人之道，讀書治心，宜無偏廢，理取相資。詆諆求勝，未為通儒。甚者或言必許、鄭，或自命程、朱，夷考其行，則號為漢學者，不免為貪鄙邪刻之徒，號為宋學者，徒便其庸劣巧詐之計。是則無論漢宋，雖學何為。要之學以躬行實踐為主。漢宋兩門，皆期于有品有用。使行誼不修，涖官無用，楚固失矣，齊亦未為得也。若夫欺世自欺之人，為漢儒之奴隸而實不能通其義，為宋儒之佞臣而并未嘗讀其書，尤為大謬，無足深責者矣。
他認為合理的學術(shù)態(tài)度是兼采漢學的認真讀書和宋學的深入窮理：
愚性惡聞人詆宋學，亦惡聞人詆漢學。意謂好學者即是佳士，無論真漢學未嘗不窮理，真宋學亦未嘗不讀書。即使偏勝，要是誦法圣賢，各適其用，豈不勝于不學者。乃近人著書，入主出奴，互相丑詆，一若有大不得己者，而于不學者則絕不訾議，是誠何心，良可怪也。（近年士人既嫌漢學讀書太苦，又嫌宋學律身太拘，五經(jīng)幾于廢閣，名文亦嫌披覽，但患其不學耳，何暇慮及學之流弊哉。）
張之洞兼綜漢宋，從其學術(shù)根本上檢討，在于他對本原的孔門之學的全面理解。“先王設(shè)教，孔門授學，自當本末兼賅，道器竝著，豈有但詳學僮儀節(jié)之文，五禮名物之制，而于身心治道絕不容一語及之者。”他認為，“淺陋之講章，腐敗之時文，禪寂之性理，雜博之考據(jù)，浮誕之詞章，非孔門之學也。”“孔門之學，博文而約禮，溫故而知新，參天而盡物。孔門之政，尊尊而親親，先富而后教，有文而備武，因時而制宜?？鬃蛹?，等百王，參天地，贊化育，豈迂陋無用之老儒，如盜跖所譏，墨翟所非者哉！”之洞兼綜漢宋，歸根結(jié)柢是要將二者統(tǒng)一到本原的孔門之學的真正精義上來?！案`惟諸經(jīng)之義其有遇曲難通紛歧莫定者，當以《論語》、《盂子》折衷之。《論》《孟》文約意顯，又群經(jīng)之權(quán)衡矣?！?
由于之洞學術(shù)的根本立足點在本原的孔儒之學，故爾不僅能對孔儒之學內(nèi)部的漢、宋學派兼容并納，而且對于先秦諸子之學，也從補直、印證孔儒之學的意義上發(fā)掘其價值。
在學術(shù)宗旨方面，之洞出于純正孔儒之學的立場，對于先秦諸子，包括一般人認為雖然主張禮法兼治、王霸并用，但仍不失為“八儒”之一的荀子，都持嚴格批評態(tài)度。他說：
《老子》尚無事則以禮為亂首，主守雌則以強為死徒，任自然則以有忠臣為亂國?！肚f子》齊堯桀，黜聰明，謂凡之亡不足以為亡，楚之存不足以為存（此不得以寓言為解）?！读凶印钪炱肺┛v嗜欲不顧毀譽?！豆茏印分^惠者民之仇讎，法者民之父母，其書羼雜偽托最多，故兼有道、法、名、農(nóng)、陰陽、縱橫之說?！赌印烦都鎼邸芬岩姵庥凇睹献印吠?，其《非儒》.《公孟》兩篇，至為狂悍，《經(jīng)》上下、《經(jīng)說》上下四篇，乃是名家清言，雖略有算學、重學、光學之理，殘不可讀，無裨致用?！盾髯印冯m名為儒家，而非十二子，倡性惡，法后王，殺《詩》、《書》，一傳之后，即為世道經(jīng)籍之禍。申不害專用術(shù)，論卑行鄙，教人主以不誠。韓非用申之術(shù)，兼商之法，慘刻無理，教人主以不任人，不務(wù)德。商鞅暴橫，盡廢孝弟仁義，無足論矣。此外若《呂覽》多存古事，大致近儒。《晏子》兼通儒墨，瑕瑜互見。《戰(zhàn)國策》考見世變，勢不能廢?！秾O》、《吳）、《尉鐐》，兵家專門，尚不害道。尹文、慎到冠、尸佼，可采無多。至于公孫龍巧言無實，鬼谷陰賊可鄙，皆不足觀?！蟮种T家紕繆易見，學者或愛其文采，或節(jié)取一義，茍非天資乖險，鮮有事事則傚實見施行者。
對于《老子》，之洞尤其深惡痛絕：
獨《老子》見道頗深，功用較博，而開后世君臣茍安誤國之風，致陋儒空疏廢學之弊，啟猾吏巧士挾詐營私軟媚無恥之習，其害亦為最巨，功在西漢之初，而病發(fā)于二千年之后，是養(yǎng)成頑純積弱不能自振之中華者，老氏之學為之也。
但是，從學術(shù)資料著眼，從詮釋、補充儒學的需要出發(fā)，張之洞又十分強調(diào)先秦諸子之學的珍貴價值。他認為：
子有益于經(jīng)者三。一證佐事實，一證補諸經(jīng)偽文佚文，一兼通古訓古音。然此為周秦諸子言也，漢魏亦頗有之，至其義理，雖不免偏駁，亦多有合于經(jīng)義、可相發(fā)明者，宜辨其真?zhèn)?，別其瑜瑕，斯可矣。唐以后子部書最雜，不可同年而語。諸子道術(shù)不同，體制各別，然讀之亦有法。首在先求訓詁，務(wù)使碻實可解，切不可空論其文，臆度其理。即如莊子寓言，謂其事多烏有耳，至其文字名物，仍是鑿鑿可解，文從字順，豈有著書傳后，故令其語在可曉不可曉之間者乎？以經(jīng)學家實事求是之法讀子，其益無限。大抵天地間人情物理，下至猥瑣纖末之事，經(jīng)史所不能盡者，子部無不有之，其趣妙處，較之經(jīng)史尤易引人入勝。故不讀子，不知瓦礫糠粃比無非至道，不讀子，不知文章之面目變化百出，莫可端倪也。（今人學古文以為古文，唐宋巨公學諸子以為古文，此古文家秘奧。）此其益人又有在于表里經(jīng)史之外者矣。
顯而易見，張之洞這里所論諸子典籍的學術(shù)價值，不惟糾正了當時腐儒排拒諸子之陋見，且于后世治學者，亦有所啟迪。清末諸子學的發(fā)達，正是對張之洞“讀子為通經(jīng)”說的闡揚和展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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