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劇衍變時期的承德避暑山莊戲劇
白曉穎
二、承徳避暑山莊在京劇形成過程中的作用
京劇是中國戲曲劇種，也是中國最大的劇種。一說形成于清光緒年間，一說形成于道光年間。
清初，京師梨園的“昆腔”與“京腔”（又稱“高腔”，源出“弋陽腔〃）并盛。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秦腔演員魏長生自四川進京，以《滾樓》一劇名動京師,京腔大為減色，竟“使京腔舊本置之高閣”。中國清代乾隆年間北京劇壇4個戲班。即“三慶班”、“四喜班”、“和春班”、“春臺班”。多以安徽籍藝人為主，故名“徽班”。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為給乾隆帝弘歷祝壽，從揚州征召了以戲曲藝人高朗亭為臺柱的三慶班入京，原來的徽劇以唱“二黃調(diào)”為主，兼唱“昆腔”、“吹腔”、“四平調(diào)”、“撥子”等，是為徽班進京演出之始。后來吸收了京、秦二腔。之后又有“四喜”、“啟秀”、“霓翠和春”、“春臺”等安徽戲班相繼進京，在演岀過程中，6個戲班逐漸合并為四大徽班。時值京腔（高腔）、秦腔已先行流入北京，徽班在演唱“二黃”、“昆腔”、“梆子”、“啰啰”諸腔的基礎(chǔ)上，兼容并蓄，岀現(xiàn)了“四徽班各擅勝場”的局面。因此一說京劇的前身即為徽劇，通稱“皮黃戲”。嘉慶、道光年間，“漢調(diào)”（又稱“楚調(diào)”）進京，參加徽班演出，徽班又兼習(xí)楚調(diào)之長，形成徽、漢合流，促成湖北的“西皮調(diào)”與安徽的“二黃調(diào)”融合，向京劇衍變奠定了基礎(chǔ)，于是“皮黃戲”也由此而得名。因此，四大徽班進京，被視為京劇誕生的前奏。
《萬樹園賜宴圖》是清代乾隆時期郎世寧、王致誠、艾啟蒙等創(chuàng)作的絹本設(shè)色畫，現(xiàn)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皮黃戲的興起，為劇壇帶來了新氣象，首先是原來以旦角為主的戲班，一變而為生角掌班，程長庚、張二奎、余三勝就是其中的代表。其次是由于晚清慈禧太后的偏愛，宮中民籍教習(xí)近百人，幾乎網(wǎng)羅了北京所有的名角，演出場所增多，宮廷、劇場演岀頻繁。京劇繼承了皮黃戲的豐富劇目，不僅有屬于二黃系統(tǒng)的二黃、西皮、吹腔、四平調(diào)、撥子等劇目，而且還包括昆腔、高腔、秦腔、羅羅腔、柳枝腔等聲腔劇目。這類傳統(tǒng)劇目，據(jù)粗略統(tǒng)計，不下200種，豐富多彩，琳瑯滿目。其題材和形式也多種多樣，有文戲、武戲、群戲、本戲，有唱功戲、做功戲、對兒戲、折子戲等。但它畢竟是經(jīng)過一百多年與民間各類藝術(shù)形式的融匯、衍變而發(fā)展起來的，這其中，不能忽略了作為清代皇帝夏都的承德避暑山莊，以及“蒙旗十八班”對其在衍變形成過程中的作用與影響。
《塞宴四事圖》是清代郎世寧繪，記載乾隆皇帝在木蘭秋狝后，于避暑山莊舉行詐馬(賽馬)、什榜(音樂)、布庫(相撲)、教跳(馴馬)等四事的場景，現(xiàn)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觀賞“塞宴四事”中的乾隆帝
乾隆時期，蒙古科爾沁、巴林、奈曼、敖漢、翁牛特、土默特、喀喇沁等49旗的王公貴族倍受恩寵，享樂之余，便效法朝廷宴享宮戲的規(guī)制，先后有18旗建立了王府戲班，即熱河人所說的蒙古“四十九旗十八班”?！笆税唷钡乃嚵娲蟛糠质强诶铩⒖谕饷耖g班社中的成員，也有的是選招入班的本旗懂音律的蒙、漢藝伶。統(tǒng)稱“旗班”，官稱“王府班二蒙古王公為適應(yīng)宮中的演戲活動，便選派了十八班中的優(yōu)伶、樂工,去北京宮廷的南府及和聲署學(xué)習(xí)，為當(dāng)時只習(xí)“昆山”、“弋陽”二腔的南府內(nèi)、外學(xué)帶去了民間已經(jīng)流行的梆子、晉腔等戲目和演技。乾隆四十年以后，梆子腔、秦腔隨著徽班進京也盛行起來，“十八班”又從中吸收了流行在北京諸腔的精華，才藝大長。其中最有名的是由“山藥紅”海濤做執(zhí)事的土默特旗“慶和梆子腔班”、“小諸葛”貫三福做執(zhí)事的巴林旗“雙盛梆子腔班”，和“活關(guān)圣”江永昌做執(zhí)事的喀拉沁旗“三義晉出于清帝政治的需要，隨著例行的秋彌、駐群等活動，“十八班”每年都要到避暑山莊清音閣、萬樹園、一片云等戲臺為皇帝唱戲。而這時期，又是各地區(qū)各民族的戲曲、音樂、舞蹈、雜技等藝術(shù)聚集到一起，各展豐姿的機會，為各門類藝術(shù)之間直接的相互學(xué)習(xí)與借鑒提供了絕佳的條件和環(huán)境。
到避暑山莊與“十八班“同在一臺演出的徽班“春臺班”、“四喜班”、“三慶班”中的張三元、陳長壽、董文、錢喜祿等藝人們：在這里親自領(lǐng)略到了塞外戲曲藝術(shù)的風(fēng)貌。
蒙古什榜人
在乾隆四十四年避暑山莊的“萬壽節(jié)”上，“十八班”以昆腔仙呂調(diào)的套曲伴唱“頌祝詞”并伴以戲曲的程式舞蹈，而宮廷中的“承應(yīng)大戲”則用“念”陳奏，極其岀新；“十八班”上演的《硃砂記》《秋胡戲妻》，道白用京韻，好聽易懂，既有別于一般梆子，又符合久居京城各色人等的欣賞習(xí)慣。在準備乾隆四十五年的“萬壽節(jié)”時，“十八班”從昆腔戲目《醉軒·撈月》開始，又學(xué)習(xí)了幾出《蟠桃上壽》之類適應(yīng)避暑山莊清音閣演出的“承應(yīng)大戲”，并掌握了宮廷的演奏風(fēng)格。在演岀中，他們學(xué)自南府的昆腔戲目《醉軒·撈月》,用的是〈仙呂后庭花〉〈收江南〉〈七兄弟〉〈梅花酒〉〈上馬京〉等曲，又將秦腔中的“二六板”與之融合、將梆子腔的韻腳融入昆腔之中，以及北韻京腔的念白，加上新穎的樂器編配和不拘一格的表演，給人耳目一新之感。
乾隆皇帝70大壽慶典之后，“十八班”回返所屬各旗。其中“慶和”、“三義”及“巴林”三個班從八溝起，途經(jīng)隆化、圍場，直至土默特（今阜新）唱紅了一路；“巴林”班還唱到了奉天。
光緒、宣統(tǒng)年間，北京皮黃班接踵去上海演出，因京班所唱皮黃與同岀一源的安徽皮黃聲腔不同，更為悅耳動聽，為把兩者區(qū)別，遂稱京班為京調(diào)。辛亥革命之后，上海梨園全部為京班所掌握，于是稱京皮黃為京戲，一度稱為“平戲”。“京戲”一名，實創(chuàng)自上海，而后流傳到北京。
“山藥紅”回旗后，承德街上就由滿族貴族舒明岀面，于嘉慶初期組織了“亂彈研藝社”，旨在把昆腔與梆子揉到一起，產(chǎn)生新腔，他們的研究成果，交由灤河“祥?！薄罴覂蓚€班社的藝伶去實踐。改革戲劇要從典故入手，于是在道光年間，承德街上又岀現(xiàn)了專事戲曲研究與改革的團體，至同治年間，該團體正式掛牌叫“戲典研藝社”。至于承德避暑山莊以及“蒙旗十八班”在京劇衍變形成過程中，最終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與影響，尚待進一步去考證，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多種文化形態(tài)在承德得以融合的狀況，確是承德避暑山莊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的大河中之所以特殊的重要原因之一。【來源：《大舞臺》2005年第5期】（完）
掃描二維碼獲取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