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極度混亂的時期，先有三國鼎立，后有八王之亂，五胡亂華，戰(zhàn)爭永不止休。再有曹氏、司馬氏輪番篡位，由于得國不正，為了免遭非議，統(tǒng)治者利用政治手段打壓文人。社會環(huán)境的不穩(wěn)定，政治手段的高壓，形成了魏晉時代獨特的“士風”與“仕風”。

一、士風

（一）士

既然要談論士風，首先需要明確“士”的概念。

西漢賈誼《新書·階級》一文中寫道：“故古者圣王制為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可見在先秦時期，士是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政治貴族。

隨著春秋戰(zhàn)國時期社會大變革的發(fā)生，士的社會階級也產(chǎn)生了變動，逐漸失去了政治地位。但士階層良久熏陶出的知識與文化沒有丟，并且由于士群體十分龐大，成為了社會上的主要知識群體，久而久之，士成為有知識、有聲望的文人代名詞。

知識分子在政治清明的時代，往往都是一心從政，施展才華，以圖報效國家。但若身處政治黑暗的時代，才華無處施展，國家不值得報效，難免會懷有一腔憤懣之氣，做出些與士大夫這個身份格格不入的事情，魏晉時期的文人便是出格的代表。

（二）魏晉風度

與我們心中恪守禮法、穩(wěn)重自持的士的形象不同，魏晉時期，知識分子們形成了一種率直任誕，灑脫不羈的風格。他們縱情聲色，沉迷飲酒，雅好游山玩水，甚至連服食五石散都能引為風尚，令人效仿。

魏晉風度的代表人物，前有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后有王導、謝安等世家子弟，但最不守禮法，最特立獨行，最能代表魏晉風度獨特風貌的，無疑是以阮籍、嵇康為首的竹林七賢。

據(jù)說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咸七人相交為友，常常在山陰縣的竹林中喝酒清談，于是被稱為竹林七賢。其中又以阮籍與嵇康兩位才氣最高、名聲最大、最能代表這一時期的士風。

魏晉都是臣子篡位得來的天下，不敢大肆宣揚忠義，只能“以孝治天下”。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向往名利的文人們將孝順當成作秀，想通過孝順的名聲為自己博取一個好前程。阮籍則截然不同，母親去世后，他不顧禮法，自顧自地喝酒吃肉，眾人紛紛指責他不孝。結果在母親墓前，阮籍吐血數(shù)升，陷入昏厥，眾人這才知道，阮籍的悲傷發(fā)自內心，只是不愿意遵守虛假的禮節(jié)。

阮籍所體現(xiàn)的魏晉風度是不為禮法所矯飾，但他在政治上卻有些軟弱。比如說他面對司馬氏的求親，不愿答應卻又不敢拒絕，只能假裝連醉六十日將使者逼走。

與阮籍相比，嵇康面對政治高壓則顯得十分強硬，他自己堅決拒絕出仕，好友山濤入朝為官，為司馬氏效力，他寫下流傳千古的《與山巨源絕交書》，稱自己“非湯武而薄周孔”，極大地折損了司馬氏的臉面，后來又遭鐘會陷害，被司馬昭下令處死。臨刑前他彈奏了一首《廣陵散》，神色自若，慷慨赴死。

阮籍、嵇康二人所體現(xiàn)的魏晉風度，風流瀟灑，行止皆出于自然，不為禮法所拘束，正是那個時代文人群體所向往的理想人格。

（三）獨特士風的成因

魏晉時期能形成如此奇特的士風，主要原因在于政治上的黑暗腐敗，以及統(tǒng)治者對于文人的殘酷迫害。

曹氏和司馬氏都是權臣上位，所以為愛國的文人所不齒。為了鞏固權力，維持統(tǒng)治，曹操殺了當時的文人領袖孔融；司馬懿殺了曹操的養(yǎng)子——正始名士何晏；司馬師殺了玄學家夏侯玄；司馬昭殺了竹林七賢中的嵇康……

文人領袖相繼遇害，文人們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紛紛遠離政治，精心避禍。無法在政治上展露才華，又讓他們十分痛苦，只能在飲酒服藥中得到暫時的解脫，形成了以清談為風尚的獨特景象。

二、仕風

與“士”泛指讀書人不同，“仕”這個字特指出仕為官，范圍狹窄得多。魏晉時期出現(xiàn)的仕風前后割裂，是一個非常值得探究的問題。

（一）建安風骨

建安風骨是漢魏之際、建安年間興起的一種文學風格，代表人物是“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與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干、阮瑀、應玚、劉楨）。三曹與建安七子都曾參與朝政，俗話說“詩以言志”，從他們的詩歌作品中，可以窺見他們內心的抱負與當時流行的仕風。

這一時期的詩歌氣勢雄渾，慷慨激昂，既反映了現(xiàn)實的悲涼，又抒發(fā)了詩人勇于進取，渴望建功立業(yè)的精神面貌。如曹操在《蒿里行》中感嘆：“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span>深刻地揭露了在頻繁的戰(zhàn)爭摧殘下，普通百姓所遭遇的苦難。于是便有了曹植在《白馬篇》中所渴望的“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

總的來說，建安時期的仕風是積極有為，銳意進取。官員們仍有視死如歸、捐軀報國的壯志；有結束戰(zhàn)亂、沖破黑暗的決心；有統(tǒng)一中原、慷慨放歌的豪情……可惜的是，戰(zhàn)亂仍在繼續(xù)，社會環(huán)境更加黑暗，于是，魏晉仕風轉向下一個階段。

（二）玄學之風

時間來到魏厲公正始年間，這時的政治環(huán)境愈發(fā)黑暗，司馬氏黨同伐異，大肆誅殺朝臣，野心勃勃為篡位做準備，導致當時“天下名士，少有全者”。此時，曹操的養(yǎng)子何晏，以及與曹魏關系密切的王弼等人，開始在恐懼中引領了魏晉玄學的盛行。隨后竹林七賢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將這股玄學之風推向高潮。

竹林七賢中的嵇康雖然一直避世不仕，但七賢的阮籍、山濤等都曾做過官。阮籍官至步兵校尉，人稱“阮步兵”。他雖然當官，卻一直選擇逃避態(tài)度。面對司馬氏的求親，他裝醉躲過。在心中憤懣難以排遣時，他駕車不辨路徑的亂走，等到馬車走到窮途末路，便放聲大哭，心中的悲憤與壓抑可想而知。

正是由于政治高壓的壓迫，使得這一時期的官員集體失聲，就算發(fā)聲，也全都是務虛而不務實的清談，清談談論的多為宇宙以及人生的哲理，其中心問題是老莊的本末有無問題，話題往往指向虛無。玄學家就是以這種方式避免直接談論社會現(xiàn)狀，用以明哲保身。建安時期那種奮發(fā)向上、慷慨激昂的士大夫精神，至此蕩然無存。

（三）永嘉之亂

晉惠帝司馬衷智商低下，昏庸無能，晉武帝為了能讓自己的兒子坐穩(wěn)皇位，于是大肆分封諸王，希望手握重兵的兒子們能夠守望相助，結果恰恰釀成了“八王之亂”，使得晉朝國力大損。最后東海王司馬越成了最大的贏家，扶持司馬熾登上了皇位，開始了攝政之路。

趁著晉朝元氣大傷的機會，屢被欺壓的胡人起兵作亂，開啟了五胡亂華的時代，事情發(fā)生在永嘉年間，史稱永嘉之亂。

永嘉之亂后，晉朝宗室率領百官與百姓“衣冠南渡”，建立了東晉王朝。此時國家滅亡，政權不穩(wěn)，又有五胡十六國在北方作亂，東晉統(tǒng)治者無力繼續(xù)壓迫仕人，而有責任心的愛國士子，面對國仇家恨，終于不再沉溺于玄學清談，而是重新恢復了建安年間的昂揚斗志。

例如祖逖年輕時半夜聞雞起舞，一心練劍報國，后來終于被封為奮威將軍，率領部眾一路北上，收復了豫州。又有謝安指揮淝水之戰(zhàn)，以八萬之眾力挫前秦百萬大軍，打破了東晉王朝面臨的最大困境。

這一時期，仕人們被戰(zhàn)亂逼迫著將眼光從虛無的宇宙轉向殘酷的現(xiàn)實，是以他們身上都有一股敢于直面困境，勇于抗爭的豪情。

《世說新語》中有一則小故事可以佐證當時仕風的轉變：永嘉年間，王敦鎮(zhèn)守豫章，衛(wèi)玠為了逃避戰(zhàn)亂，就來投奔王敦。兩人一連談論了幾天，十分盡興。后來王敦對身邊的長史謝鯤說：“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沒想到在永嘉年間，也能聽到正始年間的清談之論?？梢娫诋敃r，正始時傳下來的清談風氣已經(jīng)得到了很大的改變，才會讓衛(wèi)玠偶爾的玄學之談變得稀罕無比。

結語

從魏晉時期“士風”與“仕風”的轉變，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士人的思想風潮是被更具才華和影響力的仕人所引導的。當然，兩者也存在明顯的區(qū)別。更靠近權力中心的仕風往往更保守軟弱，而受拘束較小的士風則更加自由奔放，換句話說，也就是既有魏晉風流，也有臣服于現(xiàn)實。

總之，無論是仕風還是士風，都由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所決定，當社會政治環(huán)境有所變化，社會的風氣也就隨之一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