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有詩云：萬里風(fēng)沙知己盡，誰人會得廣陵音？說的就是嵇康的《廣陵散》在他死后已成絕響，再也無人能彈奏了。《廣陵散》是人們熟知的名曲，其演奏者就是魏晉時期的名士嵇康，以嵇康、阮籍為代表的“竹林七賢”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最重要的文化人物，開創(chuàng)了被稱為魏晉名士風(fēng)度的社會風(fēng)氣。

魏晉名士，說的就是當(dāng)時的一批蔑視當(dāng)朝權(quán)貴，反抗傳統(tǒng)禮教，追求率性脫俗的士大夫， “竹林七賢”是這種名士風(fēng)度的開創(chuàng)者，他們分別是嵇康、阮籍、劉伶、山濤、向秀，阮咸、王戎七人，因他們經(jīng)常在當(dāng)時的山陽縣（今河南輝縣一帶）的茂林修竹之中飲酒、縱歌，肆意酣暢，被稱為竹林七賢。

他們推崇清談，回避具體政事，行為上放蕩不羈、率性而為，思想上玄而又玄，無固定章法，在當(dāng)時成為另類，但又在之后引領(lǐng)社會潮流，成為魏晉時期士大夫爭相模仿的典范。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魏晉名士風(fēng)度最引人注目的特點就是“任誕”之風(fēng)盛行，任誕之風(fēng)成為判斷士人是否是名士的重要標準。

一、任誕之風(fēng)及其主要表現(xiàn)

任誕，為任性放縱的意思，《晉書·儒林傳》載魏晉名士“指禮法為流俗，目縱誕以清高”，任誕之風(fēng)就始于竹林七賢。魏晉名士們蔑視統(tǒng)治者標榜的禮教的虛偽，崇尚老莊玄禮，向往虛靜淳樸、天真無為，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后來，又把老莊的虛靜演變?yōu)榉攀幉涣b，他們縱酒放達、詆毀禮法、蔑視權(quán)貴、憤世嫉俗。

由于他們本身的知名地位，這些不合禮法、不合情理的怪誕行徑被認為是高潔之舉，彰顯名士風(fēng)范，《世說新語》里就專門有任誕篇，記載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名士的任誕典故。任誕之風(fēng)的主要表現(xiàn)一是矯情悖俗、鄙棄禮教，二是縱情飲酒，嗜好丹藥，三是率真任性，行為怪誕。

1、矯情悖俗、鄙棄禮教。

任誕現(xiàn)象的核心要義就是反抗統(tǒng)治者提倡的禮教，鄙視世俗規(guī)范，因此，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名士通過各種行為反抗儒家禮教的約束。他們無視禮法，踐踏禮法，做的盡是跟禮法相悖，為世人做指摘的荒謬之事，他們時?；岫?，衣衫不整，談笑自若，不愿被俗世禮節(jié)所束縛。

《世說新語·任誕》記載，阮籍的嫂子曾回娘家探親，阮籍親自送她，與她話別，當(dāng)時這可是有違男女之大防，有人諷刺他不遵守禮教，私自與嫂子說話，阮籍答道“禮豈為我設(shè)邪！”表示自己不懈談?wù)搨鹘y(tǒng)禮法，自己只是純粹地表達對嫂子自然而然的親情而已。

阮籍的侄子阮咸也同樣放達不拘，經(jīng)常做一些違背禮俗的事，阮咸的母親去世后，即便在居喪期間，也縱情越禮。他曾與姑姑的鮮卑族婢女私通，但其姑姑走之時把婢女也帶走了，阮咸當(dāng)時正值母喪，正在待賓客，得知后立即扔下賓客去追鮮卑女，共同騎驢回來。這種驚世駭俗的舉動，把世俗孝道、人倫等全都踐踏了一遍。

2、縱情飲酒，嗜好丹藥。

酣暢狂飲是魏晉名士彰顯個性的重要外在表現(xiàn)，飲酒甚至是作為名士的必備的一個條件?！妒勒f新語·任誕》共五十四則，其中提到“飲酒”、“酒”的就有二十九則，占了本篇一半之多，魏晉名士輕則“恒飲”、“大飲”，重則“病酒”、嗜酒如命。竹林七賢們即經(jīng)常在茂林修竹之中，開懷暢飲，不醉不歸，其中劉伶為最。劉伶曾說“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把酒看的和生命一樣重要。

劉伶飲酒后還放達不羈，有一次他喝醉后在家里脫光衣服在家里走動，有人進來了譏諷他，劉伶說我是以天地為屋，以屋為衣褲，你們?yōu)楹毋@到我的衣褲中來？劉伶后來被稱為“酒仙”，還有了“劉伶醉”，是中國酒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

3、率真任性，行為怪誕。

魏晉名士一直以張揚個性自居，他們行為總是由著性子來，從不考慮符不符合規(guī)范，誕生了許多光怪陸離、違背常理、令人驚詫的事來。例如，嵇康與山濤同為竹林七賢，關(guān)系甚好，后來山濤因為參加司馬氏政權(quán)，并向司馬氏舉薦嵇康，嵇康認為這是對他極大的侮辱，大怒，并洋洋灑灑寫了一篇《與山巨源絕交書》，宣布與山濤絕交，一度引發(fā)社會的熱議，鬧得人盡皆知，完全不顧社會影響。

《世說新語》還記載了一個故事，王羲之的兒子王子猷也是一位名士，他住在山陰，有一天天大雪，他半夜醒了后讓人煮酒，忽然想起來好友戴安道，戴安道家遠在剡城，連夜駕駛小船前往，一宿時間才到，等到了戴安道門前卻又忽然折返，他的隨從問其故，王說：我本一時興起，現(xiàn)在已經(jīng)興盡了，何必再去見他。

在王子猷看來，見不見朋友不要緊，關(guān)鍵在于自我情感得到抒發(fā)，既然在過程中得到了精神的滿足，那最初想要的結(jié)果也就沒那么重要了。這些行為在現(xiàn)在看來很難讓人理解。

二、任誕之風(fēng)盛行的主要原因

魏晉士人嗜酒成性、蔑視禮教、任性而為的荒誕的行徑背后蘊藏著深層的內(nèi)涵， 反映了其內(nèi)心世界和時代環(huán)境的格格不入，這也正是“任誕”精神的實質(zhì)所在，有著特殊的歷史現(xiàn)實和文化背景。

1、魏晉時期社會混亂，政治環(huán)境險惡。

魏晉是中國歷史上又一亂世，在這個動蕩的時代，朝代更迭，南北對峙，戰(zhàn)亂頻繁，士人們自然感覺生命的無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飄塵”。士人躋身政治，看到的則是黑暗、混亂、奸詐、虛偽的權(quán)利斗爭。竹林七賢生活的時代正值曹魏末期，這一時期司馬氏加快了篡奪曹魏政權(quán)的步伐，為剪除異己，大肆殺戮，一些著名士人如何晏、夏侯玄都慘遭殺害，隨便說一句都可能引來殺身之禍。

阮籍、嵇康等人既反對司馬氏倒行逆施的行徑，又迫于統(tǒng)治者的淫威，不能與之正面對抗，只能退隱山林，飲酒自醉，不問政事，消極抵抗。一次，司馬昭為兒子司馬炎向阮籍求婚，他不愿黨附司馬氏，但又不敢拒絕，就“大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借酒避世之心，昭然若現(xiàn)。任誕的行為其實是士人們內(nèi)心苦悶、無處釋放自己性情的一種表現(xiàn)。

2、玄學(xué)盛行，漢代儒家禮法權(quán)威不再。

魏晉時代，士人宗《老》、《莊》而黜《六經(jīng)》，崇自然而為廢名教，王弼等早期玄學(xué)家從《老子》“道法自然”中提出“以無為本”的本體論 ，并作出“萬物皆由道而生”，“名教出于自然”的論斷，認為“名教”是人們思想行為的桎梏，是對人性的扭曲。只有打破這個桎話．保持人的本性，才能得大道之本。這就為士人們恣情任性，放蕩無行提供了理論根據(jù)。

漢末以來，國家喪亂，人民流離失所，先是曹魏代漢，后來又是司馬氏篡曹魏，儒家禮法被破壞的蕩然無存。雖然曹魏、司馬氏等統(tǒng)治者表面上仍在推崇儒家禮法，但實際上卻驕奢淫逸，熱衷于政治權(quán)謀，不顧及天下民生，禮教不過是統(tǒng)治者用于對付反對者的工具。

而那些看似遵從禮教者，也不過是打著幌子，迎合統(tǒng)治者來謀求私利。士人對統(tǒng)治者充滿失望，對儒家禮法也不再信仰與堅持，進而把心靈寄托于老莊玄學(xué)，摒棄禮法，以種種荒誕的行徑來表達內(nèi)心的苦悶。

3、任誕行為也是對司馬氏集團的嘲諷和反抗。

司馬氏集團對士人一系列的封殺只能殺戮士人的身體，卻殺不死士人們早已反抗和不滿的心。“竹林七賢”對司馬氏的反抗以各種任誕的形式出現(xiàn)，如果說阮籍以不合作裝瘋賣傻的行為表示他的憤懣和反抗的話，那么嵇康則任情任性以近乎直白的形式直接抒發(fā)對司馬氏的不滿，所以最終的結(jié)果是司馬氏可以保阮籍活命，而嵇康最終難逃一曲《廣陵散》絕響于刑場的命運。

三、結(jié)語

宗白華《美學(xué)散步》里說，“漢末魏晉六朝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嗜酒成性、任性而為、蔑視禮法這些看似對一切都不在乎的行為背后實則飽含了魏晉士人的苦與淚，魏晉士人通過放任不羈、目無禮法的行為來反抗黑暗的政局，在禮教的壓迫下，快意人生其實是他們堅守人格的方式，展示的是其追求精神覺醒的訴求。

“任誕”行為表達了魏晉士人對命運的悲嘆與對現(xiàn)實的不滿，是真性情的體現(xiàn)，顯示了魏晉士人獨特的人格魅力與人性光輝，對后世陶淵明、蘇東坡等文人也有深遠的影響。但任誕行為也造成了巨大的后果，士大夫崇尚清談，不問實事，有些士人盲目模仿竹林七賢的任誕行為而不學(xué)無術(shù)，朝中充滿浮華不實的風(fēng)氣，一旦面臨具體的事務(wù)便束手無策，直接把西晉迅速引向了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