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650－721年)，字元之，陜州硤石(今河南孟津)人。他曾在武則天圣歷元年(698年)、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和唐玄宗李隆基開元元年(713年)三次擔任宰相，對挽救危局，整頓吏治，振興經(jīng)濟，開創(chuàng)開元之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人們稱之為“救世宰相”。司馬光在其《資治通鑒》中也說：“唐世宰相，前稱房、杜，后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意思是講：在整個唐朝眾多的宰相中，房玄齡、杜如晦和姚崇、宋璟，是最出色的。
一、整肅吏治
姚崇一向認為：“官者，庶人之師，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無怨，唯上之平（關(guān)鍵是在上面的官員要公平）。”鑒此，在他擔任宰相期間，除了確保自己“身正”，整肅吏治。
早在睿宗即位前，曾一度時興“斜封官”：公主、后妃們，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在皇帝面前撒嬌求情，由皇帝直接頒下敕書，任命官吏，并用斜封交付中書省，辦理有關(guān)手續(xù)。
如此一來，銓選官吏的機構(gòu)形同虛設(shè)，買官賣官現(xiàn)象日益嚴重。據(jù)史料，當時官多為患，濫官充溢，甚至出現(xiàn)了宰相、御史及員外官辦公時連座位都沒有的現(xiàn)象，被時人戲稱為“三無坐處”，大大影響了正常的政務(wù)活動。那些花錢買官的人，做官后更是變本加厲地搜刮民財，致使百姓怨聲載道；同時，官多俸多，國家開支更大，也進一步加重了百姓負擔。
鑒此，姚崇聯(lián)合宋璟等人，上疏睿宗皇帝，力主：“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廢”。睿宗采納了他們的建議。于是，他迅速撤銷了一些可有可無的司、監(jiān)、署，并一次性罷免了斜封官數(shù)千人。這是一件利國益民的之舉，卻有很大阻力與風險，真是難為而勇為之舉。
玄宗繼位后，姚崇裁減冗員的力度有增無減。他先后罷免了員外官、試官、檢校官，并申明：曾擔任這三種官職的人，如果今后沒有突出政績或戰(zhàn)功，吏部和兵部不得重新錄用。
對于那些“走后門”謀取官職的，無論何人，姚崇無不堅決制止。有一次，申王李成義，向玄宗請托，要求把他府中一個名叫閻楚圭的錄事，升為參軍。錄事為九品，參軍為正七品，如此破格提拔，在當時還不多見。但是，玄宗竟然答應(yīng)下來。姚崇聞訊，立即上疏反對。他說：“臣竊以為：量材授官，當歸有司，若緣親故之恩，得以官爵為惠，踵習近事，實紊紀綱。”意思是：量材授官的權(quán)力，應(yīng)歸屬官吏任命部門，如果因親故之恩就給以升官晉爵，將會重蹈前朝冗官泛濫之轍，擾亂國家法紀。經(jīng)他力爭，玄宗才收回了成命。從此，向皇帝請謁討官的惡習，大為收斂。
姚崇十分注重以法律約束百官。對違法亂紀者，無論是誰，決不寬容。
有一次，薛王李業(yè)的舅父王仙童依仗權(quán)勢，為非作歹，欺壓百姓，理當治罪。但是，當王仙童受到御使的彈劾后，李業(yè)竟面見父皇，求他網(wǎng)開一面，寬釋王仙童。姚崇聽說后，又立即上疏道：“仙童罪狀明白，御史所言無所枉，不可縱舍。”玄宗經(jīng)過反復考慮，終于采納了他的意見，使王仙童得到了應(yīng)有的懲治。這一舉措，給了那些無法無天的豪強貴族當頭一棒，使他們再也不敢肆無忌憚地為所欲為了。
姚崇在第三次拜相之前，曾向玄宗提出了十項改革建議。其中，第一項是“施政應(yīng)以仁義為先”；第二項是“數(shù)十年不求邊功”，休戰(zhàn)安民；第五項是杜絕一切苛捐雜稅；第七項是禁止建造寺觀、宮殿。這些政策都直接惠及于百姓。
二、公正無私
姚崇公正無私，重視法紀。他力保吏部尚書魏知古的事，一直傳為美談。
魏知古原是一位小吏，姚崇見他忠君愛民，又精明能干，一步步將他提拔起來，并引薦他進了內(nèi)閣。開元二年(714年)，玄宗令魏知古赴東京洛陽考察選拔官員。這時，姚崇的兩個兒子正在那兒任職。他們基于其父和魏知古之間的關(guān)系，便求魏知古予以“關(guān)照”，并希得到晉升。不料，魏知古卻原原本本將此事報告給了玄宗皇帝。玄宗帝為考驗姚崇，便找了個機會，裝作聊天的樣子，問他的兒子德才如何、任何官職？姚崇遂坦誠地介紹了兩個兒子的情況，說他們“為人多欲而不謹”，一定會找魏知古“走后門”。玄宗見他如此誠懇，很高興。同時，又“厭魏負崇，欲斥之”。也就是：玄宗討厭魏知古受恩不報、有負于姚崇的做法，很不滿意，并打算把他趕出吏部。對此，姚崇堅決不同意，再三請求道：“臣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茍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私于臣，累圣政矣。”意思是：臣的兒子不守法規(guī)，擾亂陛下的法律，陛下能原諒他們，已是臣之大幸。但為了臣而驅(qū)逐魏知古，天下人就會認為陛下對臣有私心，就無益于帝王的教化了。玄宗見他情真意切，思忖再三，才取消了自己趕走魏知占的打算。
兩年后，姚崇的那兩個兒子由于劣性未改，又“廣通賓客，頗受饋遺，以至于為時所譏”。也就是：到處拉關(guān)系，走后門，接受別人的饋贈，結(jié)果遭到時人的嘲諷。此外，姚崇所信任的中書省主簿趙海，也“受胡人賂”。姚崇認為，在此情況下，自己若繼續(xù)擔任宰相，將于國于民都不利。于是，懇請玄宗讓他辭職，同時舉薦了廣州都督宋璟，來接替自己。
此后，姚崇在盡力報國濟民的同時，分外加緊了對子女的教育。他還仿照前賢陸賈、石苞的做法，將其田園家產(chǎn)分給諸子，讓他們?nèi)烁饕环荩氉越?jīng)營管理，自食其力。經(jīng)過他多方訓導，他的兒子們，終于改邪歸正，后來成了國家的良材。其中，長子姚彝，擔任了光祿少卿；次子姚異，擔任了坊州刺史；少子姚奕，先后擔任了禮部侍郎、尚書右丞。都有政績。
三、清正廉潔
姚崇曾作過五篇短文，分別為《執(zhí)稱誡》、《彈琴誡》、《執(zhí)鏡誡》、《辭金誡》和《冰壺誡》。他在其《執(zhí)稱誡》中，提出“為政以公，毫厘不差”；為官應(yīng)“存信去詐，以公滅私”；在《彈琴誡》中，主張“移風易俗”，“治國之首，大急小緩”；在《執(zhí)鏡誡》中，告誡官吏要“如鏡之明，斷可以平；如鏡之潔，斷可以決”；在《辭金誡》中，要求官吏“以不貪為寶”，“以廉慎為師”，“凡所從政，當須正己”；而在《冰壺誡》中，又表示“與其濁富，寧守清貧”。他如此言，也如此行，而且率先垂范，為人師表。
在開元前期，姚崇雖然官居相位，卻在朝堂附近一直沒有自己的宅第，全家人都住在一個很偏遠的地方。他每天上朝理政之后，常常不能回家，而只身借宿在一個名叫罔極寺的寺院里。有一次，他患了瘧疾，又怕耽誤了公務(wù)，就讓家人到罔極寺侍候他。一旦感到病情好轉(zhuǎn)，仍然堅持上朝議政，或者批閱屬下送來的公文。上常令（官職名）源乾曜（人名）于心不忍，特地奏請皇帝讓姚崇搬進中書省所屬的四方館居住，皇帝當即予以批準。但姚崇卻認為四方館太豪華，又存有公文，不便居住。于是，堅決予以謝絕?；实鄹锌f千，當著許多人的面對他說：“設(shè)四方館，為官吏也。使卿居之，為社禝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辭！”
姚崇去世時，社會上盛行厚葬之風。他對此極為反感，特留下遺囑：他死后，不準為他厚葬。還說：“死者是常，古來不免。”“吾身亡后，可殮以常服，四時之衣，備一副而已。”之后，又再三叮囑他的子孫，一定要按照他的囑咐去做。還告誡子孫：“汝等身沒之后，亦教子孫依吾此法。”
唐玄宗得知姚崇去世的消息，十分悲痛，下令為他撰寫碑文，并贊譽道：“位為帝之四輔，才為國之六翮；言為代之軌物，行為人之師表。”
（事?lián)杜f唐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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