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的豐功偉績，主要在于主編了不朽的歷史巨著《資治通鑒》?！顿Y治通鑒》既是學習、研究中國歷史的必備史書，更是封建帝王將相安邦治國、借鑒歷史經(jīng)驗的必讀文獻。《資治通鑒》的歷史影響和歷史作用，在我國浩如煙誨的典籍里居十分重要的地位。
司馬光這位籍貫山西夏縣，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十月十八日生于河南光山縣的歷史偉人，沒有王安石過目不忘的才情，更缺乏蘇東坡瀟灑豪放的靈氣。渾身沾有泥土氣息的司馬光，看上去像老實本分的“山野村夫”。他的博學，他的成就，全靠自己刻苦攻讀和加倍的努力。他的父親司馬衷是宋朝的中低級文官，嚴格要求兒子讀書求知做老實人。年幼的司馬光曾經(jīng)說過謊話，恰好父親聽到了，將兒子大罵一通。從此，司馬光發(fā)誓終身不說假話，老老實實做人。
司馬光在良好的家庭環(huán)境中成長。20歲那年，他少年得志考中了進士甲科，從而走上仕宦之途。華州(今陜西華縣)、蘇州(今江蘇蘇州)留下了他當判官的紀錄。由于父母相繼去世司馬光辭職回老家夏縣服喪。四年之后，25歲的司馬光再登仕途，先在河南做父母官，不久就調(diào)到京城開封，擔任中央機構(gòu)中的大理寺卿、館閣校職、同知太常札院等官職。這些官職，雖然沒有多大實權(quán)，但對司馬光來講，卻是了解國情、鍛煉自己的極好機會?？上闀r不長，司馬光又一次被調(diào)到地方，在邱州(今山東東平)、并州(今山西太原)等地當官。直到嘉佑二年(1061年)，38歲的司馬光終于第二次晉京，提升為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在擔任監(jiān)察朝政得失的諫官期間，司馬光已經(jīng)走進中年，走向成熟。他縱論古今，指點江山，反對因循守舊，呼吁改革更新，振興宋朝。他公開揭露“朝廷紀綱，猶有虧間里窮民，猶有怨嘆”。他主張改革任人用人體制，賞罰嚴明，人盡其才。他提倡改變社會風氣杜絕不正之風。他疾呼“務(wù)實”，反對形式主義，主張多辦實事。在他看來，“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政績、強國、富民，不是作表面文章，粉飾太平，而是要靠腳踏實地地真干、實干。倘若“文具而實亡”，是要禍國殃民害死人的。他反對在老百姓吃不飽肚子時，朝廷還在那里講排場，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大造樓堂館。他倡導儉約，帶頭將酒錢充作公用錢。他親自視察黃河，提出治理方案。他調(diào)查研究，了解到農(nóng)民不敢發(fā)家致富，是由于鄉(xiāng)戶衙前負擔太重，大膽提出改差役為募役這一役法史上的重大改革。
司馬光的所作所為，得到朝野的熱烈擁護，使他享有很高的威望。年輕有為的宋神宗上臺后，將司馬光與王安石安排為翰林學士，常在皇帝左右，以便顧問。宋神宗甚至想讓司馬光出任宰相，主持改革朝政。遺憾的是，能言善辯，激進好勝的王安石更能打動宋神宗的心，宋神宗終于選擇了王安石，從此開始了王安石變法。由于司馬光與王安石在改革什么、如何改革上意見分歧，司馬光于熙寧三年(1070年)忿然離開京城到永興軍(今陜西西安)，一年之后又到了西京(今河南洛陽)，不擔任任何實際職務(wù)，閉口不談?wù)螘r事，專門編寫《資治通鑒》。
讀者會問：為什么原來主張革新的司馬光，竟然與王安石分道揚鑣，反對變法。大體說來，司馬光在以下幾個方面，不同意王安石的變法方法和新法條令。一是用人不當。王安石一面排斥老臣、重臣，一面急于越級提拔被司馬光斥之為“奸邪小人”的呂惠卿等，引起了混亂。二是不夠穩(wěn)重。王安石在一兩年內(nèi)，接連頒布了一系列新法，鬧得應(yīng)接不暇，無所適從。司馬光反對這種激進做法，勸告王安石要穩(wěn)重、謹慎。三是堅決反對用青苗法代替常平倉，要求對青苗法進行全國性地討論和辯論；反對在改差役為募役中加重民眾負擔；反對控制農(nóng)民的保甲法；反對官方控制商業(yè)貿(mào)易的市易法。從這里可以看到，司馬光與王安石的意見分歧，司馬光有不少正確、合理、符合國情的一面，也有如反對募役法這樣抓住一點，不及其余的一面。王安石與司馬光完全可以而且應(yīng)當同舟共濟，取長補短。可惜達兩位昔日的摯友互不相讓，由志同道合發(fā)展為相互為仇，造成了歷史上的一幕悲劇。
由于王安石變法本身的弊端，執(zhí)行新法的困難及走樣，變法派內(nèi)部的勾心斗角，到熙寧九年(1076年)，變法困難重重，一些新法名存實亡，王安石第二次辭去宰相之職。宋神宗雖然繼續(xù)推行新法，但已無回天之力，他想重新啟用司馬光。元豐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病死后，形勢急轉(zhuǎn)直下。司馬光到京城為神宗皇帝吊喪。一到開封，司馬光受到數(shù)千人的圍觀歡迎，許多人爬到房上、樹上，瓦片踩碎，樹枝折斷，不少人公開喊出了司馬光當宰相，場面熱烈異常。司馬光不愿拋頭露面惹人注目，奔喪完畢，立即悄悄回到洛陽。垂簾聽政的高太后趕緊派人到洛陽接回司馬光，共商時政。五月，司馬光被任命為門下侍郎(即副宰相)，實際上主持朝政。元佑元年(1086年)閏二月，司馬光升任宰相。67歲的司馬光已是落日黃昏，病魔纏身。他身體消瘦，眼睛近視，齒發(fā)脫落，行動困難。然而，以天下為己任的司馬光置生死于度外，“躬親庶務(wù)，不舍晝夜”，抱病為國家大事日夜操勞，堅持上朝。九月一日，司馬光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路程，在夢噬“天下事”中與世長辭。
司馬光逝世后，“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吊”，家家都搶買司馬光的遺像，“故宮必?！逼潇`魂安息，畫像者由此而“致富”。靈車向夏縣緩行，數(shù)萬人哭著為之送行哀悼。
在主持朝政的最后歲月，司馬光廢除他認為是“病民傷國”的殘存新法，史稱元祜更化。元祜更化時期所廢除的保甲、市易、育苗等法，決不是什么倒退或復辟。保甲法立法之初，就是為了加強對百姓的控制，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青苗法在推行過程中，既難以抑制私人高利貸，又破壞了“谷賤不傷農(nóng)，谷貴不傷民”的常平倉，無益于農(nóng)民和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市易法以官方控制商品交易和流通，抑制了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廢除免役法，是司馬光的失策。以募役代替差役，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趨向，司馬光看到了這一趨向，卻夸大了募役法的弊端，聽不進蘇東坡等人的忠告，不屈“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的至理名言，將免役法廢除了。司馬光想盡力挽救宋朝腐朽的江山，但他只不過把王安石變法也沒能修補的破河爛廟又擺了幾搖，在他身后不到30年，女真人入主中原，宋朝偏安江南于一隅。盡管司馬光對于挽救宋朝的危機沒有取得什么成效反而適得其反，他的政治影響也只限于北宋一代，但是，在他閑居洛陽“獨樂園”的十五年中，他卻做了一件讓自己留芳百世的大事，這就是編纂《資治通鑒》。
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民族像中國人那樣愛記敘自己的歷史，這種記敘很早就是那樣地精確而優(yōu)美給后代子孫留下永久的紀念。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使這種記敘更加系統(tǒng)與科學，并且有所創(chuàng)新，使它成為后人作史的范本，書中的內(nèi)容，許多部分為后人留下了解前人歷史的惟一線索，使許多古籍免于失傳；他在書中把中國人奉為圣明的儒家思想更加明白、生動地展示給后人；他的客觀記敘使《通鑒》真的成為一座能照出前因后果的明鏡而發(fā)人深省。
司馬光死后，宋哲宗追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賜碑“忠清粹德”。靈柩送往夏縣時，京城的人們罷市前往憑吊，有的人甚至賣掉衣物去參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聲超過了車水馬龍的聲音。等到安葬的時候，哭的人非常真誠，仿佛是在哭自己的親人。嶺南封州的父老們，也都紛紛祭奠司馬光，京城及全國各地都畫他的像來祭祀他，吃飯前一定要先祭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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