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鎮(zhèn)建鄴，衣冠南渡

　　西晉亂局，始自八王之亂。由于幾位掌握重兵的宗王紛紛卷入爭奪最高權力的動亂之中，終于演變成破壞性極大的“八王之亂”。從公元291年第一個宗王司馬亮被殺，到311年東海王司馬越的郁郁而終，歷時二十一年。最終西晉王朝在并不強大的蠻族的攻擊下徹底滅亡，中國從此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大分裂大混亂的時代。
　　
　　與那些正宗皇室親王相比，瑯琊王司馬睿雖屬西晉皇族，但只是被看作是皇室“疏屬”。司馬睿祖父的司馬伷為司馬懿小妾所生，為庶出之子。司馬伷被封為瑯琊王，在平吳的戰(zhàn)爭中立下了功勞，曾任職大將軍，開府位同三司。司馬睿的父親司馬覲死后司馬睿在京城洛陽依例襲瑯邪王爵。處于帝室“疏屬”地位的司馬睿一無名望，二無兵權，在皇親宗室的紛爭中為避殺身之禍，逃避退讓，謙恭處世。其時只與瑯琊士族王導交往密切，《晉書》云“雅相器重，契同友摯”。
　　
　　王導，字茂弘，小名阿龍，瑯琊臨沂（今山東臨沂縣北）人。從小胸懷大志，才智出眾，度量宏大。士人張公見而奇之，稱“此兒容貌志氣，真是將相之才！”瑯琊王家是山東聲勢最顯赫的世家大族，王導就出生在這樣一個世代做官的官宦家庭，從小受到極其嚴格的家學訓練。那時文人不以著書立說為尚，文化的傳遞主要依靠士家大族的家學，而家學的弘揚都是在士家門第內完成。從《世說新語·排調》瑯邪陽都的諸葛恢與瑯琊臨沂的王導“共爭族姓先后”一事來看，王氏與諸葛氏都有舊族淵源（南陽諸葛亮也來自瑯琊諸葛，可見這些士家大族人才輩出）。這些士家大族，起興于東漢時期，在魏晉時期扮演了更為重要的角色，進而后來演變出獨特的東晉門閥政治集團。
　　
　　一如初出茅廬的諸葛亮，王導早年也表現出驚人的戰(zhàn)略預見力。八王之亂的早期他就認為天下必將大亂，力勸司馬睿回到自己的封國瑯琊郡，遠離政治漩渦，培植實力，以圖雄起。王導在八王之亂中周旋于皇親宗室之間，胸懷匡扶晉室之志，慧眼獨具，認為司馬睿是他可終生依附之人，必能幫助自己實現雄心抱負。于是他全力推奉并非“正朔”的司馬睿，屢屢出以奇謀良策。司馬睿對他也是推心置腹，言聽計從。
　　
　　八王之亂后期，司馬睿受到獨攬大權的東海王司馬越的信任，被命為鎮(zhèn)東大將軍都督揚州江州湘州交州廣州等五州軍務，任江東最高軍政長官。但司馬睿的勢力并沒有實際滲透到這些地區(qū)。王導策劃，讓擁有都督揚州名份的司馬睿從下邳南下，真正實現對揚州的控制。司馬睿于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移鎮(zhèn)建鄴（晉愍帝稱帝后為避諱由建鄴改名）。史稱：“（王）導與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國將亂，勸帝渡江，求安東司馬，政皆決之，號仲父。中興之功，導實居其首。” （《世說新語·言語》注引鄧粲《晉紀》）。司馬睿移鎮(zhèn)建鄴后，司馬宗室彭城王司馬繹、西陽王司馬漾、汝南王司馬佑、南頓王司馬宗或先或后，投奔江南，當時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作為龍。”
　　
　　并非晉武帝直系的司馬睿，雖為皇室貴胄，但勢單力孤，本無強大的政治軍事實力。在一無禪襲，二無兵伐的情況下，司馬睿能最終穩(wěn)固江左政權，開創(chuàng)東晉，榮登大寶，王導實屬居功第一人。
　　
　　司馬睿集團雖偏安江南，但也“由此承擔了一個歷史任務：開創(chuàng)江左政權，維系不絕如縷的中華種族與文化。”（閻步克教授《中國古代史》講義）。在西東晉之交前所未有的大亂局里，漢族皇廷得以在南方續(xù)延王祚，中華文化得以向后世繼續(xù)傳承，王導居功厥偉。
　　
　　當時北方戰(zhàn)禍頻仍，北方士家大族紛紛舉家南遣，渡江而南的占十之六七，史稱“衣冠渡江”。王導曾勸司馬睿借機收羅人才，當時得106 賢士，都辟為掾屬，號稱“百六掾”，這些人才如刁協、庾亮等人，后來在東晉政治舞臺上呼風喚雨，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觀禊立威，江左歸心
　　
　　南渡的北方士人，雖一時安定卻經常心懷故國。每逢閑暇他們便相約到城外長江邊的新亭飲宴。名士周顗嘆道：“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在座眾人感懷中原落入夷手，一時家國無望，紛紛落淚。王導立時變色，厲聲道：“當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眾人頓時振作起來。這里的江河之異，是指長江和洛河的區(qū)別。當年在洛水邊，名士高門定期舉辦聚會，清談闊論，極興而歸，形成了一個極其風雅的傳統(tǒng)。此時眾人遙想當年盛況，不由悲從中來，唏噓一片。王導及時打消了北方士人們的消極情緒。這便是史上非常著名的新亭會，后世詠嘆國破家亡的詩詞歌賦里常常見到的“新亭”、“風景”、“江河”，就是來自此次新亭會。
　　
　　在安撫了北方士人的不穩(wěn)定情緒后，王導著力于團結江左的的士家大族勢力。當時的司馬睿集團只是表面上十分顯赫，政治實力并未得到顯著加強，主要原因是司馬睿沒有得到當地豪族的支持。司馬睿到達江南后，數月的時間里，沒有任何當地大族主動登門向他靠攏，表示親近?？梢?，當地的士家大族并不承認他的權威。
　　
　　晉末動亂，江南基本上遠離了中原的戰(zhàn)禍，但這里也不是一個承平之地。從孫吳時代開始，江南士族在這里一直扮演著主要角色，任何外來勢力必須得到他們的支持才能穩(wěn)固政權。吳亡之后，士家大族仍然擁有自己的部曲家兵，“僮仆成軍，閉門成市”，實力很強。在司馬睿移鎮(zhèn)建鄴之前，他們曾合力消滅了企圖獨霸江東的白冰和陳敏。但是，江南大族也特別需要一個能令“天下歸心”而不孚眾望、并能充分尊重他們既得利益的號召性人物主政江南，以使南方的政局能夠處于相對穩(wěn)定的狀態(tài)。然而，司馬睿不是他們所盼望的“明主”，因為他屬于旁支弱藩，既無法統(tǒng)、實力，又無名望、業(yè)績。
　　
　　對于江南士族的不合作態(tài)度，王導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十分憂慮。對于如何讓司馬睿集團實質性的占領這個皇權真空地帶，王導殫精竭慮，絞盡腦汁。他和時在建鄴的族兄青州刺史王敦經過精心策劃，決定在江南一年一度的修禊大節(jié)上，以上國中原帝王出巡之排場，震懾江南，從而提高司馬睿在士族和百姓中的威望。
　　
　　按江南風俗，每年三月三日，無論達官貴人還是貧民百姓，都要到水邊洗濯，除災祛病，祈福求運，叫做修禊（又稱禊祓）。到了這天，王導要司馬睿乘坐精壯仆從們抬的精美華麗的肩輿，各種旌旗儀仗有秩序的前后簇擁著，而自己卻和堂兄王敦以及同僚們騎著駿馬左右跟隨，表面上是去看修禊，實際上是招搖過市，故意做給人看。當時的建鄴城外，人山人海。魏晉時期江南相對比較落后，豈止百姓，就是士人哪里見過這等陣勢？他們看到司馬睿隆準龍顏，氣宇軒昂，目光炯炯有神，同時又顯得十分大度謙和，一副賢德君王的姿態(tài)。旁邊簇擁著王導等一批北方來的大族名士，一個個鮮衣怒馬，顧盼自雄。江南人不由油然生敬，紛紛在路邊拜倒。其中包括了江南著名的士子顧榮、紀瞻等人。在王導的提醒下，司馬睿連忙叫停下肩輿，下輿扶起他們，毫無驕盈之態(tài)。顧榮等人十分感動。
　　
　　這次以帝王規(guī)格的出巡產生了極大的效果，當地的士人和百姓都受到了很大的震動。自古以來草創(chuàng)政權者或者揚刀立威，或者峻法圖治，或者攻心為上，來獲得民心和擁戴。似此類以宏大的公關式儀仗出巡來獲得豪族支持和民望并最終建立政權的，千古以來也僅此一回。
　　
　　觀禊之后，王導向司馬睿進言，說顧榮和賀循是江南士人的領袖，如果能吸引他們入朝，其他的人不怕不來了。王導做為司馬睿的全權代表親自登門邀請顧榮賀循等人。二人欣然而來。司馬睿立即任命賀循為吳國內史，顧榮為軍司，兼散騎常侍。在他們的帶動下，一大批江南江北名士，如紀瞻、周圯、卞壺、劉超、張闿等，都慕名而來，成了司馬睿的幕賓。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后，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晉書·王導傳》）。一個以司馬氏和南北士族為核心的江左政權集團初步形成了。
　　
　　王導是中原人士，不通吳中方言，為了融入當地文化并加強與江東人士的感情聯絡，常常自學吳語。一次王導聽說名士劉惔來訪，時值盛暑，王導便故意在自家庭院里光著膀子，夸張的用肚皮在石棋盤上偎來偎去來降溫解暑，并自言自語地說：“何乃渹！”（《世說新語·排調篇》）。“何乃渹”是三吳方言，意思是“真涼快！”。那時士人崇尚特立獨行，行為乖張反而受人稱贊。王導的表演立刻打動了劉惔。劉惔訪問歸來，立即有人打聽：“王公這人怎么樣？”劉惔回答：“也沒有特別的地方，只聽到他在講吳語。” 在王導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江東士族的思想感情也逐漸轉變過來，成為支持司馬氏政權的一支重要力量。
　　
　　
王馬共治，憒憒為政
　　
　　根據《資治通鑒》卷86記載，在司馬睿江左政權建立初期，王導為司馬睿制定了“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為政，撫綏新舊”的施政方針，也就成了江東政權的當然國策。這個方針政策的核心是謙、儉、靜、撫四個字，看起來簡單，實際上精準的表現出當局的人才政策、財務制度、政務程序和外交策略，從而成為司馬睿政府的施政綱領。
　　
　　司馬睿政權形成過程中，王導的奇謀良策屢見奇效。司馬睿對王導“尤見委杖，情好日隆”，說他乃“朕之蕭何”。王導已成為這一政權的實際領袖，“朝野傾心，號為仲父”。其時北方處于亂世，北方人才大批南移，江左本地也人才輩出，但在聲望、權力和地位方面，時人無出王導之右者。以王導和王敦為首，瑯邪王氏的兄弟子侄分別把持了重要職位。
　　
　　公元316年，長安失守，西晉王朝最后一個皇帝晉愍帝司馬鄴被后漢劉聰擄走。次年，司馬睿自稱晉王， “備百官，立宗廟社稷于建康”（《晉書·元帝紀》）。于是，司馬睿就成為晉王朝的唯一合法代表。公元317年年底，飽受羞辱的晉愍帝被劉聰殺死。
　　
　　公元318年，司馬睿在建康稱帝，史稱晉元帝。王導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在隆重的登基典禮上，文武百官陪列兩旁，司馬睿卻當眾提出要王導“升御床共坐”，王導固辭，說，“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至三四次，司馬睿“才不相強”。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王與馬共天下”（注：見《太平御覽》卷四九五引《晉中典書》）。也有說法是“王與馬共天下”是西晉末年的民諺，預示東晉王朝王姓士族的坐大，與司馬氏共管天下，疑為后世作者謬著（見《南史》卷21史臣論）。所謂“王與馬共天下”，真實反映了東晉初年的政局勢態(tài)。
　　
　　皇帝要求臣下同坐御床共治天下，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實屬罕見。田余慶先生對此曾有十分精辟的論述，“‘王與馬共天下’，不再是指裂土分封關系，而是指在權力分配和尊卑名分上與一般君臣不同的關系。王與馬的這種名器相予、御床與共的關系，發(fā)生在東晉創(chuàng)業(yè)、元帝壯年繼嗣之時，不是末世權寵禮遇非凡，也不是阿衡幼主僭越名分一類不正常的情況。王導以一代名相處此而當世多不以為非分，這在歷史上是罕見的。”（《東晉門閥政治》田余慶著）。根據白彝壽主編的《中國通史》的說法，“龍床共坐”可以看作是一個表面上其樂融融的事件。一方面，它真實反映司馬睿在政治上服從王導，在軍事上依賴王敦的格局。另一方面，它也是司馬睿對這種非正常君臣關系不滿的流露。司馬睿要王導同坐御床，表面上示以尊崇，實際上則在暗示他應該有所收斂。
　　
　　果然，司馬睿在登基的當年就兩次下詔整飭吏治，與王導的“清靜為政，撫綏新舊”唱反調。除命令各級官吏“祗奉舊憲，正身明法，抑齊豪強，存恤孤獨，隱實戶口，勸課農桑”外，還要求“州牧刺史當互相檢察，不得顧私虧公。長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見進用者，有貪惏穢濁而以財勢自安者，若有不舉，當受故縱蔽善之罪；有而不知，當受闇塞之責”（《晉書·元帝紀》）。司馬睿實際上很推崇“申韓”之說，曾把一部《韓非子》送給太子司馬紹，希望兒子將來能以法治國。他還身體力行，“以法御下，明于黜涉”（《世說新語·考異》）。
　　
　　王導雖對司馬睿忠心耿耿，但在施政方面與司馬睿有很大分歧，而且并不讓步。他派遣八部從事巡行揚州諸郡，表面上貫徹實施司馬睿的方針。據《晉書·顧和傳》載：“既而導遣八部從事之部，和為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導問和：‘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察察為政。’導咨嗟稱善。”顧和的詰問是有道理的，“既然您一向主張‘寧使網漏吞舟’，為什么現在卻‘以察察為政’？”。王導對此大加贊揚。在王氏兄弟和其他士家大族的反對下，東晉的政策又回到王導的路線上來。事實上東晉的建國之本在于南北士族豪強的鼎力相扶，針對士族的嚴刑峻法也許能取得一時之效，但也會引起士族勢力的大規(guī)模反彈，從而動搖東晉的政權基礎。當時的士族力量非常強大，王導力圖彌合皇室與士族之間、士族與士族之間的矛盾，對當時政局的穩(wěn)定起了很大作用。當然，在這個臣強君弱的時代，司馬睿也就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沒有權力的開國帝王。
　　
　　王導的“憒憒為政”，在當時乃至后世也多為人所詬病。但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不失為一種攘外安內的良策。適逢亂世，放棄原則，松弛律令，“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利用士族勢力以族法族規(guī)自治而使國家達到相對穩(wěn)定的局面，有時反而是一種“勵精圖治”的不二法門。
　　
　　
開發(fā)江南，綏靖北方
　　
　　當時政治體制的特點是“門閥政治”。由王氏兄弟為首的士家大族掌握東晉軍政大權與司馬睿共同治理東晉的局面，被后世稱之為“門閥政治”。這種中國歷史上僅存在于東晉一朝的政治形態(tài)，是當時皇權不振、士族專兵這一現實決定的。雖然“門閥政治只是皇權政治在東晉百年間的變態(tài)，是政治體制演變的回流。”（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但也在一百多年里獨領風騷。
　　
　　隨著北方士族和流民的大量涌入，如何振興經濟，如何安置流民，是擺在司馬睿政權面前的一個重要任務。在政權建立初期，司馬睿就采納了王導的建議，大量吸收北方士人參與政權。同時，司馬睿還在長江南北設置了許多僑置州郡縣，安置流亡人口。對于北來僑民，他們始終抱有日后還鄉(xiāng)的愿望，于是，司馬睿和王導對僑民和原住民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為了照顧他們暫寓江左日后還鄉(xiāng)的情緒，專門為他們設置了一種臨時戶籍—白籍。而當地土著民戶的永久性戶籍—黃籍之中。白籍僑戶受到優(yōu)待，可以長期享受減免租稅賦役的待遇。通過這些措施，司馬睿比較快地取得了北方僑人士族的支持，并使他們成為自己政權的支柱。同時，北方流民相對具有強悍的民風，良好的流民安置政策，也使東晉軍隊的兵源和戰(zhàn)斗力得到了一定的保證。
　　
　　這一時期，大量土地，包括未開發(fā)的荒地被封給北方來的僑姓大族。比如王導本人，就被封80頃土地。司馬睿政權把流民組織起來發(fā)展生產開墾荒地，增加了國家賦稅和財源。這些被封土地后來在南人北人的共同開發(fā)下，成為江南經濟的穩(wěn)定和繁榮的重要基礎。自三國時代始，經孫吳、東晉和南朝的歷代開發(fā)，原本屬于貧窮落后地區(qū)的江南漸漸成為中國的經濟中心，至隋唐時代，南方經濟已經全面超過北方。
　　
　　在教育方面，王導首先提出興學。司馬睿登基前，王導就上書建議他：“帝王之要務，莫重于禮學”，要以儒學來復興教育。王導在晉元帝即位后不久即上書主張“建明學業(yè)，以訓后生”，“擇朝之子弟并入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為之師”，并把教育作為建立政權的基礎。稍后不久，散騎常侍戴邈也上書興學，也被采納。值得注意的是無論王導抑或戴邈均從儒家思想來匡正時俗，篤道崇儒，反映了中國傳統(tǒng)教育的核心始終未離開經學，也說明儒學在解決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當然，在當時天下一派玄風的包圍中，儒學也就只能是一種教育辦學手段，而非文化主流，
　　
　　在外交方面，如何處理與北方胡族勢力的敵對關系方面，東晉基本上采用綏靖政策。王導的“偷安江左，無志北伐”也是他一向受到批評的地方。呂思勉論及《王導傳》時說：“此傳頗能道出東晉建國之由。三言蔽之曰：‘能調和南方人士，收用北來上大夫，不竭民力而已。..帝之本志蓋僅在保全江表而不間北方，即王導之志亦如此。故能志同道臺。東晉之所以能立國江東者以此，其終不能恢復北方者亦以此。”
　　
　　東晉的偷安由來已久，早在后漢劉曜圍攻長安的時候，晉愍帝司馬鄴曾任命司馬睿為左丞相、大都督，負責都督陜東諸軍事。實際目的是調動各地晉軍對劉聰、石勒進行一次軍事反擊，以期達到緩解后漢對長安的圍困，并進而達到收復洛陽的目的。但是，司馬睿與王導合議之后，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資治通鑒》卷八八）為由，拒不執(zhí)行愍帝要他進攻洛陽的詔令。
　　
　　居住在京口的軍諮祭酒祖逖（聞雞起舞的典故就來自此公）上書給司馬睿，堅決要求出師北伐。祖逖的要求，使司馬睿左右為難。建立并穩(wěn)固偏安朝廷在江南的統(tǒng)治，是當時司馬睿和王導的首要任務，北伐勤王之舉倒在其次了。但是他們又不愿意因直接拒絕祖逖的要求，而激怒一部分有著光復中原志向的南渡北人，更不愿意留下一個不忠于朝廷的惡名。最后，司馬睿和王導采取了敷衍的態(tài)度，一方面同意祖逖北伐，任命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另一方面則只給祖逖調撥一千人的糧廩和三千匹布，由祖逖自己去召募軍隊。然祖逖就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后來隊伍從無到有，不斷壯大，屢屢收復黃河以南失地，創(chuàng)建功勛。
　　
　　昔日王導在新亭會上的錚錚豪言“戮力王室，克服神州”，此時終成虛話。當然，無志北伐也并非是一味的軟弱偷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北政治軍事實力的對比。東晉政權草創(chuàng)，百廢待興，軍力松弛，即使舉國大興北伐壯舉，能否在胡人強悍的鐵蹄下全身而退也是一個未知數。歷史是一種必然，但有時似乎又充滿了無限的可能性?？上v史從來不容假設。
　　
歷經數亂，三朝首輔
　　
　　前面說，東晉的政治格局是王與馬共天下。這里的王不僅僅單指王導一人，還有一個重要人物，就是王敦。王敦是王導的族兄，為司馬睿政權的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后來，王敦自恃建國功臣，加上手中一直握有重兵，人也日益驕矜起來。晉書王敦傳里說他“手控強兵，群從貴顯，威權莫二，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這時司馬睿對王敦的驕縱和野心日益深感不安，同時對王導也有了猜忌，漸漸冷落王導，并開始重用刁協和劉隗兩人，以鉗制王氏家族日益膨脹的勢力。對之王導還能處之泰然，王敦卻表現出非常激烈的不滿情緒，上書說：“圣恩不終，則遐邇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動”（《晉書·王敦傳》）。
　　
　　為了遏制王敦，司馬睿以尚書仆射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冀雍六州，其中包括抗胡名將祖逖所在的豫州。朝廷對祖逖在北方的軍事行動向來不聞不問，而在祖逖歷盡艱辛收復了大片黃河以南的領土之后，卻派一個文官做他的上司。這使得祖逖非常不快，最終憂憤而死?？上б淮麑?，就這樣在皇帝和權臣的權力爭斗中隕落了。北伐大計，也就一時無期了。
　　
　　永昌元年（322）王敦于荊州舉兵反晉，這時司馬睿的皇位才坐了四年。劉隗勸元帝誅滅王氏。王導帶領昆弟子侄二十多人，每晨入朝請罪。周顗還表章上奏元帝，為王導辯護，辭意懇切。王導不知底細，誤以為周顗要乘機詆毀他，心中暗暗懷恨。王敦的軍事行動十分順利，迅速攻破了朝廷組織起來的脆弱防線，占領了建康。結果，劉隗投降了石勒，刁協為人殺死。王敦控制了東晉朝廷，并誅殺了戴淵、周顗等大臣，王導在這件事上是默許的，后來發(fā)現當日周顗寫的奏章后，才發(fā)現自己誤會了周顗，泣曰：“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
　　
　　王導在王敦之亂中與司馬睿和王敦之間有著比較復雜的三角關系。一方面，在王敦攻破建康前，他以前鋒大都督并假節(jié)征東將軍率領軍馬抵御王敦的進攻。而在，王敦攻占領建康后，二人依然以兄弟相處。王敦還埋怨王導支持司馬睿而不支持他，幾至滅族。王導一方面與王敦虛以委蛇，另一方面和司馬睿及太子保持密切的聯系。王導著力調節(jié)王敦和司馬睿之間的關系，在親情和忠義之間試圖兩全，然而此時已經萬萬不能。最終他站在了皇帝一邊。
　　
　　晉元帝司馬睿于當年在自己被軟禁的宮中病死。明帝即位，王導受遺詔輔政。不久王敦再次起兵，正在這時，也是天意如此，王敦突然患了重病，王導聞訊，立即率領眾多兄弟子侄為王敦發(fā)喪。眾人以為王敦已死，個個精神振奮，斗志倍增。由敵對一方，而且還是兄弟為叛亂一方發(fā)喪，也算奇事一件。在病榻上的王敦于太寧二年（324）六月，以其兄王含為元帥率水陸五萬大軍直撲京師，二次舉兵作亂。王導致書勸降王含，書中說“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矣……事猶可迫，兄早思之。”晉明帝親率六軍迎戰(zhàn)，大敗叛軍，王敦病死，叛亂最終被平息。朝廷論功行賞，封王導始興郡公，食邑三千戶，賜絹九千匹，進位太保。又加以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的特殊禮遇，王導推辭不接受。
　　
　　不久晉明帝病死，年僅5歲的晉成帝繼位。王導再度執(zhí)政，“上無所忌，下無所憚”。成帝繼位后，把王導當作老師和長輩加以崇敬。成帝見了王導，每次都要下拜；下手令給他，都要加上“惶恐言”的字樣，詔書中也要添上“敬問”的詞語。對王導來說，可算是位極人臣的最高榮耀了。雖然大小事情還要請教一下丞相王導，但一些國家大事已由庾亮一手決定。庾亮也是當時名士，“非惟風流，兼有為政之實”。庾亮掌權后，一改昔日王導的寬政，實行法治，打擊豪強，削弱地方勢力，加強中央集權，雖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卻激化了矛盾，導致了蘇峻之亂。
　　
　　蘇峻由于拒絕庾亮剝奪他的兵權而起兵討伐庾亮，官兵節(jié)節(jié)敗退，蘇峻的軍隊進入建康，百官四散而逃。諾大的宮殿里只有王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等少數幾個大臣，他們一同登上御床，護衛(wèi)成帝。王導凜然厲色，斥退叛軍。早年，司馬睿邀王導“升御床共坐”，王導不肯。此時倒真的同坐了一回御床了。
　　
　　蘇峻之亂平定后，由于健康城受到了很大的破壞，不少大臣上表建議遷都。這些大臣基本分為兩派，以溫嶠為首的北方名士派建議遷都豫章，而三吳士族則要遷都于重鎮(zhèn)會稽，一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王導力排眾議，反對遷都，主張鎮(zhèn)之以靜。他說：“夫建康，古之金陵，舊為帝里，孫仲謀、劉玄德皆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茍務本節(jié)用，何憂凋敝？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為墟矣！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于蠻越，失民之望，俱非良計。今宜鎮(zhèn)之以靜，則群情自安。”眾人皆以為然。蘇東坡的《論周動遷》說：“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對王導反對遷都大加贊賞。
　　
　　王導晚年怠于政事，文書常常不打開就批準。當朝也對王導施行的昏亂之政議論紛紛。而王導本人對此卻不以為然，他曾說“人言我憒憒，后人當思此憒憒。”
　　
　　咸康五年（公元339年），王導病逝，終年六十四歲。王導死后，晉成帝為其“舉哀于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jié)監(jiān)護喪事，赗襚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辒辌車、黃屋左纛、前后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為比”?？芍^極盡哀榮。

尊佛弄玄，引領風氣
　　
　　王導成為無可爭議的士族領袖，不僅僅因為他的位高權重，而且由于他是魏晉玄理清談的翹楚。用我們現在的話講，他不僅僅是政治領袖，而且是眾望所歸的玄派大師，思想界泰斗。但是由于魏晉士人不崇尚著書立說，他的思想學說也就沒有多少傳世。東漢之士以名節(jié)為重，魏晉之士以曠達為風。魏晉時期思想和文化的主流是清談和玄學，這是對傳統(tǒng)儒術和禮法的一次很徹底的反動，帶來了個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風氣。而后世多把魏晉清談玄學和內患外亂聯系起來，不免有失偏頗。那時的士人講究‘玄妙’，‘雅遠’，‘曠達’。王導是這方面公認的代表。
　　
　　渡江以后，王導十分推崇三理學說。“止道聲無哀樂、養(yǎng)生、言盡意，三理而已”（見《世說新語·文學篇》），雖只是三理，但是宛轉關聯，妙趣橫生，牽涉到各個方面，乃至無所不入。其中的《聲無哀樂論》、《養(yǎng)生論》，都是嵇康的作品?！堆员M意論》則是歐陽建的作品，主張言必盡意、窮根究底，很有形式邏輯的味道。言盡意論在當時的清談辯論中大行其道。
　　
　　王導在府中常常主持名流參加“玉柄麈尾”清談辯論聚會。麈尾飾以玉柄，是清談領袖的重要道具，以示儀瞻表率，風神超邁。麈，據傳為麋鹿的一種，體大尾長。相傳麈與群鹿并行，搖尾左右，可指導群鹿的行走方向，有群倫領袖之概。這種風尚后來傳至日本，現在日本還有盛放“玉柄麈尾” 的麈盒。這種辯論聚會當時風行一時，會上由名士領袖如王導做主談，另有名士做賓談、陪談。辨談必須要有“辭喻不相負”特點。換言之，即詰辯求勝不服輸，是“正始之音”的要旨。這種談會當時影響很大，每次談會結束，辯論的內容和形式，甚至花邊消息，都會受到廣泛關注，很有今日“炒作”痕跡。可惜當時沒有類似今天書記員的角色，辨談內容沒有流傳下來。否則我們可以拿來和美國大選辯論、亞洲大專辯論會比較比較。
　　
　　與王導有關的玄談名辨，《世說新語》里有很多記載。《世說新語》曾提到周顗拜訪丞相王導，在相府門口經過見顧和正在捫虱子，態(tài)度安然。周顗走過去又回轉身指著顧和的胸口說：“這里藏有什么？”顧和照舊捫虱子，慢慢答道：“這里面是深不可測的地方。”周顗進了相府后對丞相說：“你的屬吏中有一個具有尚書令、仆射才能的人。” 另有一次丞相王導枕在周顗膝上，指著周顗的肚皮說：“你這里面有什么？”周回答說：“此中空空洞洞，什么也沒有，但是容得下你們這些人幾百個。” 有一次王導曾以康僧淵深目高鼻而戲弄他，僧淵即答：“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這些言談我們今天會覺得都是答非所問、故作高深之語，令人一頭霧水，但在當時被引為名談名辯。
　　
　　所謂風行草偃，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身居要務的重臣耽于清談弄玄，朝野刮起一股強勁持久的清談之風。它必然會對當時的思想領域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滲透到意識形態(tài)領域中如政治、經濟、宗教、文化、學術、文學等多方面。
　　
　　當時的玄學和佛學的結合，對佛教在中國的發(fā)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東晉以王導為首的的士族名士，大多支持佛教，并與佛教高僧有著密切的關系。出自士族的高僧竺道潛（字法深），在西晉時就“譽洽西朝”，過江后，“丞相王茂弘（導）、太尉庾元規(guī)并欽其風德，友而敬焉”。來自西域的高僧帛尸梨密多羅本無人知，“晉永嘉中，始到中國，值亂，仍過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為吾之徒也，由是名顯。”由于王導與佛僧關系密切，以后王氏多有奉佛者。據說王導之弟還出家為僧，法名道寶。王羲之的曾孫也出家為僧，法名道敬。宋文帝時，王曇首、王僧虔父子均與沙門曇遷關系密切。
　　
　　由此可知，佛教在南朝所以能夠發(fā)展到國教化的新的階段，完全是出于帝王王子及士族豪門的提倡。關于這一點，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曾說“佛法既上流人士所提倡”，又說“南朝佛教于士大夫階級之勢力，以及其與玄學關系之密切，即此亦可知矣”，特別提到“晉司徒王導獎進僧徒，于江東佛法之興隆頗有關系。”
　　
　　后來北朝的北魏也深受東晉和南朝尊佛風氣的影響。北魏帝王，不但崇佛，且引南朝神話以自重。北朝佛教自北魏孝文帝起，起初注重佛教傳統(tǒng)典經探究，而且?guī)в泻軡庵氐男W名理色彩。但是，此一發(fā)展，也是受了南朝的影響。因為北朝信佛而談名理者，多為南朝人士。如崔光的祖與父均在劉宋時期做官，崔光十七歲時投奔了北朝。王肅與王翊都是王導的后裔，也都是年長以后才來北朝。北魏時期，中國的佛教得到了很大的發(fā)展，為后世留下了很多諸如龍門石窟等寶貴遺產，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究其淵源，王導之功，依稀可見。

一門顯貴，幾代風流
　　
　　翻開晉書，滿目皆是王家列傳?，樼鹜跏霞易寮谢适页⒌拇蟛糠种匾獧嗔?，這在中國歷史上實屬罕見。無怪乎羊士愕詠出這樣詩句：“山陰道上桂花初，王謝風流滿晉書。”情況正是如此，在《晉書》中王氏列傳占據很大的比例。
　　
　　瑯琊王氏，是兩晉時期最為顯赫的士家大族，在王氏家族中，很多人擔任過顯官要職。真可謂家門顯赫，人才輩出。到了王與馬共天下的東晉時期，王氏家族達到了一個頂峰。永嘉南渡后，王導始終居機樞之地，王敦則總征討于上游，王氏家族近屬居內外之任，布列顯要者人數甚多?！赌鲜?#183;史臣論》里說“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 晉元帝曾對王敦說：“吾與卿及茂弘（王導）當管鮑之交”。王導做了元帝、明帝、成帝三代的丞相，他的子孫，也世代簪纓，于是，這一家族，自然門第越來越高，最后演變成“合望族者，輒推王謝”了。
　　
　　據說瑯琊王氏可以追溯到東周的太子晉，晉后來改名為王僑。瑯琊王氏祖上曾出過秦將王翦王賁這樣的名將。王導的叔祖父王祥，就是家喻戶曉的“二十四孝”里的“臥冰求鯉”故事的主人公，晉武帝時官至太保，晉爵為公。祖父王覽，擔任過光祿大夫，父親王裁，擔任過鎮(zhèn)軍司馬。
　　
　　東晉時期，時人喜歡在士家大族之間比評人才?，樼鹜跏夏苋吮姸?，品采風流，有“八裴方八王”之說。《世說新語·品藻篇》說：“正始中人士比論：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綏，裴綽方王澄，裴瓚方王敦，裴遐方王導，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可見瑯琊王氏門第繁茂。
　　
　　史載瑯琊諸葛氏曾與瑯琊王氏共爭族姓先后。東晉的諸葛恢與丞相王導，二人因為族姓排列的先后順序而發(fā)生爭論。諸葛恢也是南渡名士，是東晉司馬睿北方人才集團“百六椽”之一。他與王導都來自山東瑯琊的大族。王曰：“何以不言葛王，而言王葛。”答曰，“譬如言驢馬，驢寧勝馬也。”（《啟顏錄》）王導說：“為什么不可以稱葛王，而世人非得稱王葛呢？”諸葛恢回答說：“譬如稱驢馬吧，這樣稱呼的意思難道是說驢就勝過馬了嗎？”一時引為趣談。就三國時期，諸葛氏遍布蜀國吳國執(zhí)掌機樞，并出了諸葛亮這樣的絕頂人物，但到了東晉時期，從族第顯要來說，瑯琊諸葛已經落了下風，再也沒有一位人物可以與王導匹敵。
　　
　　東晉早期，文有王導，武有王敦，王氏兄弟子侄遍布朝庭重要職位。如王舒、王薈，曾任吳中重鎮(zhèn)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事。大書法家王羲之是王導的侄子，曾任右將軍，人稱王右軍，但官職并不顯赫。王舒的兒子王允之，進號征西將軍，假節(jié)。王導之孫王珣，是桓溫同黨，竟稱桓溫廢昏立明，有忠貞之節(jié)。王彪之甚至還為桓溫廢立尋找歷史根據，制定禮儀。王允之是企圖以軍事實力維持瑯琊王氏家族利益的最后一人。王允之死后，瑯邪王氏雖然還是代有顯宦，不斷有人出任州部刺史之職。似乎宗族不衰，但基本上是靠祖宗余蔭和社會影響。所謂君子之澤，三世而竭。到晉末為止，能真正影響政局的人是一個也沒有了。
　　
　　瑯琊王氏除了是官宦世家，還出了不少書法家。王導曾向魏晉大書法家鐘繇學習書法，于喪亂之際，攜帶鐘繇手書《宣示帖》過江，作為不斷演習的法帖，終于摹仿得惟妙惟肖。他的行書、草書都寫得很出色，晉元帝、明帝都很嘆服，并以他的字作為標準字體。除了王導之外，還有王恬、王洽、王劭、王薈、王廙、王敦、王玄之、王羲之、王凝之、王操之、王渙之、王獻之、王淳之等，據《述書賦》記載，東晉書法家中的“八王”，瑯琊王氏一門共占去六人。致使東晉書壇，幾成王家天下。
　　
　　這些人里最著名的書法家就是王羲之。王羲之是王導的侄兒，在書法和文學方面從小深受王導的熏陶。其書法“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云，矯若驚龍。” “袒腹東床”就是王羲之的故事。太傅郗鑒曾派遣門人到丞相王導府中為女兒郗璿提親，王導說，王家子弟任你挑。郗氏是官宦世家，郗女也頗有秀外慧中之名。對王氏子弟來說，這是一個難得的好機會，一個個神氣端肅，扭捏作態(tài)，唯獨王羲之毫不在乎依舊袒腹而臥在東窗床上，不料郗鑒選中的就是這個“袒腹東床”的年輕人，從而為后人留下“東床快婿”的佳話。郗璿亦善書，有些王羲之署名的書箋即是她代筆的。王羲之書文雙絕，在政治上是反對王導“憒憒為政”的，曾做過王導的對頭庾亮的僚屬。王羲之的兒子王獻之也是書法大家，與其父并稱二王。
　　
　　瑯琊王氏雖是官宦之家，但風雅人物卻是層出不窮。除了書法，在文學，玄理，棋藝方面，以王導為首的王氏族人都有很高造詣。究其原因，是家族多少代家學深厚積淀的結果。盡管如此，以士家大族為中心的東晉門閥政治雖然獨領風騷了百余年，但在歷史的長河里，也就是曇花一現而已，所有的風流，最終都被雨打風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