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周易》這本書的成書，過去影響最大的是“易歷三圣”，就是伏羲畫卦、文王系辭、孔子作《十翼》，最終成書。這個說法，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人篤信不疑，實際上這說法是很有問題的。
《周易》是卜筮之書，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筮這種占卜方式起源于什么時候，我們真的不好說了，《系辭》里明白地說伏羲氏畫了八卦，我們不敢說這是事實，也不敢說這話不可靠，因為沒有證據(jù)，但是卜筮起源一定相當(dāng)古老，傳說中的伏羲時代就有，我感覺這個倒是沒啥問題。當(dāng)然，《系辭》里只是說伏羲作了八卦，沒說他搞了六十四重卦。至于誰重八卦為六十四卦，唐代孔穎達(dá)在《周易正義·卷首》里專門有一段兒“論重卦之人”，他首先確認(rèn)是伏羲畫了八卦，然后說：“然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為伏羲畫卦，鄭玄之徒以為神農(nóng)重卦，孫盛以為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為文王重卦。”
這其中最有影響力的說法是周文王的功績，司馬遷在《報任安書》里就明白地說“文王拘而演《周易》”，他在《史記·周本紀(jì)》里也說“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彼抉R遷的根據(jù)就是《系辭》，《系辭下》里說“《易》之興也，其當(dāng)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dāng)文王與紂之事耶?”《系辭》的作者一問再問，說明是在揣測、在懷疑，他是不敢肯定的。帛書《易傳》的《要》篇里，借孔子之口說了這么一段：“文王仁，不得亓志，以成亓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辟咎，然后《易》始興也。予樂亓知之。[非文王]之自[作《易》]，予何[知]亓事紂乎？”這是《要》里記載孔子說的話，孔子認(rèn)為是文王作，諱而辟咎，然后作了《易》。但是他后面還加了一句：如果不是文王自己作的《易》，我怎么能知道他是怎么服事紂的呢？很明白，《要》的作者雖然把話托在孔子口里，可他也不敢確定這說法是否可靠，最后加了兩句這模棱兩可的話。
司馬遷也明白這一點，所以說這事兒的時候用了“蓋”字，《史記正義》解釋說：“太史公言‘蓋’者，乃疑詞也。文王著演《易》之功，作《周紀(jì)》，方贊其美，不敢專定重《易》，故稱‘蓋’也”，就是大概、可能、也許、差不多……之類的，說明不能確定；但是后人不管這些，前人既然有揣測了，我們不妨都承認(rèn)，通通都肯定下來。事情到現(xiàn)在還是如此，有學(xué)者揣測某古董是某時代的，后來的人就直接承認(rèn)這東西就是某時代的，太常見了。
當(dāng)然也有不同的聲音，比如孔穎達(dá)經(jīng)過一番論證，最后認(rèn)為“今依王輔嗣以伏羲既畫八卦，即自重為六十四卦為得其實”，也就是說他傾向于伏羲畫了八卦也重為六十四卦，重卦不是文王的事兒。但是文王總不能閑著吧，他又根據(jù)《易緯乾鑿度》、《易緯通卦驗》里的說法推斷，說：“準(zhǔn)此諸文，伏羲制卦，文王系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圣，只謂此也?！彼@種觀念在唐代大約是主流，比如陸德明作《周易經(jīng)傳傳述人》的時候，說：“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文王拘于羑里，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彖辭》、《象辭》、《文言》、《系辭》、《說卦》、《序卦》、《雜卦》，謂之‘十翼’?！?/span>
伏羲畫卦的說法，最早見于《系辭》，流布最廣，影響也最大，漢代以后只要一提伏羲，必定要提他畫八卦，這是他最大的一項功績。但是在漢代以前，除了《系辭》之外，沒有別的書提到這事兒。比如戰(zhàn)國時代的《楚帛書》里說到“大熊雹戲”，即伏羲，說他和女皇生了四個兒子維持天地，但沒說到他畫八卦；《莊子·大宗師》里說一些得道的人或神的行為，說到伏羲氏的時候只是說“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以襲氣母”這句話前人的注釋都說是“元氣之母”、“元氣之本”，是否如此，直到現(xiàn)在也不大明白，但肯定不是畫八卦。如果那時候就有伏羲畫卦的說法，這里該說“以畫八卦”吧？可惜沒有。漢代以前的典籍，提到伏羲的也不少，可除了《系辭》之外，沒有說伏羲畫八卦的。所以，近世學(xué)者比如郭沫若、李鏡池、張政烺等人都對此持否定態(tài)度；還有高亨先生，他在《周易古經(jīng)今注·周易古經(jīng)通說·提要》里說到，他原來是相信伏羲作八卦的，認(rèn)為八卦是伏羲時代八個官的標(biāo)志，他們每人都有個圭，分別代表天、地、火、水、風(fēng)、雷、山、木，八卦就是“八圭”。但是，在《古經(jīng)今注》正式出版的時候高先生給刪去了，理由是“沒有確證”，高先生治學(xué)是很嚴(yán)謹(jǐn)?shù)?，沒有確證的東西也干脆不要了。即使是易學(xué)觀念比較傳統(tǒng)的金景芳先生，也認(rèn)為“這種說法是不足據(jù)的”（《周易講座·序》2頁），所以，這事兒基本上不值得一辨了。
只是對于文王重卦或作爻辭這事兒，有必要仔細(xì)說說。因為根據(jù)孔穎達(dá)、陸德明的說法，《周易》這書是由文王、周公父子聯(lián)手完成的，成書當(dāng)在西周初，可這個說法可信與否呢？
首先，文王重卦這個說法，靠得住不？我看靠不住。最有說服力的，莫過于考古學(xué)上的證據(jù)，1980-1982年間，中科院考古所安陽工作隊對安陽苗圃北地殷代遺址進(jìn)行了發(fā)掘，其中清理出殷代墓葬84座，在其中編號M80的殷代墓葬中出土了一塊磨石，上面刻著幾組數(shù)字符號：
可以辨認(rèn)的有六組，分別是：六六七六六八、七六七六六七、七六八七六七、六六五七六八、八一一一六六、八一一一一六。
《1980-1982年安陽苗圃北地遺址發(fā)掘簡報》（《考古》1986年第2期）里認(rèn)為“這類刻數(shù)符號應(yīng)是卦象?！边@六組數(shù)字，每組都是六個數(shù)，正好是一個卦象，如果用《周易》的卦名寫出來，分別就是：豫、噬嗑、賁、小過、咸、大過?！逗唸蟆吠瑫r指出，這個M80號殷代墓葬，據(jù)考察是相當(dāng)于殷墟三期，也就是廩辛、康丁時期的。
當(dāng)然據(jù)說還有更早的，就是《考古學(xué)報》1983年2期上的《江蘇海安青墩遺址》一文，這里面介紹了距今5000年前新石器時代的青墩遺址出土器物，其中出土骨角棲和鹿角枝上有易卦刻文八個，例如三五三三六四（即遯卦）、六二三五三一（即歸妹卦）等，其所使用的數(shù)目字有二、三、四，這個張政烺先生在《論易叢稿》里也提到了。
雖然學(xué)者們都這么認(rèn)為，甚至稱之為“東方第一卦”，但是我看了這個骨頭的圖片之后，對這個東東存疑。大家可以仔細(xì)看看，那上面有許多橫豎刻文，刻畫很隨意，有的象易卦，有的則不象，總體看很像是某種記號或裝飾，很難說是易卦；同時，數(shù)字屬于文字，而六爻卦占卜，需要比較成熟的數(shù)字觀念和復(fù)雜的運(yùn)算過程，沒有文字而能使用復(fù)雜數(shù)字來運(yùn)算得出六爻卦是不敢想象的。而新石器時代有沒有文字是個問號，青墩遺址中并沒有發(fā)現(xiàn)當(dāng)時有使用文字的線索，那些象數(shù)字的刻畫是不是就是數(shù)字或易卦，我是不敢肯定的，所以我也只能承認(rèn)苗北磨石上的那些易卦而已。
文王被囚羑里是殷紂王時期的事情，那么他重卦也該是這個時候才對吧，可是廩辛康丁時期就明白地就有六爻數(shù)字卦，說明那時候就有重卦了，而這個時期文王還沒出生哩，更別說演易重卦了，就憑這點，文王重卦的說法就徹底粉碎了。
有重卦的筮法，必定有六十四卦，這個是毫無疑問的。首先，殷商人卜筮非常頻繁，這個不要我多說。古人往往是卜、筮并用，而且是先筮后卜，《周禮·筮人》里說：“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后卜”，就這意思。那么，殷商時代筮卦必定也很頻繁的，它所得的卦象一定也是很多的，絕對不是我們現(xiàn)在看到殷商器物或甲骨上看到的那么聊聊幾個。其次，所得的卦象再多，也絕對不會超過六十四卦之?dāng)?shù)。因為用六爻重卦筮法，其八本卦兩兩組合，最多只能組合出六十四種情況，無論你如何揲蓍演算，也都不會出這個范圍，其實這個通過推演就完全可以知道。殷人的數(shù)字觀念已經(jīng)很進(jìn)步，不僅有一到十的數(shù)字觀念，也有百、千、萬的觀念，比如甲骨文中明白就有“三萬”這個數(shù)字的合文（粹1171）。那么，這時候他們能將卦象拓展到六十四并非是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堅定地說：重卦不是文王的功績，它應(yīng)當(dāng)是在殷墟三期時就存在筮卦方法，但也不能說就是這個時期產(chǎn)生的方法，這個只能是它的下限，它的上限我們無法追索，我是堅信在此之前就有了六爻占筮的方法，而且已經(jīng)有了六十四卦。
那么，文王為《周易》作卦辭這個說法可信不可信呢？也是不可信。當(dāng)然這個問題稍微復(fù)雜一點，說起來要麻煩。我認(rèn)為這個問題，《周易》卦辭的本文就有明證，其《晉》卦卦辭：“康侯用錫馬蕃庶，晝?nèi)杖印?，康侯就是衛(wèi)康叔封，這個已經(jīng)是公認(rèn)的事實，因為周代的金文里就這么稱呼他。封是文王的兒子，武王的同母弟弟，名封（金文里寫作“豐”），他最早被封在康這個地方，清華簡《系年》里說是“庚丘”，在古籍中康、庚通用，庚丘也就是康丘，所以才叫康叔。
武王克殷之后，殷武庚與三監(jiān)叛亂，周公平叛之后，把康叔又封在衛(wèi)，故稱“衛(wèi)康叔”。那么，如果是文王作的卦辭，他能稱自己的兒子是“康侯”嗎？先秦時代老子稱兒子一般是直呼其名，比如武王是太子，故古籍中常見稱他“太子發(fā)”，清華簡《保訓(xùn)》里文王訓(xùn)誡武王，直接稱他的名字“發(fā)”；豈止是父親稱兒子，即使是兄弟之間，也是直呼其名，如《逸周書·度邑》里，武王稱周公旦為“旦”，自稱曰“發(fā)”；在《尚書·康誥》里，周公稱康叔封，先說了句“孟侯，朕其弟”，然后下面一律是直呼其名“封”。為什么開始要稱一句“孟侯”？首先說“孟侯”的解釋，前人可算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顧頡剛、劉起釪先生在《尚書校釋譯論》中引日本學(xué)者加藤常賢的說法是“孟”是“妹”的音轉(zhuǎn)，因為康叔被封在衛(wèi)，當(dāng)時又叫妹土或妹邦（妹或作沬），所以孟侯就是妹侯，也就是衛(wèi)侯，認(rèn)為這個說法是靠譜的?！犊嫡a》是周公把弟弟康叔封封在衛(wèi)時的命書，是在“四方民大和會”時，當(dāng)著侯、甸、男、邦、采、衛(wèi)、百工、播民的面作的命書，他當(dāng)然要先稱呼他的爵位，然后說內(nèi)容，而在內(nèi)容中就直接稱其名了。在這種規(guī)矩之下，文王寫自己的兒子是否會稱之為“康侯”？我看不可能。
還有一點是，武王克殷之后，封了自己的弟弟，如管叔、蔡叔等等，但是“康叔封、厓季載皆少，未得封”（《管蔡世家》），就是年齡太小，沒法兒封；直到康叔封封在衛(wèi)的時候年齡還比較小，《史記·衛(wèi)康叔世家》里說他“齒少”，大概是剛剛成年，古人以二十加冠成人，剛剛成人也可以說是“齒少”。就算康叔這時候是二十來歲吧，我們看看，文王死后五年武王克殷，又過了三年武王死了（此據(jù)清華簡《金縢》說，皇甫謐《帝王世紀(jì)》以為是在克殷六年后），周公花了三年時間平定武庚三監(jiān)叛亂，然后才封了衛(wèi)康叔，這就已經(jīng)過了十一年了（按皇甫謐之說是過了十四年），那么在文王囚于羑里的時候，康叔封才多大？應(yīng)該連十歲都不到吧？一個不到十歲的孩子，連人事還不懂呢，就能“用錫馬番庶”，就能被老子稱為“康侯”寫進(jìn)《周易》里，這個有沒有可能？可信不可信？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不信。如果根據(jù)《今本竹書紀(jì)年》就更懸了，紂王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四十一年西伯昌薨，中間隔了18年，在文王囚在羑里的時候，康叔封肯定還沒出生呢。
我的看法是，“康侯用錫馬番庶”這事兒是發(fā)生在康叔封衛(wèi)之后，他采取了一些措施，融洽與殷遺民的關(guān)系，建立和諧社會，《衛(wèi)康叔世家》說他“能和集其民，民大說”，其中“用錫馬番庶”就是“和集其民”的手段之一，所以受到衛(wèi)國民眾的歡迎和稱頌，成了大家很熟悉的故事，因此才被寫進(jìn)了《周易》，文王怎么可能知道？所以，說文王作卦辭這事兒，壓根兒就不可信。
我們再來說說，周公作爻辭這事兒可信不可信吧。周公當(dāng)然就是周公旦，是圣人之一，這個沒啥好說的。關(guān)于是否周公作爻辭的事兒，其實郭沫若已經(jīng)給回答過了，他在《周易的制作時代》一文中舉出了“中行”的例子：
中行告公，用圭。（《益》六三）
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郼）遷國。（《益》六四）
包荒用憑河，不遐遺。朋亡，得尚(當(dāng))于中行。(《泰》九二)
中行獨復(fù)。（《復(fù)》六四）
莧陸夬夬，中行無咎。（《夬》九五）
郭沫若的解釋是，這里面的“中行”只能當(dāng)人名來解釋，不會有第二種解釋，這個人就是晉國的荀林父，“中行”之名初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作三行以御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荀林父初將中行，故有“中行”之稱，《左傳》宣十四年稱為“中行桓子”，而他的子孫便以中行為氏。
《泰》九二的“朋亡，得尚于中行”。尚與當(dāng)通。我相信就是《左傳》文七年，先蔑奔秦，荀林父“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于秦”的故事。
《夬》九五的“中行無咎”，《復(fù)》六四的“中行獨復(fù)”也就是宣公十二年荀林父帥晉師救鄭，為楚所大敗，歸而請死時的故事。“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指钢戮玻M(jìn)思盡忠，退思補(bǔ)過，社稷之衛(wèi)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于明!’晉侯使復(fù)其位?！?/span>
荀林父的時代已經(jīng)是春秋中期，周公旦在周成王的時候就死了，荀林父的事情，周公旦怎么可能知道？
有好多人不服郭的解釋，反對聲四起，主要是認(rèn)為這個“中行”不是人名，而應(yīng)當(dāng)作中途解，也就是半路上的意思。這個解釋先不說從《周易》的句式上說不通，就是從先秦典籍的用詞上也說不通。先秦時期，“中行”的確有很多義項，但沒有說是半道的；說半路都說是“中道”、“中涂（途）”，哪里有說“中行”的？不信大家可以查查古書或詞典。
高亨先生是訓(xùn)詁學(xué)名家，他在1973年出版《周易大傳今注》的時候，還把“中行”解釋為“中道”，到了1984年出版《周易古經(jīng)今注》的時候就改了，改成了人名，認(rèn)為“中行”是“中衍”之誤。這顯然是他也感覺到解釋為“中道”在經(jīng)文里說不通，只能解釋成人名，但是又不想把《周易》的制作時代拖得太晚，所以解釋成微子的弟弟中衍。但問題在于如果《周易》中只有一處“中行”說成是“中衍”之誤，還能說得過去，可《周易》中有5處“中行”，沒有一處作“中衍”的，要說誤字，怎么能有說服力呢？
現(xiàn)在還有出土文物為證，上博簡本《周易》、馬王堆帛書本《周易》，一個戰(zhàn)國時代的抄本，一個西漢時期的抄本，都是“中行”，沒有作“中衍”的，這可算是鐵打的證據(jù)了。
《周易》里出現(xiàn)了荀林父的故事，那么《周易》的制作時代一定還在荀林父之后，荀林父是春秋時期的人，他的事兒周公怎么會知道？真的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周公作爻辭的說法顯然是不可靠了。郭沫若斷定是“《周易》之作決不能在春秋中葉以前”，我是至今贊同這個觀點，但對于他說作者是戰(zhàn)國時期的馯臂（字子弓，一作子弘）持保留意見，因為證據(jù)實在不是很充足。張政烺先生認(rèn)為《周易》的制作時代的上限當(dāng)在春秋晚年（《張政烺論易叢稿》56頁），我覺得這個比較合適。
“三圣”中的最后一圣是孔子，他的功績是作了《十翼》，漢代時候的《易經(jīng)》是包括《周易》和《易傳》的，所以孔子也被當(dāng)作《易經(jīng)》的作者之一。但這可信不可信呢？我的看法和郭沫若、李鏡池等先生的看法一致，那就是不可信。
首先，《易傳》雖然在漢代以后大大地有名，但是先秦典籍中竟然見不到一點影子，如果這個真是孔子親筆所作，那么先秦的時候儒家必定會大加傳述表彰，怎么會絲毫不提它呢？
其次，《易傳》里面提到孔子的時候，都是說“子曰”，馬王堆帛書《易傳》里甚至直接說“孔子曰”，這明明是依托孔子的話，也就是說《易傳》的作者意思很明確的，他們作這個《易傳》是在轉(zhuǎn)述傳授孔子之言，所以把一些內(nèi)容托諸孔子，本來就沒想說這個是孔子的親筆著作。如果是孔子作的，孔子會自稱“子”或“孔子”嗎？看看《論語》里，孔子說到自己的時候都是自稱其名“丘”：“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他哪里曾把自己稱為“子”或“孔子”？“子”或“孔子”是孔子的后學(xué)對他的一種尊稱或敬稱，孔子自己怎么會這么說自己。
再次，先秦時期儒家文獻(xiàn)中沒有傳授或引用《周易》的內(nèi)容。有人說不是吧？《論語·述而》里孔子明白地說 “加我數(shù)年，五十以學(xué)《易》，可以無大過矣”，說明孔子多么重視《易》，但是這個郭沫若、李鏡池等人早就指出來了，這里面的“易”是《古論》的寫法，漢代通行的本子都是“亦”，其斷句當(dāng)為“加我數(shù)年，五十以學(xué)，亦可以無大過矣?！焙枚嗳瞬徽J(rèn)可，但是這個有出土文獻(xiàn)為證，就是定州漢簡本《論語》，這個漢簡本的抄寫時代在公元前55年以前，是一個西漢時期的抄本。剛出土?xí)r有好多學(xué)者認(rèn)為這個本子就是《魯論》，近年來經(jīng)過學(xué)者們的深入研究，發(fā)現(xiàn)它和《魯論》、《齊論》、《古論》均有差異，是一個比較獨特的本子，其中一簡（157）有文字作“……以學(xué)，亦可以毋大過矣”，也是作“亦”。由這種種情況來看，《古論》的“易”極可能就是“亦”的聲誤，所以用這句來證明孔子讀《易》是很不可靠的，但是這不能證明孔子沒讀過《易》?！墩撜Z·子路》篇里說：“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yī)?！品?！‘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边@里面的“南人”當(dāng)是“商人”之訛，也就是楚簡本中的“宋人”，宋人直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仍然或被稱為“商人”。這段話里有引用《周易·恒卦》的爻辭，證明孔子的確是讀過《易》的。
還有一點是《禮記》里好多篇章如《經(jīng)解》、《坊記》、《表記》、《緇衣》、《深衣》里都引用過《周易》，這一點是沒錯的。但是問題在于，《禮記》是漢代人纂集的，漢代人喜歡編輯古書，就是可以根據(jù)己意任意增刪改動一些文句，這個在現(xiàn)在看來是“篡改文獻(xiàn)”，而在漢代看來這個很正常，屬于被允許的范圍。別的我沒有什么可靠的證據(jù)，但是《緇衣》這篇我有堅實的根據(jù)?！抖Y記·緇衣》原文是這樣的：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于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秲睹吩唬骸魺o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兑住吩唬骸缓闫涞拢虺兄?。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兇。’”
《緇衣》是一篇真的先秦文獻(xiàn)，其原本里是沒有《兌命》以下文句的，這可以有先秦的本子作為證明，那就是郭店楚簡本和上博簡本，這兩個本子都是戰(zhàn)國時期的抄本。
所以我說，先秦時期，《周易》不是儒家經(jīng)典，也沒有傳授講習(xí)之事，孔子可能讀過《易》，但是沒怎么留下多少談?wù)摰膬?nèi)容，只是在《子路》篇里說了那么兩句，以后再沒了。先秦典籍里，更找不到任何孔子關(guān)于講解《周易》的話了。
我說這些，是要說明一個問題：孔子讀沒讀過《周易》，和孔子有沒有作過《易傳》是兩個根本不相干的問題——孔子讀過《易》不能證明他作了《易傳》；說《易傳》不是孔子作的，也不等于說否定孔子讀過《易》。
先秦儒家沒有研習(xí)傳授《周易》的事情，這是事實。當(dāng)時儒家的經(jīng)典，主要的是《詩》和《書》，儒家講求自身文化道德的修養(yǎng)，最重視的是《詩》，所以先秦儒家講《詩》的內(nèi)容比較多，有力的證明就是上博簡里有一篇《孔子詩論》，是專門借孔子之口講《詩》的；其它儒家文獻(xiàn)中，引用《書》的也不少；《春秋》也有其傳授系統(tǒng)，唯獨不見《周易》。
實際情況是，《易傳》都是秦火之后的東西，儒家的經(jīng)典都成了禁書，不許研讀傳授了，儒家門人沒了依靠，怎么辦？在那些沒被禁的書里，比如農(nóng)書、醫(yī)術(shù)、卜筮之書中，只有《周易》還能拿來說說，所以他們開始研究它，把自己學(xué)派的一些塞在里面，為了忽悠人，說是孔子傳授，把好多話托到孔子口里，于是《易傳》在短短的幾十年內(nèi)便產(chǎn)生出來了我們現(xiàn)在知道的《易傳》遠(yuǎn)不止十篇，馬王堆里挖出來的，就有《二三子》、《系辭》、《衷》、《要》、《繆和》、《昭力》五篇，這里面只有《系辭》是《十翼》里的。傳本《易經(jīng)》里，則有《象》、《彖》、《文言》、《系辭》、《說卦》、《雜卦》、《序卦》七種；另外，《大戴禮記》里還有一篇《易本命》，其實也是一篇《易傳》，其篇名當(dāng)是《本命》，因為是《易傳》，所以叫《易本命》，等等。我們看看這些《易傳》里，沒有說孔子作《十翼》的內(nèi)容，只有一篇很重要的篇章，就叫《要》，它里面記錄孔子晚而喜《易》的內(nèi)容：
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橐。子贛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霝之趨；知謀遠(yuǎn)者，卜筮之蘩?！n以此為然矣。以此言取之，賜緡行之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榘方也，前屰而至者，弗屰而巧也。察亓要者，不詭亓辭?！渡袝范嚅懸?，《周易》未失也，且又古之遺言焉。予非安亓用也，予樂[其辭也，予何]尤于此乎？” [子贛曰：]“如是，則君子已重過矣。賜聞諸夫子曰：‘孫正而行義，則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亓用而樂亓辭，則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子曰：“校哉，賜！吾告女《易》之道囗囗囗囗囗囗囗囗，此百生之道囗囗《易》也。夫《易》，岡者使知瞿，柔者使知圖；愚人為而不忘，奸人為而去詐。文王仁，不得亓志，以成亓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辟咎，然后《易》始興也。予樂亓知之。[非文王]之自[作《易》]，予何[知]亓事紂乎？”
《要》的這段話，可以讓我們明白個兩個問題：第一是儒家本來就不重視《易》的，甚至很鄙視卜筮，認(rèn)為沒有德行的人才會一天到晚祭祀神靈求保佑，沒有智慧的人才會頻繁地卜筮來決定事情，自然儒家不會去傳習(xí)《周易》什么的。還故意寫了子贛（即子貢）看孔子老而好《易》甚為不解，去責(zé)難的事兒，為什么要寫這些？這是因為當(dāng)時大家都知道儒家不研究《周易》的，現(xiàn)在為什么開始研究了？因為孔子晚年曾經(jīng)好《易》，我們當(dāng)然也可以傳習(xí)研究。第二是我們可以體會到儒家研究《周易》的歷史背景，是在“《尚書》多閼”的情況下，閼就是閼絕的意思，明顯是暗指焚書；同時又借孔子之口說了一段話，就是紂王無道的時候，文王諱而避咎，研究《易》，這分明是暗指秦皇暴虐，儒生受到打擊，也只能諱而避咎，去研究《周易》。但是大家可以翻翻所有的《易傳》，里面都沒有說孔子作《十翼》的話。
這段話最大的作用在于，儒生們給自己編造了一個有利故事，就是孔子晚而好《易》，他們根據(jù)這個可以回答為什么孔子教授的課程里沒有《易》，孔子是晚年的時候才讀《易》的，以前自然不會傳授；孔子讀《易》了非常重視，才會有解《易》言論流傳下來，我們才會繼續(xù)傳授它。所以說，《要》這篇《易傳》對于當(dāng)時的儒生來說是十分重要的篇章，為他們研習(xí)傳授《周易》提供了“歷史依據(jù)”，當(dāng)然這個“依據(jù)”是編造的。
不管怎么樣，從諸篇《易傳》的本文來看，其作者本來就沒想說這些是孔子的親筆著作，自己只是轉(zhuǎn)述、傳授孔子的“易學(xué)理論”，用這種手段把儒家的學(xué)說附麗在《周易》上，以期得以流傳，僅此而已。錢穆先生在《論〈十翼〉非孔子作》（《古史辨》第三冊上編）一文中，列舉了十項證據(jù)，證明《十翼》不是孔子所作，信而有徵。
最早記載孔子作《易傳》這事兒的，是司馬遷的《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shù)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边@里面只說了五種《易傳》，沒有《雜卦》和《序卦》，不夠《十翼》之?dāng)?shù)。但《史記正義》認(rèn)為里面的“序”字是指《序卦》，其實那是錯的，因為前面還有說孔子“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同樣用了“序”字，“序”是整理、編排、編輯的意思，它不是《序卦》。但是這段話也不大可靠，具體情況，大家可以看看李鏡池先生《周易探源》一書中的《易傳探源》，里面專門有一章講《孔子作易傳的傳說演變》，我這里就不多說了。
這些《易傳》，從辭采上講，都還是不錯的，因為它們都是儒生們的手筆（《說卦》除外，詳下），在當(dāng)時都是高級知識分子，所以里面不乏精彩的言論，有好多至理名言等等。但是，因為是倉促上馬，新起爐灶的，本來沒什么師承，所以，《易傳》作得很零亂，有的作得還很弱智。我們看看這些《易傳》，最大的感受就是零碎，東拉拉西扯扯，上講講下說說，實在沒話說了，就拉一些卦爻辭來隨意地闡發(fā)一番，根本不成系統(tǒng)。他們看上去在解釋《周易》的卦爻辭，可實際上基本上與卦爻辭的本義無關(guān)，只不過是拿卦爻辭當(dāng)個由頭來抒發(fā)自己的想法而已。舉個例子吧，比如《同人》卦九五爻：“同人先號啕而后笑，大師克相遇”，爻辭本來的意思是說一股被臨時集結(jié)起來的民兵去打仗，大約人數(shù)少，又沒作戰(zhàn)經(jīng)驗，十分害怕，都嚎啕大哭，后來卻又笑起來，因為他們最終和大部隊遇上了，找到了部隊有了依靠，當(dāng)然高興了。但是《系辭》怎么解釋的？借孔子之口說：“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鞭o采非常棒，這個沒話說，但是它和爻辭的意思有關(guān)嗎？沒有一點兒關(guān)系，純粹是個人胸臆的抒發(fā)。
同時，里面也塞了一些別的學(xué)派的東西，比如陰陽家的、道家的，陳鼓應(yīng)先生就指出《易傳》里有許多道家思想，這是顯然的，因為儒家的東西講《周易》實在沒太多的話可說，而道家的一些剛?cè)帷㈥庩柕壤碚搮s合適，也就拿來用上了，所以其內(nèi)容駁雜不純。
宋代歐陽修在《易童子問》卷三里就指責(zé)《系辭》以下諸篇《易傳》是“其言繁衍叢脞而乖戾”，很顯然是事實。但是其它《彖》、《象》諸篇就好了嗎？也不是。比如《象傳》，我認(rèn)為就作得比較爛，雖然它里面好多至理名言，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qiáng)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之類，但是其失誤在于，他本來沒有易學(xué)師承，沒有前學(xué)可以借鑒，自己又讀不懂《周易》的本文，在易學(xué)上的功力不足，還要勉強(qiáng)自己對每條卦爻辭作出闡釋，這就太為難了，顯得捉襟見肘、力不從心。遇到一些不能理解的爻辭，常常說些廢話馬虎應(yīng)付。比如《師·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兇”，《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兇也”；《比·初六》：“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小畜·初九》：“復(fù)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fù)自道，其義吉也”，基本上都是廢話，說了等于沒說。有的還把意思給說反了，比如《觀·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丑也”，人家經(jīng)文里明明說是“利女貞”，就是如果女子占事遇到這一爻是吉利的，它給來了句“亦可丑也”，說這是很讓人羞恥的事情，豈不說反了？
這里面唯一一篇不完全是儒生著作的東西大概是《說卦》，這個東西的主體內(nèi)容，也就是講卦象那部分，很可能是先秦就有的，根據(jù)《晉書·束皙傳》里記載，在魏襄王墓中挖出來一篇《卦下易經(jīng)》，“似《說卦》而異”。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東西呢？其實大家看看《左傳》里斷卦的方法就會明白了，先秦時期卜筮斷吉兇，主要是靠卦象，既然靠卦象，必定得有一個統(tǒng)一的卦象標(biāo)準(zhǔn)，當(dāng)然需要有一個成文的東西來記錄這事兒，作為斷卦的參考，因此才會有《說卦》這樣的東西，所以說它應(yīng)該不全是儒生們的作品，但它也經(jīng)過了儒生的編輯，加入了前面三章的內(nèi)容，而這些內(nèi)容，卻見于馬王堆帛書《易傳》的《衷》（原稱《易之義》）篇，可見它也是被插入了儒生們制作的內(nèi)容。
因為孔子作《易傳》的說法漏洞太多了，舉不勝舉，所以李鏡池先生很干脆地說：“孔子并未作過《易傳》。說‘孔子傳《易》’的，出于后人的附會。其始造成孔子作《十翼》之說的，有他們的動機(jī)與作用；后人相信‘孔子傳《易》’之說，也有他們的迷信的尊孔的好古的背景?！保ā吨芤滋皆础?97頁）不管后世學(xué)者怎么推崇《易傳》，說它多么偉大、多么深奧，在我看來它實在是比較粗疏的，屬于急就章類作品。把《易傳》說得多么神圣、多么博大、多么精深，那不過是在孔子的崇拜下衍生出來的文字崇拜而已，既然崇拜了，就要對它多方回護(hù)，明明是在說廢話、說錯話，也得高聲贊嘆“深奧啊”、“精妙啊”，為什么要贊嘆？因為它是孔子說的，圣人之言，你能說不深奧、不精妙？那是你水平低，領(lǐng)悟不到。就象皇帝的新裝，皇帝本來就沒穿衣服，你也得說看到了皇帝穿了華麗的衣服，說看不到是你愚蠢！就在這種心理之下，《易傳》也就這么偉大而不朽了?，F(xiàn)在我們知道《易傳》本來就與孔子無關(guān)，也就沒必要把它神圣得不可企及；知道它不過是秦火以后儒生們?yōu)榱藢W(xué)術(shù)生存?zhèn)}促上馬的作品，也就沒必要把它看成句句精妙。我們在看它的時候，就得實事求是，好的就是好，爛的就是爛。
郭沫若認(rèn)為《易傳》是出自荀門，我看這是很正確的。戰(zhàn)國末儒家最大的一派就是“孫（荀）氏之儒”，秦代焚書，他們是受害者，荀子極有可能活到秦始皇焚書之時，據(jù)梁啟超《荀卿及荀子》（見《古史辨》第四冊上編）一文考證，直到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李斯相秦的時候，荀子仍然活著，而焚書坑儒的事情也正是發(fā)生在這一年。我們看看《荀子·堯問》里說的：
“孫卿迫於亂世，鰌於嚴(yán)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絀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當(dāng)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睹，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懷將圣之心，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对姟吩唬骸让髑艺?，以保其身?！酥^也?！?br>
荀子研究《易》了，還說了“善為《易》者不占”?！盾髯印返臅镆谩兑住返奈木?，此后《呂氏春秋》里也引《易》的文句，都不奇怪。不過還沒有見他們引用《易傳》的文句。所以郭沫若認(rèn)為《易傳》多出自荀門，我看是對的，所有的《易傳》都是秦漢間的作品。錢穆、李鏡池兩位先生也是這個看法，錢穆先生說：“秦人燒書，不燒《易經(jīng)》，以《易》為卜筮書，不和《詩》、《書》同樣看待。自從秦人燒書后，一輩儒生無書可講，只好把一切思想學(xué)問牽涉到《易經(jīng)》里面去講，這是漢代初年《易》學(xué)驟盛的一個原因。若是孔子作《十翼》，《易》為儒家經(jīng)典，豈有不燒之理?！崩铉R池先生說：“《彖》、《象》二《傳》的著作年代，最早不出于戰(zhàn)國末，最遲不到漢宣帝，大概以作于秦漢間為最可能。秦皇不是推行新政策焚書坑儒嗎？只有《周易》以卜筮之書沒有殃及，儒家既把它尊為‘經(jīng)’典，所以在這獨存而不禁的書上做功夫，把儒家思想附存上去。那時的作品，當(dāng)不只這兩傳，不過這是幸存的完整的兩篇，其余象《文言傳·乾卦》四段文字中‘淺龍勿用，下也’及‘淺龍勿用，陽氣潛藏’兩段，跟《象傳》很相近，恐怕也是同時代的作品。只是散亡殆盡，就是西漢人也無從搜集了?！保?10頁）無疑都是很正確的看法。
總之，“易歷三圣”說是漢代儒家在《易經(jīng)》的傳授中逐漸杜撰、創(chuàng)作出來，它根本不可信。只有清楚認(rèn)識《周易》及《易傳》的產(chǎn)生時代和背景，我們才能對這兩種著作有個正確的認(rèn)識：《周易》是卜筮之書，它作于春秋末戰(zhàn)國初；《易傳》是秦漢間的作品，它的目的不是解釋《周易》經(jīng)文，而是借《周易》的卦爻辭闡發(fā)、延續(xù)儒家思想，所以，我們想真正讀懂《周易》的本文，靠看《易傳》那是在緣木求魚；那些試圖用《周易》的理論來解釋上古一切文化起源與發(fā)展現(xiàn)象的人，也不過是在郢書燕說，妄呈臆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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