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彥《廈門印象記》：“聽沒有”的廈門話
魯彥夫婦于鼓浪嶼寓所（1930年）
清乾隆末年，江蘇名士趙翼到廈門公干。期間，趙氏在福泉漳之間頻頻跑動，與閩省各類方言作密切接觸。大概深受閩省的方言土音折磨，趙名士憤然題寫《閩言》一首：
滿耳啾啁不辨何，
近來漸解說樓羅。
始知公冶非神技，
只為聽他鳥語多。[1]
孔子門人公冶長身懷神技，能聽懂百鳥之言，即便是鳥兒間討論“三綱五?！?。后來的人就啾啁難懂的語言，一律叫做“鳥語”，不管是遠達番邦，還是近至南疆。而語言學家講高雅，又創(chuàng)造出“鴃舌”一詞來?！傍`”，俗名伯勞鳥。第一個用“南蠻鴃舌”嘲笑楚國人的，是“亞圣”孟子。后人推而廣之，中原以外的南方語系都叫成“南蠻鴃舌”。
其實，來南方的北人耳朵受累，而去北方的南人卻心靈受傷。
同安的呂大奎，是朱熹的三傳弟子，滿肚子的經(jīng)書學問。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呂大奎考中進士，在仕途上一路行走，最后爬上吏部侍郎的位子，并兼任“崇政殿說書”，在皇帝身邊講說書史、解釋經(jīng)義，并且充當顧問。但就因為滿口的“地瓜腔”，被趕出京城。史書原話是，“以操南音，出知興化軍”?！芭d化軍”，就是現(xiàn)在的莆田。[2]
梁實秋也說過一個極端案例，“在清華有一位同班同學,是中等科唯一的廈門人,他只會說廈門話,在高等科還有一位廈門人,偶然過來陪他聊聊天。他在學校里就像是單獨拘禁,不堪寂寞,不久他就瘋了”。[3]
外出的如此，生活在方言區(qū)內(nèi)的也免不了受傷。道光十一年（1831年），有人報告道光皇帝說，汀州、龍巖、漳州、泉州一帶書吏為害最為嚴重。其中之一就是官員與百姓言語不通，處事辦案，只能任由書吏“信口傳述，黑白不分，是非倒置”，官長被欺蒙，卻不能發(fā)覺。官民的語言隔閡，給了無良的“語言中間商”賺取差價提供了商機。[4]
現(xiàn)代作家魯彥，1930年前后到集美中學和廈門《民鐘日報》任教、任職。1934年，魯彥在《中學生》雜志1934 年第42期上，發(fā)表散文《地方印象記：廈門》（后來收入文集稱《廈門印象記》）。魯彥的廈門印象形形色色，有碼頭“三大姓”的爭斗，有鼓浪嶼富人區(qū)和籍民；有中學生的生活，有械斗，有販賣人口，有黑死病等等?！傲_馬字拼音”是其中的一節(jié)。
魯彥全家于集美（1931年）
和前輩文人趙翼一樣，魯彥遭受廈門話的折磨，他的感受是“廈門話真不易懂”。然而，又與趙翼不同，他看到新時代帶給不識字民眾的微茫曙光，即“用羅馬字拼本地音”。
用羅馬字母拼寫廈門白話，源起于洋人傳教士傳教的需要，所以也叫“教會羅馬字”。其他還有“閩南白話字”“白話字”“話音字”等稱呼。白話字的字母23個，“憑著這23字母，就可以寫閩南地方方言的一切。不管它是從古代漢語留下來的，從古代非漢語里借來的，或是從外國語言借來的，凡是口里可以說得出，筆下也就一點也沒有困難的完全可以寫得出”。[5]掌握了這些字母，昔日的目不識丁的漢字和足不出戶的民婦，也能看書讀經(jīng)，或給南洋寫信。
1908年,“閩南圣教書局”在鼓浪嶼大埭路開張，售賣上海來的《圣經(jīng)》和本地印制白話字《圣詩》。1932年書局遷址福建路，業(yè)務(wù)擴展至出售本地印刷的《圣經(jīng)教義》《基督教故事書》《基督教三字經(jīng)》等等,甚至還有學校的課本。其中，閩南白話字書籍有100多種。營業(yè)范圍，已不拘廈鼓,還外銷閩南各地及南洋。
閩南圣教書局編刊的《養(yǎng)心神詩》
教會白話字能有此成效，洋人傳教士功不可沒。其中就包括了編寫方言辭書的基礎(chǔ)工作者。清末民初，洋人編寫的方言辭書在廈臺兩地出版的，主要有：
1873年，英國杜嘉德的《廈英大辭典》；
1883年，英國麥嘉湖的《廈門方言英漢辭典》；
1891年，加拿大喬治·萊斯里·馬偕(中文名偕叡理)的《中西字典》；
1894年，美國打馬字的《廈門音的字典》；
1913年，英國甘為霖的《廈門音新字典》；
1923年，英國巴克禮的《廈門話字典補編》。
《廈門音的字典》（左）和《廈門音新字典》（右）封面
不單是洋人，新派的華人來趕研發(fā)新文字的潮流。其中典范的有：
1892年（清光緒十八年），同安人盧戇章制作羅馬字式的字母“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
1896年（清光緒二十二年）龍溪人蔡錫勇制訂速記式的中國拼音方案；
1922年，惠安人周辨明創(chuàng)議“國語羅馬字母拼音制”；
1923年，龍溪人林語堂草擬《國語羅馬字方案》；
1931年，北京人羅常培擬訂廈門方言羅馬字系統(tǒng)……
與洋教士不同的是，華人兄弟的目光更投射于民智的開發(fā)，視野也延展至國語體系。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廈門林輅存向朝廷推介盧戇章的“切音新法”。在上疏的折子中，他舉例說，在廈門“近時用盧戇章切音新法，只須半載，便能持筆書寫其所欲言”。因此，盧氏之學如能頒行推廣，那么無論蒙古、西藏、青海、伊犁，還是南洋數(shù)十島國，只要是華民居住地不用幾十年，就會“書可同文，言可同音”，而且“婦孺皆能知書”。從此文明之風大啟，“四百余兆人民，無不知學，則我國富強，未始不從此致也”。[6]
盧戇章《一目了然初階》插圖
林輅存、盧戇章的理想，跟隨著“戊戌變法”的失敗而告終。然而閩南白話字卻沒有消失，在民國時期的推廣更是風生水起：
廈門是教會羅馬字推行得最有成績的地方。據(jù)1922年教會的報告，1921年閩南教區(qū)所出版的146967部出版物中，有5萬部是用方言羅馬字印的。1926年，廈門話的教會羅馬字圣經(jīng)已銷去4萬多部（臺灣所銷售的尚未計算進去）；因此，我們知道當時廈門的拼音文字是曾經(jīng)在社會上起過相當大的作用。W·B·Cole說：“羅馬字拼音有極強的表現(xiàn)力，在福建方言中，羅馬字被用來替這一代服務(wù)。同時也替接著而來的幾代服務(wù)。它將有效地達到這個目的，作者一點懷疑也沒有?！保ā读_馬字拼音在福建》）[7]
1935年冬開始，伴隨著一場文化爭論的開始，廈門的廈話拉丁化運動熱鬧開場。次年6月，“第一次閩南新文字代表大會”在廈門舉行，閩南方言區(qū)各地縣派代表參加，會議宣布“閩南新文字協(xié)會”成立。7月，《廈門話拉丁化方案》向社會公布。然而時運不濟，1938年5月廈門的淪陷，廈門話新文字運動被迫停歇。
廈語新文字運動重振旗鼓，是在1950年。是年1月，“廈門新文字研究會”成立；3月，修訂后的《廈門話新文字方案》在《江聲報》上發(fā)表。1951年10月13日，在《江聲報》紀念魯迅逝世50周年的專欄上，新文字研究會會長黃典誠發(fā)表題為《將文字交給一切人》的紀念文章，黃典誠先生在文中說道：
（新文字）它只用國際通用的26字母，就可以拼寫一切的中國普通話，如：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Klai!Gi-Xangiaopo de nuli!
又可以應用打字，收發(fā)電報也不必翻譯為號碼，排字也可以免了終日穿梭走動的麻煩，編制索到可以按照國際字母習慣的次序，可以真真實實地寫話，人民大眾學習它，只要一兩個月就會了，也太方便了。難怪魯迅先生要一再寫文章來鼓吹它，要無比誠懇地號召我們：“將文字交給一切人。”[8]
“將文字交給一切人”，也就是廈門新文字運動的初衷吧。
《廈門話新文字方案（1950）》之“讀物舉例”
魯彥：《廈門印象記·羅馬字拼音》
廈門話真不易懂，跑到那里好象到了外國一樣。就連用字，也有許多是我們一時不容易了解的。學校的布告常常寫著拜六拜五，省去了一個“禮”字。街名常常連著一個“仔”字。從某處到某處的路由牌，寫著“直透”某處。
有一次，我看見街上有一個工廠，外面寫著很大的招牌，叫做某某雪文廠。我不懂得“雪文”是什么，跑到門口去一看，原來里面造的是肥皂，才記起了英文sosp，世界語的sapo，法文的savon，而廈門人叫肥皂是叫做sapon的。
我的老朋友告訴我，廈門話古音很多。如聲方面，輕唇歸重唇的，例如房讀若旁；舌上歸舌頭的，澈讀若鐵，娘日歸泥，娘讀若良，人讀蘭。韻方面：有閉口韻，如三讀sam，今讀kim，入聲帶阻，如一讀it，十讀tsap，沃讀ok。
然而，我的那位老朋友雖然平日在文字學和音韻學方面有特殊的修養(yǎng)，在廈門已經(jīng)住上三四年了，他還是不大會說廈門話。
同時，廈門人學普通話，也仿佛和我們學廈門話一樣的困難。雖然小學校里就教國語，到了高中甚至大學的學生還不大會說普通話。他們寫起文章來常常會把“漸”寫作“暫”，把“暫”寫作“漸”，而“有”字尤其容易弄錯。
但是有一天我卻看到了一種特別的異象。我看見許多男女老幼從一家教堂出來，各人都挾了一二本書。這自然是《圣經(jīng)》之類的書了。
“他們都受過很好的教育，都認得字嗎?。我實在不相信，他們中間明明是有許多太年青的人或工人似的模樣的。
一次，我在一家商店里買東西，瞥見了柜臺上一張明信片。那上面全是橫行的羅馬字，看過去不是英文、法文、德文、俄文。
“怎么，你懂得羅馬字拼音嗎?。
“是的。我們這里不會寫中國字的，就學這個?！?/span>
“誰教你們的呢?”。
“在教會里學的?！?/span>
“不是北平幾個弄注音字母的那幾個人發(fā)明的嗎?”
“我們不知道。我們這里已經(jīng)行了很久了。教會里的書全是用羅馬字拼本地音的?！?/span>
我明白了。我記起了鼓浪嶼有一家專門賣《圣經(jīng)》的書店，便到那里去翻看，果然發(fā)現(xiàn)了全用羅馬字拼廈門音的《新舊約》以及各種書籍，而且還有字典。據(jù)說是教會里的外國人所發(fā)明的。
[1]趙翼：《甌北集》卷31；樓羅：也作“僂羅”，象聲詞；形容言語不清，難懂。
[2]康熙《同安縣志》卷8 人物志三。
[3]梁實秋：《同鄉(xiāng)》，《雅舍小品》,北方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204頁。
[4]《清實錄·道光朝實錄》卷191，道光十一年六月。
[5]黃典誠：《從閩南的“白話字”看出拼音文字的優(yōu)點》，《中國語文》1953年第13期。
[6]林輅存：《上都察院書》，《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第17頁。
[7]洪篤仁：《介紹廈門新文字》，《江聲報》1949年12月13日。
[8]黃典誠：《將文字交給一切人——紀念魯迅先生逝世50周年》，《江聲報》1951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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