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美福
吳學作為中華民族三大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fā)祥地在何處歷來受到史學界、文化界的關注，更為海內外吳氏宗親所重視。早在1907年，蔡元培、吳梅、柳亞子、田漢等人就開始研究吳文化;1937年，蔡元培、吳梅、顧頡剛等人發(fā)起成立了“吳越史地研究會”，開始出版《吳越文化論叢》，掀起了吳文化研究的高潮。1984年，在我國著名歷史學家、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華東師大歷史系教授吳澤的倡導下，在蘇州成立了中國吳文化研究會，重提吳文化研究與構建。著名史學家李學勤說，樟樹市境內的吳城遺址，是江南首次發(fā)現(xiàn)的大規(guī)模人類居住的商代遺址，成為打開研究江南古文化的一把“鑰匙”，引起了史學界、文化界的極大興趣，圍繞吳城文化專題的論文先后在國內外重要刊物上發(fā)表了上百篇。
不僅如此，樟樹市境內的建筑的衛(wèi)城遺址和新干縣境內商代大墓也引起了眾多專家、學者的重視。三十年代，我國著名歷史學家郭沫若、顧頡剛在研究清代乾隆年間江西臨江府出土的11件吳國民王宮重器“者減鐘”時就指出：“春秋初年古句吳地城遠在江西”，“臨江府治今為清江縣(現(xiàn)樟樹市)，在贛江西岸，又江西新建縣北一百八十里有吳城鎮(zhèn)，當贛江入湖之口，疑當時吳都即在此，其傍鄱陽湖猶之遷蘇后傍太湖也。”
1991年，中國吳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盧水石先生在上海出版的《社會科學報》上，正式提出了吳文化發(fā)祥地在江西的觀點;1992年，原江西省博物館袁進在《南方文物》上發(fā)表了“吳城文化族屬句吳說”，其主要觀點是吳城文化是先吳文化，早于太湖流域的吳文化。吳文化發(fā)祥地究竟在何方?素有“吳頭楚尾”之稱的江西已成為有關專家、學者關注的“熱點”。
經江西省社科院牽線，盧水石和張富余兩位吳文化研究專家親臨樟樹實地考察了吳城商代遺址和筑衛(wèi)城遺址，參觀了樟樹境內出土的各種文物。在隨后舉行的“吳文化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研討會”上，省社科院副院長陳文華研究員和盧水石先生在研究半個多世紀以來的考古發(fā)現(xiàn)后認為，至今在安徽，江蘇所發(fā)現(xiàn)的有銘文和吳國青銅器都是十九世紀吳王壽夢以后的，太湖東部地區(qū)迄今未發(fā)現(xiàn)一件春秋晚期以前的吳國遺物。江西出土的“者減鐘”仍是最早的吳國銅器，同時在贛鄱流域先后出土上百件西周青銅禮器，特別是樟樹市“吳文化”遺址和新干商代大墓及西周列鼎墓出土的大量文物表明，“吳城文化”是一種溶合晉陜地區(qū)先周文化與漢水流域荊蠻文化及贛鄱流域夷越文化而形成的一支自成體系的青銅文化，其族屬應為句吳，吳城文化的實質就是吳國的早期文化。贛江中游的樟樹、新干一帶，是吳國(古句吳)始建地，也是吳文化的發(fā)祥地。
在這次研討會上，與會者一致贊同這一觀點，認為這一研究成果不但在史學研究上是個重大突破，而且必將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強烈反響。作為一項重大的文化研究活動，還遠遠沒有劃上句號，必將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長期以來，在中原地區(qū)出土的早期銅器中，只有青銅器而沒有紅銅器，導致不少國外學者認為中國只有青銅時代而沒有紅銅時代。世界的其他文明古國，在青銅時代之前都經歷了紅銅時代。中國在青銅文明以前有沒有一個漫長的紅銅文明，是關系中國青銅文明從何而來的一個重大問題。
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樟樹吳城遺址和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相繼發(fā)現(xiàn)，隨著考古發(fā)掘和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證據(jù)表明，中國在青銅文明以前同樣存在一個漫長的紅銅文明。江西省的考古工作者對吳城遺址和江西省其他地區(qū)出土的部分先秦銅器進行成分測試，標本年代從商晚到西周早、中期，除樟樹橫塘2號扁獸足鼎外，其余標本含銅量都在90%以上，有的高達99%以上，未見或很少有錫和其他金屬元素的存在。江西出土的先秦銅器，其成色雖也有一些是碧綠透亮的所謂“黑漆古”或“綠漆古”。但多數(shù)器壁粗糙、較薄，器表銹蝕嚴重，多有一層銅綠，內心多呈紫紅色。這固然與我省的酸性土壤有關，但更主要的原因在銅器本身，其成分是紅銅即純銅制作。
中國紅銅文明始于何時，還有待于考古發(fā)掘新的發(fā)現(xiàn)。但通過對部分銅器標本的測試表明，吳城或鄱陽湖——贛江流域的古代先民，從商晚到西周中期，還保留了用紅銅鑄器的原始工藝。在古代文明的演進過程中，每一項技術的產生、發(fā)展到消亡都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中國紅銅文明的肇始當然遠比商周時期要早得多。在商周時期，由于中原青銅技術影響，先民已開始青銅器的鑄造。與樟樹橫塘2號扁獸足鼎伴出的1號鼎即虎耳夔足鼎，造型與2號鼎風格相近。兩鼎比較，1號鼎器壁較厚，2號鼎相對較薄;前者表層銹蝕不很嚴重，呈淡綠色。后者表層銹蝕相當嚴重，呈深綠色;前者硬度較高，后者硬度較低。雖然1號鼎的成分未曾測試，但從外觀理化性能來看，它的含錫量顯然要比2號鼎高。表明吳城先民在商末已掌握了在銅中加入錫等元素用以改進銅的性能的技術。
郭沫若先生在20世紀50年代曾揣想，銅的冶鑄技術從南方的江淮流域輸入黃河流域“是比較有更大的可能，因為古來相傳江南是金錫的名產地”。雖然考古材料還不足以完全證實郭老的這種揣想，通過吳城等遺址的發(fā)現(xiàn)，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可以支持郭老的揣想。如江西乃至南方是銅的主要產地，有大量的古代銅礦開采和冶煉遺跡，如江西德興銅礦，具有煉銅的物質條件;在商周時期還大量采用渾鑄法(即將多塊范、芯緊密扣合，然后一次澆鑄成型)和石范鑄銅這種原始而古老的工藝;在商周時期還繼續(xù)著紅銅器物制作。我們可以設想，我國的紅銅冶金術可能起源于江西乃至南方，傳入中原后，又加以改進產生了青銅冶金這一新技術，而中原的青銅冶金技術又對南方各地產生了強烈影響，共同鑄造了我國燦爛的青銅文明。
繼1995年江西省考古所等有關單位對吳城商代遺址西面城墻進行解剖時發(fā)現(xiàn)4具商代人頭骨后，江西省考古專家在對該段城墻進一步挖掘時，在近4米深的外城壕中發(fā)現(xiàn)了密集的商代人頭骨——不到10平方米內發(fā)掘了近20具頭蓋骨和部分肢骨，專家據(jù)此推測城壕兩側還有大量頭蓋骨。此次發(fā)現(xiàn)的近20具頭蓋骨上依稀可見清晰的紋路。據(jù)江西省考古專家介紹，在考古中被發(fā)掘出的頭蓋骨的產生一般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戰(zhàn)俘被割首;一種是祭祀中獵頭儀式的產物。就發(fā)掘的情況來看，這些頭蓋骨很有可能是大量戰(zhàn)俘被割首所至，每具頭蓋骨的死亡年齡、身份等還有待進一步的測量和考證，此次頭蓋骨的發(fā)現(xiàn)反映了當時戰(zhàn)爭的規(guī)模、方式和慘烈程度，對于研究商代城邑攻守戰(zhàn)爭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已發(fā)掘的頭蓋骨已被妥善保管。
吳城遺址位處樟樹山前吳城鄉(xiāng)吳城村，屬于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江南地區(qū)首次被發(fā)現(xiàn)的商代遺址，2001年被評為“中國20世紀百大考古發(fā)現(xiàn)”。他們認為吳城遺址是探尋贛鄱流域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文明模式、文明物化形態(tài)的權威之地。
出土文物所反映的文化內涵，既受中原文化的強烈影響，又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該遺址的發(fā)現(xiàn)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和科學價值。“殷墟文化過長江，江南又一春”，面對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吳城遺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員、中國考古學會原理事長蘇秉琦不禁發(fā)出了這樣的感嘆。根據(jù)地層迭壓關系和考古資料進行分析研究，吳城文化分為商代中期、晚期以及商末周初三個時期，這兒是吳城文化的都城所在地，前后延續(xù)整整400年。
400年，在歷史的長河中不過是短暫一瞬，但它卻成為打開江南古文化寶庫的一把“鑰匙”和研究年代吳學的一把“標尺”，被譽為“贛之魂”的商代城邑遺址。該遺址的發(fā)現(xiàn)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和科學價值，否定了“商文化不過長江”的論斷，為進一步闡述“吳學”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作者簡介】吳美福，男，1956年10月生，福籍贛邑萬年縣，現(xiàn)定居縣城。函授政治學本科學歷。2007年任萬年縣吳姓文化研究協(xié)會會長至今年，2013年任江西贛東北吳文化研究中心理事會會長至今，2017年發(fā)起閩浙贛吳文化經濟促進會。2013年參加發(fā)起“泰伯論壇”，多年來，致力于吳氏聯(lián)誼懇親，聯(lián)系、聯(lián)絡各地吳家，走訪了絕大多數(shù)國內各地宗親和一部分海外宗親，首屆吳學體系建設研究會發(fā)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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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上官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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