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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刊 | 于泳 張泓林:關于談遷《國榷》的幾點新認識

于泳

中國石油大學(華東)主義馬克思學院

張泓林

山東科技大學主義馬克思學院

摘  要:學術界對談遷和《國榷》已有較多的研究成果,同時也提出了一些可以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三點新的認識:在體裁上,《國榷》不是單純的編年體史書,它吸收了紀傳體等史書體裁的優(yōu)點,呈現(xiàn)編年為主、雜糅諸體的特點;在與《明實錄》的關系上,《國榷》從存史事、發(fā)微闡幽、呈現(xiàn)事件完整經過方面補正《明實錄》的疏漏,具有《明實錄》不可替代的獨特價值;從歷史觀上看,《國榷》表現(xiàn)出的是一種通變的歷史觀,不是退化的、循環(huán)的歷史觀。

關鍵詞:談遷  《國榷》  體裁  《明實錄》  歷史觀
明清之際的史學思潮,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焦點。在這段紛繁復雜的歷史時期中,史學受到社會變化的影響,呈現(xiàn)出新的面貌。一個突出的現(xiàn)象就是私人修史之風再度興盛,涌現(xiàn)了一批在史學上卓有建樹的史家。談遷和他的明史著作《國榷》就是其中之一。但對談遷其人和《國榷》其書,從清代到民國時期,關注的人很少。作為史學家的談遷處于一種被遺忘的狀態(tài)。而《國榷》似乎談不上對明史研究有多么重大的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古籍出版社(后并入中華書局)于1958年出版了張宗祥先生校補的《國榷》,這一巨著得以被世人知曉、利用。1959年,吳晗在《新觀察》第1期和《光明日報》7月23日發(fā)表《愛國的歷史學家談遷》和《談遷和〈國榷〉》兩篇文章,把談遷和《國榷》引入史學史研究的視野。自此以后,關于談遷和《國榷》的研究漸漸增多,形成了一定的學術積累。對談遷的生平、經歷、學術交往等問題,學術界已有了相當多的共識;對《國榷》一書的性質和史學地位,也形成了一些基本判斷,為進一步研究談遷和《國榷》奠定了基礎。筆者在學術界已有成果的基礎上,結合自身研究,提出關于談遷《國榷》的幾點新認識,以就教于前輩和同行。

關于《國榷》一書體裁的再認識

談遷作《國榷》之意,初受“讀陳建《通紀》,陋之”而觸發(fā),繼而“間窺諸家編年”“有所損益”,后“遍考群籍,歸本于實錄”,最終成稿??梢娬勥w一開始即以編年體撰述《國榷》。黃宗羲在《談孺木墓表》中評價《國榷》“按實編年,不炫文采”。吳晗也說:“這書是明朝的編年史,按年按月按日記載著者認為重大的史事?!笨梢?,《國榷》為編年體史書的判斷,是得到學術界公認的。從《國榷》的史書格式和所記內容來看,這個判斷是有充分依據(jù)的。但如果細查《國榷》的敘事方式和史書內部各部分之間的關系,則會發(fā)現(xiàn),《國榷》并不是純粹的編年記事。談遷《國榷》以編年體為主,吸收了其他史書體裁,如紀傳體、紀事本末體以至典志體史書的優(yōu)點,并融入《國榷》的記事之中。可以說,《國榷》的體裁呈現(xiàn)編年為主,雜糅諸體的特點。其中最明顯的,則是對紀傳體的吸收,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

第一,對紀傳體中“表”的吸收?!氨怼笔羌o傳體史書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提綱挈領、排比史事、縱覽時代大勢的作用。在紀傳體中列“表”,也方便讀者檢閱相關史實。在作為正史的“二十四史”中,“表”主要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世系表,主要列君主和諸侯的世襲、政府要職的嬗代情況,如《史記》中有“三代世表”“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漢書》中有“諸侯王表”,《新唐書》中有“宰相世系表”。第二種是以國家、民族為緯,時間為經,羅列重大事件以覆蓋整體,如《史記》的“六國年表”、《遼史》的“部族表”等。第三種是闡明重要制度的沿革變化,如《漢書》的“百官公卿表”、《新唐書》的“藩鎮(zhèn)表”等。

《國榷》卷首四卷為大統(tǒng)、天儷、元潢、各藩、輿屬、勛封、恤爵、戚畹、直閣、部院、甲科、朝貢等名目,作用與紀傳體史書的“表”類似?!按蠼y(tǒng)”記帝王傳承,從明太祖朱元璋始,至南明弘光帝為止,共十八位帝王?!伴_盛”則追述朱元璋祖上的世系,為“大統(tǒng)”的補充?!疤靸眲t記歷代皇帝的皇后、妃嬪?!霸辍陛d皇帝直系后代,如各皇子、公主等?!案鞣绷惺龌适易谟H,記各地藩王分封情況?!拜泴佟庇浢鞔髦莞八牭貐^(qū)目錄,屬于歷史地理的范圍。“勛封”與“恤爵”則陳列歷代功臣名錄、爵位蔭封予奪情況?!捌蓊怠庇浲馄??!爸遍w”則記自永樂設立內閣以來至弘光政權的所有內閣大臣名錄,顯示談遷對內閣制度十分重視?!安吭骸狈謩e記北京和南京的六部尚書和都察院左右都御史的嬗代情況?!凹卓啤庇涀院槲溟_科取士以來科舉基本情況?!俺暋庇浢鞔吔贁?shù)民族管理機構、屬國、朝貢諸國名稱等。以《國榷》卷首四卷與《史記》相比較,大統(tǒng)(包括天儷、元潢)記述君主嬗代,皇室宗親,作用類似“三代世表”;“各藩”類同《史記》的“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勛封”“恤爵”等同《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直閣”“部院”則似《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秶丁肪硎姿木硭兄T表,雖比較簡略,但已勾畫出明代歷史進程的大致脈絡,可以使讀者對明代近三百年歷史舞臺上的重要人物、政治制度和部院機構有一個總體的認識。

第二,對紀傳體中“傳”的吸收。談遷在《義例》中說:'諸王、公主、勛戚、文武三品以上薨卒,例得書。其賢士大夫,雖庶賤,德業(yè)流聞者,不敢遺也?!闭f明談遷在歷史人物處于人生轉折的重要關頭時,以列小傳形式追述其人過往事跡。當然,在編年體史書中列人物小傳,不是談遷的創(chuàng)舉,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已用此法,明代陳建《皇明通紀》、薛應旂《憲章錄》紛紛效仿,而《明實錄》中則表現(xiàn)更為明顯,如《明太宗實錄》之《修纂凡例》云:“凡公、侯、駙馬、伯、在京文武官三品以上、近侍五品以上、在外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正官歿皆書卒,及概見其行實?!闭勥w《國榷》“歸本于實錄”,加之他對歷代史書十分熟悉,所以在撰寫《國榷》時,不能不受其影響?!秶丁防眉o傳體之“傳”,有以下幾種形式。

一是以人物卒時立傳。這種類型在《國榷》中所占篇幅最大。如記明初著名學者宋濂之死:

甲辰,前翰林學士承旨宋濂卒。濂字景濂,浦江人。少師吳萊,即能文,薦授翰林編修,辭歸。上聘入,拜江南儒學提舉,改起居注,歷文學侍從之職,最被眷注,嘗作《醉學士歌》。既致仕,歲一朝,孫慎坐通胡惟庸,并怒濂,欲死之?;屎笠詵|宮師,力救,乃安置茂州。至夔州,宿僧舍,嘆曰:“佛書報應以類,何爽也?!毕ψ越洠昶呤?,竟葬于夔,后蜀王遷葬華陽。濂篤倫品,寡嗜欲,內外誠恕,日不釋書。所著《潛溪集》《蘿山集》《龍門子》《浦陽人物記》《翰苑集》《芝園集》行世。


此傳內容短小,但人物行事、歷官、死因、墓葬地、著作等都一一包舉,是一篇很精彩的小傳,等同于紀傳體史書中列傳的縮寫。這樣的例子,《國榷》中還有很多。

二是以人物授官或致仕時立傳。前者如洪武朝名臣劉基?!秶丁酚涊d:“征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浦江宋濂至應天?;M士,授高安丞,自免,補浙江儒學副提舉,以臺抨歸。同魯淳宇文諒輩游西湖,見西北異云,曰:'天子氣也,宜在金陵,我后且鋪之。'眾駭誕,獨門人沈京共飲。西蜀趙天澤尤奇之,謂孔明儔也。幸自愛,已辟行省都事,中讒落職,助石抹宜孫討盜功,遷總管府判,棄去?!卑褎⒒谟龅街煸爸暗穆臍v行事概述一遍,與列傳別無二致。后者如洪武時吏部尚書吳琳,談遷記載:“吏部尚書黃岡吳琳致仕。琳初授國子博士,至今官,予告村居。上嘗遣使覘之,見老人力田,私問吳尚書安在,對曰:'身是也?!拐咭月??!庇秩缬涥髓T致仕云:

癸未,右春坊右司直郎鄆城晁鑄致仕。鑄元國子生,洪武初,舉訓導,建文中,擢國子助教,永樂二年,擢司直郎。簡靜端實,講說詳明,東宮甚重之,令皇太孫受學。年八十,乞骸。


同類的還有如記文華殿大學士權謹、湖廣布政司左布政使李琦等,談遷都在其人授官或致仕時為之立傳。

三是以人物稱帝時立傳。以陳友諒為例:

戊午。陳友諒弒徐壽輝于采石?!?陳友諒)即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漢皇帝,改大義元年?!颜?,沔陽人,本姓謝,祖千一,贅于陳,改氏。父普才,黃蓬漁子也。友諒膂力過人,習武,常為縣吏,不樂。因羅田徐壽輝等兵起,慨從之,為倪文俊薄書掾,尋領兵為元帥。


此傳概括陳友諒稱帝前的人生經歷,使讀者對其人有大致的了解。其他如自朱元璋以下的所有明朝皇帝,都是在稱帝時立傳。

從上述作傳的幾種情況來看,談遷的基本方法是以人物所處重大歷史轉折關頭的時間為切入點(稱帝、征辟、辭官、致仕、辭世等),先陳述事件內容,然后略述其事跡,這就很自然地使編年和紀傳合二為一。不同的是,紀傳體的“傳”,一是比較集中,一般置于紀、表、書、志之后;二是內容比較詳細;三是注意分類,有類傳、合傳、專傳等。而編年體史書的傳比較分散,嵌入史書年月日之中,內容也較簡略,沒有分類,但是其優(yōu)點在于涵蓋范圍廣,各類人物都能在其中找到合適的位置。

從學術史上來看,明代許多史家,并未完全按照紀傳體、編年體等體裁對體例嚴格要求的記述方法撰寫史書,而是有所突破和綜合。比如尹守衡的《皇明史竊》、朱國楨的《皇明史概》等,都突破了原有體裁的限制。談遷只是其中的代表之一?!秶丁贰半s糅諸體”的現(xiàn)象,一方面說明史家編撰史書不拘于成例,另一方面可以看成是他們對傳統(tǒng)史書體裁的改造和創(chuàng)設綜合性體裁的嘗試,其中一些體例的設置有獨到之處,顯示出古代史書體裁思想在明代有新的發(fā)展。

關于《國榷》和《明實錄》關系的深入考察

談遷在《國榷·義例》中說,《國榷》的考信原則是“遍考群籍,歸本于實錄”??梢姟秶丁返目甲C是以《明實錄》為旨歸的。故有研究者認為《國榷》的材料在《明實錄》中都能找到,《國榷》“其實沒有那么偉大”。在《明實錄》存世的情況下,“主要根據(jù)《明實錄》編纂而成的《國榷》,其地位就有點尷尬了。它不可能上升為第一手資料,只能成第二手資料”?!啊秶丁酚袡z索《明實錄》的功能。”這些見解當然有合理的地方。從史書內容和敘事主線來看,《國榷》依據(jù)實錄進行歷史敘事,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上述這些判斷容易造成一種誤解,即《國榷》僅是《明實錄》的簡寫本。這就大大弱化了《國榷》所應有的史學價值。實際上,談遷對《明實錄》的缺點有很深的認識,并在《國榷》中加以改正。學術界對此多有關注,但尚缺少方法論的總結;對《國榷》所具有的《明實錄》不可完全涵蓋的史學功能,還需進一步深入闡述。筆者試從《國榷》依據(jù)《明實錄》敘事而間或對有關史事亦有所補之處,談一點不成熟的認識。

《國榷》對《明實錄》有關史事所補之處,大致有三種情況:

第一,補作以存史事?!睹鲗嶄洝肪韼ず品?,但不可能每事必錄,也會遺漏重要史實,或對某事語焉不詳,或敘述簡略,不見其前因后果等。談遷在實錄基礎上,利用多種史料,引申擴充,對實錄闕載之事加以補充、寫作,以見歷史真相。比如李時勉、鄒緝批評朱棣遷都北京之事,實錄與《國榷》記載就存在較大差異?!秶丁酚涊d為:

甲辰。翰林侍讀李時勉、侍講鄒緝應詔上言:“陛下……建立北京,焦勞圣慮,幾二十年,本所以為子孫不拔丕基,天下萬民尊仰之根本。然肇建以來,工巨費大,調度廣,科派繁……冗官、濫員內外大小,動至千百,征需無藝,掊克蠶食?!N失時,農蠶廢業(yè),猶且征求益深……官司胥吏,橫征暴斂,日甚一日?!婆蓜忧?shù)百戶。民無可得……預為濫取之利,初不顧民艱難,害之甚者也,然此其一爾?!誀I建以來,群輩工匠,假托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出,屋宇已摧。孤兒寡婦,哭泣叫號,寒暑暴露,莫能自蔽。倉皇別徙,奧突粗完,又復重驅,莫知所向,至有三四遷移,不能定居。既移之后,所空之地,經日逾時,工力猶未之及。此皆陛下之所不知,而京師人民不無怨讟者……”疏上,忤旨。頃之,坐謗下獄,尋赦出,不敘。


從上引諸文可以看出,李時勉奏疏的重點,在于痛陳遷都北京之弊端:耗費巨大,滋生腐敗,尤其是對原住民強制拆遷又不予安置,造成了大量的社會問題。此疏當然激怒了一意遷都的永樂皇帝,所以后來朱棣找個機會就把李時勉打入大獄。但是《明太宗實錄》的記載就很不相同,其言曰:

翰林院侍讀李時勉、侍講鄒緝等言便民事,其略曰:“天下有司官吏不能賢屢蒙,敕監(jiān)察御史按察司考核黜陟……近年營建北京,官軍悉力赴工役,及余下,不得生理衣食,不給有可矜憫。敕軍官加意撫恤,增給月糧……從之。


《明實錄》把李時勉上書的重點放到了別的事情上,且用“略曰”把李時勉批評遷都造成的大量社會矛盾情況,以“近年營建北京,官軍悉力赴工役,及余下,不得生理衣食”一筆輕輕帶過,刪除其直陳時弊的言語。而末尾用“從之”概括朱棣的態(tài)度,則有違朱棣把李時勉打入大牢的歷史事實?!秶丁冯S后又記:“殺主事蕭儀。群臣應詔言事,皆云遷都不便,儀尤峻切。上怒,命磔之,曰:'吾與大臣密議數(shù)月,豈復不便哉?!频拦僖蜊雷嘀T大臣。上御午門樓,使廷辨。諸大臣因啐罵科道官書生也,昧大計。戶部尚書夏原吉奏曰:“'御史給事,言官也,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不能協(xié)贊,是臣等罪?!蠍?,兩宥之?!倍鴮嶄泟t不記載此事。談遷補入的李時勉奏疏全文和朱棣怒殺蕭儀之事,提供了觀察遷都的另外一個視角,豐富了歷史事實。其描述遷都造成的種種弊政,也對后人有警示意義。

第二,補作以發(fā)微闡幽。歷史中的某些細節(jié),或能表現(xiàn)人物的真正意圖,或隱含歷史的發(fā)展趨勢,或能反映政治、經濟、社會的風貌,或有助于鑒戒、教化。對這樣的細節(jié),史官或出于忌諱,或出于掩飾,或未加仔細考慮,出于無心,沒有記載在《明實錄》中。談遷認為這些闕載文獻比較重要,能起到見微知著、發(fā)微闡幽的作用,故在《國榷》中予以補充,以闡發(fā)歷史真意。如洪武四年(1371)正月李善長致仕,朱元璋以汪廣洋為中書右丞相、胡惟庸為中書左丞相。對此事,實錄記載簡短:“丙戌,中書左丞相太師韓國公李善長乞致仕,從之。以中書右丞忠勤伯汪廣洋為中書右丞相,參知政事胡惟庸為中書左丞?!薄秶丁酚涊d與實錄基本一樣,但是卻在后面補上了朱元璋的詔書:

詔曰:天下已定,有功盡封。大將收戈解甲于武備之庫,息馬家庭,從善樂游,功名兩全,古何過哉!中書左丞相李善長,事朕十八年,寅至戌歸,勤勞多矣,漢之何、參,無以尚也。其年既高,驅馳待立,朕心不忍,業(yè)許致政。今以中書右丞汪廣洋為中書右丞相,參知政事胡惟庸為中書右丞,總理軍國重事焉。


詔書明為贊揚李善長勤勞政事,為平定天下立下汗馬功勞,實際暗地里是批評李善長倦怠、疏于政事,否則不會封李善長為韓國公后,立即讓他致仕,且不加挽留。詔書還有“其年既高,驅馳侍立,朕心不忍,業(yè)許致政”等語。細讀之下,不難窺見朱元璋的真正意圖。談遷也看出朱元璋此舉的含義,他說:“李韓公甫進上公,遽致政,豈辟谷從赤松子游乎?而非其人也。蓋貴富極,意稍溢而倦。上微覺之,始捐相印,故詔多微詞。霍氏之禍,萌于驂乘,洵矣。”談遷認為李善長功高蓋主,如同漢代的霍光,故朱元璋必須要把他清除出權力中心。這道詔書實錄不載,談遷認為有必要補上,因為這一細節(jié)暗含李善長“辭官”的真正原因,且和后面的胡惟庸黨案和李善長最終自殺都有關系,只是在這個時刻還看不出來。談遷補上這段材料,并在議論中加以發(fā)微闡幽,實際包含了見微知著的意蘊。

第三,補作以見史事始末。對《明實錄》有記載,但是由于有意或無意的原因而語焉不詳?shù)氖肥拢勥w也據(jù)資料加以補充,以說明前因后果和具體經過。這種方法在《國榷》中的運用十分普遍,此處不能盡述,僅略舉數(shù)例加以說明。

對于正統(tǒng)十四年(1449)十月孫祥與瓦剌作戰(zhàn),不敵戰(zhàn)死之事,《明英宗實錄》記:“喜寧引虜騎攻紫荊關,副都御史孫祥與之相持四日,虜潛由他道入腹背,夾攻關破,祥死之?!逼戒佒睌ⅲ瑑H記時間、地點和結果,過程簡略。實際孫祥戰(zhàn)死之事極為復雜,《國榷》記載:

提督守備紫荊關左副都御史孫祥拒虜。喜寧導虜自間道夾攻,關破,殺都指揮僉事韓清等,祥走免。夜,虜乘勝陷城,孫祥巷戰(zhàn)死。時戶科給事中葉盛誤劾祥棄城逃遁。踰月修關,按察使曹泰得尸于戰(zhàn)所,焚之,不以聞。祥弟祺白其枉,下巡按御史核實,賜其家五金,彩幣二。


通過對比可以看出,《國榷》的記載更加詳細,孫樣的遭遇也愈加曲折和悲壯。紫荊關破,主要是由于投誠瓦剌的太監(jiān)喜寧的引導。孫祥戰(zhàn)死后言官誤認為他棄城逃走,對他進行彈劾,其家人遭遇亦可想而知。而在有洗刷冤屈機會的時候,曹泰又毀滅了證據(jù)。最終在孫祺的幫助下,孫祥平反昭雪。這是孫祥一事的完整過程。《明實錄》記載疏略,談遷則認為其人忠義,其事可憫,有詳加申說的價值,就在《國榷》中補充了相關記載。又如英宗年間,楊俊與羅通智破瓦剌,實錄對此事的敘述同樣十分簡略,僅記結果:“虜至居庸關,都指揮楊俊率官軍八百人追擊,斬獲賊首六級,馬一百二十匹,牛、騾四百七十余只,追回男、婦五百余口?!敝徽摋羁∈论E,不見羅通功勞。談遷認為此事可體現(xiàn)楊俊、羅通之智慧和保全居庸關的功勞,故采其他史料補充二人卻敵的過程:

虜至居庸關,都指揮楊俊擊敗之,斬六級,獲馬百二十。時也先五萬騎攻居庸,右副都御史羅通以水澆其城,冰厚且堅,敵不能近。通又慮所將多客兵,不足恃。虜夜環(huán)鐵騎臥,比兩馬,橫革囊。二人共宿,鐵騎外繞之,騎隨一犬。通藥羊肉熟而投之,犬飽不嘷,又用膏繩靸馬足,開門噪擊。虜驚,騎靸不解。擒一首,斬六級,獲甲弓千計,追回所掠五百余人。


除《國榷》外,何喬遠《名山藏》卷六十三《臣林記》亦記載此事。這條記載把羅通如何利用天氣因素克敵制勝,如何用智謀退卻強敵的細節(jié)和過程展現(xiàn)出來,除了還原歷史真相外,這些細節(jié)描寫也增強了記載的可信性和史書的可讀性,同時對人物形象的豐滿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國榷》對《明實錄》有關史事所補之處,不是上舉數(shù)例所能完全概括的。但至少可以說明,《國榷》不是《明實錄》的“簡寫本”。這一方面反映了談遷對這些史事的認識,同時也為后世治明史者提供了有益參考。對于《國榷》與《明實錄》的關系及自身的史學價值,仍然值得深入探討。

關于談遷歷史觀的辨析

關于談遷的歷史觀,學術界關注相對較少。綜合來看,研究者們對談遷歷史觀主要有兩點認識。一是認為談遷的歷史觀是一種退步與發(fā)展相結合的歷史觀,研究者總結談遷的歷史觀為:視歷史為以客觀發(fā)展的過程,承認三代是理想時代,三代以后有盛有衰,漢唐值得效法,明初政治也極為興盛,可以比隆三代,但到后期漸漸衰落。這種觀點認為談遷歷史觀是一種以三代為頂點,其后朝代治理水平起伏不定的一種在退步中發(fā)展的史觀。二是認為談遷的歷史觀是一種循環(huán)的歷史觀,主要表現(xiàn)在把明朝末季之現(xiàn)狀與漢唐相比,用“五德終始說”解釋明朝興起等等。這兩種觀點都揭示了談遷歷史觀的某一面向,有一定的道理。但通過考察《國榷》中談遷的史論,再結合談遷的家學背景,從整體的角度出發(fā),筆者認為,如以通變的歷史觀來概括談遷的歷史觀,似更加確切。

談遷在《皇考存一府君行狀》記載其父談于庭小時候“從伯兄云衢公受《易》”,長大后治《易》小有名氣,在當?shù)乇环Q為“易學大師”。談遷說:“府君善《易》,門人往往得雋者,寒泉碩果,錮于逢掖?!闭勥w之父善《易》,則《易》為談氏家學,故《周易》中的通變思想可能是談遷歷史思想的最早來源。

談遷通變歷史觀的主要特征,是以一種發(fā)展變遷的眼光看待政權更替、國家盛衰和社會變化的過程,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以一種貫通古今的眼光審視朝代興替過程,并把明朝放到整個歷史過程中進行比較、考察,以明確其地位。通變的歷史觀體現(xiàn)在史家將歷史看作一個整體發(fā)展變化的過程,考察歷史盛衰之因由;并著眼全局縱覽古今,在對比中判定某個朝代的位置。談遷首先贊揚明朝之治超越漢唐,比肩三代。喻應益在《國榷》序文中即說:“三代而后,國家之盛,是非之明,未有隆比我明者?!颐髦?,質之唐虞三代之治而無愧。”“自三代而降,所以教太子者,未有如高皇帝者也。隨事隨地,必稱述民間疾苦,興創(chuàng)艱難,以身為矩范。至以大臣領東宮官,又超軼千古遠甚。”“功德隆洽,綱舉目張,漢唐以下,所未逮也。”“民安其業(yè),吏稱其職,海內殷富,諸祥之物,莫不畢至,功德文章,巍然煥然,過古遠矣?!薄跋瘸庠诨菝?,篤視守令……有情必達,有??必伸,三代不是過也?!边@是通過與三代、漢、唐等歷史上著名的盛世相比較,得出有明一代政績突出,“治骎骎日以盛”的結論。這是談遷以貫通古今的眼光考察明代興盛之具體事例。當然,這里顯然有對明朝過分夸大的地方。

除了比較興盛治世,談遷也把明朝出現(xiàn)的一些弊政和衰微狀況,與漢唐相比。如他認為明代宦官干政是重蹈漢唐覆轍,他說:“靖難時狗兒諸閹習馬上之業(yè),故寄腹于左貂,專使分閫詔獄,相籍不已。末勢淪胥,與漢唐同轍,追其所自,文皇帝之于履霜疏焉矣。”又論天啟朝不吸取漢、宋兩代制夷策略的經驗教訓,舉措失當?!摆w充國招開罕以制先零,范仲淹撫熟羌以孤元昊,制敵之??,在離其交。西虜雖狡,不即為我用,然驅而入于彼,則無策矣。王象乾僅知市賞,且白首仗鉞。志與時違?!闭勥w這種貫通古今審視治亂興衰的歷史觀,時刻透露出通變考察的思想。

第二,指出時移世易,世移而事變,一個朝代由興盛到危機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在國家陷入困境時,必須與時遷移以適應變化。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盛衰興亡是一個變化的過程,總是盛極而衰,否極泰來。人類社會的安危、存亡、治亂等,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后,必然要向相反的方向轉化,國家盛衰也是這個道理。談遷在肯定明朝政治業(yè)績的同時,也看到了隨著時移世易,衰敗的現(xiàn)象逐漸出現(xiàn)。如他描述吏治由清明到腐敗的狀況:

祖宗時,分司不停轍,雖窮鄉(xiāng)僻邑,干旄時及。……晚季深居一城,事取遙決,耳目寄于銅墨,精神疲于案牘?;蜷g出非常,勉一行部,郊迎宴遺,百牢九賓,蔑以加焉,頹風浸淫。


談遷從吏治由清明到腐敗的退化中看出世風日下,國家衰敗的現(xiàn)象。這與《韓非子》所說的“國無常強,無常弱”,“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是同樣的認識。盛極而衰是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人的行為必須要適應這種盛衰互變的要求。《周易》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只有通變趨時,社會才能發(fā)展延續(xù)下去。談遷說:

先朝徇耆民之意,伸于方伯,曲坐豸使,勞不遺賤,罰不貸貴,刑政得其平矣。今有司稍遭白簡,類無以自白,即按覆懼威,不敢反異。

先朝意在惠民,篤視守令,不輕去其官?!?、嘉以后,勢隔情殊,徒憑保薦。又實俸不隃五年,序遷貴于三省。于是傳舍郡縣,動希汲引……所以吏治日窳而莫可問也。

聞往時糧長收賦,見重于有司,里老亦然。今望有司屏足一跡,里老尤賤,即閭閻甚輕之,代降事殊。

先朝凡官民事,嘗遣廷臣遠勘,當時人情簡樸,郵傳供億,當亦不貲?!乖诮袢?,繁累為何如耶?


談遷在此極力稱頌先朝吏治清明,人情淳樸,官吏勤于政事,行政效率高;朝廷也能傾聽下層意見,刑罰公平,監(jiān)察嚴格、言路暢通。但是后朝則世風日下,衰敗之氣漸漸萌生。談遷認識到國家由盛轉衰為自然之理。此時治國者應該根據(jù)形勢變化,根除弊政,適時變通,做到“通其變”,“使民不倦”,這樣才能擺脫困境,繼續(xù)發(fā)展。但遺憾的是,明朝的統(tǒng)治者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依然不革故鼎新,文恬武嬉,致使形勢發(fā)展到無可奈何的境地。談遷說:“天啟之季,寖寖有亡征焉?!边@是統(tǒng)治者不知變通的后果。

第三,見微知著的思想,即朝代的治亂興衰都是由局部走向整體,量變引起質變,主張要從細小方面察覺事物的發(fā)展方向,并把消極的現(xiàn)象消滅在萌芽中。見微知著,是談遷通變歷史觀的一個重要組成方面。談遷認為明代制度的腐壞也是由局部到整體,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他善于從細小的方面察知社會整體風氣的改變,如明仁宗時,東勝右衛(wèi)指揮同知李遠斬敵一人即受重賞。談遷說:“斬級一耳,溢賞如此,祖宗朝折沖之風稍損矣,可以觀世焉。”對成化年間知縣陳奎多次遷升才得刺史位,他說:“奎起甲科,累薦始拜刺史。今進士釋褐得州,輒邑邑不樂。視若畏途。何前后人相懸之如此?噫!可以觀世矣?!痹偃缢J為明代中期以后官員怠政,效率低下,從修史之事即可看出:

建文復年,而少帝實錄不聞就緒,豈當時虛涂尺一耶?抑陳相國捐館后,同正史佚之也。泄泄成風,于史事猶然,況其他實政乎?

熹宗財(才)七載,江陵時限纂修官一人,每月竣一年,則熹廟錄七載,在一人計月可就。而纂修彌眾,邅延彌久,前閣臣不當率厲之乎?修文如此,推之他事,日玩月愒,政所謂泄泄沓沓也。


從這些細節(jié)中,談遷揭示明朝衰敗的跡象,并把它們寫進了《國榷》的評論中。

筆者認為,對談遷歷史觀的概括,不一定要以進步、退化、保守或循環(huán)等評價范疇來加以概括,如能以一種整體和全局的思維審視談遷的歷史觀,把談遷歷史觀中最主要和最有特色的部分加以總結闡述,則或許會得出更貼合實際的結論。無論是進步、退化還是循環(huán)的評價觀點,都是談遷歷史觀的部分反映。對這些觀點的表現(xiàn)加以綜合考察,則談遷歷史觀的整體就有可能比較清晰地呈現(xiàn)出來。通過上文論述,用“通變”來描述談遷歷史觀的底色,既符合談遷的知識背景和家學淵源,也與《國榷》歷史評論的旨趣相得益彰,因而是可行的。

目前學術界關于談遷和《國榷》的研究呈現(xiàn)不斷深化的特點,但相比于《國榷》420余萬字的篇幅,其研究還有很大的拓展空間。許多認識還有加以豐富、補正的地方。我們過去考察《國榷》,比較關注它的整體性質和在史料上增進研究者對明代歷史的認識方面,較少關注它的細部和它在史學史上的意義,對《國榷》還缺乏更加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而當我們把研究目光提升,將談遷和《國榷》置于整個明代史學的發(fā)展軌跡中,甚至于整個中國古代史學發(fā)展的序列中時,或許談遷為“晚明史學之殿軍”的地位,才會真正顯示出來。

采編:陳   鈺

排版:付涵濱

審核:許洪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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