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文緣起
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紅樓夢》剛剛誕生，就引發(fā)種種猜測：它所本何事？取源何家？寶玉寫何人？賈府射何事？其后一百多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其中“索引”一派更有“反清復(fù)明”等驚世駭俗的說法，直鬧的風(fēng)雨滿國，地暗天昏。１９２１年胡適先生發(fā)表《紅樓夢考證》，以史料考證出曹雪芹家世的大致情況，從而得出結(jié)論：曹雪芹“生于極富貴之家，身經(jīng)極繁華綺麗的生活”；“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當(dāng)日曹家的影子?！贝苏撘怀鋈缜镲L(fēng)掃葉紅日驅(qū)暗，各種關(guān)于《紅樓夢》取材別處的說法立即偃旗息鼓，漸漸退出論壇。從此“《紅樓夢》取材曹家”說獨霸文壇。八十多年來紅學(xué)研究者雖然有不同意胡適“寶玉是雪芹化身”這樣的自傳說，但大多認可雪芹是寶玉的原型；而對“曹家是賈府的影子”說則基本認同，僅指出不可將兩家完全等同，即認為“賈府的描寫取材于曹家”，是建立在曹家事跡的大框架上，情節(jié)則有改寫和虛擬，所以是“創(chuàng)作”而不是“自敘”、“自傳”?？偟膩碚f，近百年來盡管有關(guān)曹家的考證仍有不同觀點和爭論，對小說的研究更是百家爭鳴，但“《紅樓夢》取材曹家”這個基本觀點則日益深入人心，成為鐵論、定論。不僅如此，它實際上成為研究《紅樓夢》和曹雪芹的一個大前提或謂基本出發(fā)點，從而影響到紅學(xué)研究的方法和成果；而“曹學(xué)”的紅火風(fēng)靡更是有賴于此。
同所有的紅學(xué)愛好者一樣，筆者從一開始接觸紅學(xué)就自然而然接受了“《紅樓夢》取材曹家”的觀點，此后始終戴著這樣的“眼鏡”去閱讀作品和評論，雖時有“賈府的境況同曹家的史實差距很大”的想法，卻不曾對“取材曹家”說產(chǎn)生過真正的懷疑。直到去年，在重讀中華書局《關(guān)于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以下簡作《曹家檔案》）時，面對這第一手史料，越讀越對“取材曹家”說產(chǎn)生懷疑，及至讀到最后的附錄二《有關(guān)納爾蘇的世系及其生平簡歷史料》——這一過去很遭我忽視的珍貴史料時，一個人名令我渾身一顫：
“代善”！
——這不是賈寶玉祖父“賈代善”之名么？曹雪芹表兄平郡王福彭的上祖、滿清一代的風(fēng)云人物——代善，怎么會跟《紅樓夢》中寶玉的祖父同名呢？是曹雪芹一時疏忽而偶然造成這個同名現(xiàn)象?還是他故意為之？
帶著這個關(guān)系極其重大的疑問,筆者重新細讀作品，再細研《曹家檔案》，然后查閱《清史稿》等其他資料。隨著研究的細致深入，疑云漸散，一個答案漸漸浮出水面并日益清晰：
作者給寶玉祖父取名“代善”并非疏忽，而是故意為之；他之所以讓兩個“代善”重名，正如他本人所說意在“提醒閱者眼目”（第一回“作者自云”）；他精心設(shè)計這一點睛之筆，意在披露：一、賈府的描寫并非“假語村言”憑空捏造，而是實有原型的；二、明確告知讀者賈府的原型是平郡王福彭家。
筆者又自問：那么，曹雪芹為何定要作這樣的披露？又為何處心積慮地采取這種既明確無誤、又埋得很遠的“藏頭露尾”披露手法？思考再三，筆者認為：處身于“重史尚真”的中國文化背景之中，曹雪芹深知純屬虛構(gòu)的文學(xué)作品易遭讀者的輕視以致懷疑，不易打動讀者的心，《史記》《戰(zhàn)國》的不脛而走，《三國》《水滸》的家喻戶曉，神怪如《西游》依然被納入唐僧取經(jīng)的真實故事之中，等等，是最有力的證明；雪芹本人雖可免俗，但作品是給別人看的，他既然無力改變讀者的閱讀心理和審美習(xí)慣，那么為使作品深入人心，他不得不以“有所本”來突出作品的“真實性”。二百多年來持續(xù)不斷的“索隱”和“考證”證實了我國讀者是何等重視這種“真實”！也證明了曹雪芹所慮非妄。至于他為什么將“代善”之名藏得那么隱蔽，恐怕是出于安全考慮，太明顯的話不僅會招來他本人的殺身之禍，而且還將禍及表兄福彭一家。現(xiàn)在的“提醒”方法，讀者一旦發(fā)現(xiàn)就可心領(lǐng)神會，而當(dāng)局即使意識到也難加罪名。
有了“代善”暗示取材福彭家的看法，筆者再驗證胡適及后人的論著論文，有如摘除了有色眼鏡后重新看事物，竟發(fā)現(xiàn)過去信奉的“取材曹家”說的基本論據(jù)都可一一推翻。于是又回頭求證“取材福彭家”，外證內(nèi)證相加，也大致可以立足。至此，筆者對自己的觀點有了信心。不過，雖然筆者對推倒“《紅樓夢》取材曹家”頗有信心，但要證實取材平郡王福彭家，雖有不少內(nèi)證外證，材料尚不夠扎實，該不該公之于眾呢？猶豫長久，最終還是曹雪芹的話打碎了我的顧慮：“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其短，一并使其泯滅也。”自己既有心得，還應(yīng)公之于眾，有錯誤和偏頗，正可得到專家讀者的指正。何況，假如真能拋磚而引玉，在讀者指正本文的同時，能引發(fā)學(xué)術(shù)界對《紅樓夢》的取材問題作出新探討，或有新發(fā)現(xiàn)，那才是紅學(xué)界真正的幸事，也是筆者的夙愿。如此決定后，筆者便放膽直書了。
二、曹家無成為賈府原形的資格
胡適及其后的研究者論定“賈府是曹家的影子”，或謂“賈府取材于曹家”，其基本論據(jù)就筆者所知有如下幾個：
（一）曹家世代為江寧織造，且受康熙恩寵，極富貴，后又被抄家，同賈府相似；
（二）曹雪芹少年時“經(jīng)極繁華綺麗的生活”，同賈寶玉相似；
（三）歷史上曹家數(shù)次接駕，寵貴至極，又與作品中鳳姐、趙嬤嬤所言接駕事吻合；
（四）曹寅之女嫁給平郡王納爾蘇成為“王妃”，同元春封妃相似；
（五）曹家曾有極大的“西花園”，同大觀園仿佛；
（六）脂批透露出書中一些細節(jié)是作者、批者或他們共同的故事，可知取材曹家。
以上六點若不深究都無問題，甚至顯得十分有力，足以支持“取材曹家”的確立，它們之所以能夠風(fēng)靡紅學(xué)界近百年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它們有多么堅實難以推翻，而是一、由于史料所限；二、紅學(xué)界歷來少用數(shù)據(jù)分析的方法，未曾察覺其中“量”的明顯夸大，在“貌似”狀態(tài)下予以認同，因“量差”導(dǎo)致“質(zhì)差”，最終造成基本性質(zhì)的誤判；三、某些論據(jù)的詞語被不經(jīng)意間更換了，一詞之差意思完全不同，也有的是將清人的臆測以訛傳訛。如今我們只需運用史料，尤其是史料中的數(shù)據(jù)一一細加“量化”分析和對照，則前五項的材料本身就有問題；第六項的材料雖然可靠，但推理卻靠不住，用這材料我們也可作反推論，得出完全不同的結(jié)論。
現(xiàn)討論如下。
1、曹家同賈府的身份地位根本不相稱
眾所周知，曹家原是漢人，后來或因被滿人俘獲而成為“包衣人”，即滿族人的家奴，屬于滿清社會中的低賤階層。筆者不清楚清朝對這種身份的具體規(guī)定，但從《曹家檔案》中看，曹寅 、曹頫在奏折中始終自認“身系家奴 ”、“包衣下賤”，不知要經(jīng)歷多少代人，具備什么條件才能擺脫這個下賤的出身；而凡有這樣身份的人大約難升高官，因為事實是，曹璽當(dāng)了將近一輩子五品郎中織造官而不得提升；曹寅深得康熙的信任和賞識，他死后純粹出于照顧，康熙連提曹顒和康熙自己都看不起的曹頫 繼承父職，但曹寅本人硬是在五品郎中的官階上主管織造事，一干二十多年，竟沒有提升過哪怕一級，僅因修建行宮時他捐銀二萬，經(jīng)康熙親自提議才得了“三品通政使”虛銜，但這不是正式的官階，更沒有正式職權(quán)，所以他死后內(nèi)務(wù)府仍稱“江寧織造郎中曹寅病故”。（《曹家檔案》105頁）曹寅是曹家的頂峰時代，其后一代不如一代，直至抄家淪為犯人。
曹家家世中，始發(fā)跡于曹寅的祖父曹振彥，官任大同知府，官階從四品；寅父曹璽，《江寧府志?曹璽傳》說他曾有軍功而升二等侍衛(wèi)，但在最權(quán)威的故宮擋案中內(nèi)務(wù)府稱他“今管理江寧織造郎中曹璽”（《曹家檔案》第2頁），是五品，曹璽的妻子曾任康熙的保姆，故曹璽深得康熙的信任，他不會將曹璽從四品降為五品使用，曹璽在織造官任上做了二十一年直至死亡，并未升過官職。
有許多論者將“織造官”看作很重要的職位，認為曹家三代四人連任五六十年的江寧織造非常榮耀，極為罕見，故這里有必要介紹一下江寧織造官到底是什么官職。“織造”為內(nèi)務(wù)府派出機構(gòu)，織造官正常情況由郎中擔(dān)任，主要督理紡織事務(wù)，向朝廷貢奉宮廷及各級官員的官服緞匹及飾品，既無軍事權(quán)，也無行政、財政、民事判決等權(quán)，更算不上政府機要部門，可以說沒有什么權(quán)勢。而其機構(gòu)中人員設(shè)置和俸餉也少得難以想象，康熙三十七年《巡撫安徽陳汝器奏銷江寧織造支過俸餉文冊》中列出江寧織造的人員俸銀開銷：
計開：
織造一員曹寅，每年應(yīng)支俸銀一百五十兩外，全年心紅紙張（即辦公用品）一百八十兩，奉裁不支，理合登明，月支白米五斗；
物林達（司庫，正七品）一員馬寶柱，每年應(yīng)支俸銀六十兩，月支白米五斗；
柒品筆貼式張問政，每年應(yīng)支付俸銀四十五兩，月支白米五斗；
物林人一員戚式，無品筆貼式一員李巴士，每員月支廩銀四兩，白米五斗；
新任物林人一員桑格色……每月應(yīng)支廩銀四兩。
跟役、家口六十二名口，每名口月支倉米二斗五升；
馬二十五匹，每匹春冬季日各支豆叁升，草貳束……
（《曹家檔案》）
僅此而已。這一開銷同康熙十七年俸餉文冊基本一致，可見其人員編制是固定的。這樣的一個機構(gòu)，我們實在不應(yīng)把它看得過于重大。
曹寅病故，內(nèi)務(wù)府提出三名郎中一名員外郎候補，但康熙批：
曹寅在織造任上，該地之人都說他名聲好，且自督撫以至百姓，也都奏請以其子補缺，曹寅在彼處居住年久，并已建置房屋，現(xiàn)在亦難遷移。此缺著即以其子連生補放織造郎中。飲此?！保ā恫芗覚n案》105頁）
然而內(nèi)務(wù)府卻不同意曹顒躍升郎中，再奏“請放連生（曹顒小名）為主事（正六品），掌織造關(guān)防?！笨滴跻膊辉賵猿?，下旨“依議”。曹顒在職兩年多即病故，他是獨子，康熙又點曹顒堂弟曹頫承嗣曹寅遺孀，并補織造之缺，官職主事，任職直到雍正年削官扛枷。
縱觀曹雪芹直系上代，最高官至從四品知府，為雪芹的五代祖曹振彥。曹家一族中是雪芹叔祖曹宣官職最高，至護軍參領(lǐng)，為從三品武官，不過他升任此職時已是雍正十一年，距曹頫罷官抄家六年之后。曹家無一人出身科甲，直系中多是自小以包衣身份在內(nèi)務(wù)府當(dāng)差起步，至五品郎中封頂。這樣的身份地位，離“高官”很遠，同“貴族”更不沾邊，百年來紅學(xué)界通認曹家“極富貴”，這“貴”字顯然不妥，“富”字后文再論。
反觀《紅樓夢》中賈府，寧榮二公皆因軍功封為“公”爵，在清代封“王”的是皇室或外藩，極個別封王者如吳三桂等則屬帶了大量明軍投降并立下殊勛者?！肮笔撬芯粑恢凶罡叩燃?，每一級又分三等，寧榮二公是一等公“國公”，“公”及以下的“侯”、“伯”為“超品”，（子，正一品；男，正二品）是真正的大貴族。他們?nèi)艏婀俾殻瑒t多為一品大員。如《曹家檔案》中就有兩位現(xiàn)成的：
“領(lǐng)侍衛(wèi)內(nèi)大臣兼管理內(nèi)務(wù)府事務(wù)果毅公訥親”
“太保?尚書兼步軍統(tǒng)領(lǐng)?公?舅舅隆科多”
兩位“公”出任的都是官階最高級的正一品官員，訥親正好還兼管內(nèi)務(wù)府事務(wù)，對比可知，賈府的“公”較之曹家的五品郎中，相差近十個等級，幾同云泥。
賈府每代襲位按清制都要遞降，第13回述：寧公之子賈代化原任京營節(jié)度使（京城警備司令）世襲一等將軍，其子賈敬進士出身，因修道而由子賈珍襲職，賈珍為三品爵威烈將軍。榮府與之同樣情況。那么賈府這樣的世家處于什么社會地位呢？第2回中當(dāng)過從四品知府（與曹振彥相同）的賈雨村說：賈府雖然“是同譜，但他那等榮耀，我們不便去攀扯”。后來他憑林如海一封薦書而“攀扯”上賈政，賈政當(dāng)時雖然只是個從五品員外郎，但經(jīng)他“謁力內(nèi)中協(xié)助，起奏之日，（雨村）輕輕謀了一個復(fù)職候缺，不上兩個月，金陵應(yīng)天府缺出，便謀補了此缺，拜辭了賈政，擇日上任去了?！保ǖ?回）可見賈府的權(quán)勢與能量。相反，曹家三代四人幾十年都未跨過五品郎中這道坎，遑論“協(xié)助”他人謀取從四品之位。
２、曹家同賈府的社會關(guān)系和經(jīng)濟狀況的差異
曹家歷來被看作“極富貴”，可比賈府，前已論證曹家本身并不“貴”，現(xiàn)進一步看看他家的社會關(guān)系是否可同賈府相比，以及是否算得上“極富”。
賈家是京城豪族，出入宮廷，結(jié)交王侯，其近親王子騰歷任京營節(jié)度使、九省統(tǒng)制、九省都檢點、內(nèi)閣大學(xué)士，是一、二品的大員，賈母的史家是保齡侯上書令之后，尚書令在唐代為正二品，賈府僅僅是死了個一無官職的賈蓉之妻秦可卿，前來送殯的王侯公卿就難以勝數(shù)，——這還是在元春封妃之前，可以設(shè)想，封妃以后賈家的威風(fēng)將更大。
曹家?guī)状硕荚谶h離京城的江寧任五品小官，據(jù)《清史稿》載當(dāng)時江寧城中最大的官員大約為安徽布政使，官階從二品，較之京城的王侯公卿雖遜色不少，但恐怕憑曹家的地位仍難與其交往。相信如果曹家死個媳婦，布政使大人決不會來路祭，江寧知府如能前來恐怕已屬出格。（袁枚《隨園詩話》說曹寅“素與江寧太守陳鵬年不相中”。）曹寅之女嫁為王爺福晉，我們不知出于何種因緣，但若說是高攀，怕不為過，不過這同賈府娶侯門賈母、伯爵之后王夫人，也有嫁娶之別。
曹家之所以被眾多論者看作“極貴”，根本原因恐怕還是出于康熙的恩寵有加，尤其是賜藥和擢撥曹曹顒、曹頫等事，但他終究還是沒給曹家真正的“貴”職。不過，他又確實把當(dāng)時最大的肥缺授予曹寅，一是讓曹寅操辦鑄幣用的銅筋事務(wù)，二是讓他同其妻舅李煦“輪流坐莊”十年主管兩準(zhǔn)鹽務(wù)，看來康熙是把他所能給的都給了。曹寅每年經(jīng)手的銀子數(shù)百萬計，但不知究竟出于什么原因，曹寅非但沒有暴富，反而背下了幾十萬兩公款的巨債，（多有論者以為他因挪用公款按駕四次而背債，筆者不能同意；另有說由于造了龐大的西花園，更是子虛烏有，后文將述。）并最終禍及子孫。盡管如此，曹家確實掌握過很大的經(jīng)濟實權(quán)，這一點倒是賈府所不及的。
曹寅有沒有公款私肥了呢？顯然沒有，因為他不但背下巨債，家資也不太大。我們所知他私人的大花銷僅一筆，即捐款二萬為康熙造行宮，至于他的家財，從兩份基本吻合的史料可知概貌?？滴跷迨哪瓴茴\的奏折中有：
奴才到任以來，亦曾細為查檢，所有遺存產(chǎn)業(yè)，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鮮魚口空房一所，通州典地六百畝，張家灣當(dāng)鋪一所，本銀七千兩，江南含山縣田二百余畝，奴才問母親及家下管事人等，皆云奴才父親在日費用很多，不能顧家。（《曹家史料》）
康熙對曹家情況較熟，曹頫應(yīng)不敢、也沒必要隱瞞。大約雍正六年，曹家被抄后江寧織造接任者綏赫德奏折：
竊奴才荷蒙皇上天高地厚洪恩，特命管理江寧織造。未來到之先，總督范時繹已將曹頫家管事數(shù)人拿去，來訊監(jiān)禁，所有房產(chǎn)什物，一并查清，造冊封固。及奴才到后，細查其房屋并家人住房十三處，共計四百八十三間，地八處，共十九頃零六十七畝。家人大小男女共一百十四口。余則 桌椅、床杌、舊衣零星等件及當(dāng)票六百張外，并無別項，與總督所查冊內(nèi)仿佛。又家人供出外有所欠曹頫之銀，連本利共計三萬二千余兩。奴才即將欠戶詢問明白，皆承應(yīng)償還。
再，曹頫所有田產(chǎn)房屋人口等項，奴才荷蒙皇上浩蕩天恩特加賞賚，寵榮已極。曹頫家人蒙恩諭少留房屋以資養(yǎng)贍，今其家不久回京，奴才應(yīng)將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撥給。（同上）
僅看數(shù)字曹家田產(chǎn)房屋很多，但價值幾何呢？此份綏赫德奏折告訴我們：雍正把曹家所有的資產(chǎn)連人口全部賞給了新任江寧織造綏赫德，綏赫德何許人也？首先，他不是雍正的心腹嫡系，因為他不久就被革職，接著又被發(fā)配；其次，他也非高官大員，僅是五品郎中，按內(nèi)務(wù)部的說法“系微末之人”（同上第196頁）而雍正隨意就把曹家所有家產(chǎn)賞給了他，可知曹家的資產(chǎn)在當(dāng)時絕對算不上是“巨資”，如果財產(chǎn)很大必入國庫。再看綏赫德將曹家在江南的田地房產(chǎn)全部變賣僅得五千余兩（同上第195頁）的市值，我們雖不知曹家北京的產(chǎn)業(yè)值多少，但從《曹家檔案》已可判斷綏赫德回京后并不曾大富，因此可以肯定：曹家的總資產(chǎn)絕對算不上很大。最后再作一橫向比較，同曹寅地位相當(dāng)?shù)奶K州織造李煦曾同曹寅輪流主管兩淮鹽務(wù)十年，曹寅死后是他一手幫著曹家將債務(wù)償還，他于雍正元年即被罷官抄家，其總資產(chǎn)為十二萬八千兩，雍正下旨：
李煦虧空官帑，著將其家物估價，抵償欠銀，并將其房屋賞給年羹堯。（同上第206頁）
按年羹堯當(dāng)時是雍正第一紅人，位居大將軍，他僅能得李煦十二萬余資產(chǎn)中的房產(chǎn)部分，“微未之人” 綏赫德竟得賞曹家全部資戶，則可斷定曹家資產(chǎn)遠小于十二萬八千兩之?dāng)?shù)。至此，我們已可得出結(jié)論：曹家在當(dāng)時絕對稱不上“極富”，連“大富”也稱不上，只能算個“平常仕宦人家”。（冷子興語）
當(dāng)年胡適先生提出曹家“極富貴”的時候，他所見資料有限，發(fā)生偏差情有可原；現(xiàn)在，當(dāng)我們掌握的資料已經(jīng)遠遠超過他時，我們應(yīng)該在現(xiàn)有史料的基礎(chǔ)上作出新的評價，既然史料證明他錯了，那我們理所當(dāng)然應(yīng)予糾正。
我們再算算《紅樓夢》中賈府的賬，膾灸人口的《護官符》云“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雖不無夸張，但賈府上代豪富無疑。經(jīng)幾代人的奢侈揮霍到作品展開時，賈府“內(nèi)囊一進上來了”，但正如冷子興所言：“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如今雖說不及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氣象不同。”實際情況正是如此，賈府日常的鋪張我們都見識了，遇家中大事，如秦可卿之死所花即成千上萬，元妃省親及所造大觀園更是把銀子花得淌海水似的，平日隨便來個太監(jiān)，開口就是三五千，其歷年開銷總額我們簡直無法計算，但即便如此燒錢，僅鳳姐一人的私房即達七八萬之巨，賈母所積也以萬計，其他人如邢氏尤氏等，我們雖不清楚他們有多少，也應(yīng)有一定數(shù)量。這僅僅算的是私房錢。賈府歷年所花去的不算，僅以人人得見的榮寧二處房屋及家具擺設(shè)、首飾器皿，還有出租的十幾個莊子，所剩至少以百萬計。
所以從經(jīng)濟上分析，以曹家作底子是無法寫出賈府的氣勢景象的，曹雪芹應(yīng)另有所本。
３、“王妃”同“皇妃”不可同日而語
曹寅之女曹佳氏（雪芹姑媽）嫁給禮親王代善之五代孫納爾蘇為福晉（正妻），論者常稱為“王妃”，這樁婚煙同《紅樓夢》中元春封為皇妃有類似之處，故有論者認為這是曹雪芹將曹家事搬入作品的一個明證，說明“賈府取材曹家”，這個觀點初看合情合理，但恐怕有時代感的問題。在我們今日看來，“王妃”同“皇妃“似乎很接近，但在“普天之下莫非王（皇）土”的封建帝制社會， 一個福晉同皇帝的貴妃之間的差距，恐怕較五品郎中同公爵的差距更大。封建社會一個女人被皇帝封妃，那就成了“國母”，全國人民、包括三公九卿都要跪在她的腳下叩頭，其地位在皇帝皇后之外就至高無上了。而一個福晉差得太遠了，說得簡單些，就是皇帝同王爺?shù)纳矸莸匚煌耆珶o法比較一樣。
其次，清代雖也封王，但“王”的權(quán)勢地位已大大不同于唐代以前的王。清代實行“諸王不賜土，而其封號但予嘉名，不加郡國。”（《清史稿》卷161）而漢唐等朝的王不僅有郡國、有臣民、有財政收入、甚至有軍隊，清代之王則僅有“嘉號”、沒有“王權(quán)”了，他們的妻子的地位當(dāng)然也隨之大大降低。
其三，中國歷史上皇帝的妃子多的是一人封妃，一族俱榮，成為一個很大的內(nèi)戚集團，權(quán)傾朝野。典型代表是楊貴妃、楊國忠。貴妃們輕輕一口枕頭風(fēng)，往往可掀起一場政治大風(fēng)波，?？晒蔚箖?nèi)閣大員，以至有“女人禍國”說。而“王妃”就根本沒有這樣的政治能量了。
其四，被皇帝封了妃，通常是榮耀終身，只要朝代不被推翻，皇帝不曾廢除她，她就當(dāng)定了“國母”；而王的地位則極不牢靠，隨時有被廢的可能，尤其清代前期，王被削爵成為家常便飯，就以納爾蘇一家為例，自代善以降到納爾蘇的五代六位王爺中，就有四人被削爵，包括納爾蘇本人也是“因罪革退王爵”而由兒子福彭襲爵，因此，曹佳氏只當(dāng)了十多年的福晉，從三十多歲起就成了平民百姓。
最后，我們再將《紅樓夢》中元春的影響同實際生活中的曹佳氏作個直接的比較。曹家被革職查抄，其實根本沒犯有真正的罪行，或者可以說就是雍正皇帝看他家不順眼（有論者以為同王子爭帝位有關(guān)，但無實據(jù)），僅僅以勒索驛站的可笑罪名（后文將指出這罪行不可能有）就將曹頫抓了起來，身為姐姐的曹佳氏即使仍為福晉，恐怕除了眼睜睜看著，一句話也不敢說，說不上，襲了王位的兒子福彭同樣幫不上舅舅任何一點忙。而《紅樓夢》中抄家時元春已逝，但后來皇帝因見考生賈寶玉、賈蘭是王妃一族，大筆一揮就把賈家的“罪名免了”，仍世襲祖爵，（此節(jié)即使不出于曹雪芹之筆，也完全符合封建社會規(guī)則。）
“皇妃”同“王妃”的差別就這樣大！深諳歷史又有身經(jīng)其事的曹雪芹，恐怕不會把兩者看得有多少相通，他該不會以“皇妃”去影射“王妃”。
4、接駕的并不是“曹家”
《紅樓夢》第16回趙嬤嬤說賈府“預(yù)備接駕過一次，”江南甄府“接駕四次”，鳳姐說，“我們王府已也預(yù)備過一次?！睔v史上康熙六次南巡四次駐驊江寧織造署，所以研究者把兩者聯(lián)系起來，既以此推定“曹家為賈府原型”，又作為曹家“極富”的一個證明。但如果將現(xiàn)有史料仔細一查，就可得出結(jié)論：康熙雖然駐驊江寧織造署，但那不是“曹家”；曹寅一家在江寧，應(yīng)該沒有“家”——房屋。
胡適《紅樓夢考證》中將康熙南巡與曹家任職列表分析：
康熙二三（年），一次南巡，曹璽為蘇州織造
康熙二八，二次南巡
康熙三八，三次南巡，曹寅為江寧織造
康熙四二，四次南巡，曹寅為江寧織造
康熙四四，五次南巡，曹寅為江寧織造
康熙四六，六次南巡，曹寅為江寧織造
（顧）頡剛又考得“康熙南巡，除第一次到南京駐驊將軍署外，余五次均把織造署當(dāng)行宮”。
這五次之中，曹寅當(dāng)了四次接駕的差。
值得注意的是，顧頡剛說的是康熙 “把織造署當(dāng)行宮”而不是“曹家”；胡適也暫時沒出問題，也說“曹寅當(dāng)了四次接駕的差”。然而隨后他做結(jié)論的時候，就出了問題：
當(dāng)康熙南巡時，他家曾辦過四次以上的接駕的差。
他將顧頡剛說的“織造署”，改寫成“他家曾辦過”！這一或許無意的移花接木，八十多年來一直被普遍沿襲，并誤導(dǎo)成這樣的概念：“曹寅在家中接駕四次”，又在這個前提下推導(dǎo)出“曹家極富貴極得寵”的判斷，再進一步推出結(jié)論：“曹家是賈府的原型?！倍叶嗄陙磉@一概念連判斷帶結(jié)論實際上“固化”了，沒有人懷疑，更沒有人細究。真所謂“失之毫厘而差之千里”也。
康熙駐驊“織造署”還是“曹家”，曹寅是以織造官身份在織造署“當(dāng)接駕的差”，還是以主人身份在家中接待康熙，不僅有本質(zhì)的差別，而且對紅學(xué)研究有重大的導(dǎo)引作用。如果是駐蹕“曹家”，那么曹家不僅“極富”——達到行宮的水準(zhǔn)，而且極大——康熙侍從有三百余人（見后文），更是極尊貴極得寵——江寧有多少官署皇帝都不住，偏要到他“家”來住。
然而《曹家檔案》卻抽去了這個判斷推理的大前提，曹家在江寧并沒有“家”，前面兩份奏折寫明他家在南方唯揚州有房產(chǎn)，江寧沒有，由此可知曹寅一家是住在織造署衙門內(nèi)。正因為如此，清人寫作意思含糊的“他家”，而后人理解的“家”卻是純粹的“私家”，因此，“曹家接駕”說是個百年大誤會，大冤案。
至于康熙所以選擇駐蹕織造署，是奔曹寅個人而去，還是出于別的原因，也還需作客觀細致和深入的分析?？滴躐v蹕何處正如今日安排領(lǐng)導(dǎo)人住處一樣，乃出于多種因素的綜合考慮，筆者以為所以選擇駐蹕織造署：
（1）織造署為內(nèi)務(wù)府特派機構(gòu)，而內(nèi)務(wù)府的主要職責(zé)就是負責(zé)內(nèi)宮事務(wù)，包括皇帝駐蹕事宜，江寧既有織造署，只要符合駐蹕條件，則它本應(yīng)是首先，因為它直屬內(nèi)務(wù)府，一切工作和安排都較其它官署方便。
（2）更為重要的是要符合皇帝出巡的宗旨?？滴趺看纬鲅捕紡娬{(diào)以考察事務(wù)為主，一切接待工作必須從簡，并嚴(yán)令不得干擾地方日常行政和百姓生活，前來匯報工作的官員無事不需陪送，早返任所。如他第一次南巡往丹陽途中即諭江寧巡撫湯文斌：
朕欲知地方風(fēng)俗，小民生計，有事巡幸，凡需用之物，皆自內(nèi)儲備，秋毫不取民間，恐地方或有不肖官員，借端妄派，以致擾害窮民，爾其加意嚴(yán)禁。如有此等，即指名題參，從重治罪，其沿途供役牽夫，及聞朕巡幸至此遠來聚觀百姓，恐離家已遙，不能自歸，爾逐一詳察，多方區(qū)畫，令其還家。爾巡撫率布政使即從此回，料理此事，不必前送。（中華書局《康熙起居注》第1245頁）
第二次南巡至揚州時，康熙“親制上諭”給總督巡撫：
朕因省察黎庶疾苦，兼閱河工，巡幸江南，便道至浙，觀問風(fēng)俗，簡從儀衛(wèi)，鹵簿（儀仗隊）不設(shè)，扈從者僅三百余人。頃經(jīng)維揚，民間結(jié)彩歡迎，盈衢溢巷。雖出其恭敬之誠，恐致稍損物力，甚為惜之。朕視寓內(nèi)編氓，皆吾赤子，惟使比戶豐饒，即不張結(jié)彩幔，朕心亦所嘉悅。前途經(jīng)歷諸郡邑，宜體朕意，悉為停止。又見百姓老幼男婦奔走雜還，瞻望恐后，未免喧嘩擁塞。念此行原以為民，不嚴(yán) 禁蹕，但人眾無所區(qū)別，高崖水次，或有傾跌之虞，一夫不獲其所，足軫朕懷。此后止于夾道跪迎，勿得紊亂追趨，致有諸患。著即詳加曉喻，使知朕愛民切實，咸為遵行。特諭。（同上第1831頁）
到杭州，見多處有碑亭歌頌皇恩，他十分開明地指出：
未免致傷民力，誠使閭閻殷阜，則裨益良多，碑亭何與焉！嗣后亦宜停止。
到江寧，他見彩船又發(fā)諭旨：
過后湖，見地方官裝飾舟船，預(yù)備以待。朕自出京以來，自牽夫之外，所需一切皆出帑金采辦，不許分毫派取民間，以為預(yù)備。所御沙船，將發(fā)庫銀修造。扈從人等所用小舡，俱就以官價。故于今日地方官預(yù)備之船，非惟不輿，亦并未臨觀。欲爾等共悉此意，故爾諭知，并傳諭江南江西總督付臘塔等，伊等舟船空勞準(zhǔn)備，朕初來就視，但恐朕回鑾后，故為聲揚，云此船乃朕所曾御，妄令存貯。著將裝飾物料俱行拆毀，于應(yīng)用處用之。（同上第1842頁）
抱此態(tài)度巡視的康熙，不住其他官署，應(yīng)有不打擾地方之用意，其選擇與世無干的織造署，自然而又妥當(dāng)，未見得因?qū)檺鄄芤ァ?br>
（3）縱觀康熙行事，精明細致遠過常人，這樣一位皇帝，怎么會僅僅因為寵愛曹寅而連續(xù)四次駐蹕織造署，留下把柄，損害自己的聲譽之外，又冷落各級地方高官，令曹寅難以做人？
（4）安排領(lǐng)導(dǎo)人住宿，還有安全、環(huán)境、生活習(xí)慣等方面的考慮。比如康熙就覺得“杭州地濕，水土不甚相宜”，不肯逗留。（同上第1935頁）
所以，康熙連續(xù)四次駐蹕織造署，的確引人注目，在當(dāng)時確實可能引發(fā)獨寵曹寅的種種說法，但我們將其納入學(xué)術(shù)探討時，還宜盡可能多地占據(jù)史料，平心靜氣地做出盡可能實是求事的分析和評論，免失偏頗。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在《康熙起居注》中記載康熙第一次南巡時，在蘇州和江寧接見的官員姓名甚多，卻未見曹璽的名字，而后四次南巡的《起居注》藏于臺灣故宮，無從一睹，故不知是否記有曹寅之名。
5、“西花園”不是曹家的
由于《紅樓夢》中大觀園的描寫出神入化，尤其是脂評在大觀園的“大”字旁批了何不直寫“西”字，令讀者作出種種猜想，同時曹寅又的確建造過“西花園”，于是不少論者以為曹家有過偌大的一個西花園，堪與大觀園媲美，因此它也成了“曹家是賈府原型”的證據(jù)之一。不過又是《曹家檔案》把“西花園”問題徹底登清了。
康熙五十一年《內(nèi)務(wù)府奏烏羅圖查算西花園工程用銀不實應(yīng)予議處折》：
分司烏羅圖折奏，曹寅在修建西花園房屋，挖河，堆泊岸等項工程，共用銀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九兩九錢七厘，等因。奉旨：交內(nèi)務(wù)府總管查奏。欽此欽遵。經(jīng)將分司烏羅圖之銷算冊，依照修建工程核算，實際用銀多出八百六十七兩余。再，修建房屋、亭子、船只、雨搭、廉子等項又用銀七萬七千八百八十五兩余。等因具奏（《曹家檔案》109頁）
此園共用銀近二十萬兩，挖河造船，還建有寺院（見另一奏折）等，確確實實是一個類似大觀園的豪華花園。不過奏折中“銷算冊”三字即今之“報銷單”，它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這是曹寅受命為皇家建造的，而不是曹家的私家花園。而且，據(jù)另一奏折中有“圣化寺”、“六郎莊”“永寧觀”等地名，可知該園不在江寧而在北京西郊海淀地區(qū)，距曹雪芹寫作《紅樓夢》時所在的西郊黃葉村該不遠。筆者以為曹雪芹之所以能為讀者描繪出萬古奇觀大觀園，西花園依然功不可沒，雖然這類皇家園林他難以入園一睹全貌，但憑其祖父做工程的資料和經(jīng)驗，加上他能夠細品詳察的郡王府花園等高級園林，以及他天才的藝術(shù)想象力、創(chuàng)造力，才終于創(chuàng)造出了融萬園于一爐的大觀園。曹家不可能有西花園這樣的私家花園，清朝對各級別官員房屋庭院的營造格式都有明確而嚴(yán)格的規(guī)定。
6、脂批的解讀
脂硯齋、畸笏叟等在曹雪芹創(chuàng)作的同時或稍后就批下許多文字，其中透露有不少細節(jié)為雪芹和他們過去的實際經(jīng)歷，對其真實性我們無可懷疑。眾多研究者也正因讀了脂批才相信或更加堅定地相信“寶玉是雪芹的影子，曹家是賈府的原型?！笨梢哉f脂批事實上起到了導(dǎo)讀的作用。當(dāng)然，人們得出上述結(jié)論出并不完全是脂批一家的功勞，還有前文論述的幾個因素互相支持相互證明。既然前幾個因素已被證明都站不住，則脂批就孤力無援，不難對付了。
首先，脂批所指眾多細節(jié)的真實性，是其本身的真實性，即他們確實經(jīng)歷過這些事情，但不可因此就證明賈府是取材于曹家。生活的細節(jié)在藝術(shù)中是可以移用的，甲地乙地發(fā)生的細節(jié)都可以移用到丙地，此時彼時發(fā)生的細節(jié)也可以被嫁接到其他時候，我們不可因作家所寫丙地就證明他一定是取才于甲地，寫了他時的細節(jié)就一定來自于此時。只要同作品規(guī)定的情境相吻合，任何細節(jié)都可以移植進去。實際上所有作家在寫作中都調(diào)用他自己生活中的許多經(jīng)歷和經(jīng)驗，我們顯然不能說這部作品就取材于作者或他的家史。我們討論賈家是否取材于曹家，指的是其基本情況和主體風(fēng)貌，而不是指一枝一葉的生活細節(jié)。所以有曹家生活的細節(jié)被描寫到賈府，是不可得出賈府就是取材曹家之結(jié)論的。何況，脂研齋、畸笏叟并未被證明就是曹家的人，如果他們是曹家的親戚如表兄弟或姨夫姑夫，而曹雪芹又在親戚家生活過一段時間，那么這些細節(jié)就發(fā)生在曹家以外了。我們也可以這樣判斷；指批所以這樣深情地緬回這些細節(jié)，正因為這些是發(fā)生在“他們家”的事?！獣凶髡咭员救丝谖浅霈F(xiàn)的、全書最感傷的詩正有這種意味。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
我們且撇開作品中別的“味”，單就家族衰敗情節(jié)所含之“味”而言，如果作者寫的是“自家”即曹家衰敗事跡，那么他的作品浸透“辛酸淚”極其自然，何“癡”之有？相反，如果寫的是別人家事，或是概括千古萬家之事，他竟如此“辛酸”，那才稱得上“癡”；同樣，他如果放著自家興衰之事不寫而寫別家，那才稱得上“荒唐”。其次，如果寫的是“自家”事，那么讀者只要了解了曹家興衰的事跡，按圖索驥對號入座便可“解其中味”了，作者如此懷疑憂慮，深怕讀者解不了“味”，那么它應(yīng)該不是寫曹家之事；只有無跡可循或有跡難尋，那才“誰解其中味”？——如此的反思惟、反推論，是否更切近該詩之韻味呢？
討論至此，我們把“《紅樓夢》取材賈府”的主要論點逐一進行了檢驗，事實和數(shù)據(jù)驗明它們一個都無法成立。現(xiàn)在還剩下曹雪芹和賈寶玉的生平事跡有多大相似這個問題，即寶玉有沒有可能充當(dāng)雪芹化身。此題重大，故專辟一章討論。
三、曹雪芹與賈寶玉之比較
假如“曹家是賈府原型”不能夠成立，那么賈寶玉同曹雪芹的“依附關(guān)系”也就基本解除了。但這是一個深入人心的觀念，而且寶玉身上又確實具有雪芹的思想理念，所以還需作一番深入的分析與論證。我們要證明的是：曹雪芹同賈寶玉所過的生活完全不可相提并論，曹雪芹根本當(dāng)不了賈寶玉的“影子”，賈寶玉也當(dāng)不了曹雪芹的化身。
1、曹雪芹從來不曾有過賈寶玉的生活處境
前文已論證了曹家的整個生活風(fēng)貌完全不同于賈府。曹寅死后，曹家更是急轉(zhuǎn)直下。曹雪芹出生在曹寅死后三年（按別一說則在死后十年）的康熙五十四年，此前一年曹顒也已病逝。這兩位都 是康熙很信賴的人?？滴跽f：曹顒系朕眼看自幼長成，此子甚可惜。朕所用之包衣子嗣中，尚無一人如他者。是個文武全才。他在織造上很謹慎，朕對他曾寄予很大的希望。（《曹家檔案》125頁）
但他對曹頫就不太看重了。在曹頫請安折上批：朕安。爾雖無知小孩，但所關(guān)非細。念爾父出力年久，故特恩如此。雖不管地方事，亦可以所聞大小事，照爾父密密奏聞，是與非朕自有洞鑒。就是笑話也罷，叫老主子笑笑也好。（同上149頁）
語氣輕蔑且不寄希望?？滴鯌B(tài)度一變，整個官場及社會的態(tài)度必然也變，曹家的外境艱難了。
1722年康熙去世，這年曹雪芹才三、四歲（按逝年45歲推）。這三、四年還是曹雪芹一生中最輕松的日子，但曹家已處在重債如山的壓迫之下。曹寅、曹顒還不了的巨債，曹頫又能到哪里去弄這么多銀子來？當(dāng)時全靠康熙又給李煦任鹽務(wù)從中弄錢幫曹家歸還，曹家的壓力之大不難想象。但與后面的日子相比，這幾年就簡直是在天堂。
“一朝天子一朝臣”?？滴跛篮笥赫吓_，當(dāng)年就逮捕李煦，抄沒家產(chǎn)，家人變賣。曹家自然難逃一劫。不知是由于尚未決定如何處置曹家還是礙于康熙尸骨未寒，抑或是存心玩玩貓逗老鼠的游戲，雍正并未對曹家立即下手，但態(tài)度是一日壞一日，一年兇一年。雍正二年，他在曹頫敬賀年羹堯作戰(zhàn)大勝的奏折中批：“此篇奏表，文擬甚有趣，簡而備，誠而切，是個大通家作的?！本共活櫥实壑饑?yán)，尖刻挖苦諷刺一名小吏。在另一奏折上又批：“只要心口相應(yīng)。若果能如此，大造化人了！”在曹頫的請安折上則寫下長達數(shù)百字的朱批，既有警告又有威脅：“你若不作法，憑誰不能與你作福。不要亂跑門路，費心思力量買罪受?！薄澳銈兿騺砘鞄わL(fēng)俗慣了”，最后簡直殺氣畢露：“少亂一點。壞朕名聲，朕就要重重處分，王子（按：怡親王）也救你不下了。特諭。”我們設(shè)身處地想想，接到這份“特諭”，曹家將嚇成什么樣子。此外，他還對曹頫所辦之事可說橫挑鼻子豎挑眼。雍正二年，他說曹頫所賣宮中人參“價錢為何如此賤？”內(nèi)務(wù)府自然明白他的心，于是在三年奏折中說曹頫造馬鞍等事“難免生弊”，不讓他再造。四年三月雍正說絲綢織得不好，要曹頫照數(shù)賠補，罰俸一年；十一月曹頫賠來，雍正批文要內(nèi)務(wù)府“著將曹頫所交絲綢內(nèi)輕薄者，完全加細挑出交伊織賠。若內(nèi)務(wù)府總管及庫上官員徇情，不加細查出，仍將輕薄綢緞入庫，若經(jīng)朕查出后，則將內(nèi)務(wù)府總管及庫上官員決不輕輕放過也。”很明顯他已決心拿下曹頫了。五年，曹頫因“勒索驛站交部嚴(yán)查”,懸了五年的劍終于落下。我們不妨想想，時時被皇帝喝罵處罰的曹頫，即使再“混帳風(fēng)俗慣了”，此刻還敢去勒索驛站么？
中國封建社會中，還有什么比遭到皇帝親口喝罵，親手挑剔更令人恐懼之事？我們無法想象這五年曹家是怎么熬過來的。這時期曹雪芹十歲左右，他的童年就處在龍顏大怒的風(fēng)暴之中。以雪芹之敏感，童年的他真正是“焦首朝朝還暮暮，煎心日日復(fù)年年”（寶釵詩），他到哪里去做一天寶玉那樣的“富貴閑人”？
說雪芹是寶玉的化身，在不掌握史料的時候只是誤會，在真相大白于天下時，那就成了荒謬。
2、如何解釋作品開頭的“作者自云”？
《紅樓夢》開卷有一段“作者自云”：當(dāng)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绔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guī)談之德，以至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
這不是作者“自云”將“已往”之事親手“編述”么？書中一號人物寶玉不就是作者雪芹的“影子”么？——如果這樣理解就太幼稚了。
辨析這個問題并不太難。我們不妨分三步走：一、判定它的真?zhèn)? 二、判斷這自云的作者是否書中的寶玉; 三、分析作者如此表白的意圖。
先辨真?zhèn)?。筆者以為，“自云”當(dāng)然有真實可信的一面：“已往”的曹家雖處水深火熱的政治風(fēng)暴之中，也不“極富”，但還是“平常仕宦之家”，“錦衣紈绔飫甘饜肥”尚不成問題;又有不可信的虛假一面：如“今日一技無成”就是徹頭徹尾的“假語村言”;有基本不可信的一面：如“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guī)談之德”，當(dāng)年深遭當(dāng)官之累的曹家父兄大約不會教育他去當(dāng)官，而著書之時的雪芹除了沒當(dāng)官，何“罪”之有？真實生活中的雪芹“傲骨嶙峋”白眼向人，那有如此沉重的負罪感？所以這個“作者”是經(jīng)過偽裝的作者，而不是真實的曹雪芹。
第二步：雪芹既已不是“作者”，則“作者”即使是寶玉的影子，雪芹就不是了。何況上一段已充分證明兩人過的生活別如云泥。
第三步：作者大言據(jù)經(jīng)歷“編述”，恐怕主要是出于藝術(shù)需要，即根據(jù)中國人好史尚真的閱讀趣味，造成“自傳”的假象，以提高作品的“可信度”和感染力，吸引讀者，打動讀者。中外小說以第一人稱寫作，或自言是“實所經(jīng)歷”或“來自真實事件”很普遍，其中“假”的多多。小說非新聞或史書，作者完全可以這樣寫，讀者在閱讀中將其當(dāng)“真”的來感受來體驗以獲得藝術(shù)的享受也無可厚非，但研究者若也將它當(dāng)作作者的真實經(jīng)歷或信史，難免出現(xiàn)偏頗。何況，曹雪芹在前數(shù)回中著重塑造的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的虛虛實實的藝術(shù)氛圍，更兩次大書“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來“提醒閱者眼目”。他手中高舉的是正反兩面不同的雙面“風(fēng)月鑒”，隨著情節(jié)的展開他甚至動用多棱鏡和變化萬千的魔方，各種人事在他的魔筆下排到組合，變幻不斷，撲朔迷離，似夢如幻，我們需要留一份清醒留一份醉，抱辯證靈活的態(tài)度，信其可信，不信其不可信。如果一概不信，那只好遠離《紅樓夢》忙別的去; 如果字字當(dāng)真，不信有假，恐怕難得作品之妙締。
3、寶玉身上也有雪芹的某些投影
上面論述了雪芹與寶玉的童年處境大相經(jīng)庭，說明寶玉絕對當(dāng)不了雪芹的化身，這是從基本面貌、總體形象方面而言，但我們卻不能因此而否認寶玉身上確實有雪芹的“某些”投影。投影的面并不很大，卻十分重要。
中外小說史表明，作家的第一部作品往往不僅是成名作，也是代表作，而一位終生磨一劍的作者，更不能不把他對人生最重要的感受集中投入到他唯一的作品之中，寄托在個別主要人物的身上?！都t樓夢》是作者唯一的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時間長達十年以上，雪芹為之嘔心瀝血，淚盡而亡，他謝世時作品尚未完成。蒼天不假時日，曹雪芹不能不把自己最重要的人生感受和理念全部傾注到作品之中。寶玉是頭號男主人公，也是雪芹注入心血最多的藝術(shù)結(jié)晶，他把自己的某些感悟、品性投放到寶玉身上，自然而又必然，如寶玉的善良、敏感、多情、不好儒經(jīng)而好老莊，等等; 他甚至顧不及藝術(shù)規(guī)律而明顯牽強地將他的重要理念硬塞給寶玉，如“祿蠹”說、“文死諫武死戰(zhàn)”說，等等，造成寶玉的“小人大思想”現(xiàn)象。因為寶玉是作品中唯一的正面男主角，雪芹別無選擇——這些塊壘不得不發(fā)泄。
必須補充的是，曹雪芹并不曾把他所有的身世，尤其是他完全不同于寶玉的經(jīng)歷及由此帶來的人生體驗寄托到寶玉身上，而是寄托在或者說分別寄托在其他一些人的身上，因不關(guān)系到此節(jié)主要論題，只能另文討論。
四、賈府很可能取材平郡王福彭家
本文開頭的“緣起”部份談到，激發(fā)筆者推倒“《紅樓夢》取材賈府”鐵案的是我發(fā)現(xiàn)了“賈（假）代化”同真“代化”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給了我膽氣。下文將討論兩者的關(guān)聯(lián)，用史料外證與作品內(nèi)證互參的方法。
1、兩個“代善”決非偶然重名
歷史上的真實人物、曹雪芹表兄平郡王福彭的上祖“代善”，是清朝奠基者努爾哈赤第二子，清代的開國元勛，三朝元老。他年紀(jì)很小即征戰(zhàn)各方，功勛卓著。由于努爾哈赤的長子褚英“屢有戰(zhàn)功，上（努爾哈赤）委以政。不恤眾，諸弟及群臣訴于上，上寖疏之。褚英意不自得，焚表告天自訴，乃坐詛咒，幽禁。越二年乙卯（1615年）閏八月死于禁所，年三十六?！睆拇舜瞥蔀榕瑺柟啾姸鄡鹤又械拈L兄。他“初號貝勒”，1607年“太祖嘉代善勇敢克敵，賜號古英巴魯圖?！?613年隨父大破烏喇族，1616年“封和碩貝勒，以序稱大貝勒?！贝藭r皇太極為四貝勒，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芒古爾泰，合稱“四大貝勒”，代善的地位尚在皇太極之上。但是努爾哈赤以皇太極的母親為正妻，代善之母為側(cè)室，決定了接班人為皇太極。1626年“太祖崩，岳讬（代善之子）與弟薩哈璘告代善，請奉太宗（皇太極）嗣位，代善曰：‘是吾心也！’告諸貝勒定策。太宗辭讓再三，代善等請益堅，乃即位。”封代善“和碩兄禮親王。”代善長于皇太極，且戰(zhàn)功顯赫而不居傲，深受皇太極的尊敬。1639年“從上（皇太極）獵于葉赫，射獐，馬仆，傷足。上下馬為裹創(chuàng)，酌金卮勞之，因泣曰：‘朕以兄年高不可馳馬，兄奈何不自愛？’罷獵，還，命乘輿緩行，日十余里，護以歸?！?643年皇太極崩，清世祖順治帝福臨即位，“命（代善）上殿勿拜，著為例。”順治五年代善“薨，年六十，賜祭葬，立碑紀(jì)功?？滴跏辏分u?！?（本段引文皆出《清史稿?卷216》）
如此一位德高望重的開國元勛，三朝重臣，其名字在清代早期可謂如雷貫耳，誰人不知？他又是曹雪芹表兄福彭的上代，他的辭世距曹雪芹的出生相隔不過五十多年, 可以想象，他的事跡曹雪芹必耳熟能詳?shù)贡橙缌鳎挠⒚诓苎┣坌哪恐袘?yīng)占有突出的地位。雪芹以“代善”之名作為寶玉祖父之名，必有深意焉。
其次，眾所周知，曹雪芹為《紅樓夢》中人物取名多包含有特殊的含義，如“賈雨村”（假語村言，假語存）、“甄士隱”（真事隱）、“元、迎、探、惜”（原應(yīng)嘆息）、“甄英蓮”（真應(yīng)憐），“卜世仁”（不是人）、“詹光”（沾光）、“吳新登”（無星戥）等等，而且多用諧音。最重要的三位主人公寶玉、黛玉、寶釵，則用“寶玉”二字拆字組合成“黛玉”、“寶釵”?？梢娮鳛槿宋锶∶帽M心計，這不僅成為作品的一大藝術(shù)特色，更重要的是他借人名來表達人物個性命運以至作品意旨。既如此，他怎么可能把“代善”這個滿清前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又是滿清一代風(fēng)云人物中與自家關(guān)系最近者，竟然因疏忽而命名給寶玉的祖父？
其三，曹雪芹用意最深的是“真（甄）”“假（賈）”一對反義詞，并以此作為整個作品寓意的一雙眼睛，為此他不惜大違常理地設(shè)計藝術(shù)對照，如“賈（假）府”對應(yīng)“甄（真）府”，“賈（假）寶玉”對應(yīng)“甄（真）寶玉”，太虛幻境用“假作真時真亦假”為醒目的對聯(lián)，如此種種，煞費苦心，無非為提醒讀者：見到“賈（假）”，應(yīng)注意可能對應(yīng)著“甄（真）”。——那么見到“賈（假）代善”，理所當(dāng)然應(yīng)聯(lián)想到真“代善”;“賈（假）代善”后代的故事，應(yīng)該對應(yīng)著真“代善”后代的生活。
其四，曹雪芹在作品中特意安排了一個“重名”的細節(jié)：第54回說書的女先生所說《鳳求鸞》中有位公子名叫“王熙鳳”，賈母笑道：“這重了我們的鳳丫頭了?！迸壬Φ溃骸拔覀冊撍懒?，不知是奶奶的諱?！兵P姐笑道：“怕什么，你們只管說罷，重名重姓的多呢。”這個細節(jié)從未受到論家重視，從表面看似乎也沒有什重么要意義，但筆者以為這并非閑筆，雪芹如此寫，正是“草蛇灰線”，意在提醒我們關(guān)注作品中人名有可能同真實生活中人名相重，“假”中有真;同時又是為自己預(yù)設(shè)一個開脫，萬一當(dāng)局追究到“代善”一節(jié)，又可推脫為無意的重名。
其五，真代善是次子，“賈代善”既是賈府二房榮公之子，在同輩中也小于堂兄賈代化，仍是二房。
其六，代善兄弟出生入死，軍功赫赫，以軍功封王，賈府寧榮二公也是在死人堆里被焦大背出來救了性命，因軍功封爵。
上述理由說明，“賈”同“甄”的一一對應(yīng)，“假作真時真亦假”等等，都是一個個指示符號和路標(biāo)，它們共同的作用是引導(dǎo)讀者發(fā)現(xiàn)那個“賈代善”的背后，隱藏著歷史上的真“代善”，是作者非常委婉地被露：賈府的故事，取材于代善一族的平郡王府。
2、曹雪芹為何要以郡王府福彭家作為賈府的素材
作品的題材同所表達的意蘊究竟何者先行是文學(xué)理論的一個老問題，敦先孰后仁者見仁。但題材的最終選擇取決于主題意蘊表達的需要這一點，恐怕沒人異議。曹雪芹意存高遠，統(tǒng)攝全書的《好了歌 》及注所否定的是中國人數(shù)千年來的所有夢想：功名、金銀、姣妻、兒孫。明顯地，作者是要對中國人傳統(tǒng)的人生觀、世界觀、榮辱觀、價值觀作一徹底的檢討與批判。它不是對某個時代、某個階層、某種生活方式、某種價值觀念等層面的檢討，而是要對中國文化總層面或中國文化的主流層面作一醍醐灌頂?shù)拇罂偨Y(jié)，對中國人最基本的人生理念來個振聾發(fā)瞆的大了斷。據(jù)此意旨，曹家那樣的“平常仕宦人家”，在題材的份量上尚嫌不足，而以仕途極致的王公貴族家庭作題材方能滿足作品意旨表達的需要。官位達此高度，“因嫌紗帽子，致使枷鎖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才有著落，才可表達出“忽喇喇似大廈傾”“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這種震撼人心的藝術(shù)效果。
《紅樓夢》中的賈府公爵世襲，鐘鳴鼎食，崢嶸軒峻，不可一世。要將這樣一個家族的作派氣度紋絲不亂地表達出來，同時將數(shù)百個不同角色的人物寫得聲口如聞，如果沒有與之相類似的真實家族做底子，如果作家對這個家族未達爛熟于胸的程度，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正因為此，托爾斯泰筆下的貴族生活，比司湯達、巴爾扎克豐滿生動得多，巴金、張愛玲筆下的大族、老舍筆下的旗人，遠非其他作家可比。福彭家世襲郡王，其規(guī)格聲勢當(dāng)可同賈府媲美。相反，曹家僅為五品織造官，難堪大任。所以，曹雪芹取材福彭家，不僅恰當(dāng)，而且必要。
3、曹雪芹應(yīng)有可能在郡王府生活過
郡王府足以堪當(dāng)賈府原型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還有問題：曹雪芹有沒有可能充分掌握這份素材，有沒有可能對福彭家的生活細節(jié)、人物聲貌也都爛熟于胸呢？換句話說，曹雪芹有沒有可能經(jīng)常出入郡王府，甚至在其中居住、生活過一段時間？筆者將史料同作品結(jié)合研究的心得是：他很可能生活過，并且，正因為有過這種居人籬下的生活，,才可能在作品中寫出如許之多之深的寄居之苦。
（1）按常情推理：雪芹應(yīng)常在郡王府走動
曹家在江寧被削職抄家后，普通家人也被賞給了繼任，直系親屬遷往北京。在京房屋僅“少留”以供居住，估計極侷促，其他家產(chǎn)則已一抄而空。此時父親曹頫大約還在獄中，曹家已失去生計，曹雪芹十來歲，按常理，在京城的姑媽會給予相當(dāng)?shù)恼疹?，并招呼曹家的獨子雪芹常去走走甚至居住，如史湘云走賈府那樣。十來歲的雪芹，按《紅樓夢》的寫法， 童年無忌，可同表兄弟姐妹們一起讀書玩耍，所以對郡王府生活相當(dāng)熟稔，連同閨閣也可出入，所以象迎、探、釵、黛這些形象都可握有模本，才能塑造得鬼斧神工。
（2）第一手史料：“曹家人往老平郡王家行走”
《曹家檔案》中雍正十一年《莊親五允祿奏審訊綏赫德鉆營老平郡王折》，有一段有關(guān)曹家同郡王府交往的史料極為重要，是幾乎唯一的有關(guān)曹家北遷后生活的第一手史料，值得我們高度重視。綏赫德繼任江寧織造不久就被“革退織造”回京。雍正十一年他被參“鉆營老平郡王”受到逮捕審訊。請看他的供詞。他說已被革職的老平郡王納爾蘇派小兒子（按，不是福彭）等來他家取走一個寶月瓶，講好價錢四十兩。后來我想，小阿哥是原任織造曹寅的女兒所生之子，奴才荷蒙皇上洪恩，將曹寅家產(chǎn)都賞了奴才，若為這四十兩銀子，緊著催討不合。因此不要了是實。
他顯然將納爾蘇索財看作是為報復(fù)他得了曹寅家產(chǎn)。那么納爾蘇是否有此意？請看綏赫德后面的交代：奴才來京時，曾將官賞的揚州他方所有房產(chǎn)，賣銀五千余兩。我原要帶回京城養(yǎng)贍人口。老平郡王差人來說，要借銀五千兩使用，奴才一時糊涂，只將所剩銀三千八百兩送去借給是實……奴才如今已七十余歲，豈有求托王爺圖做官之意？
不多不少，納爾蘇開口“借”的正是綏赫德變賣曹家房產(chǎn)之?dāng)?shù)。那么綏赫德何以僅給“所剩銀三千八兩”？原來此前兩人已有兩次精采的“交易”。請看同案古董商沈四的供詞：老平郡王將我叫到府里說，你替我借幾兩銀子使用。我說無處去借，有原任織造綏赫德家有許多古董，（筆者按：是曹家原有之物？）何不到他家要幾件，當(dāng)些銀子使用?老平郡王說好，著六阿哥同你去，我同六阿哥到綏赫德家，將那玉如意、銅鼎拿出當(dāng)了五十兩銀子，六阿哥拿進去了。第二日，老平郡王說，我給綏赫德送幾樣餑餑去，可好么？我說好，他必定感念王爺?shù)亩?。隨差趙姓太監(jiān)送了四盒餑餑，綏赫德家又回送了回件古董………這六七日前，老平郡王向我說，我因無銀子使用，將綏赫德銀子使了三四千兩。
說其精采，因為他們倆顯然把“原任織造綏赫德”當(dāng)作欠債人，王爺則象債權(quán)人，要銀子可隨時去拿;精采之二是綏赫德似乎也認同債務(wù)人的角色，隨要隨給;精采三是四盒餑餑換四件古董，絕妙的買賣！而筆者推測，綏赫德后來之所以只送去三千八百兩，是這六件古董在他的心理價位是一千二百兩，兩數(shù)相加，正好五千！
不過，最關(guān)鍵的是：這出鬧劇之中曹家是否直接參預(yù)？
在不那么狡猾的綏赫德之子富璋的供詞中終于有欲言還休的一句，那是他整個供詞的第一句話：從前曹家人往老平郡王家行走，后來沈四帶六阿哥并趙姓太監(jiān)到我家看古董，二次老平郡王又使六阿哥同趙姓太監(jiān)到我家，向我父親借銀使用……
這吞吐含糊的話中卻明白無疑表露出在綏赫德一家心目中，是“曹家”在幕后有動作，出面的是納爾蘇一家。綏赫德家的臆測我們無法坐實，但其所舉出的現(xiàn)象應(yīng)該存在，即：“曹家往老平郡王家行走?！薄@一句話，對我們彌足珍貴，它讓我們有了實實在在的根據(jù)，證實了我們前面以常理所作的推測：回京后，曹家常去平郡王府福彭家?！@當(dāng)中自然包括曹雪芹。
（3）《紅樓夢》提供的內(nèi)證：曹雪芹應(yīng)有寄居生活
我們先來想象一下：當(dāng)曹雪芹“往老平郡王家行走”時，他自己家是一貧如洗，雖為至親，但當(dāng)他象劉姥姥家的板兒一樣跨進巍峨的王府門闕時，他的心情是如何的？要知道他不僅有板兒的窮困而且還是罪人之子，王府中各色人等的臉色可想而知。我們不曾親身經(jīng)歷，那滋味很難體會。恰恰，《紅樓夢》中各種人生滋味寫得最蒼涼最感人泣下的，正是這種籬下之苦，在某種意義上，如果我們稱《紅樓夢》為“寄居文學(xué)”恐怕無大錯。寫到投親寄靠，曹雪芹簡直一發(fā)而不可收：林黛玉獨自來寄居，薛寶釵一家來投靠，史湘云隔三差五來小住，妙玉單身來修行，還有邢岫煙、李紋姐妹，等等，如此大書而特書，想作者有多少塊壘需吐？有多少情結(jié)要解？有幾多隱痛欲訴？
這些人中作者筆墨最多最為感人的無疑是林黛玉，但特別值得關(guān)注的是薛寶釵。筆者以為她身上寄托著曹雪芹濃重的身影。首先，薛家的身份同曹家頗有相似之處。賈史王薛被統(tǒng)稱為“四大家族”，但與前三家相比，薛家就相形見絀，不在一個檔次。賈史王三家乃“公”“侯”“伯”之后，現(xiàn)今也居高官顯職，薛家上代為“紫薇舍人”，是五品上的小官，同曹家相當(dāng);寶釵之父又同曹家一樣替內(nèi)務(wù)府辦事，其“帑銀行商”身份同曹寅兼辦的鑄錢銅筋事務(wù)也相近。
其次，薛家也正是在金陵（即江寧）犯了官司，為避禍而投奔京中的貴族親戚，曹家犯事北遷返京，“往老平郡王家行走”;薛家投靠的娘家姐姐，為姨表親，曹家“行走”的是父親的妹妹，為姑表親，其遭際何其相似。曹雪芹在姑媽家同薛寶釵在姨媽家的身份地位幾乎一致，而同林黛玉則有較大區(qū)別：黛玉是親外婆“念及小女無人依傍教育”，主動“遣了男女船只來接”的（第3回），雪芹和寶釵則都是被迫而又被動前來；黛玉“依傍”的是外婆，在中國風(fēng)俗人情屬很正常，而雪芹和寶釵寄居到表親家中，則有點出格。所以同樣是寄居，黛玉的作派就回寶釵大不一樣，一個是底氣較足，撒嬌任性，“目無下塵”，三天哭兩天鬧，急得賈母老淚縱橫，哭嘆無奈；一個是頗懷尷尬，“寡言少語”，謹慎壓抑，連丫頭也不敢得罪一個。第27回寶釵追撲蝴蝶時無意中聽到小紅墜兒的私房話，其第一反應(yīng)是趕緊逃避，以免“生事”“沒趣”，甚至連逃避還要找借口“金蟬脫殼”。這個細節(jié)，寫盡她的尷尬身份，籬下委屈。我們不妨設(shè)想，如果是在寶釵自己家，她何至于此？可惜竟有論者指她為“奸滑”，恐怕是沒有設(shè)身處地替寶釵著想。我們再想一想，同是投身表親的曹雪芹若遭遇同樣情況，恐怕也只能象寶釵這樣罷。
之所以說寶釵身上有雪芹濃重身影的另一個理由是寶釵的學(xué)問知識、世事人情都有超過她的年齡所允之嫌，尤其是那句對她最基本的評價“山中高土晶瑩雪”，和她那份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那里討蓑衣雨笠卷單行？一任俺芒鞋破缽隨緣化”的鐘情，以及她對人情的豁達以至冷漠，不僅遠非少女情懷，而且明顯有了強烈的成年男性色彩。同黛玉的多愁善感，長淚不干的少女情懷，形成鮮明的反差。她的這些情懷，明顯屬于曹雪芹。
一部小說寫如此眾多的少女寄居，極不尋常，它是作家長期郁積、苦苦壓抑的心底情感的大噴發(fā)，是作家打得死死、欲解無方的心理情結(jié)的大宣泄，我們有理由把它看作是雪芹的“夫子自道”，是太史公筆法?！枳髌沸骨?，是雪芹曾有寄居生活的重要內(nèi)證。
4、曹雪芹可能寄居郡王府的外證——郭敏兄弟和張宜泉的詩文
至今為止，影影綽綽為人們提供曹雪芹后期生活和性情的，唯有他的朋友郭敏、郭誠兄弟和張宜泉。他們都對曹雪芹很是欽佩，詩文中嘉言連連。然而郭敏的《寄懷曹雪芹霑》中有兩句令我們十分驚訝，簡直象在寫另一個曹雪芹：勸君莫彈食客鋏，勸君莫叩富兒門。
殘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
——這是怎么回事？他們不是說“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見此知離。醉余奮掃如橡筆，寫出胸中塊壘時！”（郭敏《題芹圃畫石》）又說雪芹“字夢阮”（阮藉）、“素性放達”（張宜泉《題芹溪居士》、《傷芹溪居士》序）這樣一位自比阮藉、傲骨嶙峋的曹雪芹，急么可能去“富家”食“殘杯冷炙”，看人“德色”？然而郭敏又不可能無故而“勸”，更不會向曹雪芹臉上抹黑。筆者以前讀此詩即有存疑，苦于沒有資料，也沒論者作過解釋，現(xiàn)在，對曹家與郡王府的關(guān)系有了新的認識，疑問如雪消融。曹雪芹不可能去叩一般的“富兒門”，反之，他“行走”或寄居郡王府姑媽家或別的親戚家，就完全可能了，因是至親；但是，天長日久，姑媽家的某些人難免面有“德色”，驕傲而敏感的雪芹或向朋友有所泄露，因此郭敏才會直言相“勸”。如果再印證《紅樓夢》中對寄居之情的綿綿宣泄，可知所謂“富兒”，并不是外人，而是至親；正因是至親，雪芹才會去住。
另一個重要內(nèi)證是故事不長，卻有“總起”作用的甄士隱的故事。它一直未受到論者應(yīng)有的重視?！都t樓夢》開卷先寫仙界石頭的故事以交代寶玉的來歷，具有楔子性質(zhì)，然而從仙界回到人間時，卻大書甄士隱的故事，而且具有提要性質(zhì)的回目也是“甄士隱夢幻識通靈”。這就不易理解了：士隱的故事同作品的中心情節(jié)并無重大關(guān)系，若說它也是一個楔子，未免架屋疊床，于情理不合；若說是“起興”，則未免興得太遠，有失嚴(yán)謹，同作品宏偉壯闊又絲絲入扣的風(fēng)格不符。顯然，作者開筆就寫甄士隱的故事，是有深意的。“甄士隱”者，“真事隱”也。它究竟隱含什么重大意蘊呢？我們簡要分析一下。
甄士隱故事有如下幾個要點：一、家居小康，稟性恬淡；二、夢遇僧道，聽得石頭下凡故事；三、接濟賈雨村赴考；四、失落女兒英蓮；五、家遭火災(zāi)，攜妻投奔岳丈，投人不著，貧病交攻；六、再遇跛道，聞《好了歌》而悟，隨道飄去。
這段“真事”，應(yīng)有與作者相關(guān)的事跡被隱含其中。上述六點中，之二非真事，之三起引出后文的作用，之六也非真事，雪芹未曾出家。所剩一、四、五，將其聯(lián)系起來則有如下兩種寓意：或寓曹家遭禍，則英蓮寓雪芹本人，謂雪芹離家另過后受盡磨難，是為“應(yīng)憐”；或以士隱寓雪芹，謂其遭難后投人不著。兩種寓意的共同指向是：家遭不幸，投奔或被迫來到別家，所靠非人，生活甚不如意?！P者以為，這是甄士隱故事的主要含義，也是曹雪芹本人身世的借隱為現(xiàn)，頗值得重視和玩味。
五、本文結(jié)論
討論至此，我們大致可以做出如下結(jié)論：
一、曹家北遷之后，經(jīng)常在郡王府福彭家“行走”；至于曹雪芹，極可能在郡王府中生活過一段時間，得見王府的尊榮富貴，也嘗盡寄居的苦辣酸甜。這段生活為他創(chuàng)作《紅樓夢》奠定堅實的基礎(chǔ)，使他有可能創(chuàng)作出“賈府”的盛衰歷程，并同時寫出寄居富貴人家的種種況味。
二、從這個意義上說，郡王府才是賈府真正的原型。然而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雪芹又非唯郡王府是寫，他調(diào)動起自己所有的生活經(jīng)驗和閱歷，把它們有機地融入賈府之中，所以《紅樓夢》中又不乏作者或其家人的一些經(jīng)歷和觀念。
三、但總的框架依然是化郡王府為賈府，而根本不可能用曹家作賈府的原型，因為在身份、地位、權(quán)勢、財富等各個方面，曹家的尺碼太不相配，份量太不相稱。
四、至于曹雪芹本人，因過的完全不是寶玉那樣的生活，兩人分屬兩個不同的階層，所以寶玉的原型也不是雪芹。作家雖然將某些個性理念寄托在寶玉身上，但在本質(zhì)上寶玉不是他的化身。他把自己的身世閱歷化整為零，分別納入的還有寶釵、甄士隱等人身上，使作品帶有明顯的“寄居小說”色彩。
——這些，就是本文的基本結(jié)論。
本文一破一立兩個論題都較大，而且都要用到考證的手段，而這實非筆者所長，筆者力求以作品內(nèi)證補之，使外證與內(nèi)證互相呼應(yīng)補充，力爭使本文成為“文學(xué)的考證，而非歷史的考證”（余英時語）。但能力有限，偏頗難免，誠待方家讀者指正。尤其是“立”的部分，因資料不足，對于郡王府福彭一家具體生活所知較少，故題中以“可能”限之。尤其是大量一手史料存于北京和臺北，又輕易見不著，筆者難以查閱，故只是大膽提出自己的看法，包括推測。現(xiàn)在，筆者的“磚”已拋出，企盼有一天專家們在清代王公貴族、尤其是代善一族研究方面有新發(fā)現(xiàn)，從中找出賈府的真正原型，使《紅樓夢》的研究更上一層樓。
2006年4月24日晨初稿，5月5日夜改定于上海家中
作者附言：
本文歷時近十月，今日終于脫手。明日起將爬出史料堆見陽光吸清氣，暫不再考證。近期將完成多年宿愿，對薛寶釵寫出本人獨到心得，再作爭鳴。自1987年發(fā)表《〈紅樓夢〉后四十回的奇光異彩》（可查《新華文摘》1987年第7期）將近二十載矣，至今方有此文，個中緣由，一言難盡！往者往矣，唯追來日。庶幾能為紅學(xué)添磚加瓦，余心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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