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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國文人畫的價值(25P)
無患
>《字畫拾遺》
2009.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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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國文人畫的價值(25P)
一幅畫什么都有 詩\書\畫\印\ 一幅畫什么都看不見 這就是"文人畫"
文 人 畫
文 / 杜哲森
中國傳統(tǒng)繪畫重要風格流派。在創(chuàng)作上強調個性表現和詩、書、畫等多種藝術的結合,作者多屬具有較深厚、較全面的文化修養(yǎng)的文人士大夫。“文人畫”的稱謂最先由明代董其昌提出,并對其歷史傳承關系作了初步闡述:“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寬為嫡子。王晉卿、米南宮及虎兒,皆從董、巨得來,直至元四家黃子久、王叔明、倪云林、吳仲圭,皆其正傳。吾朝文、沈,則又遠接衣缽。”日本美術史家大村西崖和中國畫家陳師曾對文人畫的藝術特點、畫家的身份及歷史淵源又作了較深入的研究。陳師曾的關于文人畫特質的論述,即“文人畫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學問,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空善”的理論,在社會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沿革
文人畫的形成和發(fā)展,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多種因素促成的一種文化現象,它有著一個相當長的演進過程。早在兩晉時代,一些畫家在創(chuàng)作上表現出來的某些創(chuàng)作思想和藝術追求,諸如王□的“畫乃吾自畫”思想,宗炳的“暢神”說,王微對創(chuàng)作中感情成分的強調,以及顧愷之的“形神”理論等等,都應看作是文人畫的濫觴。到了唐代,王維隱居輞川以后,體現著他的藝術觀念和審美情趣的水墨畫,具有了更鮮明的文人畫特色。五代的董源、巨然在山水畫創(chuàng)作上追求平淡天真和筆墨情韻,又為文人畫的發(fā)展提供了直接的藝術規(guī)范。到了北宋,文同、蘇軾、米芾等人更在創(chuàng)作實踐和理論批評上為文人畫廣為張目,影響所及,使文人畫成為一股有相當影響的藝術思潮,開始從院體畫與畫工畫中分化出來。但文人畫的鼎盛期是在元代,眾多的文人士大夫滋生了厭世和逃世心理,將繪畫作為個人進行精神上自我調節(jié)的手段。在這個過程中,趙孟□、柯九思強調以書入畫,錢選提出“士氣”說,倪瓚鼓吹“自娛”思想,更多的畫家則是將具有象征意義的梅蘭竹菊(史稱“四君子”)作為自己的表現題材,用以標榜個人的志節(jié)情操。這樣,畫家的主體意識被進一步強化,文人士大夫的藝術觀念和審美理想在創(chuàng)作中也就得到了更突出的表現。延至明代,文人畫已上升為畫壇的主導地位,并直接影響到了清代繪畫的基本格局和審美取向,形成了獨具民族特色的繪畫體系。朱耷、石濤及揚州八怪突破四王的籬絆,開創(chuàng)了新局面。文人畫又經趙之謙、吳昌碩影響到現代的齊白石、潘天壽等人。
特征
文人畫是一種綜合型藝術,集文學、書法、繪畫及篆刻藝術為一體,是畫家多方面文化素養(yǎng)的集中體現,尤其和書法的關系更為密切。書法中的點、線和筆畫間組合不但是構成藝術形象的基本元素,而且是重要的、具有獨立審美價值的欣賞對象。運筆的疾徐輕重,點線的疏密粗細所形成的特有的節(jié)奏和韻律,要能體現出畫家創(chuàng)作過程中特有的心態(tài)、氣質和個性,并將這些與所表現的事物的形神有機地結合起來,做到心手相應,氣力相合,跡雖斷而氣連,筆不周而意周。在色彩和水墨上,文人畫更注重水墨的運用,講究墨分五色。王維之所以受到蘇軾、董其昌的極力推崇,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后期創(chuàng)作中開水墨畫的先河。文人畫家所以重水墨而輕色彩,這同中國傳統(tǒng)繪畫的藝術觀念和審美觀念有直接關系,即傳統(tǒng)繪畫一直不曾把真實地再現事物的表象作為創(chuàng)作目的,而是把揭示事物的內在神韻作為最高的藝術追求。基于這種宗旨,又形成了民族特有的美學思想,即摒棄華艷,唯取真淳,講究繪事后素、返樸歸真、大巧若拙等等,這些都成為文人畫家在藝術上的自覺追求。文人畫特色和體系的形成,又與文人士大夫將繪畫視為精神調節(jié)手段有關,創(chuàng)作對這些畫家來講,起到的不過是一種精神舒絡的作用,這樣,不為物役,不被法拘,以最簡單的工具(筆、墨、紙),最概括的語言(黑、白、灰3色),傳達出最深切的感受,就成為創(chuàng)作中的必然的選擇。
基于以上幾方面的特征,又決定了文人畫在題材選取上有趨同傾向,即山水、花鳥、尤其梅蘭竹菊等成為傳統(tǒng)的表現題材。相對來講題材是比較狹窄的,為了克服這一局限,題款在創(chuàng)作中起到了深化主題、豐富意蘊的重要作用。相同的題材,通過具有不同含意的題款,可以揭示出每個畫家(或同一個畫家不同作品)的不同的創(chuàng)作用心和藝術追求。
一個怪胎——“文人畫”出現的偶然
來源:《江蘇畫刊》文:沈勤
水墨畫在宋之前與文人并無多大關系。反之,文人與畫在宋之前也無關聯。
繪畫藝術對那些立志高遠的文人只能算做雕蟲小技,而書法則是文人存身立命的門面。至唐代開科舉,書法更是文人獲取功名、進身仕途的必修課目,書法不好者不能通過考試。 不過,對照同時代的書法與繪畫,這兩個藝術門類之間在各自的發(fā)展脈絡中相互影響。從春秋至秦、漢,我們從屬于繪畫門類的漆器紋飾與絲綢的紋飾中,看得見繪畫意識要先于書法,看到的飛動著、變化著的線條已經具有了獨立被欣賞的抽象美了。而此時的書法更多的還是一種“寫字”。漢代,具有自主意識的畫匠們,開始描繪現實生活中的一切,像兒童一般,對世間的一切充滿新奇。等不及新技法的準備成熟,幼稚的思維已創(chuàng)造出中國美術史上最充滿生命力的圖像。
南北朝時,書法先于繪畫迎來了第一個高峰。門閥士族擁有對學識資源的絕對壟斷權,讀書、習字、文章、做官,順理成章,在他們的手中,終于把寫字弄成了藝術。
而繪畫還在消化著由西域傳入的新技法,與宗教和教化互為表里,與文人的心理需求和書法的形而上形態(tài)還相距甚遠。
終于,人物繪畫與書法藝術在唐代一同站在了各自的峰頂,而各自作者的地位卻不可同日而語,書法大家多為高官,而畫家則地位卑微。青綠山水的開派大師李思訓,在唐朝廷供職,一日皇帝興起,當眾讓他們畫畫,李覺得是對他的羞辱。由此可見,唐時繪畫相較書法的地位之低下。
魏晉以來,由漢代的“入世”生活,轉向“出世”的田園生活,是文人在精神上的需求,但不管“入世”還是“出世”作為這主體的“人”也只是挪個地方而已??搭檺鹬摹堵迳褓x》,圖中“人”還是風景中的主角,就是最準確的說明。
到了唐代,自然山水、邊塞大漠成了文人書法豪情的借用物,情景交融。魏晉時的那個“人”在精神上已經化作唐代的高山、大河、荒漠。獨立的山水詩達到了頂峰。
“仕”文人的喜好:肯定要影響繪畫的選題取向。獨立的山水畫在唐代起步(所謂“獨立”只是相較人物畫而言,硫不是畫者在精神上的獨立)。此時的山水畫,與“詩”的文學描繪有關,但與“詩”的情緒無關。
看唐代的青山綠水,基本就是顏色地圖。
五代小國君主們過一天日子是一天,興不起大風浪,就是寫詩畫畫度日。南京的皇帝一心寫詩、養(yǎng)畫家,而四川的皇帝辦起了畫院。畫家的地位自是提高許多,但與“文人”、“書法”還沒有碰面的副業(yè)。
因為是業(yè)余選手,對于復雜技法下的再現性繪畫方法根本無從談起,另一個困難則是時間上的投入,主業(yè)是政治家的文人業(yè)余畫家,官場上勾心斗角后還能有多少時間留給繪畫?所以聰明的蘇東坡們只能另辟蹊徑,書法是他們的強項,那么就用書法的標準去評畫。
因為是文人,所以他們有理論;因為是身居高位,所以有影響。
由他們的影響力去倡導他們的理論,在宋代也不過是說笑而已,但是書法終于與繪畫碰面了。兩個中國藝術史上最完美的門類——“書法”與“宋畫”的會合實在是中國藝術史上的悲劇!兩種極至的語言,寫實與抽象,將要在后代雜交成不倫不類的“文人畫”。寫到此處,只想為中國繪畫致哀。
元朝的外族侵入,從此改變了中國繪畫的方向,卻成全了蘇東坡的玩笑。
自漢以后,一直作為社會領導層的文人,在亡國后其心理上遭受到打擊,決不會是后世的美術史所描繪的那么輕松。
漢人淪為社會的下層,而文人匯聚的江南漢人更是下層中的下層,其社會地位是中國歷史上至今為止最為低下的,排在妓女和乞丐之后。人格尊嚴的受損與羞辱不敢想象!科舉的廢除對文人更是致命一擊,這一次,文人要真正地歸隱山林了(在此前,“歸隱”一直是文人們心理上的家園,仕途通達才是他們真正的心之所往)。
生活和尊嚴一落千丈,作詩作畫成了“苦讀”后無所事事的文人消磨時間、忘記痛苦的良方。
不過,這種作習時間的改變不足以讓回家丟棄那么精美的“宋畫”,而去創(chuàng)造退化的“文人畫”。
真正畫風的改變是經濟上的原因。宋朝有皇家供養(yǎng)著畫家,這給那些有天份、但貧窮的畫家鋪出了一個施展才華的田地,試問百年時間能出幾個天才?元朝的自謀職業(yè),這一刀就砍去了不知多少個天才。那么就剩下幾個世家文人,靠積蓄的銀兩還能擔負業(yè)余的“寫意”之用,不“寫意”還能畫什么呢?
宋朝的宮中有使不完的絲絹供大批畫家去創(chuàng)作精美的暈染寫實的山水、畫、花鳥畫。元朝這種昂貴的絲絹材料靠自己是萬萬負擔不起的。況且有錢還得有地方去買。據記載,元初時江南一地大片桑樹林被毀,絲綢業(yè)發(fā)展停滯,僅有的一點絲綢,蒙古人還能容你最下賤的南漢的文人使用?
這就是我們后世所見的大改變。一入元,用絲絹材料畫的“寫實”法變成了生宣上的“寫意”法。
繪畫材料的改變對畫法的改變是決定性的。宋朝成熟的暈染法用在生宣上幾乎是不可能的。放棄“暈染法”,在生宣的紙上用干筆點點、用濕筆草草地快速畫完,它不“寫意”,它還能寫什么?
另一原因是宋皇宮中大量的藏畫對畫家非常有幫助,而入元后,畫畫的人肯定是一張也難以見到。文人世家可能會有幾張藏著,但中國人的習慣,也不會讓家藏示人。關起門來,偶爾張開,就這么一藏又會砍斷多少天才與宋畫的關聯。
只有在絲絹上才能營造出的”詩“的實境,在生宣上已經不能被一絲一毫地感覺到了。
女人畫的畫怎能看不出詩意呢,為補上詩意的不足,干脆用熟練的書法寫上“詩”,文人畫誕生了!
宋代的畫是畫中有詩。此后的畫是畫中寫詩。
文人的文氣只在書寫的詩中賣弄。而過去文人創(chuàng)造的書法,入畫之后我們也只能在絲瓜藤、葡萄藤上看見了。
一個怪胎,我們還以為是特點。一幅畫什么都有,詩、書、畫、印,一幅畫什么都看不見,這就是“文人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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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蘇 軾 《枯木竹石圖》
蘇軾強調繪畫抒寫主觀情感的功能,主張詩畫相融相通,要求作品有詩的境界,物象有活的精神,是宋代文人墨戲的創(chuàng)導者與實踐者。他的傳世作品《枯木竹石圖》,繪干扭枝曲的枯樹,若掙扎伸展,堅硬頑強;雖筆墨不多,卻有孤傲險怪之氣,與其傲岸豪放的性格相一致,抒寫了胸中的磊落不平。
[元] 吳 鎮(zhèn) 《漁父圖》
“元四家”之一。吳鎮(zhèn)身清寒,孜孜繪藝不求聞達。所作山水、人物、花鳥,以濕筆見長,粗頭亂服,淋漓渾厚,淳樸天真,充滿野逸之趣,以寄托自由不羈、歸隱江湖的志。
[元] 黃公望 《富春山居圖》局部
黃公望是繪畫史上所稱元四家”(注:“元四家”是指元代四位突出的山水畫家:黃公望、倪瓚、吳鎮(zhèn)和王蒙。)的重要代表,對中國山水畫的發(fā)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其作品被明清的山水畫家奉為經典,至今仍有很大的影響。《富春山居圖》是他晚年藝術進入自然渾成化境的精心佳構,也是他存世作品中的最恢弘的巨作。《富春山居圖》原作為紙本,水墨,高33cm,長636.9cm。描繪的是浙江富春江兩岸初秋景色。畫中峰岳起伏,坡地沙堵,變化無窮:“凡數十峰,一峰一狀,數十樹,一樹一態(tài),雄秀蒼茫,變化極矣”,有“筆愈簡而氣愈壯,景愈少而意愈長”的藝術效果,充分體現了黃公望發(fā)揮筆墨情趣的獨特藝術神髓。
[五代] 巨 然 《秋山問道圖》
巨然繪畫善用長披麻皴,焦墨苔點,更在山頂上多頭,或水邊巖下布以煙云嵐氣,以通密林群峰的壅塞之氣,明潤郁蔥,寄托隱于林泉的閑情逸致。
[元] 王 蒙 《秋山草堂圖》
“元四家”之一。“王叔明(蒙)畫從趙文敏風韻中來……泛濫唐宋諸名家,而以董源、王維為宗,故其縱逸多姿,往往出文敏規(guī)格之外”。王蒙的畫法,善變而多巧妙,喜畫重山復嶺之繁景,常用解索皴和焦墨點苔。所畫山石峰巒,曲折盤桓,重疊崢嶸。所寫山林樹木,蒼郁茂密而具有渾遠的空間感。 《秋山草堂圖》畫高山崇嶺,茂樹清淡,山腳草堂臨水,水際荻花蕭瑟,堂內隱者怡然自得。表現出江南自然山川的濕潤,創(chuàng)造出蓊郁深秀、渾厚華潤的境界。畫上自題小篆書“秋山草堂”四字, 下行楷書又識云: “黃鶴山中樵者王子蒙為畫于淞峰書舍”。
[元] 倪 瓚 《漁莊秋霽圖》
“元四家”之一?!稘O莊秋霽圖》是倪瓚五十五歲時的作品,充分展現了他成熟時期的典型畫風。畫卷描繪江南漁村秋景及平遠山水,以其獨特的構圖顯露個人特色,即所謂的“三段式”。畫面以上、中、下分為三段, 上段為遠景,三五座山巒平緩地展開;中段為中景,不著一筆,以虛為實,權作渺闊平靜的湖面;下段為近景,坡丘上數棵高樹,參差錯落,枝葉疏朗,風姿綽約。整幅畫不見飛鳥,不見帆影,也不見人跡,一片空曠孤寂之境。中國畫極為講究筆法。倪瓚在前人所創(chuàng)“披麻皴”的基礎上,再創(chuàng)“折帶皴”,以此表現太湖一帶的山石,如畫遠山坡石,用硬毫側筆橫擦,濃淡相錯,頗有韻味。其畫中之樹也用枯筆,結體有力,樹頭枝椏用雀爪之筆型點劃,帶有書法意味。畫的中右方以小楷長題連接上下景物,使全圖渾然一體,達到詩、書、畫的完美結合。倪瓚平實簡約的構圖、剔透松靈的筆墨、幽淡荒寒的意境,對明以后的文人畫家產生很大的影響。
[清] 石濤 《梅花圖》
石濤是明清時期最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杰出畫家,在繪畫藝術上有獨特貢獻,成為清一代大畫師。摹古派的領袖人物王原祁評曰:“海內丹青家不能盡識,而大江以南,當推石濤為第一。”由于他飽覽名山大川,“搜盡奇峰打草稿”,形成自己蒼郁恣肆的獨特風格。石濤善用墨法,枯濕濃淡兼施并用,尤其喜歡用濕筆,通過水墨的滲化和筆墨的融和,表現出山川的氤氳氣象和深厚之態(tài)。有時用墨很濃重,墨氣淋漓,空間感強。在技巧上他運筆靈活?;蚣毠P勾勒,很少皴擦;或粗線勾斫,皴點并用。有時運筆酣暢流利,有時又多方拙之筆,方園結合,秀拙相生。石濤作畫構圖新奇。無論是黃山云煙,江南水墨,還是懸崖峭壁,枯樹寒鴉,或平遠、深遠、高遠之景,都力求布局新奇,意境翻新。他尤其善用“截取法”以特寫之景傳達深邃之境。石濤還講求氣勢。他筆情恣肆,淋漓灑脫,不拘小處瑕疵,作品具有一種豪放郁勃的氣勢,以奔放之勢見勝。
[宋] 范 寬 《雪景寒林圖》
范寬是北宋初(與李成、關同齊名)“三家山水”畫家之一。三人都師承荊浩,屬北方派系,即描繪的多半是黃河中游一帶的崇山峻嶺。而范寬的畫風更顯雄杰、渾厚,尤其獨創(chuàng)一種畫“雪”的景觀,在北宋山水畫中成就較為卓著。范寬畫山創(chuàng)造性地以一種短條子皴結合點簇的筆法表現山的質地。他存世的作品雖不多,從現有幾件作品看,足見其藝術功力之深厚。范寬有句山水畫名言:“前人之法,未嘗不近取諸物,吾與其師于人者,未若師諸物也;吾與其師于物者,未若師諸心。”道出了中國山水畫古代美學規(guī)律。
[清] 鄭板橋 《石壁蘭竹圖》
“揚州八怪”中最受人們稱道的畫家是鄭板橋。他有詩、書、畫三絕,三絕中又有三真:真氣、真訣、真趣。他的蘭、竹之作,遍布世界,馳譽中外,深得人們的喜愛和推崇。鄭板橋善畫蘭,竹,石,尤精墨竹,學徐渭,石濤,八大的畫法,擅長水墨寫意。在創(chuàng)作方法上,提出“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三階段論。鄭板橋特別強調要表現“真性情”、“真意氣”。他筆下的竹。往往就是自己思想和人品的化身。他的墨竹,往往挺勁弧直,具有一種弧傲,剛正,“倔強不馴之氣”。
在藝術手法上,鄭板橋主張“意在筆先”,用墨干淡并兼,筆法疲勁挺拔,布局疏密相間,以少勝多,具有“清癯雅脫”的意趣。他還重視詩、書、畫三者的結合,用詩文點題,將書法題識穿插于畫面形象之中,形成不可分割的統(tǒng)一體。尤其是將書法用融于繪畫之中,畫竹是“以書之關紐透入于畫”。畫蘭葉是“借草書中之中豎,長撇運之”,進一步發(fā)展了文人畫的特點。
[清] 趙之謙 《花卉冊》
“海上畫派”重要畫家,篆刻家,是“前海派”代表人物,書法,繪畫兼有巨大成就。
趙之謙在繪畫上繼承徐渭、石濤、八大等人的傳統(tǒng),并融入自己的治印和書寫之法,尤其寫意花卉最為人稱道。他的花卉畫內容,除傳統(tǒng)題材外,還喜畫溫州、福州等地的奇花異卉,如葵樹、繡球、鐵樹等,并擴大到日常菜蔬,如白菜、蘿卜、地瓜、蒜頭等。布局經營也很獨特,構圖飽滿嚴整,而且詩、書、畫印有機結合。他的筆墨也富有特色,酣暢而又嚴整,潑墨寫意中不失形象之真實。他還將篆、隸的用筆融于繪畫,顯得峻勁深厚,古茂沉雄。在敷色方面,他善于運用紅、綠、黑三種重色,在對比中求協(xié)調,使畫面濃麗強烈,一反淡雅格調。堅實的筆墨與鮮明的色彩,使作品收到雅俗共賞的藝術效果。
[明] 徐 渭 《墨葡萄圖軸》
明代杰出書畫家、文學家。
徐渭的《萄葡圖》純以水墨寫葡萄,隨意涂抹點染,任乎性情。畫藤條紛披錯落,向下低垂。以飽含水分的潑墨寫意法,點畫葡萄枝葉,水墨酣暢。葡萄珠的晶瑩透徹之感,顯得淋漓酣暢。可看作是文入畫中趨于放潑的一種典型。作畫狀物不拘形似,僅略得其意,重在寄興遣懷。此圖將水墨葡萄與作者的身世感慨結合為一。徐渭在畫上自題詩曰: “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閑拋閑擲野藤中。”從中可得知此圖作于五十歲以后,一種飽經患、抱負難酬的無可奈何的憤恨與抗爭,盡情抒泄于筆墨之中。在徐渭筆下,繪畫不再是對客觀對象的描摹再現,而是表現主觀情懷的手段。他又善于以草書之法入畫,此幅用筆,似草書之飛動。淋漓恣縱,詩畫與書法在圖中得到自如充分的結合。其畫面上所呈現的那種亂頭粗服的美,較之元代畫家的逸筆草草,更具有一種野拙的生機力感。正如他自己所說: “信手拈來自有神”, “不求形似求生韻”。此圖署款: “天池”,“湘管齋”朱文印。
[清] 八大山人 《墨荷圖》
清代畫家,清初四僧之一,江西南昌人。1648落發(fā)為僧,字刃庵,號雪個、驢、人屋、八大山人。有許多奇特的畫押,如 “添鷗鶿”、“拾得”。署款“八大”,也常連綴成“哭之”、“笑之”字樣,以寄托其憤懣之情。朱耷兼善詩、書、畫。詩的格調古怪而幽澀,充滿神秘性和諷刺性。書法源于王羲之、顏真卿、王寵等人,而能以禿筆傳達出傲岸不馴的情態(tài)和流暢秀健的風神,自創(chuàng)一格。繪畫最負盛名,擅長花鳥、山水,其闊筆寫意花鳥畫,以象征寓意的手法、夸張奇特的形象、簡樸豪放的筆墨、孤傲雄奇的格調,創(chuàng)造出前所未有的風貌,給后世以深遠的影響。
[清] 吳昌碩 《玉蘭圖》
吳昌碩是晚清著名畫家,書法家、篆刻家,為“后海派”中的代表。吳昌碩的藝術貴于創(chuàng)造,他以書法入畫,藝術上別辟蹊徑,齊白石曾詩道:“我欲九原為走狗,三家(指徐渭、朱耷和吳昌碩)門下轉輪來。” 吳昌碩最擅長寫意花卉,受徐渭和八大影響最大,由于他書法篆刻功底深厚,他把書法、篆刻的行筆、運刀及章法、體勢融入繪畫,形成了富有金石味的獨特畫風,他自己說;“我平生得力之處在于能以作書之法作畫。”他常常用篆筆寫梅蘭,狂草作葡萄。所作花卉木石,筆力得厚老辣,力透根背,又縱橫恣肆,氣勢雄強,布局新穎,構圖也近書印的章法布白,喜取“之”字和“女”的格局,或作對角斜勢,虛實相生,主體突出。用色上似趙之謙,喜用濃麗對比的顏色,尤善用西洋紅,色澤強烈鮮艷。
[現代] 潘天壽 《靈巖澗一月》
潘天壽(一八九七—七一年),浙江寧海人,擅長寫意花鳥及山水畫,并兼指墨畫、人物畫;他的繪畫藝術,具有雄渾奇崛、蒼古高翠的獨特風格。這幅作品的整個畫面博大而靜穆,用筆蒼勁挺拔,構圖奇崛險峭,山川野景洋溢著純樸、寧靜、曠野的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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