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晉制和君統(tǒng)，是魏晉南北朝陵墓發(fā)展脈絡中最鮮明的兩個特性，也是理解魏晉南北朝陵墓制度兩個有效的切入點。盡管晉制在概念層面上存在不完善之處，但仍可用于指代包括帝王陵墓在內墓葬儉省和約束的特征，進而展示西晉墓葬和曹魏、東晉墓葬的關聯性。十六國、北朝和南朝的陵墓，則在陵區(qū)選址、陵墓石刻、墓葬形制與壁畫等諸多方面彰顯了皇權的伸張，顯示出君統(tǒng)對陵墓制度的深刻影響。通常認為，魏晉南北朝陵墓制度像魏晉南北朝歷史一樣，具有承上啟下的特點。這個時期的早期階段上承兩漢陵墓制度而有所變化，晚期階段則開隋唐陵墓制度之先河而影響深遠。對魏晉南北朝陵墓制度的這個認知和描述是合理和必要的，但也略顯籠統(tǒng)，有必要在此基礎上，再引進兩個概念——“晉制”和“君統(tǒng)”，以加深對這個時期陵墓制度特征的把握。“晉制”是俞偉超早年在論述古代墓葬的“周制”“漢制”時附帶提出的[1]，并沒有進行論證，后來有不少學者使用了這個概念，也沒有充分的論證。坦率地講，“晉制”不是一個很恰當的概念，主要原因有二：其一，作為“晉制”特征——單室墓葬形制、走獸形鎮(zhèn)墓獸和力士狀鎮(zhèn)墓武士俑、牛車鞍馬和男女侍俑、四系罐和果盒等成組陶器，并不能斷定是西晉時期才出現的?，F在判明的曹魏墓葬數量有限，但曹魏和西晉國祚相當，將具有上述特征的墓葬都歸為西晉時期的依據并不充分。曹氏父子又大力提倡薄葬，現在可以斷定的西晉墓葬是薄葬制度下的產物，不能排除曹魏中后期就已經出現這些特征的墓葬。因此，如果要使用“制”這個概念的話，似乎稱為“魏制”或“魏晉之制”更為合適。其二，作為一種“制”，不是在本朝具有一套標準，而主要是對此后朝代還具有影響。否則，無朝代無制度，那么，所謂“制”也就沒有特別的價值了。從考古發(fā)現的情況看，在西晉首都洛陽和東晉首都建康的高等級墓葬都存在一定的共同性，但首都之外地區(qū)遵循這個共性的墓葬很少。而且，從南朝劉宋開始的高等級墓葬就表現出鮮明的差異。將基本只存在于首都地區(qū)，且對后代基本沒有產生影響的兩晉墓葬稱之為“晉制”并不是一個很好的處理方式。這里仍然使用“晉制”一詞，是方便之策，是為了不引起混亂，但進行必要的說明是必要的。還需要說明的是，這里使用“晉制”一詞，側重于西晉墓葬能夠關聯曹魏和東晉墓葬，這三個朝代墓葬代表了魏晉南北朝陵墓的一個側面——以對包括帝王陵墓在內墓葬的儉省和約束為主要特點，與此相對的南朝和十六國北朝墓葬的主要特點是不斷強調君權的地位，我們用“君統(tǒng)”一詞予以概括。曹魏、西晉、東晉三個時期中，只有東晉帝陵基本可以確認。南京鼓樓崗的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被認為是某位東晉早期皇帝之陵，甚至就是晉元帝之陵[2]。南京北郊的南京汽輪電機廠東晉大墓普遍認為是晉穆帝之陵。南京太平門內富貴山南麓東段曾發(fā)現晉恭帝玄宮石碣，在石碣西約400米處發(fā)掘東晉晚期大墓一座，墓主普遍認為是東晉晚期諸帝之一。從南京鼓樓崗向東到富貴山是一條山壟，其南部是東晉建康宮所在。西晉帝陵分布在邙山之上，其南部為西晉洛陽宮?？梢姡瑬|晉建康城與陵區(qū)的相對位置關系是對西晉洛陽的忠實模仿。以上幾座東晉大墓都為單室墓[3]，洛陽邙山西晉崇陽陵、峻陽陵經鉆探也基本可確定是單室墓。東晉陵墓從布局到具體形制方面對西晉的繼承是相當明確的。兩晉帝陵的顯著特征有兩點，一是一字形排開，一是單室墓。這兩項特征同樣也是當時一般家族墓地的特征，而漢代只有諸侯王和皇帝才能采用黃腸題湊墓葬形制，諸侯王、皇帝陵墓不見一字形分布，與兩晉帝陵形成鮮明對比。因此，兩晉帝陵的這個情況就不只是一個儉省的問題，更是兩晉帝陵家族化的問題——帝王已不再對官僚貴族具有絕對優(yōu)勢?；蛘哒f，帝王只是官僚貴族的最上層而失去了神性和唯一性，這是比墓葬規(guī)模、隨葬品多寡更具本質意義的特征。曹魏陵墓沒有明確的發(fā)現，但不同于兩晉是可以肯定的，這由綜合曹魏東吳相關發(fā)現可知。洛陽曹休墓為帶耳室的雙室墓，被不少學者認為是曹操墓的安陽西高穴2號墓也是這種形制，且出土了曹休墓沒有的成組陶鼎，表明西高穴2號墓的等級要高于侯一級的曹休墓。安徽當涂天子墳孫吳墓也出土有陶列鼎[4]，墓主人被推測為孫吳諸侯王乃至帝王，這暗示西高穴2號墓主的身份類似。不論西高穴2號墓主是否為曹操，這座墓葬至少達到諸侯王一級是可以肯定的，但墓葬形制并不是東漢諸侯王習用的黃腸題湊。因此，這個變化自然也是一種儉省，也可以說曹魏諸侯王乃至帝王的陵墓放棄了形制上的特殊性，實際上與高級官員貴族的墓葬沒有什么區(qū)別了。西晉墓葬是在此基礎上的進一步發(fā)展和儉省，但表現得更為突出，連那些具有古典禮器性質的列鼎也最終舍棄了。這正是我們將曹魏、西晉、東晉陵墓加以合并敘述的緣由。從變化的角度看，南朝陵墓體現出與魏晉陵墓很大的不同：出現了地面石刻，且日趨豐富和制度化；石獸、神道石柱、石碑從形制到規(guī)格都有所不同，加上陵墓入口的門闕，這是兩漢帝陵也未曾有過的地表形態(tài)；除梁代帝陵因特殊原因而集中于一處外，宋、齊、陳三朝各代帝陵皆呈散點狀分布，迄今找不到明確的空間分布規(guī)律；隨葬品中石制品越來越多；墓葬裝飾方面出現竹林七賢與榮啟期拼嵌磚畫。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新現象。結合文獻可知，劉宋有意反東晉而動，創(chuàng)設了不少陵墓制度新內容，并利用了漢代的石獸，但不能因此得出取法于漢代的結論。南朝君主在陵墓位置上有自主權，這不僅是君權的伸張，更是皇權大于族權的標志。以上南朝陵墓制度體現的新情況，其核心就是君統(tǒng)。南朝時世家大族不再構成政權的支柱，普通家族也不再構成社會的基本單元，皇權也就不必受制于族權，皇帝可以為所欲為，陵墓位置的選擇就可以自主決定。后來的隋唐陵墓也是如此，這與南朝陵墓所依托的社會背景相同，這也是認為南朝陵墓具有承上啟下作用的歷史內因所在。在具體因素方面，南朝陵墓的影響也灼然可見，如唐高祖獻陵神道東側石柱的形制，特別是頂部圓盤上的獅形蹲獸，雖然形態(tài)與南朝有一定差別，但其意匠來自南朝無疑，而與北朝神道石柱截然不同。獻陵神道西側石犀牛也絕不見于此前北朝墓葬，但南朝鎮(zhèn)墓獸不乏形近犀牛者，因此也不排除源自南朝的可能性[5]。十六國北朝陵墓制度的發(fā)展歷程比魏晉南朝曲折，線索也不單一。十六國與北朝陵墓制度并不銜接。十六國陵墓制度，特別是關中地區(qū)陵墓的特點很鮮明，但發(fā)展歷程被北魏統(tǒng)一北中國而打斷。身份明確的十六國帝王陵墓并沒有發(fā)現，但西安中兆村M100、西安焦村M25、M26等墓葬規(guī)模很大，墓道動輒數十米，墓室為2室或3室，這些墓主的身份一定不低，有可能相當于王一級。而且類似形制的墓葬在關中地區(qū)已發(fā)現數座，且表現出規(guī)模上的差異，說明當時存在著一定的墓葬制度。中兆村M100等大型墓葬中最引人矚目的現象是：墓道中有多個天井和過洞、過洞前壁面雕出建筑模型或繪出建筑圖案、甬道和墓道后段開出小龕并放置儀仗俑等于其中。這幾個現象同樣見于唐章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以及號墓為陵的懿德太子墓，表明隋唐帝陵也可能大致如此。職是之故，我們說十六國已經開啟了隋唐陵墓制度是不為過的。也因此之故，我們可以將北魏的入主中原看作是對十六國陵墓演化歷程的人為阻斷。北魏早期皇帝、皇后和重臣埋葬金陵，采取的當是本民族葬法。這雖然沒有考古發(fā)現，但從其他鮮卑墓葬來看，不同于魏晉和十六國陵墓是大致可以肯定的。北魏平城時代后期帝王陵墓就體現出一定的君統(tǒng)性質，這既集中表現于馮太后的永固陵，也表現在孝文帝規(guī)劃了洛陽陵區(qū)。馮太后生前決定不按照鮮卑傳統(tǒng)死后入葬金陵，并選定今大同東北西寺兒梁山（今方山）為自己陵墓所在，孝文帝遵從了馮太后遺命，這就是大同方山永固陵。永固陵的形制與已經發(fā)掘的其他大同北魏墓葬都不太一樣，比較特別的是進入墓門之后就是一個被稱為前室的近方形空間，這個空間與常見的墓葬前室不一樣。后來的北魏宣武帝景陵、節(jié)閔帝陵、磁縣灣漳大墓（可能為文宣帝高洋陵墓）都是這種形制，可見方山永固陵的創(chuàng)制意義；也可見北魏最高統(tǒng)治者可以沖決傳統(tǒng)，按照自己的意愿進行安葬。關于北魏洛陽北邙陵區(qū)，宿白有精深研究，有關帝王陵墓的主要內容是：洛陽瀍河兩岸是北魏墓葬最集中的分布區(qū)。孝文帝長陵是這個墓區(qū)的中心，其子?。ㄐ洌┚傲晡挥谒挠仪胺?，恪子詡（孝明）定陵在距長陵較遠的左前方。距長陵較近左前方的高地埋葬了自拓跋宏七世祖拓跋珪（道武）子孫以迄拓跋宏自己的一支子孫。其布局是以拓跋珪（道武）子孫的墓地為中心，宏六世祖嗣（明元）、四世祖晃（景穆）、二世祖弘（獻文）的子孫的墓葬位于右側；宏五世祖燾（太武）、三世祖濬（文成）子孫和宏子懷一支的墓地位于左側?！乖岬呐帕蟹绞较挡煌叿职辞昂蟛贾?，同輩按長幼一線布置[6]。魏宣武帝景陵經過發(fā)掘，孝莊帝靜陵得到確認，都證明宿白的推測是正確的。孝文帝發(fā)明的這個皇族聚葬制度在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似乎結合了昭穆制、集中公墓制、內臣陪葬制度，以及不得其詳的草原民族墓葬制度成分在內，是一種實施于高級人物的“族墳墓”。這種以源遠流長的血緣紐帶為基礎的陵墓制度，本是自然而然發(fā)展的結果，與來自漠北的拓跋鮮卑本來并無關系，只是孝文帝以強大的皇權強行安排的結果，這可以視為君統(tǒng)的另一種表現形式，這也符合草原民族政權鞏固后容易走向君主權力的絕對化這個歷史規(guī)律。孝文帝開創(chuàng)的這種族墳墓形式需要以權力秩序的超穩(wěn)定為前提，遷都洛陽以后的北朝社會已經迅速發(fā)生變化，這種制度不能長久也是必然。東魏孝靜帝陵為今磁縣申莊鄉(xiāng)前港村俗稱“天子墳”的大墓（編號為北朝墓群M35），在“天子墳”東南3.5千米發(fā)掘的東魏皇室元祜墓墓志說葬于“鄴都城西漳河北之皇宗陵內”，可見東魏還試圖維持皇族聚葬方式。東魏權臣高歡的墓葬（編號為北朝墓群M1）與東魏其他貴族官員一道被集中安排在鄴城的西北部，以家族墓的形式而存在。北齊建國后，文宣帝高洋的陵墓脫離出去，在距高歡陵墓2千米之外按照帝陵的規(guī)模構建。北齊帝陵周邊，除高氏皇族墓及王妃墓外，勛貴大臣、上層官吏墓葬或也具有陪葬墓的性質，這自然是君統(tǒng)的進一步加強。北周與北齊相似，也建立了功臣陪葬制度，而不是皇族聚葬。東魏北齊與西魏北周是從北魏分裂出來的政權，在墓葬制度方面對北魏都有所繼承。但是，東西分裂所造成的差異也是不可忽視的。相比而言，東魏北齊對北魏洛陽時代繼承的更多并有所發(fā)展，在墓道中繪制以大龍大虎為首的儀仗升仙圖最為顯著，成為東魏北齊鄴城、晉陽地區(qū)皇帝以及重臣墓葬的基本配置。西魏北周墓葬一定程度上發(fā)生了向關中傳統(tǒng)的回歸，包括北周武帝陵在內的高等級墓葬重又流行多天井多過洞的形式，有些墓葬在過洞前壁上繪出建筑，在甬道或墓道中繪出侍衛(wèi)人物。隋唐統(tǒng)一后的帝王陵墓的形制似乎是東魏北齊和西魏北周樣式的合并；再加上前面提及的唐高祖獻陵的神道石柱，充分顯示了南北朝墓葬對隋唐陵墓的直接影響。但正如上文所指出，十六國墓葬已經上演過這個進程而未最終完成。這個情況告訴我們，歷史進程沒有完成的時候，陵墓制度演化的進程也不可能完成。總之，魏晉南北朝的陵墓制度在紛繁表象之下，發(fā)展的脈絡依然清晰可見。魏晉南朝對華夏傳統(tǒng)墓葬制度的揚棄，入主中原的北方政權在陵墓制度方面的創(chuàng)新，各地墓葬特點與陵墓制度的互動，這幾個方面從宏觀上制約著魏晉南北朝陵墓制度的總體面貌和發(fā)展方向，晉制和君統(tǒng)則是其中最鮮明的兩個特性，是理解魏晉南北朝陵墓制度兩個有效的切入點。[1]俞偉超.漢代諸侯王與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論“周制”“漢制”與“晉制”的三階段性[C]∥中國考古學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332-337.
[2]a.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組.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J].文物,1973(4).b.吳桂兵.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大墓的形制、墓主及其他—兩晉偏室墓研究之一[J].東南文化,2003(9).c.王志高.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大墓的時代及墓主身份的討論—兼論東晉時期的合葬墓[J].東南文化,2003(9).[3]南大北園東晉墓的形制情況較為特殊，其一側的耳室有可能是一座南朝墓，當年考古發(fā)掘未能區(qū)分出來。[4]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馬鞍山市文物局,當涂縣文物管理所.安徽當涂發(fā)現高等級東吳宗室墓葬“天子墳”[N].中國文物報,2017-03-10.在已公布的報道中，并未提及列鼎出土情況；2018年12月15日在“繼承與創(chuàng)新：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學術研討會上，葉潤清先生對此信息進行了披露。[5]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唐高祖獻陵陵園遺址考古勘探與發(fā)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2013(5).獻陵的營造距南朝滅亡已數十年，尚有明確的南朝因素，隋朝陵墓具有南朝因素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6]宿白.北魏洛陽城和北邙陵墓—鮮卑遺跡輯錄之三[J].文物,1987(7).作者：韋正（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付龍騰（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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