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外之詩
阿文
2006年秋，收拾完地里的莊稼，封存住了三十多年的老屋，攜妻女一路南下，到了天津靜海，孩子十二歲，還算順利地辦了入學(xué)，妻子換了幾份工作，而我在一家汽車同步器公司，一干就是八年。八年的日夜煎熬，逼迫出內(nèi)心那份極欲言說的欲望，一份廠報喚醒了心底曾經(jīng)的詩意，我最初也是最后的稿酬就是在那里得到的，似乎沒有太多的驚喜，直到現(xiàn)在也沒有留下一份報紙，不少工友拿著報紙，讓我解讀，有些時候我都不知道自己寫的是什么，這就是后來總是寫寫丟丟、丟丟寫寫，這種不好的習(xí)慣，讓我留下太少的詩歌。
后來，組裝了一臺電腦，無意中瀏覽到新世紀(jì)詩典，試著投了兩次，然后就忘了，想起來時又投了一次，半個月后收到一郵件“來個照片、簡介”，我還以為是誰鬧著玩，找了兩個人確認(rèn)了一下，才知是真的，接著每天跟讀新詩典。一天下班打開電腦，點開詩典一看，懵了，看到自己的詩和照片，出現(xiàn)在眼前，禁不住的淚水唰一下掉下來，還好家中只有自己，放聲痛哭了一場，而后又哈哈大笑起來。從年輕時的夢想，到擱置了近二十年，壓抑在內(nèi)心的情緒噴涌而出，無法控制。
第一首發(fā)在詩典的詩《工廠衛(wèi)生間》，就這樣誕生了。從此以打工者的標(biāo)簽，走上了一條不回頭的路。當(dāng)時靜海唯一的詩人朋友李向釗感嘆并直言：“你先前的詩寫得很好”，言外之意，我懂，詩也以類聚，但這并沒有影響我們的友誼。
一直都很自卑。知道新詩典天津詩人都那么優(yōu)秀，仗著膽子和他（她）們聚了幾次，一次是在咖啡廳；一次是圖雅老師提供的師范學(xué)院，還有在校記者現(xiàn)場采訪；最后一次是南人的詩歌研討會。榮幸地認(rèn)識了天津詩人徐江、李偉、康螞、圖雅、君兒、龐瓊珍、閆永敏、王立君等，更榮幸地成為葵同仁，第一次成了有組織的人。
最難忘的是新詩典700人之夜，磨鐵的北京之行。沒帶身份證就獨闖了北京的大門，費了好大周折，才找了一家小旅館，然后又費了好大勁，找到磨鐵，趕到時大家已在咖啡廳，伊沙趕來時，先是一陣爽朗的大笑，讓坐在門旁的我如聞驚雷，驚訝不已，如此的開闊之胸第一次領(lǐng)略見識，大半生中未見有第二者。沒有想到的是第一輪下來，我居然定貨了。中場休息去衛(wèi)生間，詩人沈浩波邊走邊勉勵：“要多寫，一定要多寫”，徐江老師像個童年玩伴：“好玩吧，這樣的詩會”，更沒有想到的是西娃的女兒，樣子與我的女兒年齡相仿，對我的詩直觀的認(rèn)同，給我莫大的安慰。臨走時沈浩波讓大家拿些書走，我裝作矜持的樣子，只拿了一本詩典，其實心里恨不得把箱子里書，全都端走。
2015年，回到東北老家，幾欲動身去看望詩歌的啟蒙老師，他就住在中學(xué)旁，可最終還是沒去成。這個曾在九十年代就在詩刊等大型刊物上發(fā)表作品的老師，是個地道口語化的朦朧詩者，直到現(xiàn)在他也不知道我是個詩人，還是個口語詩人。如果見面，問我作品發(fā)在哪家刊物上，我會無語的；加入了什么協(xié)會，我也會無語的。要是看了我的詩作，他會不會也無語的。通過尋找認(rèn)識了小縣城里的幾位詩人，我把詩作發(fā)給他們，他們竟也無語了，看了他們的作品，才知道自己的口語詩，像是詩的叛逆者，被排斥在門外，讓人難以接受。
從最初妻子強烈的反對，到最后女兒全力的支持，她把我所有的詩，借用公家的紙和墨，打印出來，整理成冊，算作我這輩子出的唯一一本詩集。我曾在一首給女兒的詩中寫道：“倘有那么一天/幸福而去/留下的幾千首詩/將會一文不值/甚至換不來/一個饅頭/就請你買個信封/貼張郵票/郵給我的朋友/選出最后一首/代表作/代表我/繼續(xù)活在/任我怎么活/也沒活明白的/世界”。
一直在底層生活，也使三觀有了局限，同樣自己在詩的路上跌跌撞撞、走走停停，但一直沒有放棄，在追隨新詩典的道路上，一心向前，視詩典為自己心中最神圣的殿堂，不敢有一絲褻瀆。
感謝的話說了無數(shù)遍，但在新詩典十周年之際，還得再說一遍：感恩伊沙老師，沒有詩人伊沙，沒有新詩典平臺，就沒有一個一直活在生活底層的詩人阿文；感謝天津近十年的苦難生活及津門詩人的相扶與鼓勵； 感謝詩歌，給了我二次的生命。
2020-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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