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是繼新石器時代結束之后，在中原大地上建立的第一個具有世襲制非部落聯(lián)盟式政權，寓意著國家雛形的出現(xiàn)。從考古文化類型上講，夏朝對應的夏文化（或稱之為二里頭文化）介于龍山文化和商文化之間。
根據(jù)夏商周斷代工程判定，夏朝的存續(xù)時間大體在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前后。此后，根據(jù)武王伐紂時木星在中天的天象和甲骨文記載的歷代商王世系逆推，也證實了公元前1600年前后，為夏商鼎革的時間點。
殷墟的發(fā)現(xiàn)，徹底推翻了疑古派對商朝存在的質疑，甲骨文記載的商王世系也與《史記》等傳世文獻所載并無太大出入，商朝的存在是板上釘釘?shù)氖聦崱?/p>
1959年夏，考古學家徐旭生在河南洛陽偃師調查傳說中的夏墟時，在二里頭村發(fā)現(xiàn)了一種晚于龍山文化但早于商文化的大型遺址，這就是后來被稱為探索夏文化關鍵的“二里頭文化”。
經歷61年的考古發(fā)掘，二里頭遺址不僅發(fā)現(xiàn)了宮殿建筑群、貴族專用的綠松石，在編號02VM3墓葬中還發(fā)現(xiàn)了象征權力的龍型器。二里頭一期遺址總面積超過了100萬平方米，是同期伊洛平原最大的聚落中心。種種跡象表明，二里頭的確具備都邑屬性。
此后，包括河南文物局在內的眾多機構、學者，都將二里頭遺址認定為夏朝中晚期都城—斟鄩。
首先是時間不對。碳十四測年表明，二里頭遺址的時間跨度為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20年，這就意味著二里頭是兼跨夏商兩個朝代的。就考古學而言，二里頭一、二期文化落入夏紀年，而三、四期文化則進入了商紀年。
不過，二里頭卻并未發(fā)現(xiàn)明顯的毀壞痕跡，甚至到了第四期，也就是進入商紀年的時期，二里頭仍有新的建筑在營建，文化并未出現(xiàn)被疊壓或中斷，并不像遭遇過王朝更替。
這與陶寺遺址和殷墟晚期發(fā)現(xiàn)的大規(guī)模暴力破壞截然不同，也與清華簡《尹至》所記載的商湯克夏后，下令“一勿遺”，欲圖趕盡殺絕的場景完全相反。
值得一提的是，二里頭至今都未發(fā)現(xiàn)王墓，不排除它在夏代只是普通城邑或陪都的可能，也不排除它本身就是商文化的城邑（商文化出現(xiàn)時間早于商朝建立）。
其次是與文獻記載不符?！?/strong>左傳》《史記》所記載的夏墟在汾澮之間，也就是晉南一帶。《史記索隱》曾云：“夏都安邑，虞仲都太陽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墟”。
所謂“墟”，是朝代滅亡前都城所在地，古本《竹書紀年》曾提到：“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亦居之”。顯然，二里頭的年代上限無法追溯到太康時期。此外，甲骨文中屢屢提到的“西邑”一詞已被清華簡所證實為“西邑夏”（夏都），從方位上講，安邑恰在偃師商城以西。
第三，與商湯滅夏路線不符。商湯伐桀的路線在《墨子》《呂氏春秋》《史記》中均有提及，商湯在潼關一帶沿山地北上并渡過黃河，自西向東出其不意偷襲夏都。夏商鼎革之戰(zhàn)的鳴條所在地正是在安邑西（《括地志》：“鳴條戰(zhàn)地，在安邑西?！?/p>
將二里頭視作夏朝晚期都城，仍有諸多疑點無法解決。退一步講，即使二里頭找到了夏都的確鑿證據(jù)，但其所代表的依然是夏晚期，夏朝建立的痕跡，仍需通過考古尋找。
這還得從大禹治水說起。大禹治水是夏朝建立的關鍵因素，正是因為大洪水的存在，夏后氏才成為天下共主，公天下變家天下。
目前，關于上古時期的這次大洪水證據(jù)已經被考古所找到。中美聯(lián)合研究小組在位于黃河上游的積石峽附近找到了體量在110億至160億立方米的洪水遺跡，碳十四測定為公元前1920年左右。
而據(jù)全國第二次文物普查聚落材料研究表明，公元前1900年前后的，黃河中下游聚落數(shù)量出現(xiàn)了斷崖式下降，人口銳減、文化倒退，殘存的城址中均發(fā)現(xiàn)了大量淤泥。
以上研究表明，上古時期的大洪水是真實存在的，但發(fā)生的時間節(jié)點并非夏代初期，而是發(fā)生在龍山文化向二里頭文化的轉折時期，這一發(fā)現(xiàn)，顯然對大禹治水形成了質疑。
這就導致大禹治水的傳說變成兩種可能：一是二里頭興盛于公元前1900年大洪水過后，夏人基于自然崇拜，將洪水退去的功勞算在了一百多年前的始祖大禹身上；二是夏商周斷代工程存在錯誤，夏朝建立原本就在公元前1900年這場大洪水過后，當然，后一種可能性較小。
縱觀整個黃河流域，大洪水過后，只有陜西的石峁和晉南的陶寺成為災變中的異數(shù)，其在公元前1900年這場大洪水過后保持了興盛，甚至南下擴展到整個中原地區(qū)。而陶寺和石峁的年代下限也都進入了夏紀年范疇。
可見，如果二里頭被確認為夏朝中晚期都城的話，那么夏朝的肇始還得在陜西和晉南一帶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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