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前，中國人對夏朝的存在一直深信不疑，但西方列強到來之后，以沒有考古證據(jù)為由，認為夏商兩代不存在，中國第一個王朝是周朝。
對此，不少中國學者有心反駁，但無奈缺少鐵證。幸好，后來甲骨文橫空出世，證實了商王朝的存在，否定了西方學者的部分觀點，但夏朝如何證明？于是，從那時起很多學者前仆后繼尋找夏朝，至今已有百年。
我們都知道，百年尋夏的過程中，我國并未找到夏朝文字，無法提供“自證性”證據(jù)。然而，夏“夏商周斷代工程”階段性成果說得非常清楚，2000年時正式出臺了《夏商周年表》，將夏朝君主在位時間做了一次科學判斷，無疑就是肯定夏朝的存在。但既然沒有找到夏朝文字，找到“自證性”證據(jù)，那么為何還確信夏朝存在？其實，雖然沒有發(fā)現(xiàn)夏朝文字，但以史書記載與如今可以印證史書的考古證據(jù)來說，已經(jīng)可以確定夏朝的存在了。
根據(jù)史書記載，夏王朝首先始于大禹治水，其次是涂山之會，再次是建都陽城，其他的還有禹征三苗、太康失國等。而史書記載的這些內(nèi)容，在考古上大致體現(xiàn)了出來。
關于大禹治水，當時周后稷、商契、東夷皋陶與伯益都參加治水，說明洪水波及了很多地區(qū)?，F(xiàn)代學者通過科學手段，在河南、安徽、山西考察時，發(fā)現(xiàn)在4000年前的確有過一場大范圍的洪水泛濫，現(xiàn)在還留有了一些遺跡。
本世紀初，在海外發(fā)現(xiàn)一件周初青銅器——遂公盨，上面記載的大禹治水，以及大禹由此得到了萬民的愛戴，最終被推選為“王”，與文獻記載的內(nèi)容基本一致?？梢姡笥碇嗡谥艹醣容^廣為人知的事跡，在商朝時必然已有流傳，只是可能史料逸散或沒有被殷人記錄。
大禹治水之后，得到了萬民的愛戴，但真正確立他統(tǒng)治地位的是在“涂山之會”上。根據(jù)史書記載，上古帝王確立統(tǒng)治地位，往往都需要召開一次諸侯大會，黃帝時就有“釜山合符之會”，這一習俗后來延續(xù)到了春秋，齊桓公、晉文公的霸主地位都是在諸侯大會上正式確立的。
問題在于，“涂山之會”在哪呢？在安徽蚌埠西郊涂山南麓的淮河東岸禹會村，考古發(fā)現(xiàn)了一個面積挺大的龍山文化的遺址，其中一處為面積2500多平的大型祭祀臺基，分別是用灰土、黃土、白土自下而上堆筑、鋪墊而成，在南面的臺基中央可以看到有密密麻麻的長方形柱坑，一共有35個坑，大小相近，距離相等，處在龍山文化晚期，距今4140年和4380年。
考古專家分析認為，這個祭祀平臺就是涂山之會的主會場，35個坑洞是用于插旗的，每一面旗幟代表一個諸侯。
遺址所在地的名稱，即“涂山南麓”與“禹會村”，而當?shù)赜职l(fā)現(xiàn)了這樣的上古遺址，就很難不讓人將之與史書上的“涂山之會”、“禹會諸侯”相聯(lián)系起來。從名稱上看，史書記載與現(xiàn)實地名非常巧合，其中難道沒有一點關系？
涂山諸侯大會之后，大禹回到都城——陽城，史書記載是“禹都陽城”。那么，陽城在哪呢？上個世紀70年代，在河南登封考古發(fā)現(xiàn)了一座叫“陽城”的上古遺址。
根據(jù)史書記載，帝堯?qū)Ⅴ叄ù笥碇福┓庠诹恕俺纭?，所以鯀又叫“崇伯”，其?span style="margin: 0px;padding: 0px;border-width: 0px;border-style: initial;border-color: initial;color: rgb(25, 25, 25);">嵩是崇的異文，在嵩山一帶，商代之后“崇國”遷到了陜西西安附近，最后一任酋長叫崇侯虎，據(jù)說陷害了周文王。非常巧合的是，就在河南登封（嵩山所在地）發(fā)現(xiàn)了一座“中原龍山文化晚期”的上古遺址——王城崗遺址。
王城崗遺址中，里面是一座1萬平方米的小城，距今4100多年；外圍是一座30萬平的大城，比小城略晚一些。距離王城崗遺址東北方向大約十五華里的地方，考古挖出戰(zhàn)國陶文，清楚地記載著此地叫“陽城”。另外，王城崗遺址周圍，還有圍繞著一些小型遺址。
因此，根據(jù)上述信息判斷，這座城名字應該就是“陽城”，文化風格為中原龍山文化，其中小城是鯀的都城，大城是大禹后來擴建的都城，周圍的小型遺址是其部落居民。
大禹繼位之后，繼承了堯舜遺志，出兵攻打三面，就是“禹征三苗”。堯舜時代，一直都在與三苗作戰(zhàn)，甚至據(jù)說帝舜死于湖南蒼梧山。
《戰(zhàn)國策·魏策》記載：“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币簿褪钦f，三苗基本分布在長江中游一帶。
非常巧合的是，在湖北天門市石河鎮(zhèn)，考古發(fā)現(xiàn)石家河文化遺址晚期，但在距今大約4000年時，石家河文化遺址中卻出現(xiàn)了河南龍山文化時期的文化因素，比如河南龍山文化的甕棺葬習俗出現(xiàn)在了湖北，還有大量山東龍山文化風格的玉器出現(xiàn)于此地（之前石家河文化中玉器很少），文化風格變化較大，史學界將之稱為“后石家河文化”。尤為重要的是，測序發(fā)現(xiàn)“后石家河文化”的時間，與王城崗遺址的年代基本一致。
根據(jù)上述考古信息，學者的結論是：石家河文化晚期，長江中游的各個部落聚集區(qū)，幾乎同時出現(xiàn)衰落現(xiàn)象，并出現(xiàn)龍山文化因素，說明石家河文化遭受了來自龍山文化的武力入侵。從史書記載來看，石家河文化晚期出現(xiàn)這些異?，F(xiàn)象的原因，最可能的無疑是“禹征三苗”。
夏朝建立之后，第一場巨變是“太康失國”。其實，“太康失國”是夏族與東夷的角力，而這種角力早在大禹夏啟時代就已經(jīng)存在了，大禹曾禪位東夷人伯益，但夏啟擊敗了伯益，于是夏啟建立了夏朝。后來，東夷后羿、寒浞發(fā)動政變，由此導致“太康失國”，可以視為夏初角力的延續(xù)，過了數(shù)十年才有少康中興恢復夏朝。這段歷史距今太遠，史書上只有寥寥數(shù)語，讓人很難搞清楚真相，但考古卻打開了另一扇門。
在鄭州新密劉寨鎮(zhèn)新砦村西部，考古發(fā)現(xiàn)100萬平的新砦遺址，在其下面是河南龍山文化層，在其上面是二里頭文化底層。歷史學家李伯謙指出：新砦遺址是比二里頭遺跡要早、又比傳統(tǒng)認識的河南龍山文化要晚的遺存，當時稱之為“早于二里頭一期的文化遺存”，或者叫“新砦期二里頭文化”。
更為重要的是，新砦文化遺址涉及范圍較廣，比如洛陽鞏義的花地嘴遺址，鄭州高新區(qū)的東趙遺址等，里面出土了很多山東與豫東龍山文化風格（東夷文化）的器物。
由此結合史料來看，就是后羿寒浞代夏時，將東夷文化帶到了河南地區(qū)，所以新砦文化遺址中才會出現(xiàn)東夷文化因素，石家河文化晚期中才會出現(xiàn)大量山東龍山文化風格的玉器。
關于夏朝的最后一個考古發(fā)現(xiàn)是二里頭遺址，史書記載夏朝都城位于“伊洛之間”，與二里頭遺址區(qū)位極為吻合，但該遺址是不是夏都，如今爭議很大，連二里頭考古工作隊隊長許宏教授，都反對把二里頭遺址和“夏都”聯(lián)系在一起。因此，二里頭遺址與夏朝的關系，還有待專家進一步考證，本文在此就不再贅言了。
以上就是關于夏朝的重要考古遺址，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印證史書記載。但有些人肯定質(zhì)疑，上述考古發(fā)現(xiàn)只能說“可能印證了史書記載”，而不是“鐵證如山”，畢竟沒有出土“自證性”的文字證據(jù)，因此不能由此得出夏朝存在的結論。其實，這種質(zhì)疑沒有必要，因為還有一個重要證據(jù)——史書記載！
中國有著較為豐富的上古歷史記載，這是一筆中國獨有的寶貴的財富，其中某些記載固然荒誕不經(jīng)，但大部分是可信的。如果相信西方宣揚的“一切以考古證據(jù)說話”，對沒有考古驗證的中國史書記載完全不予信任，認為沒有考古鐵證就不能證實其真實存在過，那么我們還能相信什么，那么中國還有歷史可言嗎？這就必然陷入歷史虛無主義。況且，很多歷史事件也根本不可能通過考古得知。因此，只要沒有確鑿證據(jù)推翻史書記載，那么就該承認史書記載的內(nèi)容，只要沒有鐵證推翻夏朝的存在，那么就該承認夏朝的存在。
其實，西方的“一切以考古證據(jù)說話”只是說說而已，《荷馬史詩》、《歷史》、《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等古希臘著作記載的事跡，有確鑿的考古鐵證印證嗎？但西方學者還不是將書中很多內(nèi)容當成正史來看！只能說他們寬以待己嚴以律人，習慣性的雙標，涉及自己一個標準，涉及他人一個標準。
總而言之，史書記載夏朝是存在的，考古發(fā)現(xiàn)一定程度上又印證了史書記載。因此，通過上述考古發(fā)現(xiàn)與史書記載，如今已經(jīng)可以確認夏朝的存在，只是在夏朝存在的細節(jié)上還有一些爭議，比如二里頭文物揭示該遺址中后期才有“王朝氣象”，說明夏朝中前期可能只是一個“區(qū)域王國”，而不是“廣域王國”，還有“夏朝”是不是叫“夏”（有一種說法夏朝叫“下土方”，與之對應的是上天）等，但這些問題并不妨礙夏朝存在的事實。
當然，這屬于現(xiàn)階段所能得出的結論，未來如果真有推翻夏朝存在的鐵證出現(xiàn)，我們只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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