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的產生
原因１．漢代儒學體系粗糙致使儒學內部的改革
２. 赤裸裸的恐嚇已無法控制人心
３. 佛教.道教的迅速傳播
?。?/span>. 三教合一的潮流彌漫在整個社會
概述
宋明理學亦稱“道學”。指宋明（包括元及清）時代，占主導地位的儒家哲學思想體系。宋、明儒家的哲學思想。漢儒治經(jīng)重名物訓詁，至宋儒則以闡釋義理、兼談性命為主，因有此稱。北宋初胡瑗、孫復、石介，稱為“理學三先生”。然理學實際創(chuàng)始人為周敦頤、邵雍、張載、二程兄弟，至南宋朱熹而集大成。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提出“理”先于天地而存在，將上的地位。其為學主張“即物而窮理”。與朱熹對立的為陸九淵的主觀唯心主義，提出“宇宙便是吾心”的命題。明代，王守仁進一步發(fā)展陸九淵的學說，認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斷言心之“靈明”為宇宙萬物的根源。為學主“明體心”、“致良知”。此外，北宋張載提出的氣一元論，與二程截然不同。明代王廷相以及清初的王夫之、顏元等，對程朱、陸王皆持反對態(tài)度。至戴震著《孟子字義疏征》，得出“理存于欲”，指出“后儒以理殺人”，則更給予了“理學以有力的批判。
宋明理學，理學一名始稱于南宋，朱子曾說“理學最難”，陸九淵也說“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明代，理學成為專指宋以來形成的學術體系的概念。
理學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理學就是指宋明以來形成的占主導地位的儒家哲學思想體系，包括：（1）在宋代占統(tǒng)治地位的以洛學為主干的道學，至南宋朱熹達頂峰的以“理”為最高范疇的思想體系，后來習慣用“理學”指稱其思想體系。（2）在宋代產生而在明代中后期占主導地位的以“心”為最高范疇的思想體系。以陸九淵、王守仁為代表的“心學”。狹義理學則專指程朱學派。
代表人物：北宋：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邵雍。即北宋五子；南宋：朱熹、陸九淵；明代：王陽明。就主導思潮而言，理學代表人物可概括為“程朱陸王”。
主要派別：按現(xiàn)代學術界的通常做法，可以把宋明理學體系區(qū)分為四派：氣學（張載為代表）、數(shù)學（邵雍為代表）、“理學”（程朱為代表）、心學（陸王為代表）。
宋明理學所討論的問題隨不同時期、不同流派而有所不同。理學與唐以前儒學尊《五經(jīng)》一個重要不同之處，《四書》成為尊信的主要經(jīng)典。價值體系和功夫體系都在《四書》?！读?jīng)》為粗米，《四書》為熟飯。理學的主要根據(jù)和討論的問題都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緊密相關。理學討論的主要問題大體是：理氣、心性、格物、致知、主敬、主靜、涵養(yǎng)、知行、已發(fā)未發(fā)、道心人心、天理人欲、天命之性氣質之性等。
宋元明時期，是中國文化和哲學發(fā)展的又一個高峰。由于宋明時期中國哲學的主要代表形態(tài)是理學，人們習慣上多以“宋明理學”的概念來稱呼這一時期的哲學。
宋明理學是儒學的一種歷史表態(tài)，是繼魏晉把儒學玄學改造之后，對儒學的佛（佛教）老（道教）化改造；宋明理學是對隋唐以來逐漸走向沒落的儒學的一種強有力的復興。這個復興儒學的運動，由隋唐之際的王通發(fā)其先聲，由唐代中期以后的韓愈、李翱、柳宗元諸人繼其后續(xù)，而至兩宋時期蔚為大觀，形成一場聲勢浩大、波瀾壯闊而又影響久遠的儒學運動。在時間上，這場儒學運動持續(xù)到明清之際，影響直至當代；在空間上，這場儒學運動不限于儒學的故鄉(xiāng)，還牽涉到受儒學影響的東亞諸國，以至于在這些國家，所謂的儒學主要就是理學（或稱性理學）；宋明理學是當時中國有抱負有思想的學術群體對現(xiàn)實社會問題以及外來佛教和本土道教文化挑戰(zhàn)的一種積極回應，他們在消化吸收佛道二教思想的基礎上，對佛道二教展開了一種與孟子“辟楊墨”相類似的所謂“辟佛老”的文化攻勢，力求解決漢末以來中國社會極為嚴重的信仰危機和道德危機。
宋明理學反映了中國古代社會后期有思想有見識的中國人在思考和解決現(xiàn)實社會問題與文化問題中所生出來的哲學智慧，它深深影響了中國古代社會后半期的社會發(fā)展和文明走勢，現(xiàn)代的中國人仍然不得不面對由它所造成的社會及文化后果。然而也正是這個智慧成果，其在成功地回應佛老而使儒學重新走上正統(tǒng)地位的同時，也同時改換了先秦儒學的積極精神，把民族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引向萎靡和頹廢，因而就其后果而言，其智慧的思辨也具有消極的一面。
我們研究理學哲學智慧，不僅在于了解它對回應與解決當時社會與文化問題作了怎樣的解答，更重要的還在于通過對其得失的分析來幫助我們思索一些諸如“什么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如何正確回應外來文化”、“如何正確面對和處理社會成員中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機和道德危機”等對當代仍至為重要的哲學問題。而給這種思考以啟發(fā)和借鑒，正是理學智慧的意義所在。
消極：用三綱五常維系封建專制，壓制扼殺人的自然欲望。
積極：有利于塑造中華民族的性格特征：重視主觀意志，注重氣節(jié)道德，自我調節(jié)，發(fā)憤圖強，強調人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凸現(xiàn)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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