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的更好表述是，為什么愛爾蘭接受了英國的語言，卻拒絕了英國的統(tǒng)治。
從表面上看，這兩件事是相悖的。人們常常認為，語言是現(xiàn)代民族的核心特征，語言和民族意識是捆綁銷售的。然而愛爾蘭用自己的歷史說明，這兩件事沒有必然聯(lián)系。
語言同化是強權(quán)的產(chǎn)物，民族覺醒是弱者的選擇。正是這種主動選擇帶來了愛爾蘭的獨立。
在看待歷史問題的時候，我們有一種很強的思維慣性，那就是喜歡不自覺地把自己代入強國，代入統(tǒng)治者的角色，同時把弱者當做客體，忽略它的活力和能動性。這種視角其實是片面的，對于決策者更可能帶來危險的后果。因此在我看來，應該試著從“弱者”的角度思考。
對歷史愛好者來說，這句話是建議；對學者來說，這句話是要求。
這篇回答將以愛爾蘭為線索，講述19世紀歐洲的各個弱小民族，如何發(fā)生了“民族覺醒”，以及怎樣從不可一世的各個歐洲帝國當中破繭而出。
本回答分三個部分：
其一，關(guān)于12-18世紀歐洲的第一波“民族覺醒”，以英、法、德、西、葡、意、丹、瑞、俄、波為代表的大國，通過對抗中世紀文化共同體，逐漸勾勒出了自己的身份意識。
其二，關(guān)于19世紀歐洲的第二波“民族覺醒”，這一波涉及的族群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在前一階段中被強勢文化壓制，19世紀開始謀求復興的民族，包括愛爾蘭、普羅旺斯-加泰羅尼亞、加利西亞、捷克、立陶宛、羅馬尼亞等；第二類是從這一階段方才開始形成身份意識的民族，包括巴斯克、挪威、斯洛伐克、芬蘭、烏克蘭等。
其三，關(guān)于19-20世紀“民族覺醒”的后果。順帶說明，“不平衡”而非文化差異，才是塑造民族意識的核心因素。
在今人看來，愛爾蘭是個不起眼的國家，以至于很多人都不知道，愛爾蘭擁有全歐洲第三古老的文學傳統(tǒng)（僅次于希臘語和拉丁語），也是現(xiàn)代英語文學第三強國（僅次于英國和美國）。
愛爾蘭早熟的文學傳統(tǒng)開始于公元6世紀。在同時期“黑暗時代”的歐洲大陸，書寫是稀罕之物，而且所有的文本都用拉丁語寫成，在當時人們的觀念當中，用口語書寫（無論是日耳曼語還是羅曼語）是一件荒唐的事情。然而在基督教化的愛爾蘭，當?shù)刂R階層在使用拉丁語書寫的同時，也創(chuàng)造出了一批蓋爾語文本，使愛爾蘭成為后羅馬時代西歐最早出現(xiàn)民族文學的地區(qū)。
由于遠離大陸的文化中心，6-10世紀的不列顛群島成了西歐唯一一個書面領(lǐng)域不完全被拉丁語統(tǒng)攝的地區(qū)。從8世紀開始，愛爾蘭隔壁的盎格魯-撒克遜人也開始并用古英語和拉丁語進行書寫，“七國時代”英格蘭的許多君主，例如阿爾弗雷德大王，都是古英語書寫的支持者。
然而好景不長，諾曼人的到來撲滅了不列顛稚嫩的文化火苗。
作為天主教西歐文化的新皈依者，諾曼人是拉丁語的衛(wèi)道士。在1066年入主英格蘭后，他們堅定不移地推行“書同文”，把古英語從書面領(lǐng)域驅(qū)逐出去。在12世紀，諾曼領(lǐng)主也開始入侵愛爾蘭的土地，并且在新土地上采用母國的文化標準。
1171年，隨著戰(zhàn)爭的勝利，諾曼貴族在愛爾蘭確立了霸權(quán)，愛爾蘭的末代“至高王”——各個氏族名義上的共同領(lǐng)袖——讓位于英格蘭的國王。這一年標志著英國對愛爾蘭長期統(tǒng)治的開始，也是愛爾蘭地方文化夭折的象征。
然而12世紀對拉丁語來說既意味著最終的勝利，也意味著由盛轉(zhuǎn)衰的開始。在西歐的各個地區(qū)，用方言書寫的文本開始不斷出現(xiàn)。
英語、法語、奧克語、各種德語、各種意大利和伊比利亞的語言都冒了出來。在東歐，古東斯拉夫語也開始和教會斯拉夫語并用。在這一時期，用方言書寫仍然很不體面，但不再是笑話。新生的各個書面語開始爭奪地位，并且在這一過程中獲得了最早的身份認同。
在13世紀的歐洲最高學府巴黎大學，學生們按照“民族”分為四個學院，分別是“法蘭西”、“英格蘭”、“諾曼底”和“皮卡第”。其中“英格蘭”是日耳曼人的總和，包括整個不列顛群島、中歐和北歐；“法蘭西”是巴黎以南所有羅曼人的總和，包括西班牙和意大利；“諾曼底”和“皮卡第”則是兩個省區(qū)的雜糅。在13世紀，“民族意識”還幾乎不存在，其上限也就是這種極其粗糙的分化。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當中，隨著方言書面文學的逐漸發(fā)展，特別是16世紀印刷機的誕生，“民族意識”才開始加速形成。
然而問題是，不是每個“民族”都在同步覺醒，有些還尚未開始，有些是被競爭者壓制。
奧克語被巴黎方言用阿爾比十字軍打垮，加泰羅尼亞語拜倒在卡斯蒂利亞語裙下，立陶宛語被波蘭語同樣用一場聯(lián)姻征服，捷克語自覺了承認德語的霸權(quán)......英、法、德、西、葡、意、丹、瑞、俄、波等主要語言在15-18世紀的覺醒，是以古典書面語和其它語言為代價實現(xiàn)的。
而我們的主角愛爾蘭，還長期活在英語的鐵腕之下。從16世紀開始，英格蘭加緊了對愛爾蘭的征服，而愛爾蘭人的反抗也在17世紀的英國內(nèi)戰(zhàn)當中以失敗告終。在18世紀，隨著專制主義的到來，歐洲各大君主國的權(quán)力又得到了空前加強，“附屬民族”看上去毫無反抗之力。1800年時，英國連愛爾蘭議會這塊遮羞布都不愿意保留了，直接宣布把愛爾蘭并入大不列顛。1815年的維也納體系更是確認了英法普奧俄五大國的霸權(quán)。
故事結(jié)束了嗎？不，才剛剛開始呢。
直到1815年，許多“被統(tǒng)治的民族”還沒覺得現(xiàn)狀有什么不妥。
挪威的文化人用丹麥語，捷克的文化人用德語，立陶宛的文化人用波蘭語，加泰羅尼亞的文化人用西班牙語，羅馬尼亞的文化人用希臘語，斯洛伐克的文化人用匈牙利語。
愛爾蘭的文化人......不，不只是文化人，經(jīng)過六個世紀的英國統(tǒng)治，愛爾蘭的大多數(shù)民眾都已經(jīng)改說英語了。
在1830年之后，隨著現(xiàn)代化的推進，歐洲涌現(xiàn)出了第二波“民族覺醒”。比起12-18世紀的前一波，這一次覺醒有兩個突出的特點：
其一，就是速度之快，聲勢之猛烈。前一波民族覺醒都經(jīng)過了幾個世紀的醞釀和發(fā)展，而這一波在幾十年內(nèi)就發(fā)展成型，并且?guī)砹酥苯拥恼魏蠊?/span>
第二，就是普遍表現(xiàn)為弱勢民族對于強勢民族的抵抗。前一波民族覺醒塑造的身份認同，主要是地方族群對于統(tǒng)一的拉丁語/希臘語/教會斯拉夫語共同體的抵抗，而這一波民族覺醒則是對前一波勝利民族的抵抗和反擊。
在西班牙和法國邊界上，薩維諾·阿拉納組建了巴斯克民族主義黨，制定了統(tǒng)一的巴斯克標準語。與此同時，加泰羅尼亞語、加利西亞語和普羅旺斯語的“文藝復興”正如火如荼，當?shù)刈骷液粲踔厥爸惺兰o以來被壓抑的“民族傳統(tǒng)”。
在東歐，大詩人普列舍仁和舍甫琴科分別堅持用當?shù)卣Z言創(chuàng)作，告訴同胞，他們說的話不是克羅地亞語或者俄語的方言，而是堂堂正正的斯洛文尼亞語和烏克蘭語。
立陶宛神父開始拒絕使用波蘭語，捷克精英對德語日益不滿，羅馬尼亞文人批評希臘語是奧斯曼帝國殖民的象征，挪威知識分子認為有必要改造自己的丹麥口音，去農(nóng)民那里尋找純正的語言。
拉脫維亞人用小費敷衍沙皇的警察，以便印刷自己的出版物。斯洛伐克人嘲笑匈牙利王國的教育系統(tǒng)，抱怨說馬扎爾語根本沒什么可讀的作品。醫(yī)生隆洛特寫出了《卡勒瓦拉》，讓芬蘭語在19世紀有了第一部自己的民族史詩。
在身份認同上，愛爾蘭人不輸于上述任何一個民族，而且他們受到來自英帝國的歧視和迫害遠勝于以上每個族群——在1840年代的大饑荒中，愛爾蘭幾乎成了人間地獄。
愛爾蘭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它的民族語言蓋爾語已經(jīng)式微。但事實證明，語言根本不是民族主義形成的障礙。
1858年，一個名叫詹姆斯.斯蒂芬斯的流亡者在美國創(chuàng)建了芬尼亞兄弟會。這個組織后來演化成了愛爾蘭共和兄弟會，在愛爾蘭的獨立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19世紀，美國成為了歐洲第二波民族覺醒的海外大本營，因為各個民族的移民都可以在美國不受限制地創(chuàng)建協(xié)會、出版報刊、尋求支持。對于愛爾蘭、立陶宛、斯洛伐克、以色列等幾個國家來說，美國在它們民族獨立進程中起到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與此同時，歐洲各大國也試圖拉攏和控制它們在美國的移民，特別是意大利王國、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其中意大利是基于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而奧匈和奧斯曼則是出于對民族主義的警惕。
在美國，愛爾蘭裔的數(shù)量繁多，是歐洲移民中的第二大族裔，人數(shù)轉(zhuǎn)化為了海外愛爾蘭人對家鄉(xiāng)民族主義的支持基礎(chǔ)。愛爾蘭和其它眾多民族一樣，都在等待和積蓄力量，一旦時機成熟，第二波民族覺醒的后果就會引爆舊大陸的各個帝國......
1916年復活節(jié)，當一個名叫帕特里克.皮爾斯的文人站在都柏林郵局門前，宣布愛爾蘭共和國獨立的時候，所有看客都把他當成了瘋子。
六天后，英國人逮捕了他，并將其審判處決。但當時沒有人想到，在短短五年之后的1921年，英帝國就將被迫批準愛爾蘭自治，開始放棄七個半世紀以來對這個島嶼的統(tǒng)治。
在血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1914-1918年）當中，英國已經(jīng)應接不暇，無力對付愛爾蘭獨立戰(zhàn)爭和愛爾蘭內(nèi)戰(zhàn)（1916-1923年）。愛爾蘭先是成為一個自治領(lǐng)，隨后逐步走向獨立，直到1949年成為愛爾蘭共和國，自動脫離英聯(lián)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擊垮歐洲各帝國之后，許多19世紀的新覺醒民族獲得了獨立，愛爾蘭也是其中之一。只不過人們往往把目光集中在東歐，忘記了孤懸西陲的愛爾蘭。
盡管從1880年代開始，愛爾蘭語復興運動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但是“國語”的推廣并不順利，除了少數(shù)邊緣地區(qū)，大多數(shù)人依然習慣使用英語。20世紀最杰出的英語小說《尤利西斯》，就來自愛爾蘭作家喬伊斯之手。
對于民族主義來說，語言有多重要呢？答案是很重要，但仍然不必要。
本文提及的幾乎所有民族，無論是屬于第一波“覺醒”還是第二波“覺醒”，都把語言作為身份認同的核心標志。然而唯獨文章的主角，愛爾蘭，并不以語言為民族主義的支柱。
換句話說，語言或說文化壓根就不是民族主義的本質(zhì)問題，它是表征，是旗幟，是常用的工具，但絕對不是核心分歧。不然，被統(tǒng)治了七個半世紀，已經(jīng)改說英語的愛爾蘭人，就沒有以民族主義情緒反抗英國的理由。
同理，美國對于英國的民族主義情緒，拉丁美洲各國對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民族主義情緒，都不以語言為基礎(chǔ)。民族主義產(chǎn)生最根本的動力，在于不平衡。
是歧視性的政策、資源的分配不均、空間和信息的隔離制造了民族。是英格蘭地主對愛爾蘭農(nóng)民土地的兼并，是英格蘭工廠主對愛爾蘭工人的輕賤成就了愛爾蘭民族。
八百年的統(tǒng)治何妨，說同一種語言又何妨？
只要有壓迫，就會有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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