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和我們相濡以沫五十多年的父親離開了我們。一個完整的家破碎了。很長時間，我都走不出內(nèi)心的傷痛。
父親走的時候87歲，也算高齡了，讓我傷痛不已的不是他走得太早，而是太痛苦。眼看著癌癥把他折磨得不成樣子，我們卻束手無策。這讓我一想起來，心里就刺痛。
父親走了兩年后，我和姐姐才去徹底整理他的房間。
在一個很舊的樟木箱里，我們發(fā)現(xiàn)了滿滿一箱信件。這些信件用報紙包著，細繩子捆著，上面貼著小紙條，注明了是誰的信，哪一年到哪一年。全都是父親的筆跡。
我從來都知道父親是個生活很有規(guī)律、喜歡收藏的人，他甚至收藏了我小學(xué)一年級到初中所得的獎狀，最早的一張是1965年的，薄如蟬翼，還是老師油印的。我發(fā)表作品的所有剪報，他也都一一剪貼歸納放好。
但是，當(dāng)我們看到這樣滿滿一箱信件時，內(nèi)心還是被震撼了，很感動，也很悲傷。我即刻拍了幾張，發(fā)在了朋友圈，不料引起了很大反響。幾乎所有的朋友都被深深感動。有的說，他的父母也為他保留了早年的信件，只是沒我那么多；有的說，很遺憾自己的父母不會寫信，從來沒有收到過父母的信，很羨慕我；還有的說，幾乎沒有和父母分開過，所以沒有書信往來。更多的朋友說，這些信太珍貴了，你應(yīng)該整理出來，寫本書。
起初我并沒有這個念頭，但說的人多了，心就動了。尤其是上海文藝出版社的謝錦和陳蕾，也鼓動我把它們寫出來，寫成一本書。我終于下了決心。因為在我這里，也保留了父母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寫給我的信，“兩地書”，合二為一，應(yīng)該非常有意思，是一個時代在一個小小家庭里的縮影，是漫長的生命河流的流痕。
更重要的是，可以以此，來紀(jì)念我的父親。
一、早期的家書
1、
我們家，是一個很特殊的家庭。
特殊原因之一，是作為一家之長的父親，一輩子在部隊，不說南征北戰(zhàn)，也是漂泊無定。因為他是一名鐵道兵，鐵路修到哪里，他就走到哪里。于是乎，他和他的妻子，和他的兩個女兒，總是聚少離多。父親母親戀愛的時間很長，因一直是“異地戀”，好不容易確定1950年底結(jié)婚，父親又突然接到命令隨部隊去了朝鮮，一去三年。母親一直等，等到朝鮮戰(zhàn)爭結(jié)束，才與父親完婚。所以兩人結(jié)婚時，都已經(jīng)28歲“高齡”了，生姐姐已29歲，生我已32歲。
特殊原因之二，是母親是個職業(yè)女性。許多軍人的妻子因為沒有工作，婚后就隨軍到了部隊，一家人總是在一起的。可母親是省報編輯，有自己的事業(yè)，故婚后他們繼續(xù)分居。父親隨部隊在福建江西一帶參加“鷹廈線”的修建，母親在杭州獨自撫養(yǎng)我們。整整十年。
因為這個緣故，父親和母親之間的通信也是非常多的，可惜“文革”的時候都被銷毀了。因為其中有不少他們對時政的議論，在如履薄冰的年代，他們怕給已經(jīng)“聲名狼藉”的自己惹來更大的麻煩。
我們這個家最穩(wěn)定的時期，莫過于我的童年，父親調(diào)到鐵道兵學(xué)院教書，而母親因為被打成“右派”，不得已離開報社，帶著我和姐姐隨軍過去，一家人于是團聚了整整七年。這七年的生活，我在長篇小說《河之影》里，有大量描述。盡管這期間經(jīng)歷了“文革”，但我們這個小家，還是有過很多溫馨的日子，父親對母親和我們兩個女兒，都非常疼愛，它們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里。
好景不長，1970年，父親又被調(diào)動，調(diào)到了正在大巴山施工的部隊工作。母親雖然帶著我們也一起來到四川，但部隊所在地和家屬所在地，依然相距遙遠，那十幾年里，父親只能靠每年一個月的探親假，回來看我們母女三人。
如此，我們這個家總是分離，分離。最極端的時候，一家四口分在四個地方。第一次是1958年到1961年，那時父親隨部隊在福建修鷹廈線，母親被打成“右派”去浙江臨安山區(qū)“勞動改造”，三個月的我被托付給嵊州鄉(xiāng)下的祖奶奶撫養(yǎng)，三歲的姐姐被托付給杭州姨媽撫養(yǎng)。一家四口天各一方，天涯零落。父親探親回家，一個月的假，要跑三個地方看望親人。所以他第一次見到我時，我已經(jīng)一歲半了。
第二次一家四口分散四處，是1978年到1984年，父親從鐵六師調(diào)到長沙鐵道兵學(xué)院教書；母親“右派”平反回到杭州，在《浙江日報》工作；姐姐因下鄉(xiāng)去了陜西咸陽，后調(diào)到國棉二廠當(dāng)工人；我因當(dāng)兵在重慶，后考上大學(xué)到了成都。
這回的天各一方更為遙遠，是四個省份。那時我回家探親，跟父親當(dāng)年一樣，有時去杭州，有時去長沙，有時去西安。幸運的是，那時的我和姐姐，都已經(jīng)能給父母寫信了。
我給爸爸寫，給媽媽寫，給姐姐寫，然后他們分別給我寫。我們互相交織著寫。我們的家不是在某一個地方，而是在信上，在途中。一封封的信，將一個四面八方的格局鏈接起來，成為一個整體。
媽媽當(dāng)時曾戲言，我們家四個人，一個在華南（長沙），一個在東南（杭州），一個在西北（西安），一個在西南（成都），只需找一個東北女婿和一個華北女婿，就占領(lǐng)全國了。
自然是分久必合。先是父親離休回到了杭州，和母親團聚，然后是姐姐調(diào)回了杭州，和他們團聚。我雖然還在成都，但畢竟，每年探親有了固定的去處。一個具體的有房子的家，在杭州成立了。
我似乎接替了父親的角色，每年回家探親。
2、
家書最早進入我記憶，是七十年代初。
那時父親在川陜交界的大巴山里修建成渝線，母親帶著我和姐姐住在重慶北碚的家屬基地。所謂家屬基地，就是租借了北碚機械廠的兩棟筒子樓而已，一層樓住八戶人家，公用廁所，公用水龍頭，兩家合用一個廚房。
那時的部隊家屬大多來自農(nóng)村，沒有文化，每每要給自己丈夫?qū)懶艜r，就來找我媽幫忙。我媽是家屬里為數(shù)不多的和她們一起做臨時工的“文化人”（另幾個“文化人”在外面單位上班），因為她是“右派”，早已放下了作為一個省報編輯的身份。
媽媽寫信的時候，阿姨們總是圍著看。
一般是某個阿姨先拿來自己丈夫的來信，讓媽媽念，然后再由媽媽代回復(fù)。我們家沒有書桌，媽媽是坐在小竹椅上，趴在木凳上寫的。那個情形，我至今清楚地記得。
比如給鄧阿姨寫，她說一句媽媽寫一句。一般來說，是講孩子的情況，或關(guān)心丈夫身體，鮮有感情表達。但其他阿姨會在旁邊起哄：加上“親愛的我想你”，加上“你快回來看我吧”。
鄧阿姨就紅著臉打她們。雖然她已經(jīng)是四個孩子的母親了，依然很羞澀。這個時候，我們家昏暗的燈光下就充滿了歡樂。我很喜歡這種時候，能看到媽媽臉上洋溢著笑容。
阿姨們排著隊，一個寫完了下一個。媽媽聽完阿姨的口述，也會幫她們再加兩句，比如，你要保重身體，注意安全什么的。然后讀給她們聽，阿姨們總是連連點頭，表示滿意。
鐵道兵是一個危險系數(shù)很高的職業(yè)，加之那個年代條件簡陋，工地上時不時傳來噩耗，就單是我們住在北碚那五年，父親所在的29團，就有兩位工程師在施工時遇難。所以阿姨們天天盼著老公來信，盡管一個字不認識，拿到信依然是眉開眼笑。而她們的丈夫，知道自己的老婆不認字，也總是把信寫得簡潔明了，跟文件一樣有標(biāo)配：最近工作很順利，身體很好，不用擔(dān)心。孩子們怎么樣？幾乎回回如此。但等不到信的阿姨，就會焦急萬分。真的是家書抵萬金。
除了請我媽讀信回信，阿姨們還時常會向我媽請教一些問題。比如曹阿姨問：徐大姐（我媽姓徐），我昨天聽到廣播里說，某某去世了，中（終）年76歲。這76歲還算中年嗎？我媽就盡可能通俗地解釋說，這個終年不是那個中年，雖然讀音一樣意思不同。王阿姨又問，葉劍英明明是個男人，為啥叫個女人名字呢？我媽就說，劍是刀劍的劍，英是英雄的英，這就是個男人的名字呢。
阿姨們的態(tài)度和我媽的態(tài)度，都非常誠懇。我曾以這些阿姨們?yōu)轭}材，寫過一個短篇小說，《明天是八一節(jié)》。
整理這些書信，讓我感到最最遺憾的是，爸爸媽媽早期的信件沒有了，就是他們從戀愛到結(jié)婚，到“文革”前的信件。那應(yīng)該是他們最珍貴的信件了，包括五十年代初父親去朝鮮的三年，他們互相鼓勵互相支撐；五十年代末母親被打成“右派”去勞改的三年，他們商量怎么安排孩子渡過難關(guān)。這些信一定是在“文革”時燒掉的。那時父母如履薄冰，我完全能想象他們的恐懼：父親被打成“走白專道路的典型”、“資產(chǎn)階級學(xué)術(shù)權(quán)威”，母親是“摘帽右派”，他們成天提心吊膽等著造反派來抄家，怎么可能保留那些信件呢？
現(xiàn)在留下的這一包，僅僅是母親平反后，也就是七十年代末，到父親1984年離休，他們團聚在一起那幾年的，已經(jīng)很少了。
但母親的第一封信，卻被父親小心翼翼地保留了下來。
因為那是他們戀愛的奠基石。
父親和母親，是經(jīng)我們的二姨夫介紹相識的。
我的二姨夫，是父親的大學(xué)同學(xué)，因為關(guān)系好，就把自己的小姨妹介紹給了父親。父親看了母親的照片，一個清清秀秀的江南女子。也許是生在江南清秀女子見多了，沒生出什么特別的感受，但出于禮貌，在姨夫給姨媽的信上，代問母親好。
母親便回了一封簡潔的信。這信將父親一下子“打倒”了，徹底征服——一手漂亮的小楷，通篇落落大方機智有趣的語句（要知道當(dāng)時母親只讀過初中一年級），時至今日父親仍能背出這封信的全文?？梢娖澉攘Α?/span>
可遺憾的是，這封信也找不到了。這封信我和姐姐是見過的，父親離休后，曾從一個筆記本里拿出來向我們“顯擺”過?！拔母铩睍r他盡管燒掉了所有信件，也沒燒掉這封，一直保留到晚年。
我只隱約記得開頭的話：
你是我姐夫的朋友，就是我姐姐的朋友，那么也是我的朋友。
我想父親一定是夾在哪個本子里珍藏著，但我翻遍了家里的抽屜柜子，沒有找到。實在是太遺憾了。
3、
在這樣一個有寫信傳統(tǒng)，或者說必須靠寫信才能維系的家庭中長大，會寫信是必須的。
我寫的第一封信，是給父親的，1971年。13歲。
這封信能歷時四十多年保留到今天，連同那個印著“敬祝偉大領(lǐng)袖毛主席萬壽無疆”的信封，肯定是靠父親這個嚴(yán)謹而又仔細的“檔案管理員”。他不僅保存了我的第一封信，還保存了我寫給他和母親的所有的信件。
毋庸置疑，父親也保存了自1979年以來他和母親的所有信，他大女兒我姐姐寫給他們的所有信，以及他和老朋友老戰(zhàn)友之間的通信?？傊谒磥碇档昧舸娴男偶?，全都留了下來，一一歸類包好，擺放整齊。它們用發(fā)黃發(fā)脆的報紙包著，上面貼著小紙條，全部是父親的字跡，如：山山87年4月到89年9月來信。
在一箱子信中，我的最多，這是因為我長期不在他們身邊的緣故。從18歲當(dāng)兵離家到父親離世，我都遠在部隊。尤其在2000年以前，電話不便，完全靠寫信。我的那些信被父親用報紙包好，捆好，注明了日期，我粗略數(shù)了一下，大概有近百封。
從某封信里我明確看到，父母家裝電話是1992年。但在那以后我和父母依然是靠寫信交流，也許是習(xí)慣了，也許是那時的電話費太貴。一直到2000年以后，父母還時不時地給我寫信。
是什么時候徹底結(jié)束通信改為電話交流的，我已不記得了。好像有一次父親說，你那么忙，就不要寫信了，一個星期打一次電話好了。
我就改為每周一個電話，時間是周六上午。
父親是一個非常有規(guī)律的人，我也得有規(guī)律才行。說周六上午，就不能是下午或者第二天。假如那天我有事耽誤了，他一般熬到11點就熬不住了，會主動打過來，問我怎么了。所以我盡量在上午9點、10點左右打過去——無論我在家，還是在部隊，無論是在國內(nèi)，還是在國外，也無論是在西藏采訪、災(zāi)區(qū)采訪，還是在開人大會，我基本都堅持在每周六上午給爸爸媽媽打電話。
父親每次接起電話，都會很開心地說，我就知道是你。
拆開父親留下的一摞摞信件，竟然騰起了細小的灰塵，一時間仿佛鉆進了往事的大倉庫，里面堆滿了很久沒有碰過的過去了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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