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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2年7月

作者：安維復

科學哲學有沒有歷史，要不要從歷史的角度理解科學哲學? 當代科學哲學特別是邏輯經(jīng)驗主義曾提出 “拒斥形而上學”的口號，這個口號幾乎把邏輯經(jīng)驗主義以前的所有哲學都拒在科學哲學之外。其實并非所有的科學哲學家都淡忘了哲學史，波普爾、勞丹和巴斯卡就曾經(jīng)做過不少這方面的工作。波普爾曾經(jīng)寫作了《巴門尼德的世界》 (The world of Parmenides: essays on the Presocraticenlightenment，1998) ; 勞丹在 《科學與假說》 中總結(jié)了笛卡爾、洛克、惠威爾和馬赫等人的方法論進路; 科學實在論者巴斯卡 (Roy Bhaskar) 梳理了從古希臘到德國古典哲學的辯證法 (Dialectic: the pulse of freedom，1993) 。

當然，從歷史的角度理解科學哲學的當推 John Losee 和David Oldroyd。John Losee 的 《科學哲學的歷史導論》已經(jīng)廣為人知，但他的《科學進步導論》 (Theories of scientific progress: an introduction，2004)，人們可能知之不多。David Oldroyd 的 《知識的拱門——科學哲學和科學方法論的歷史》已經(jīng)被譯成中文。近來，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的結(jié)合已經(jīng)屢見不鮮，不斷有新著問世，如度姆斯基 (Mary Domski) 等人編著的 《關(guān)于方法的新對話: 重新激活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的整合》(Discourse on a new method: reinvigorating the marriage of history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2010) 。

古希臘羅馬時期的科學與哲學是西方科學和西方哲學的發(fā)源地，也是當代科學哲學的發(fā)源地。探討古希臘羅馬時期的科學哲學思想對于我們理解當代的科學哲學以及推進當代科學哲學的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

古希臘羅馬的科學著述和研究古希臘羅馬的科學著述已經(jīng)為數(shù)不少，而古希臘羅馬的哲學著述和研究古希臘羅馬哲學的著述則可能更多。但專門論述古希臘羅馬時期的科學哲學思想或科學與哲學關(guān)系問題的著述尋找起來則需費些周折。

從整體上理解古希臘羅馬時期的科學哲學思想或科學與哲學之間的關(guān)系問題，大致有如下一些著述: T. E.Rihll 的 《古希臘的科學》從學科的角度介紹了古希臘科學與哲學之間的關(guān)系，特別強調(diào)了古代科學與迷信(superstition) 聯(lián)系在一起的事實; 《希臘科學中的經(jīng)典著作》 (A source book in Greek science) 也是重點從數(shù)學、物理學、生物學、醫(yī)學和天文學等學科的角度闡述了古希臘的科學與哲學之間的關(guān)系問題; G. E. R. Lloyd 編輯的 《希臘科學中的方法和問題》(Methodsand problems in Greek science，1991) ，包括了李約瑟博士在內(nèi)的名家對古希臘科學與哲學之間關(guān)系問題的思考，其中《早期希臘哲學和醫(yī)學中的實驗》(experiment in early Greek philosophy andmedicine) 以及波普與 S. G. Kirk 的 《關(guān)于古希臘哲學的爭論》 (Popper versus Kirk: a controversy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Greekscience) 等文獻具有重要意義; Marshall Clagett 的 《古典時代的希臘科學》(Greek science in antiquity，1971，c1955) 探討了古希臘科學的起源與方法、古希臘科學與早期自然哲學以及古希臘羅馬科學對中世紀的影響等問題; Lloyd 的 《魔力、理性和經(jīng)驗:希臘科學的起源和發(fā)展研究》(Magic，reason and experience: studies in the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Greek science，1979) 較為詳盡地討論了古希臘科學產(chǎn)生的歷史背景，包括當時的宗教信念、自然哲學、修辭學研究和經(jīng)驗研究傳統(tǒng)等。

羅馬時期的科學雖然不像古希臘那樣充滿創(chuàng)造精神，但也并非洪荒一片，學者多有研究，其中包括 RogerFrench 和 Frank Greenaway 等編輯的 《早期羅馬帝國的科學》(Science in the early Roman Empire，1986) ;Pamela H. Smith 的 《煉丹術(shù): 神圣羅馬帝國的科學與文化》 (The business of alchemy: science and culture in the Holy RomanEmpire，1994) 以及 William HarrisStahl 的 《羅馬的科學: 起源、發(fā)展及其對中世紀晚期的影響》 (Roman science: origins，development andinfluence to the later Middle Ages，1962) 等等。

亞里士多德既是古希臘羅馬時期科學和哲學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古希臘羅馬時期科學哲學思想的集大成者。這主要表現(xiàn)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亞里士多德總結(jié)了當時的科學思想，劃分了科學的各個學科，明確了科學與哲學之間的關(guān)系。研究有關(guān)方面的主要著述有: Glanville Downey 的 《亞里士多德與希臘科學》 (Aristotleand Greek science，1964) ; Ann Ward 的 《物質(zhì)與形式: 從自然科學到政治哲學》 (Matter and form: from naturalscience to political philosophy，2009) 等等。

第二，亞里士多德構(gòu)建了第一個科學哲學體系，這方面的著述主要有: Benjamin Farrington的《亞里士多德作為科學哲學的奠基者》 (Aristotle founder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1965) ; Andrea Falcon 的 《亞里士多德和自然哲學: 沒有統(tǒng)一標準的統(tǒng)一》 (Aristotle and the science of nature: unity without uniformity，2005) ; Patrick H. Byrne 的 《亞里士多德思想中的分析與科學》(Analysis and science in Aristotle) 以及 Mohan Matthen 等人編輯的《亞里士多德的當代解讀: 關(guān)于亞里士多德的科學觀》(Aristotletoday: essays on Aristotle’s ideal of science，1987) 。

第三，亞里士多德的科學哲學思想對后世產(chǎn)生了相當?shù)挠绊懀@方面的主要著述有: Lloyd的 《亞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臘科學》 (Greek science after Aristotle，1973) ;Alexander Jones 的 《審讀托勒密: 古代至十九世紀對他的著述的采用和批評》(Ptolemy in perspective: use and criticism of his work fromantiquity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2010) ; Liba ChaiaTaub 的 《托勒密的宇宙觀: 托勒密天文學的自然哲學和倫理學基礎(chǔ)》(Ptolemy’s universe: the naturalphilosophical and ethical foundations of Ptolemy’sastronomy，1993) ①; H. J.Blumenthal 的 《中古時代的亞里士多德和新柏拉圖主義: 對 〈動物論〉的解釋》(Aristotle and Neoplatonism in late antiquity: interpretations of Deanima，1996) ; Dmitri Nikulin 的 《物質(zhì)、意向和幾何學: 普拉提尼、普羅科拉斯和笛卡爾的本體論、自然哲學和數(shù)學》(Matter，imagination and geometry: ontology，naturalphilosophy and mathematics in Plotinus，Proclus andDescartes，2001) 。

盡管亞里士多德試圖在科學與哲學之間進行劃分，但古希臘的科學哲學思想仍處于科學、原始宗教和自然哲學的交織之中。用當代的視角來衡量古希臘羅馬時期的科學、哲學和科學哲學都是有失公允的。

對于中世紀的宗教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科學之間的關(guān)系，學界大多認為是科學停滯的黑暗世紀，例如燒死布魯諾、審判伽利略以及圣經(jīng)中的荒誕故事。

進入 20 世紀特別是近年來，有的學者開始反思中世紀的宗教傳統(tǒng)與科學革命之間的關(guān)系問題，認為中世紀并非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是科學停滯的黑暗世紀，其中不乏重要的科學成就及其科學思想，甚至有的學者認為中世紀也是一個科學昌盛的時代。

我們既不認為中世紀是科學完全停滯的黑暗世紀，但也絕不認同中世紀是一個科學昌盛的時代。公正而論，中世紀并非沒有科學，而是把古希臘羅馬時期的某些科學理論，如畢達哥拉斯的天體和諧思想、亞里士多德的四因說和托勒密的宇宙模型等絕對化了，使其成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條。但這種追求完美的世界途徑也促進了數(shù)理科學等與基督教教義相關(guān)領(lǐng)域的發(fā)展，客觀上為科學革命奠定了理論和思想基礎(chǔ)。因此，中世紀有關(guān)科學與宗教之間關(guān)系問題的探索成為科學哲學思想發(fā)展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思想鏈條，這個鏈條把古希臘羅馬的科學哲學思想與近代科學革命時期的科學哲學思想連接起來。

第一，歐洲中世紀是宗教神學占統(tǒng)治地位的時代，但并不意味著科學技術(shù)和科學哲學思想不存在。ElspethWhitney 的 《中世紀的科學與技術(shù)》 (Mediev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4) 較為詳細地論及了中世紀的科學技術(shù)成就，但對中世紀科學技術(shù)成就與當時宗教神學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所論不多; Edith Sylla 和 Michael McVaugh 的 《古代與中世紀科學的文本與語境》 (Texts and contextsin ancient and medieval science，1997) 用較多筆墨論述了中世紀科學與當時的基督教神學之間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如數(shù)學和邏輯的發(fā)展與當時基督教神學對全能上帝的論證等; Pearl Kibre 的 《中世紀科學研究: 煉金術(shù)、星相學、數(shù)學和醫(yī)藥學》 (Studies in medieval science: alchemy，astrology，mathematics and medicine，1984) 較為中肯地論述了中世紀科學的特殊品格如煉金術(shù)和星相學等;

Edward Grant 的 《中世紀的科學與自然哲學研究》 (Studies in Medievalscience and natural philosophy，1981) 和他的 《中世紀科學的經(jīng)典著述》 (A source book in medieval science，1974) 從不同的角度論述了中世紀科學與中世紀自然哲學之間的互動關(guān)系，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Steven D. Sargent 的 《關(guān)于精密科學的開端: AnnelieseMaier 有關(guān)晚期中世紀的自然哲學論著選讀》 (On the threshold of exactscience: selected writings of Anneliese Maier on late medieval natural philosophy，1982) 主要論及中世紀自然哲學對現(xiàn)代科學的重要意義; David C.Lindberg 的 《西方科學的開端: 從史前到公元1450 年間的歐洲科學的哲學傳統(tǒng)、宗教傳統(tǒng)和制度安排》 (The beginnings of westernscience: the European scientific tradition in philosophical，religious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prehistoryto A. D. 1450，2007) 則從意識形態(tài)和制度安排的層面討論了中世紀的科學及其發(fā)展問題。

第二，從奧古斯丁到阿奎那，歐洲中世紀的科學哲學思想大體經(jīng)歷了從柏拉圖主義 (包括新柏拉圖主義) 向亞里士多德主義 (新亞里士多德主義)的嬗變。A. C. Crombie 在 《從奧古斯丁到伽利略:在公元400 年到1650 年間的科學史》 (Augustine to Galile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 D.400 － 1650，1957，c1952) 概述了奧古斯丁所做的工作: 一方面，奧古斯丁論證信仰對于知識探求的優(yōu)先性，認為自然萬物都是有靈的，都是與人事密切相關(guān)的; 另一方面，人也有意志自由，能夠通過虔誠地信仰達到對世界或上帝的領(lǐng)悟。阿奎那對科學和科學哲學思想的主要貢獻在于他恢復了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傳統(tǒng)，從而為近代科學革命奠定了基礎(chǔ)。如阿奎那的《評亞里士多德論感覺和感覺對象問題》(Commentaries on Aristotle’s On sense and what is sensed) ; 《評亞里士多德論動物問題》(A commentary on Aristotle’s De anima) ; 《評亞里士多德論物理學》(Commentary on Aristotle’s Physics) 等等。最終，阿奎那形成了自己的科學哲學思想: 《科學的分類與方法》 (The division and methods ofthe sciences，1963) ，并因此在現(xiàn)代科學和科學哲學思想中享有崇高地位。如 Gavin Ardley 的 《阿奎那和康德: 現(xiàn)代科學的奠基者》(Aquinas and Kant: the foundations of the modern sciences，1950) 便是一部研究阿奎那思想的杰出著作。

第三，如果說中世紀對科學與神學之間的關(guān)系的思考是科學哲學思想發(fā)展中的重要一環(huán)，那么唯名論則是這個環(huán)節(jié)中最靠近現(xiàn)代科學哲學思想的構(gòu)件，其中的關(guān)鍵人物有羅吉爾·培根、威廉·奧卡姆和庫撒的尼古拉。有關(guān)方面的著述有: 《奧卡姆和奧卡姆主義: 其思想的傳播與影響》(Ockham and Ockhamism : studies in the dissemination and impact ofhis thought，2008) ; 《羅吉爾培根論煉金術(shù)、形而上學、數(shù)學和天文學》(Tracts on alchemy，metaphysics，mathematics and as-tronomy) ① 和 《羅吉爾培根的自然哲學》(Roger Bacon’s philosophy of nature，1983) 以及 《庫撒

尼古拉的辯證神秘主義》(Nicholas of Cusa's dialectical mysticism，1988，c1985) 等等。當然，綜合性的研究當屬 Richard Milton 的博士論文 《唯名論運動對培根、波義爾和洛克的影響》(Theinfluence of the nominalist movement on the scientific thought of Bacon，Boyle and John Locke，1982) 。

所謂理性時代的科學哲學思想就是科學革命時期的科學哲學思想。這一時期的科學、哲學思想以及科學哲學思想在整個人類歷史中都具有轉(zhuǎn)折性的重要意義。從科學角度看，這一時期科學革命導致了現(xiàn)代科學的誕生; 從哲學的角度看，這一時期經(jīng)過經(jīng)驗論和理性主義的沖突與融合，最終匯入德國古典哲學; 從科學哲學角度看，這一時期是中世紀科學哲學思想和分析時代科學哲學思想的交匯點，其上承古希臘和中世紀的科學哲學思想，下啟分析時代的邏輯經(jīng)驗主義。

第一，哥白尼革命與弗蘭西斯·培根的科學哲學。哥白尼的 《天體運行論》引發(fā)了一場導致現(xiàn)代科學產(chǎn)生的科學革命，同時也引發(fā)了導致現(xiàn)代哲學產(chǎn)生的哲學革命。弗蘭西斯·培根在他的《新工具》(Bacon’s Novum Organum) 中，多次提到哥白尼學說和伽利略學說，我們可以在《新工具》的索引中證明這一點。正是基于這些科學革命的啟迪，培根才開拓了經(jīng)驗主義的哲學路徑，對后世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弗蘭西斯·培根并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哲學家，他本人很少關(guān)心靈魂的本質(zhì)、必然性的意義或上帝的本性等問題。培根哲學思想的動力在于他痛感自古代以來在許多科學分支都缺乏的思想進步。” (Bacon was not a metaphysical philosopher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he concerned himself very little with the nature of the soul，the meaning of necessity，or the essence ofGod． The driving force of Bacon’s philosophy was his alarm at the lack of progress thata could bediscerned，since ancient rimwa，inao many branches of science． )［1］13基于這樣的思考，弗蘭西斯·培根致力于開發(fā)新的科學觀念，特別是科學方法的新理念。對此，學界早有研究，如 Stephen Gaukroger 的 《培根和早期現(xiàn)代哲學的轉(zhuǎn)折》 (FrancisBac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arly-Modern Philosophy，2001); Antonio Perez-Ramos 的 《培根的科學理念及其知識傳統(tǒng)的創(chuàng)造者》(Francis Bacon’s Idea of Science and theMaker’s Knowledge Tradition，Oxford，1988) 。

第二，笛卡爾不僅是現(xiàn)代科學的奠基人之一，而且還從科學出發(fā)創(chuàng)立了理性主義的哲學主張，從而開啟了用科學方法來分析哲學問題的先風，從而奠定了科學哲學的思想基礎(chǔ)。笛卡爾的科學哲學路徑基本上是一條從科學走向主體性的進路。Walter Soffer 在他的 《從科學走向主體性:對笛卡爾沉思的一個解釋》 (From science to subjectivity: an interpretation of Descartes’Meditations)指出，“笛卡爾的懷疑是一種為了確立科學的穩(wěn)定基礎(chǔ)而克服理論偏見的方法。同時，為了確立他的 ‘方法談’的第一原則，懷疑方法的提出是一種實踐，這種實踐使得克服某種前哲學心靈中的先入為主的偏見成為可能?！?Cartesian doubt is a method for the overcoming of theoreticalprejudices in the interest of establishing solid foundations for the sciences． At the same time，as the enactment of thefirst rule of method of the Discoures，the launching of thedoubt is a practice，a practice made possible by a priorovercoming of that other prejudice-one’sprephilosophical soul．)［2］35對于這種理解，可以從笛卡爾本人的著述中得到確證，如 《笛卡爾論方法、光學、幾何學和氣象學》(Discourseon method，Optics，Geometry and Meteorology，c2001) 。Daniel Garber 在他的 《笛卡爾》 (John Cottingham，Descartes，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以及 《走進笛卡爾: 通過笛卡爾科學來解讀笛卡爾哲學》 (Descartes embodied: reading Cartesian philosophy through Cartesianscience，2001) 中也得出了同樣的結(jié)論。

第三，洛克和波義爾不僅是一對交往甚深的朋友，而且還是哲學家與科學家的合作典范。從兩者的合作中我們發(fā)現(xiàn)，洛克的經(jīng)驗論來自于波義爾的科學實驗哲學。Margaret Osler 在 《約翰·洛克波義爾與牛頓科學中的某些哲學問題》(John Locke and some philosophical problems in the science of Boyle and Newton)中，首先論述了洛克作為科學哲學家，然后論及波義爾有關(guān)物質(zhì)本性的經(jīng)驗理論，最后討論了波義爾、牛頓和洛克三人之間的科學理論和科學方法問題。對于這個問題的文獻，當然首推洛克本人的《人類理解研究》 (An abridgment of Mr. Locke’sessay concerning humane understanding，1728) 以及尚未正式出版或其他著述不曾提及的洛克短文匯編 (A collection of several pieces of Mr. John Locke，Never before printed，or not extant in hisworks，1724) ; 其權(quán)威性的評論性著述當屬 LexNewman 編輯的 《關(guān)于洛克人類理解研究的劍橋指南》 (The Cambridge companionto Locke’s “Essay concerninghuman understanding”，2007) 。另外，有關(guān)波義爾的兩部哲學著述也值得關(guān)注: 一是 Peter R. Anstey 的 《波義爾的哲學》 (The philosophy of Robert Boyle，2000) ，另一個是 Rose-Mary Sargent 的 《與眾不同的自然主義者: 波義爾及其實驗哲學》(The diffident naturalist: Robert Boyle and the philosophy ofexperiment，1995)

第四，牛頓、萊布尼茲和康德的科學哲學思想。牛頓和萊布尼茲有關(guān)諸多科學問題的爭論引發(fā)了康德的批判哲學。康德哲學不僅是對經(jīng)驗論與唯理論的思想整合，而且更是對牛頓經(jīng)典科學的哲學總結(jié)。在這個問題上，Wolfgang Lefèvre 在他的 《在萊布尼茲、牛頓和康德之間: 19 世紀的科學與哲學》(Between Leibniz，Newton and Kant: philosophy and scie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2001) 中予以論證?？档碌?《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chǔ)》 (metaphysicalfoundations of natural science) 也是這個問題的代表作。此外，許多學者也都從不同的角度看到了這個問題，如 Eric Watkins 的 《康德與科學》 (Kant and thesciences，c2001) ; Michael Friedmand 的 《康德與精密科學》(Kant and the exact science，1992) ; WayneCristaudo 的 《自由和科學的形而上學: 從笛卡爾到康德和黑格爾》 (The metaphysics of science and freedom : from Descartes to Kant toHegel，c1991) ;Robert E. Butts 的 《康德和雙管齊下的方法論: 康德科學哲學的超驗性及方法》 (Kant and the doublegovernment methodology : super sensibility and method in Kant’s philosophy of science，c1984) ;Gerd Buchdahl的 《形而上學和科學哲學: 從笛卡爾到康德的經(jīng)典根源》(Metaphys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theclassical origins: Descartes to Kant，1969) ; Robert FMcRae 的 《科學統(tǒng)一問題: 從培根到康德》(Theproblem of the unity of the sciences: Bacon to Kant，1961)以及 Giovanni Boniolo 的 《關(guān)于科學的表述:從康德到新的科學哲學》 (On scientific representations: From Kantto a new philosophy of science，2007) 等等。

在上個世紀 20—30 年代，維也納學派的出現(xiàn)特別是邏輯經(jīng)驗主義的橫空出世被看作是現(xiàn)代科學哲學興起的重要標志，由此引發(fā)的科學統(tǒng)一運動特別是分析運動直到今天依然占據(jù)英美哲學界的正統(tǒng)地位。事實上，即使在科學哲學的鼎盛時期，現(xiàn)代科學哲學或邏輯經(jīng)驗主義已受困于內(nèi)部及外部的沖突與矛盾。自上個世紀 60 年代起，T·庫恩發(fā)表了著名的 《科學革命的結(jié)構(gòu)》，宣告了科學哲學的歷史轉(zhuǎn)向; 接下來愛丁堡學派的 “社會轉(zhuǎn)向”以及拉圖爾等提出的 《社會轉(zhuǎn)向或更多轉(zhuǎn)向》則進一步證明了該轉(zhuǎn)向的歷史進程。

邏輯經(jīng)驗主義的興起，與弗雷格、羅素和維特根斯坦三人的哲學探索密切相關(guān)，或者說正是他們的哲學工作引發(fā)了維也納學派和邏輯經(jīng)驗主義的興起。

1896 年弗雷格成為耶拿大學的教授，他的主要作品包括 1884 年出版的 《算數(shù)的基礎(chǔ): 對數(shù)的概念的邏輯與數(shù)學的考察》 (Die Grundlagen der Arithmetik:eine logisch-mathematische Untersuchung über denBegriff der Zahl． Breslau: W．Koebner，1884． Translation: TheFoundations of Arithmetic: A logico-mathematical enquiry into the concept ofnumber，2nd ed． Blackwell，1974) 和 《意義與指稱》(überSinn und Bedeutung，1892．Translation: On Sense and Reference，1980) 。在他的著述中，弗雷格主要探討了如下范疇: 區(qū)分邏輯的東西與心理的東西，客觀的東西與主觀的東西;定義與語境之間的關(guān)系: 語詞在語境中才具有意義，語句是語詞成真的條件; 概念與對象之間的關(guān)系，對象是專名的對應物，概念是謂詞的指稱; 含義與指稱之間的區(qū)別，名稱憑借含義指稱對象，特定指稱對應特定含義。

弗雷格生前并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直到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的工作才促使人們發(fā)現(xiàn)了弗雷格哲學的思想意義。近年來，有關(guān)弗雷格的研究很多，如 Alain Badioud 的 《關(guān)于弗雷格的當代價值》(On aContemporary Usage of Frege，2001) ; Claire Ortiz Hill 的《胡塞爾、弗雷格和羅素思想中的詞與物: 二十世紀哲學的根源》 (Wordand Object in Husserl，F(xiàn)rege and Russell: The Roots ofTwentieth-Century Philosophy． Athens OH: OhioUniversity Press，1991 ) ; Rosado Haddock 和 E. Guillermo 的 《弗雷格哲學的批評性導論》 (A Critical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Gottlob Frege，2006) 等等。

1910 年，羅素和他的老師懷特海一起發(fā)表了三卷本的 《數(shù)學原理》，其中羅素發(fā)現(xiàn)了數(shù)學是邏輯學的一部分，并提出了羅素悖論。目前他的著作都被編輯在《貝特蘭·羅素的著作集》(The collected papers of Bertrand Russell) 之中。在這些著述中，羅素和 G·E·摩爾等人一起創(chuàng)立了分析哲學: 通過將哲學問題轉(zhuǎn)化為邏輯符號，哲學家們就能夠更容易地推導出結(jié)果，而不會被不夠嚴謹?shù)恼Z言所誤導。羅素認為哲學和其他自然科學的不同只是在于其研究的方向 (哲學研究更廣泛的內(nèi)容) ，但他們的研究方法應該是相同的。哲學和數(shù)學一樣，通過應用邏輯學的方法就可以獲得確定的答案，而哲學家的工作就是發(fā)現(xiàn)一種能夠解釋世界本質(zhì)的理想的邏輯語言。學界對羅素的評價很多，但最為權(quán)威的評價性著述當屬 Nicholas Griffin 在 2003 年編輯的 《劍橋羅素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ussell) 。

1908 年，維特根斯坦進入英國曼徹斯特維多利亞大學攻讀航空工程空氣動力學學位。為了徹底搞清螺旋槳的原理，他閱讀了伯特蘭·羅素與懷特海合寫的 《數(shù)學原理》以及弗雷格的《算術(shù)基礎(chǔ)》。在 1911 年夏天拜訪了弗雷格后，維特根斯坦聽從了這位邏輯學家的推薦，前往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求教于羅素門下。1929 年，維特根斯坦重返劍橋，以 《邏輯哲學論》作為論文通過了由羅素和摩爾主持評審的博士答辯后，留在三一學院教授哲學，并于 1939 年接替摩爾成為哲學教授。他的主要著作 《邏輯哲學論》和 《哲學研究》分別代表了橫貫其一生的哲學道路的兩個互為對比的階段。前者主張哲學必須直面語言，哲學就是語言批判; 后者主張哲學根源于生活方式，意義問題應該在日常生活中解決。

學界一直十分重視對維特根斯坦的評價，在諸多評價中 P. M. S. Hacker 的《維特根斯坦在二十世紀分析哲學中的地位》(Wittgenstein’s place in twentieth-centuryanalytic philosophy，Cambridge: Blackwell，1997) 較具有代表性。當然，由于維特根斯坦思想的巨大魅力，學界對他的評價也在不斷翻新。例如 William Day 和 VíctorJ. Krebs 的 《重新審視維特根斯坦》 (Seeing Wittgensteinanew，2010) 就頗具新意。

研究科學哲學史并不僅僅是對科學哲學的發(fā)展過程進行歷史的掃描，而是對邏輯經(jīng)驗主義科學哲學觀的一種反思。從歷史的角度看，邏輯經(jīng)驗主義并不是唯一正確的科學哲學?？茖W哲學是理性地反思科學與哲學之間的思想關(guān)聯(lián)。從這個角度看，科學革命的出現(xiàn)奠基于科學家的哲學觀變遷，而哲學體系的重建則植根于哲學家對科學進展的考量?？傊?，科學與哲學是人類理性鏈條中的兩個互相依存、彼此轉(zhuǎn)化的環(huán)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