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政權(quán)建立100余年間，學(xué)術(shù)文化事業(yè)出現(xiàn)繁盛景象。仁宗即位后，潛伏的社會危機逐漸暴露，“慶歷新政”曇花一現(xiàn)，仁宗君臣面對內(nèi)外交困的時局，向往唐朝“為國長久”，掀起朝堂議政必引唐代故事的風(fēng)氣。在《新唐書》修成之前，已經(jīng)出現(xiàn)一批以《春秋》義例褒貶唐代史事的著述，其代表可謂孫甫《唐史記》75卷。孫甫以（舊）《唐書》“繁冗、遺略，多失體法”，“治亂之本亦未之明，勸戒之道亦未之著”，遂“用編年之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司馬光為之作“書后”，歐陽修、蘇軾等以其為舊史所不及。改用編年、效法《春秋》受到推重。孫甫說得非常清楚：“《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代王者賞罰。時之為惡者眾，率辨其心跡而貶之，使惡名不朽。為君者、為臣者見為惡之效，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盵1]在這樣的社會、學(xué)術(shù)氛圍下，司馬光登上歷史舞臺，一方面從政實施其改變社會危機的主張，一方面進行著述改斷代紀(jì)傳史為通古編年史，將中國編年史推向頂峰，與紀(jì)傳史始祖司馬遷并駕齊驅(qū)，被譽為“兩司馬”，成為中國史學(xué)最高成就的象征。
一、纂集經(jīng)過
《資治通鑒》的纂集，應(yīng)當(dāng)從《歷年圖》說起。英宗即位第二年改元治平，治平元年（1064）三月，司馬光進其所纂《歷年圖》，則《歷年圖》當(dāng)纂于此前。《記歷年圖后》述其初衷：“光頃歲讀史，患其文繁事廣，不能得其綱要，又諸國分列，歲時先后，參差不齊，乃上采共和以來，下訖五代，略記國家興衰大跡，集為五圖。每圖為五重，每重為六十行，每行紀(jì)一年之事。其年取一國為主，而以朱書他國元年綴于其下。蓋欲指其元年，以推二、三、四、五，則從可知矣。凡一千八百年，命曰《歷年圖》。其書雜亂無法，聊以私便于討論，不敢廣布他人也?！盵2]此時司馬光主要考慮的是舊史“文繁事廣，不能得其綱要”，“諸國分列，歲時先后，參差不齊”，集為五圖，用朱、墨兩色文字，都是為了“聊以私便于討論”。而且其起始之年為“共和”，并非戰(zhàn)國“三家分晉”。隨后不久，奏其《通志》8卷，進書表這樣寫：“臣有先所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盡秦二世三年，《史記》之外，參以他書，于七國興亡之跡，大略可見?！盵3]《通志》8卷，即《資治通鑒》周紀(jì)5卷、秦紀(jì)3卷。
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龍圖閣直學(xué)士兼侍講司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跡”，于是司馬光進奏曰：
自少已來，略涉群史。竊見紀(jì)傳之體，文字繁多，雖以衡門專學(xué)之士，往往讀之不能周浹，況于帝王，日有萬機，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誠為未易。竊不自揆，常欲上自戰(zhàn)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書，凡關(guān)國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為可法，惡為可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傳》體，為編年一書，名曰《通志》。其余浮冗之文，悉刪去不載，庶幾聽覽不勞，而聞見甚博。……頃臣曾以戰(zhàn)國八卷上進，幸蒙賜覽，今所奉詔旨，未審令臣續(xù)成此書，或別有編集？若續(xù)此書，欲乞亦以《通志》為名。其書上下貫穿千余載，固非愚臣所能獨修。[4]
同時，以劉恕、趙錫君皆習(xí)史學(xué)，為眾人所推，欲望特差二人同修。“詔從之，而令接所進書八卷編集，俟書成取旨賜名。”其后，趙君錫以父喪而不赴，命劉攽代之。
據(jù)司馬光后來所寫《資治通鑒進書表》追述，“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于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秘閣書籍，賜以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神宗即位當(dāng)年，治平四年（1067）十月，親制序云：“嘗命龍圖閣直學(xué)士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跡，俾就秘閣翻閱，給吏史筆札，起周威烈王，訖于五代”，“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列于戶牅之間而盡古今之統(tǒng)，博而得其要，簡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賜其書名曰《資治通鑒》，以著朕之志焉耳”，令書成后寫入，司馬光立即寫了《謝賜資治通鑒序表》。同時，“又賜潁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5]。熙寧三年（1070）六月，司馬光請以范祖禹同修。元豐元年（1078）九月劉恕卒，十月請以子司馬康充編修《資治通鑒》所檢閱文字。其后，神宗又“賜以潁邸舊書二千四百卷”。
參預(yù)全書編纂者，前后總共5人，即進書表末所列名單：檢閱文字——司馬康，同 修——范祖禹、劉恕、劉攽，編集——司馬光。同修三人，劉恕、劉攽先入局，劉攽負(fù)責(zé)漢，劉恕負(fù)責(zé)三國兩晉南北朝至隋。熙寧三年范祖禹入局后，負(fù)責(zé)唐及五代，如司馬康所云：
此書（《資治通鑒》）成蓋得人焉?！妒酚洝贰⑶昂鬂h則劉貢父，三國歷九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迄五代則范純甫。[6]
自清全祖望《通鑒分修諸子考》提出劉攽負(fù)責(zé)兩漢至魏晉南北朝，劉恕負(fù)責(zé)五代，范祖禹負(fù)責(zé)唐以來，兩種說法長期并存。近30年來較為通行的說法是：劉恕、劉攽先入局，劉攽負(fù)責(zé)漢，劉恕負(fù)責(zé)魏晉南北朝至隋，范祖禹入局后調(diào)整分工，劉攽接替劉恕負(fù)責(zé)南北朝，范祖禹負(fù)責(zé)唐，劉恕轉(zhuǎn)而負(fù)責(zé)五代，劉恕卒后，五代由范祖禹接替。[7]
分工的同時，從收集資料到進行編纂，有著一套嚴(yán)謹(jǐn)?shù)某绦颉帉憛材?、長編，進行考異，最后定稿。所謂叢目、長編，從司馬光《答范夢得》的書信中“夢得今來所作叢目”以及“自《舊唐書》以下俱未曾附注，如何遽可作長編”等內(nèi)容知道，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又明確指出：“臣竊聞司馬光之作《資治通鑒》也，先使其僚采摭異聞，以年月日為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盵8]據(jù)此書信，叢目，以一書為主，標(biāo)出事目，按時間順序剪貼排列，然后將收集的相關(guān)史料增補進來，附注史料出處，即所謂“稍干時事者，皆須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無日附于其月之下，稱是月；無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稱是歲；無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有無事可附者則約其時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眳材康幕疽笫恰暗耘c其事相涉者即注之，過多不害”。長編，依叢目順序?qū)⑼皇履肯滤惺妨先繖z出，參照比較，決定取舍，并進行文字加工，用大字寫成正文。有歧異的不同記載，則用小字附注于正文之下，“其中事同文異者，則請擇一明白詳備者錄之。彼此互有詳略，則請左右采獲，錯綜銓次，自用文辭修正之，一如《左傳》敘事之體也。此并作大字寫。若彼此年月事跡有相違戾不同者，則請選擇一證據(jù)分明、情理近于得實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為敘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逼浠驹瓌t是：“大抵長編，寧失于繁，毋失于略?！盵9]
叢目、長編，是在司馬光的統(tǒng)一指導(dǎo)下，由“同修”三人分別進行，最終集于司馬光一手完成。劉恕之子劉羲仲在《通鑒問疑》中回憶：“先人在書局，止類事跡，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遍L編附注有歧異的記載，經(jīng)司馬光最終審定，說明取舍，形成“考異”。全書經(jīng)司馬光刪其繁冗，考其異同，錘煉文字，形成定稿。具體情況，可從其寫給宋次道的信中窺見一斑：
某自到洛以來，專以修《資治通鑒》為事，于今八年，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以來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夢得將諸書依年月編次為草卷，每四丈截為一卷。自課三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則追補。自前秋始刪，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歷末年耳。向后卷數(shù)又須倍此，共計不減六七百卷，更須三年，方可粗成編。又須細(xì)刪，所存不過數(shù)十卷而已。[10]
由此可以知道，僅唐代長編就多達“六七百卷”，司馬光花費4年時光才最后刪定成為81卷。正因為司馬光充分發(fā)揮了主編的主導(dǎo)作用，才使《資治通鑒》結(jié)構(gòu)渾然一體、文字一氣呵成。
自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其編歷代君臣事跡，“每修一代史畢，上之”，至神宗元豐七年（1084）十二月“上《五代紀(jì)》三十卷，總二百九十四卷，《目錄》、《考異》各三十卷”[11]。這里先談一談《目錄》、《考異》。
關(guān)于《目錄》30卷，《進資治通鑒表》中這樣寫：“又略舉事目，年經(jīng)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三十卷?！蹦康摹詡錂z尋，編纂——略舉事目。具體形式：上方，首載歲陽、歲名紀(jì)年，并載以劉羲叟《長歷》氣朔、閏月以及各史所記七政（即日月與五星）之變，補《資治通鑒》書中歷法及天象之不足；目錄仿《史記》、《漢書》年表，年經(jīng)國緯，略舉事目，并撮書中精要之語散于其間，提綱挈領(lǐng)，頗似《資治通鑒》簡本；下方，標(biāo)注明《資治通鑒》卷數(shù)，以便知某事在某年、某卷。清四庫館臣評論說：“兼用目錄之體，則光之創(chuàng)立。《通鑒》為紀(jì)、志、傳之總會，此書又《通鑒》之總會也。”[12]
關(guān)于《考異》30卷，進書表如此說：“又參考群書，評其異同，俾歸一途，為《考異》三十卷?！贝思础氨殚喤f史，旁及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抉擇幽隱，較計毫厘”的考辨。所謂考異，即上引司馬光《答范夢得》中“若彼此年月事跡有相違戾不同者，則請選擇一證據(jù)分明、情理近于得實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為敘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涉及范圍極為廣泛，大凡時間、地點、人物、史實有疑點者，或各書記載不同，均加考辨，說明取舍?？籍悆?nèi)容，包括考證時間、考證地理、考證人物、考證事件。考異方法，一是以本校、對校、他校、理校等校勘方法校改文獻錯訛，二是不取不合情理的記載，或駁斥荒誕不經(jīng)的妄說?！盀閿⑹鏊匀〈松岜酥狻保抉R光還規(guī)定了“考異”的具體格式：
先注所舍者云，某書云云，某書云云，今案某書證驗云云，或無證驗，則以事理推之云云，今從某書為定。若無以考其虛實是非者，則云今兩存之。
人們所見《考異》文字，基本都是按照這一格式書寫。循此格式，既便于閱讀、對照，也有助于對史事進行深入研究?！犊籍悺?0卷，歷來頗受推崇，被認(rèn)為“光既擇可信者從之，復(fù)參考同異，別為此書。辯證謬誤，以祛將來之惑。”同時更認(rèn)為：“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書明其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實自光始?！盵13]30卷《考異》最初單行，據(jù)胡三省乙酉（1345）《新注資治通鑒序》，在浙東騷亂過后，“復(fù)購得他本為之注，始以《考異》及所注者散入《通鑒》各文之下”，即自胡三省注本始，《考異》或單行，或散入《資治通鑒》，兩種形式并行于世。
司馬光自謂“遍閱舊史，旁及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那么《資治通鑒》究竟采用多少舊史、小說呢？對此，自宋以來不斷有人進行統(tǒng)計。南宋高似孫在《緯略》說：“《通鑒》采正史之外，其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二家?！盵14]清四庫館臣以“其采用之書，正史之外，雜史至三百二十二種?！盵15]此后，多以高似孫所說“二百”為“三百”之誤。不過，高似孫在另一書中對引書作有詳考，明確指出：“司馬公《通鑒》，今人但以為取諸正史，予嘗窮極《通鑒》用功處，因有用史、用志傳，或用他書，萃成一段者，則其為功切矣，其所采取亦博矣。乃以其所用之書，隨事歸之于下，凡七年而后成，《通鑒》中所引援二百二十余家?！盵16]同時，詳列書目，起《史記》，至《武威王廟碑》，共計226種（其中《唐列圣實錄》僅為一目），與《緯略》所說“二百二十二家”稍有出入，并非“二百”為“三百”之誤。若以《緯略》222家加正史19家，也不過241種。清同治、光緒中，胡元常依《通鑒考異》所見書目作《通鑒引用書目考》，“凡得二百七十二種，惟文集則不列其目。”[17]其所列書目，較高似孫《緯略》多31種，并注明作者、卷數(shù)。民國年間，張須“以《通鑒考異》所見書名為主”，分為正史、編年、別史、雜史、霸史、傳記、奏議、地理、小說、諸子10類“以究溫公探索所至，兼明去取之由”，共得301種，除去正史25種，“雜史諸書”為276種，又除去諸子，得書267種。[18]20世紀(jì)80年代，圍繞張須的統(tǒng)計，又有過不同的考辨。陳光崇認(rèn)定為359種，是迄今統(tǒng)計數(shù)目最多的一說。高振鐸認(rèn)定為339種，周征松認(rèn)定為356種。[19]上述各家統(tǒng)計,除對具體書目認(rèn)識不同外，主要是統(tǒng)計標(biāo)準(zhǔn)不一,究竟是以《通鑒考異》引書為標(biāo)準(zhǔn)，還是以《通鑒》引書為標(biāo)準(zhǔn)？盡管如此，但說《通鑒考異》引書約340種還是完全可信的。
通過《考異》引書，可以探索《資治通鑒》的史源。這里僅作簡要提示，以見其取材的基本原則。戰(zhàn)國至秦統(tǒng)一，共出“考異”5條，基本源于《史記》，都是用內(nèi)證和本校法。西漢一代，主要源于班固《漢書》，參以荀悅《漢紀(jì)》。漢高祖至漢武帝，若史事沒有異說而《史記》、《漢書》有異文，一般依《漢書》，或互有取舍，綜合采用。昭帝以下，以《漢書》為主，《考異》引書僅荀悅《漢紀(jì)》、伶玄《飛燕外傳》（一作《趙后外傳》）、葛洪《西京雜記》等數(shù)種。因荀悅《漢紀(jì)》改《漢書》而來，當(dāng)二書有異文時，通常從《漢書》而舍《漢紀(jì)》。東漢一代，史書漸多，以范曄《后漢書》為主，兼采袁宏《后漢紀(jì)》，其他則更次之。三國時期，以陳壽《三國志》為主要依據(jù)，敘漢獻帝事多取《獻帝起居注》，敘孫策事多依虞溥《江表傳》。兩晉史以《晉書》為主要史源，晉統(tǒng)一之前多以《三國志》?！稌x書》，晉、宋之交多與沈約《宋書》參校。東晉、南北朝，加之十六國，記載既多又各異，從《考異》情況看，通常以事發(fā)地史書為主：即南朝史事，多取宋、齊、梁、陳各史及《南史》；北朝史事，多取魏、北齊、周、隋各史及《北史》。隋唐時期，《考異》引書約占全部引書的3／4，史源紛繁，因而《考異》占23卷，文字明顯增長，往往超過千言，甚至有長達2500余字者，取舍情況最為復(fù)雜，以“正史”、實錄為基本史源，“正史”中又以取《舊唐書》為多。五代時期，同樣以“正史”、實錄為基本史源，“正史”則以取《舊五代史》為多，基本不取《新五代史》。[20]
最后，從《資治通鑒》書名說兩個歷來多未注意到的問題。其一，司馬光最初名其書為“通志”，而且成為《史記》之后“通前代之史，會天下之書”的鴻篇巨制，比鄭樵以“會通之法”編纂《通志》要早77年。要不是宋神宗賜名《資治通鑒》，或許后人會見到兩部《通志》，一為北宋時司馬光所修編年體《通志》，一為南宋時鄭樵所修紀(jì)傳體《通志》，或許鄭樵另為其紀(jì)傳體通史取一個書名。其二，司馬光自名其書“通志”，而英宗卻命其“編歷代君臣事跡”，與真宗景德二年令王欽若、楊億“修歷代君臣事跡”，兩者“圣意”全同，真宗賜前書名《冊府元龜》，神宗賜后者名《資治通鑒》。不同的是，前者為類書，直錄原始文獻原文，后者為編年史，博采、詳考而后重加撰寫；前者“惟取六經(jīng)子史，不錄小說雜書”[21]，后者不僅“遍閱舊史，旁及小說”，還強調(diào)“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jù)，雜史、小說未必皆無憑，在高鑒擇之?！盵22]南宋洪邁有一比較兩書取材的論述，指明《冊府元龜》不取“異端小說”，并列各類書目存在的問題，其結(jié)果造成“遺棄既多”。緊接著，舉《資治通鑒》取材“雜史、瑣說、家傳”的情況，反而事實“皆本末粲然”：
如《資治通鑒》則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敘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爭，用《諫錄》；李絳議奏，用《李司空論事》；睢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用《涼公平蔡錄》；李泌事，用《鄴侯家傳》；李德裕太原、澤潞、回鶻事，用《兩朝獻替記》；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后史補》；韓偓鳳翔謀畫，用《金鑾密記》；平龐勛，用《彭門紀(jì)亂》；討裘甫，用《平剡錄》；記畢師鐸、呂用之事，用《廣陵妖亂志》。皆本末粲然，然則雜史、瑣說、家傳，豈可盡廢也！[23]
充分肯定“雜史、瑣說、家傳”的史學(xué)價值及史料意義。
二、編纂特點
從《記歷年圖后》、《進通志表》看，司馬光編著目的最初只是患舊史“文繁事廣，不能得其綱要”，“刪取其要，為編年一書”，使“興亡之跡，大略可見”，并沒有非常明確的“資治”用意。當(dāng)英宗命其編“歷代君臣事跡”之后，才進一步表示“凡關(guān)國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為可法，惡為可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傳》體，為編年一書”，有了為帝王提供鑒戒的意圖。至神宗“賜其書名曰《資治通鑒》，以著朕之志焉耳”，確定其著書主旨。因而，《進資治通鑒表》中才有這樣的完整敘述：
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于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guān)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為可法，惡為可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后有倫，精粗不雜?！菹聦捚渫髦D，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閑之宴，時賜省覽，監(jiān)前代之興衰，考當(dāng)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之群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愿永畢矣。
顯然，這是在前三次（進《歷年圖》、進《通志》、編“歷代君臣事跡”）的基礎(chǔ)上，增加了伏望陛下“時賜省覽，監(jiān)前代之興衰，考當(dāng)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的意愿和希望，這無疑與神宗賜書名《資治通鑒》有關(guān)，但還要看到與其政治主張的關(guān)聯(lián)。
一、非有正閏之辨，止為紀(jì)年銜接
《資治通鑒》全書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至五代后周顯德六年（959），編年記述1362年史事。因其“記國家興衰大跡”，所以是一部以政權(quán)興衰為中心的編年體通史，具體分卷情況如下：
周紀(jì)（前403－前256）5卷 秦紀(jì)（前255－前207）3卷
漢紀(jì)（前206－219）60卷 魏紀(jì)（220－264）10卷
晉紀(jì)（265－419）40卷 宋紀(jì)（420－478）16卷
齊紀(jì)（479－501）10卷 梁紀(jì)（502－556）22卷
陳紀(jì)（557－588）10卷 隋紀(jì)（589－617）8卷
唐紀(jì)（618－906）81卷 后梁紀(jì)（907－922）6卷
后唐紀(jì)（923－935）8卷 后晉紀(jì)（936－946）6卷
后漢紀(jì)（947－950）4卷 后周紀(jì)（951－959）5卷
如此分卷，三國時不見蜀、吳紀(jì)年，南北朝時不見北魏、北齊、北周紀(jì)年，五代時不見十國紀(jì)年，特別是三國時沒有蜀紀(jì)，在當(dāng)時以至后來均有議論。劉恕寫信表示：“正統(tǒng)之論，興于漢儒，推五行相生，指璽紱相傳，以為正統(tǒng)?！舸呵餆o二主，則吳楚同諸侯也。史書非若《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而魏晉南北五代之際，以勢力相敵，遂分裂天下，其名分位號異乎周之于吳楚，安得強拔一國謂之正統(tǒng)，余皆為僭偽乎？”[24]南宋周密說：“正閏之說尚矣。歐公作《正統(tǒng)論》則章望之著《明統(tǒng)論》以非之，溫公作《通鑒》則朱晦庵作《綱目》以糾之。張敬夫亦著《經(jīng)世紀(jì)年》，直以蜀先主上繼漢獻帝?！盵25]司馬光特別在卷69蜀先主劉備即皇帝位，改元章武處，寫下一則800余字的“臣光曰”表明自己的觀點：“漢興，學(xué)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為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于是正閏之論興矣?！且哉c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敝赋稣c之說的產(chǎn)生，并以歷史事實點明其不能自圓其說，進而闡述自己的編著原則：
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jù)其功業(yè)之實而言之。
周、秦、漢、晉、隋、唐混一九州，以其年號紀(jì)年，“不誣事實，近于至公”。分裂時期以三國魏、南朝宋、齊、梁、陳年號紀(jì)年，是因為它們的年號不僅與漢、晉、唐前后銜接，而且它們彼此之間年號也是銜接的，并不存在“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的意思。如果三國時以蜀之年號紀(jì)年，歷史紀(jì)年將會出現(xiàn)空擋：曹丕廢漢獻帝稱帝，東漢政權(quán)不復(fù)存在，時在建安二十四年（219），而蜀先主劉備稱帝在章武元年（221），則公元220年既無東漢年號，又無蜀漢年號，只有曹魏年號——黃初二年。若“直以蜀先主上繼漢獻帝”，則歷史紀(jì)年于此無年號紀(jì)年。蜀亡于公元263年，西晉代魏在公元265年，公元264年同樣無年號紀(jì)年。北朝有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與十六國，五代時期又十國，情況更為復(fù)雜，年號相互交錯，如何紀(jì)年既能“不誣事實”，又能見到“事之先后”的順序？斷代為史，不存在這個問題。紀(jì)傳體通史，也不存在這個問題。惟有編年體通史才會遇到這一難題，必須在“不誣事實”的前提下妥善解決。司馬光提出的上述原則，是符合客觀歷史進程的惟一可行方法。司馬光的以上論述表明：一不仿效《春秋》“立褒貶之法”，二為解決紀(jì)年連貫、“不誣事實”的問題。胡三省最得其要領(lǐng)，點評也最為簡要：“溫公紀(jì)年之意，具于此論?！边@的確集中反映出司馬光編寫編年體通史的編纂思想，而宋、元以來多為人們所忽視，或為理學(xué)家們所歪曲，我們應(yīng)該充分認(rèn)識這一論述的歷史編纂學(xué)意義。
二、“關(guān)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
通常談《資治通鑒》，大都強調(diào)其“監(jiān)前代之興衰，考當(dāng)今之得失”，上面已指出這是在神宗賜書名之后司馬光才明確增加的意愿。就其初衷而言，“專取關(guān)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不僅治平三年四月奏、《進資治通鑒表》，就是書中的“臣光曰”（卷69），都一再強調(diào)這十個字，足見司馬光對“關(guān)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的高度重視。明確將“國家興衰”與“生民休戚”并列作為敘事的基本內(nèi)容，是《資治通鑒》的重要特點和突出成就。
1、“治世至寡，亂世至多；得之甚難，失之甚易”
司馬光之前的十七史，自《漢書》始，以敘各朝各代之興為主，用大量篇幅記其創(chuàng)業(yè)、治世、盛世的輝煌以及相關(guān)君臣的嘉言美行，而記其衰敗、衰世、亂亡及其相關(guān)君臣的種種事跡則往往簡單從事，幾乎都是“虎頭蛇尾”。司馬光以其“通識”審視1362年史事，十分清楚地看到，后一皇朝的創(chuàng)業(yè)史正是前一皇朝的衰亡史，進而總結(jié)說：
自古以來，治世至寡，亂世至多；得之甚難，失之甚易也。[26]
因此，《資治通鑒》敘事，在“關(guān)國家興衰”方面，注重“興”的同時，更關(guān)注其“衰”。全書編纂充分體現(xiàn)了這一通識，敘各朝各代，均是亂世篇幅超過治世篇幅。
敘漢、唐“治世”，其末世篇幅超過盛世篇幅：西漢文帝、景帝約4卷，而末世平帝、王莽、更始亦4卷；東漢光武約5卷，而獻帝卻多達10卷有余。唐太宗7卷，玄宗開元4卷，僖宗5卷、昭宗8卷?！爸问馈钡膬纱蟮蹏獫h、唐，其末代皇帝（漢獻帝、唐昭宗）所占篇卷，較任何其他帝王都多。
在所謂“亂世”，也有“治”與“亂”之別，西晉武帝3卷多，惠帝亦3卷多，“八王之亂”至西晉亡4卷。至于宋文帝8卷、梁武帝18卷，并非因為他們是“亂世”之中的小“治世”，主要因為其在位期間正是北朝的“亂世”（十六國中西秦、北涼、北燕、夏與北魏并存，北魏正分裂為東魏、西魏），所記內(nèi)容實際是頭緒最亂的一個時期。卷122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五月記事，完全是北魏之事，其敘“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陁、鄯善、焉耆、車師、粟特九國入貢于魏”，確如其所說“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類似情況非常普遍，只不過用南朝年號，紀(jì)北朝史事而已。
“專取關(guān)國家興衰，為編年一書”的著述宗旨，決定《資治通鑒》以敘皇朝興亡之跡為主線，無疑是一部政治史。而戰(zhàn)爭是政治的繼續(xù)，具有戰(zhàn)略意義的戰(zhàn)爭往往決定國之興亡、盛衰，因而書中用重墨描寫關(guān)系政權(quán)存亡或政治格局變化的重大戰(zhàn)役。昆陽之戰(zhàn)決定王莽政權(quán)的存亡，在某種意義上也決定了劉秀的命運。赤壁之戰(zhàn)關(guān)系三國鼎立局面能否形成，肥水之戰(zhàn)關(guān)系南北對峙及北方政局。這三次戰(zhàn)役的勝負(fù)，對于中國歷史進程都產(chǎn)生著巨大的影響。而這三次戰(zhàn)役，又都是中國戰(zhàn)爭史上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范例，自然為司馬光所矚目。
他如袁、曹官渡之戰(zhàn)，高歡、宇文泰沙苑之戰(zhàn)，李愬雪夜襲蔡州，朱溫、李存勗夾寨之戰(zhàn)等，無一不是事關(guān)時局的戰(zhàn)事，無一不是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zhàn)事。司馬光不僅描寫戰(zhàn)爭生動翔實、本末分明，而且十分關(guān)注用兵之道。卷1記吳起善用兵、“與士卒分勞苦”的同時，又于安王十五年記吳起與魏武侯論國之存亡“在德不在險”的問對。卷2記孫臏、龐涓桂陵之戰(zhàn)、馬陵之戰(zhàn)，盛贊孫臏軍事天才。晚唐藩鎮(zhèn)跋扈，朝廷姑息，司馬光大段大段摘錄杜牧《罪言》、《原十六衛(wèi)》、《戰(zhàn)論》、《守論》原文及注《孫子》序：“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武，離而俱行，因使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茍有言者，世以為粗暴異人，人不比數(shù)。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27]顧炎武稱《資治通鑒》“所載兵法甚詳，凡亡國之臣，盜賊之佐，茍有一策，亦具錄之”[28]，足見司馬光對于兵事的重視。
總之，《資治通鑒》敘國家之興衰，矚目的是“治世至寡，亂世至多”；寫戰(zhàn)爭、用兵之道，同樣圍繞“治世至寡，亂世至多”?！爸问乐凉眩瑏y世至多”的客觀歷史實際，必然引出“得之甚難，失之甚易”的歷史經(jīng)驗教訓(xùn)。
2、“系生民休戚”
在司馬光看來，與“國家興衰”緊密相關(guān)的是“生民休戚”?！爸问乐凉眩瑏y世至多；得之甚難，失之甚易”的關(guān)鍵，在國與民的關(guān)系。熙寧三年，一則上疏明確指出：
秦之陳勝、吳廣，漢之赤眉、黃巾，唐之黃巢，皆窮民之所為也。大勢既去，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29]
雖然這是針對新法可能產(chǎn)生的后果在例舉歷史教訓(xùn)，但反映司馬光關(guān)注“生民休戚”的基本宗旨，因此《資治通鑒》敘秦之陳勝、吳廣、漢之赤眉、黃巾，唐之黃巢，都用了大量篇幅，再加之善寫戰(zhàn)爭，更使得秦末、西漢末、東漢末、唐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的篇幅大大超過各史，充分印證其“治世至寡，亂世至多；得之甚難，失之甚易”的論斷。
記隋末亂亡，差不多用了4卷篇幅，以對比手法說明民心向背直接關(guān)系政權(quán)存亡。卷181大業(yè)七年記隋煬帝自征高麗以來，“官吏貪殘，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于是始相聚為群盜?！本o接著寫王薄聚眾長白山，竇建德起而響應(yīng)，特別寫竇建德“能頃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為之致死?！敝链髽I(yè)九年，所謂“群盜所在皆滿，郡縣官因之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由是余黨復(fù)相聚為盜，官軍不能討，以至隋亡?！?/p>
在國與民的關(guān)系中，司馬光十分注重“取信于民”。盡管認(rèn)為商鞅“刻薄”，但對其取信于民卻非常贊賞，借以表達其“國保于民”，“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的認(rèn)識：“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zhàn)攻之世，天下趨于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蓄其民，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30]
《資治通鑒》中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即貞元三年十二月唐德宗畋獵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苦樂。
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鄙显唬骸敖駳q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于稅。后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于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shù)百里，車摧馬斃，破產(chǎn)不能支。愁苦若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yōu)恤，徒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鄙厦鼜?fù)其家。
遍查相關(guān)文獻，均不見此事，當(dāng)源于今天已不可見的《唐德宗實錄》。司馬光不僅將此事寫入《資治通鑒》正文，緊接著還發(fā)議論云：
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郁而不上通，故君勤于上而民不懷，民愁怨于下而君不知，以至于離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獵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間疾苦，此乃千載之遇也。固當(dāng)按有司之廢格詔書、殘虐下民，橫增賦斂，盜匿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樂者而誅之。然后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廢虛文，謹(jǐn)號令，敦誠信，察真?zhèn)危嬷倚?，矜困窮，伸怨滯，則太平之業(yè)可致矣。釋此不為，乃復(fù)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戶戶復(fù)其徭賦乎！[31]
司馬光從數(shù)百種文獻資料中選出此事，并將人君能從小民口中得悉民間疾苦視為“千載之遇”，足以顯見其是如何矚目于“系生民之休戚”的問題！
如果說則天光宅元年十二月記武后殺程務(wù)挺，《考異》引《唐統(tǒng)紀(jì)》武后曰“不愛身而愛百姓”一段記載，司馬光認(rèn)為不足信而“不取”，那么敘五代后周世宗拆毀佛像鑄錢以減輕百姓負(fù)擔(dān)，載入周世宗對侍臣所說“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隨后的“臣光曰”卻則借用了武則天的這句話來稱贊周世宗：“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自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盵32]司馬光是何其希望“不愛身而愛百姓”的君王??！
“系生民休戚”，既是發(fā)揮仁政愛民的優(yōu)良思想，又是對1362興衰史的歷史總結(jié)。
“專取關(guān)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的著述宗旨，決定《資治通鑒》不取符瑞、不記怪異。在《答范夢得》書中，司馬光特別強調(diào)長編的“取此舍彼之意”：“詩賦等若止為文章，詔誥若止為除官，及妖異止于怪誕，詼諧止于取笑之類，便請直刪無妨?！倍把愑兴咏?，詼諧有所補益，并告存之?！蓖瑫r，在“妖異有所儆戒”下加注作具體說明：
凡國家災(zāi)異，本紀(jì)所書者并存之，其本志強附時事者不須也。讖記如李淳風(fēng)言武氏之類，及因而致殺戮、叛亂者并存之，其妄有牽合如木入斗為朱字之類不須也。相貌、符瑞或因此為人所忌，或為人所附，或人主好之而諂者偽造，或?qū)嵱卸尚耪卟⒋嬷溆嗖豁氁?。妖怪或有所儆戒，如鬼書武三思門，或因而生事，如楊慎矜墓流血之類并存之，其余不須也。[33]
三、“不特紀(jì)治亂之跡”
記述皇朝興亡之跡的同時，《資治通鑒》記述了大量與國家盛衰相關(guān)的其他史事。胡三省為《資治通鑒》作注，“歷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注”，“凡紀(jì)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34]因其注《資治通鑒》，深知《資治通鑒》內(nèi)容，特別指出：
溫公作《通鑒》，不特紀(jì)治亂之跡而已，至于禮樂、歷數(shù)、天文、地理，尤致其詳。[35]
注重“禮樂”下面談，這里先談“歷數(shù)”的“尤致其詳”。
司馬光以“古之為史者，必先正其歷，以統(tǒng)萬事，故謂之春秋”[36]，因而特別注重歷法。《資治通鑒》對于北宋以前的歷法修訂，差不多逐一作出記述：漢武帝太初歷（卷21）、漢章帝元和二年四分歷（卷47）、魏明帝景初歷（卷73）、宋文帝元嘉新歷（卷124）、北魏太武帝玄始?xì)v（卷123、126）、祖沖之大明歷（卷129、147）、北魏孝明帝正光歷（卷149）、東魏孝靜帝興和歷（卷158）[37]、北齊文宣帝天保歷（卷163）、北周明帝武成元年更定新歷（卷167）、隋文帝開皇四年甲子元歷（卷176）、隋文帝開皇十七年新歷（卷178）、唐高祖武德元年戊寅歷（186）、唐高宗麟德歷（卷201）、唐玄宗開元大衍歷（卷212、213）、唐肅宗乾元至德歷（卷220）、唐代宗廣德二年五紀(jì)歷（卷223）、唐德宗建中正元歷（卷227）、唐穆宗長慶二年宣明歷（卷242）、唐昭宗景福崇玄歷（卷259）、后周世宗顯德欽天歷（卷293）。[38]《資治通鑒》正文所記這些歷法，均是經(jīng)認(rèn)真考訂后選擇使用的重要歷法，反映歷法在各個歷史時期的進步，如果單獨立目紀(jì)其始末，無疑一部簡明中國歷法史。
再來看“天文”的“尤致其詳”。卷51漢順帝太史令張衡“善機巧，尤致思于天文、陰陽、歷算，作渾天儀，著《靈憲》”；卷123宋文帝元嘉十三年“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zhuǎn)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yīng)”；卷194唐太宗貞觀七年，直太史李淳風(fēng)“奏靈臺候儀制度疏略，但有赤道，請更造渾天黃道儀，許之。癸巳，成而奏之”；卷212唐玄宗開元九年，命僧一行造大衍歷，又命“率府兵曹梁令瓚造黃道游儀，以測候七政”，開元十二年“命太史監(jiān)南宮說等于河南、北平地測日晷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視北極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儀岳臺晷長一尺五寸微強，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長七寸七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長二尺二寸九分，極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二分，極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二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眾星粲然，皆古所未名，大率去南極二十度以上星皆見。”正因為《資治通鑒》如此詳載實測子午線的科學(xué)創(chuàng)舉，胡三省才在注文中寫下上述一段文字，并認(rèn)為“讀《通鑒》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在胡三省注所提及的內(nèi)容之外，特別要指出《資治通鑒》關(guān)于佛教傳入的記述。早在仁宗皇祐四年（1052），司馬光寫有一篇《秀州真如院法堂記》，明確表示出對佛教傳入的看法。自稱“平生不習(xí)佛書，不知所以云者”，但“亦嘗剽聞佛之為人矣”。“夫佛，蓋西域之賢者。其為人也，清儉而寡欲，慈惠而愛物。故服弊補之衣，食蔬糲之食，巖居野處，斥妻屏子，所以自奉甚約，而憚于煩人也。雖草木蟲魚不敢妄殺，蓋欲與物并生而不相害也。凡此之道，皆以涓潔其身不為物累?！薄岸┝髦耍q不免棄本而背原”，乃至“后世之為佛書者，日遠而日訛，莫不侈大其師之言而附益之，以淫怪誣罔之辭以駭俗人而取世資，厚自豐殖，不知饜極。故一衣之費，或百金不若，綺紈之為愈也；一飯之直，或萬錢不若，膾炙之為省也。高堂巨室，以自奉養(yǎng)佛之志。豈如是哉！
天下事佛者，莫不然而?！睂戇@篇《法堂記》“將以明佛之道也，是必深思本源，而勿放蕩于末流?！盵39]駕祐七年（1062），在《論寺額札子》中進一步指明：“竊以釋、老之教，無益治世?！蓖瑫r，也看到“流俗憨愚，崇尚釋、老，積弊已深，不可猝除，故為之禁限，不使繁滋而已?！盵40]
司馬光的如此認(rèn)識，使《資治通鑒》記佛教在各朝各代的興廢十分翔實。若將書中相關(guān)記述聯(lián)貫起來，同樣是一篇佛教在中國的興廢史，不亞于《通鑒紀(jì)事本末》中任何一篇紀(jì)事。以下作簡要摘錄，以供查閱。東漢明帝永平八年，記佛教最初傳入的情況：“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fù)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yīng)，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于其道者，號曰沙門。于是中國始傳其術(shù)，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至桓帝，天子逐漸開始篤好：“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xí)浮屠術(shù)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常躬自禱祠，由是其法浸盛?！盵41]
北朝情形與東漢相似，至十六國后趙佛教開始盛行。石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豫言成敗，數(shù)有驗，敬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謹(jǐn)”，“朝會之日，太子、諸公扶翼上殿，主者唱‘大和尚’，眾坐皆起”，“國人化之，率多事佛，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爭造寺廟，削發(fā)出家。”（卷95）后秦姚興崇信佛教，“以鳩摩羅什為國師，奉之如神，親帥群臣及沙門聽羅什講佛經(jīng)”，“公卿以下皆奉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卷114）。
北魏太武帝與崔浩信奉道教，引發(fā)了天平真君七年“盡誅長安沙門，焚毀經(jīng)像，并敕留臺下四方，令一用長安法”的第一次毀佛之舉，卷124詳記了這一事件經(jīng)過。及高宗即位，“向所毀佛圖，率皆修復(fù)。魏主親為沙門師賢等五人下發(fā)，以師賢為道人統(tǒng)?！盵42]宣武帝時，“佛教盛于洛陽，沙門之外，自西域來者三千余人，魏主別為之永明寺千余間以處之”，使沙門統(tǒng)僧暹等“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閑居寺，極巖壑土木之美。由是遠近承風(fēng)，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共有一萬三百余寺?！盵43]孝明帝熙平元年（516），“胡太后又作永寧寺”，又“作石窟寺于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盛，有金像高八丈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為九層浮圖，掘地筑基，下及黃泉，浮圖高九十丈，上剎復(fù)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盵44]
北齊崇佛黜道、北周禁毀佛道，卷166、171均有記述。隋文帝興復(fù)佛法，“詔境內(nèi)之民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佛像。于是時俗隨風(fēng)而靡”[45]。
南朝佛教流行，以齊、梁為盛。卷136記南齊竟陵王蕭子良身為宰相，“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范縝“盛稱無佛”，展開一場辯論?！白恿紵o以難。縝又著《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zhì)，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猶利之于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論出，朝野喧嘩，難之，終不能屈。”梁武帝興佛，建同泰寺，三次到寺中舍身。第二次幸同泰寺?！霸O(shè)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凈大捨”，“群臣以錢一億萬祈白三寶，奉贖皇帝菩薩，僧眾默許?！盵46]
記述唐代佛事，篇卷更多。高祖武德九年傅奕上疏請除佛法、下詔沙汰僧尼道士，太宗貞觀十三年傅奕臨終戒其子無得學(xué)佛書，武則天天授元年敕藏《大云經(jīng)》、使僧升高座講解，玄宗開元二年姚崇上言沙汰僧尼、毋得創(chuàng)建佛寺，代宗大歷二年君臣皆好佛、內(nèi)外臣民承流相化、政刑日紊，憲宗元和十四年遣使迎佛骨、韓愈上表切諫，武宗會昌五年詔改釋教之弊、毀寺四千六百余、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余，宣宗大中元年“反會昌之政”、僧尼之弊皆復(fù)其舊，懿宗咸通十四年遣使詣法門寺迎佛骨，廣造浮圖，競為侈靡。五代十國時期，后晉、閩王、楚王、后周世宗等崇佛、毀佛情況，亦均有記述。
以如此篇幅記述佛教興廢，卻沒有關(guān)于法顯、玄奘西行求法的記述，也沒有佛教各宗在唐代興衰的記述，顯然其目光還是集中在與“國家盛衰、生民休戚”相關(guān)的佛教事上，這是不能不指出的。
總之，《資治通鑒》確如胡三省所說“不特紀(jì)治亂之跡而已”，而于文化史方面的內(nèi)容亦有可謂“尤致其詳”者，諸如諸子思想，釋、道崇廢，經(jīng)籍藝文、科學(xué)技術(shù)（天文歷法、雕版印刷、都市建筑、水利工程）等，只不過需要從浩瀚的篇卷中細(xì)細(xì)爬梳，這正是編年史體裁的局限。
順便說一下《資治通鑒》的不記史學(xué)，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并建玄學(xué)、史學(xué)、文學(xué)、儒學(xué)為四學(xué)。對此，司馬光寫有一則“臣光曰”：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笨鬃釉唬骸稗o達而已矣。”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至于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教也。夫?qū)W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xué)哉！[47]
編寫史著的司馬光為何這樣認(rèn)識史學(xué)，其所編著的《資治通鑒》是儒是史？或許正因為此，才如胡三省所說，書中頗多“欲存之以示警”者，“此其微意，后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48]
四、欲存示警的“微意”
因事立論、感慨而發(fā)，是《資治通鑒》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繼承《左傳》“君子曰”和各紀(jì)傳史“史臣曰”的傳統(tǒng)。司馬光本人所寫“臣光曰”118則，引前人（自荀子至歐陽修）議論97則。胡三省在《新注資治通鑒序》中指出，“治平、熙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其忠憤感慨不能自己于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边@是在告訴讀者，司馬光在現(xiàn)實中“議國事相是非”有不能“言者”，借《資治通鑒》以發(fā)其“忠憤感慨”。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分別見于卷1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卷51漢順帝永建二年、卷192唐太宗貞觀二年“臣光曰”，讀者自見可明?！袄畹略！⑴Ｉ鏍幘S州事”，下面有述。
1、以禮為紀(jì)綱
開篇第一句“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之后，便有一則近千字的“臣光曰”，開頭兩段這樣寫：
臣聞天子之職莫大于禮，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謂禮？紀(jì)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夫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于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jì)綱哉！……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
“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于一人”，必須“以禮為之紀(jì)綱”，才能維系和鞏固等級統(tǒng)治。全書以三家分晉為開端，就是因為“三晉之列于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因而司馬光感嘆：“烏呼！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圣賢之后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
敘西漢高帝七年事，借叔孫通制禮，“臣光曰”進一步發(fā)揮“禮”的功用：
禮之為物大矣！用之于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于家，則內(nèi)外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于鄉(xiāng)，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國，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jì)綱正焉。
同時指責(zé)叔孫通“徒竊禮之糠粃，以依世、諧俗、取寵而已，遂使先王之禮倫沒而不振，以迄于今，豈不痛甚矣哉！”
以禮為紀(jì)綱，國家治亂、人物功過，均以是否重禮、以禮進行教化為衡量標(biāo)準(zhǔn)。卷68建安二十四年末“臣光曰”總結(jié)東漢盛衰：
光武遭漢中衰，群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jīng)術(shù)，賓延儒雅，廣開學(xué)校，修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匀韧觯L(fēng)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quán)，嬖幸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渾淆，是非顛倒，可謂亂矣。……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烝民涂炭，大命隕絕，不可復(fù)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49]
顯然與開篇的“臣光曰”前后呼應(yīng)，將東漢末與東周末相比擬。
中唐以下藩鎮(zhèn)割據(jù)，朝廷姑息。唐肅宗乾元元年，平盧節(jié)度使王玄志卒，裨將李懷玉殺其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為節(jié)度副使，節(jié)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對此，又一則“臣光曰”發(fā)論：
今唐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
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涂炭，無所控訴，凡二百余年，然后大宋受命。[50]
不僅治天下用禮，治軍也要用禮，禮為綱紀(jì)，貫穿社會上上下下、方方面面！
2、用賢為本，立法是末
用賢為本，立法是末，既是司馬光“以禮為綱紀(jì)”的重要內(nèi)容，又與其時政主張緊密相關(guān)。
東漢靈帝熹平四年，為避免“州郡相黨”，下制實行回避，“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jiān)臨”，即婚姻之家及其親屬，不得在兩家所在州交互為官。因“禁忌轉(zhuǎn)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臣光曰”評論說：
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泵魍踔?jǐn)擇忠賢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私，法制不煩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執(zhí)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以閡文者不賞，為奸者以巧法免誅，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
所謂本，即用賢也；所謂末，即立法（禁令）也。批評“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財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接著話鋒一轉(zhuǎn)：“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為笑而深為可戒哉！”[51]顯然，這是在“借古諷今”、影射時政。
三國魏明帝景初元年，劉卲作百官考課法，百官議而不決，事竟不行?！俺脊庠弧闭f得更加明白：“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賢所難也。是故求之于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淆；考之于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zhèn)蜗嗝?。要之，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為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無所復(fù)逃矣。茍為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為曲私欺罔之資也。”同時表示反對“為之善法，繁其條目，謹(jǐn)其簿書”，認(rèn)為劉卲之法是“不得其本而趨其末”。[52]
用賢為本，司馬光特別矚目東漢光武帝。對其即位后先訪求賢才，“臣光曰”評論道：“光武即位之初，群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quán)略詭辯之士，方見重于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于草萊之中，置諸群公之首，宜其光復(fù)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wù)而得其本原故也。”[53]前秦苻堅甘露十二年（370），前燕宗室慕容垂降秦，秦相王猛忌其有雄略，勸苻堅殺之，苻堅不從，王猛又設(shè)計陷害慕容垂，苻堅仍然“待之如舊”。為此，司馬光寫了一段評論：“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吳得伍員而克強楚，漢得陳平而誅項籍，魏得許攸而破袁紹，彼敵國之材臣，來為己用，進取之良資也?！盵54]此外，在《稽古錄》等相關(guān)的著述中，也有類似的表述，如對唐在“六年之中，海內(nèi)威服，何成功之速哉？”的回答：“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qū)策英雄，網(wǎng)羅俊乂，好用善謀，樂聞直諫……”[55]
3、息征伐之謀，罷拓土之兵
記歷代邊防，在《資治通鑒》中占有重要位置，明顯地是在“以史為鑒”。面對北疆遼、西夏的侵?jǐn)_，司馬光不滿于熙、豐年間對西夏用兵，認(rèn)為“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其四曰“中國未治，而侵?jǐn)_四夷，得少失多”，而“救急保安之道”中有一點就是“罷拓土開境之兵”[56]，“息征伐之謀”[57]。元祐元年，連上《論西夏札子》、《乞撫納西人札子》、《乞不拒絕西人請地札子》等，主張“返其侵疆”、“禁其私市”，認(rèn)為放棄米脂等寨，可以顯示“帝王之大度，仁人之用心”，若“惜而不與，萬一西人積怨憤之氣，逞兇悖之心”，“長驅(qū)深入，覆軍殺將，將兵連禍結(jié)”，導(dǎo)致“天下騷動”，“雖有米脂等十寨，能有益乎？”[58]強調(diào)“凡邊境安，則中國安，此乃國家安危之機?！盵59]
這樣的施政主張帶進《資治通鑒》，凡窮兵黷武、開邊拓土，一概加以斥責(zé)。太初元年，漢武帝以寵姬李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出兵大宛，“臣光曰”評論道：
夫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系也。茍為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僥幸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愛，不若無功而侯之為愈也。然則武帝有見于封國，無見于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臣曰過矣。[60]
東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匈奴發(fā)生瘟疫，人畜死亡甚多，國力空乏，是用兵的絕好時機，然而光武帝拒絕了這“萬世刻石之功”，表示：“今國無善政，災(zāi)變不息，百姓驚驚惶，人不自保，而復(fù)欲遠事邊處乎！”從此，“諸將莫敢復(fù)言兵事者”。在總評光武時，贊其“雖以征伐濟大業(yè)，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quán)綱，量時度力，舉無工事，故年恢復(fù)前烈，身致太平?！盵61]
歷來對胡三省所說“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認(rèn)識不一，現(xiàn)將其事稍加介紹。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眾奔成都，西川節(jié)度使李德裕具奏其狀，宰相牛僧孺以受降會“失信”吐蕃，若其“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即使“得百維州何所用之”，遂命西川節(jié)度使李德裕以其城歸吐蕃，悉怛謀及所與來降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于境上，極其慘酷”。至武宗會昌三年，李德裕為相，追論此事，有詔追贈悉怛謀右衛(wèi)將軍?！俺脊庠弧痹u論云：“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guān)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亡義猶恥之，況天子乎！……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胡三省注：“元祐之初，棄米脂等四寨以與西夏，蓋當(dāng)時國論大指如此。”[62]正是指上述司馬光欲將米脂四寨及熙河等讓給西夏，終因安燾、孫路以地圖力爭而止。
任何史書借古諷今、影射現(xiàn)實，都難免歪曲歷史、混淆是非，這是研讀史書時必須注意的問題。
不管神宗賜以書名“資治”，還是與司馬光時治主張相關(guān)，但應(yīng)當(dāng)注意兩點：其一，宋神宗賜名《資治通鑒》，雖然明確地將修史與“取鑒”、“資治”聯(lián)系在一起，卻沒有象唐太宗詔修《隋書》等五代史那樣，“覽前王之得失”目的是“為在身之龜鏡”[63]，即沒有以歷代君王得失作為“自身”行為、決策的鑒戒，更多的是要“為臣者”引以為鑒戒，因而不可能有唐太宗的作為，自然也就不可能形成類似“貞觀之治”的局面。其二，司馬光“伏望”神宗“監(jiān)前代之興衰，考當(dāng)今之得失”，創(chuàng)出“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的局面，但他自己也沒有能夠認(rèn)真做到“以史為鑒”。北宋中期形成的新舊黨爭，一直延續(xù)到北宋滅亡，成為當(dāng)時政局的重要特點。司馬光不僅有《朋黨論》的專篇，在《資治通鑒》中對東漢的閹黨與清流之爭、中晚唐的牛李黨爭，都有非常詳細(xì)的記述。卷241唐穆宗長慶元年四月，寫牛李黨爭發(fā)端：“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頃軋，垂四十年?！本?45唐文宗太和八年十一月，寫黨爭進一步發(fā)展：“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緊接著，便是400余字的“臣光曰”：
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p>
胡三省謂“溫公此論，為熙、豐發(fā)也?！彼抉R光能夠清楚地認(rèn)識歷史上的朋黨之爭，卻難以跳出現(xiàn)實中朋黨之爭的泥潭，《資治通鑒》的“取鑒”、“資治”功用因此大為遜色！大凡史書只寫給別人看，讓別人“以史為鑒”而不是為“在身之龜鏡”，其鑒戒功用還能有多少實效？這正是中國史學(xué)和中國史家的悲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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