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曙光
一杯清茶，滿屋書香，先生的寓所一如他的為人，簡潔明爽而富有書卷氣息。這是一位藹然長者，一位幾分鐘便會讓你的拘謹蕩然無存的長者。日光燈散出柔和的光，照著書桌上面厚厚的文稿，可知他在炎熱的夏日的中午仍伏案不輟。
一、郭沫若——學術靈魂的導師
煙圈沿著手指繚繞，漫過他飽經(jīng)了風霜的臉龐，裊裊地上升，似乎把人帶到一個幽深遙遠而又彌滿了無限懷想的時代。他深情地說：“郭老是我學術靈魂的導師……”
1927年，鄒衡生于湖南省澧水之濱。中學時代，他伴著抗戰(zhàn)的烽火長大，飽嘗了顛沛流離的滋味。1947年，年將弱冠的鄒衡如愿考入北大法律系，圓了他的少年“紅樓”夢。
人生常有這樣的“偶然”，偶然的一瞥也許造就一生的伴侶，偶然的一個抉擇，也許奠定一生的基業(yè)，劃定一生的航線。1949年，中國人的一個選擇，對于這個民族的意義不言而喻；而鄒衡先生的一個選擇，對于他的人生而言，也許具有同樣重大的意義。這一年，鄒先生拋棄了公費優(yōu)厚、“前程”遠大的法律系，毅然轉(zhuǎn)入史學系學習。這一段軼事引起我們極大興趣。談及往事，鄒先生興致盎然：“這要得益于當時寬松自由的辦學氣氛。剛進北大，我們就像劉姥姥進大觀園，處處覺得新奇，到處是新鮮未知的東西?！碑敃r先生的興趣十分廣泛，在北大這片知識的海洋里，他如魚得水，暢游無礙。鄧廣銘先生的歷史課，胡適先生的《水經(jīng)注》講座，許德珩先生的社會學，賀麟先生的《黑格爾》，鄭振鐸先生的小說課，他都聽過。在這種廣收博取的潛移默化的熏陶之下，他的興趣迅速地朝著文史哲文向發(fā)展，而對法律的“感情”卻日漸淡薄。郭沫若有關歷史與考古的著作，尤其使他如癡如醉，不能自已。雖然像《卜辭通纂》、《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等專著對于“外行”的他顯然過于艱深曲奧，然而他卻不以為苦，硬著頭皮啃下去，兀兀窮年，樂此不疲?！拔覍壬闹骱馨莘耆凰膶W術風格和學術精神所吸引。我也同時看到他學術上的遺憾，他終生未解決的難題。我當時就立志順著他的路走下去，發(fā)展下去?！边@是何等大膽的預感，何等驚人的氣魄!他還提到當時北大圖書館館長向達先生，以及史學界的前輩鄭天挺、夏鼐諸位先生，是他們直接促成了他的抉擇，這一個抉擇，也許使中國少了一個平庸的法官，卻從此造就了一個考古學的大家。
二、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說起那段不堪回首的歲月，他的神情卻像在講一段幽默小品。他開心地笑著，那是怎樣一種解脫，一種調(diào)侃，一種瀟灑。他不無自豪地“聲稱”：“我當年是雞鴨鵝總司令……”
同北大許多老學者一樣，鄒先生經(jīng)歷了建國以來多次運動的“考驗”，所受的磨難可以想見。然而從他的神情，他的言談，我們卻感受不到一點喟嘆，一點哀怨，甚至連一絲微微的感傷的痕跡也覺察不到。但在這種樂天的情緒的背后，我卻看到了一種堅忍的品格，一種自強不息的精神，一種對于事業(yè)堅貞不渝的熱情和對于未來的信心。即使最艱苦的時刻，先生也從未放棄對于學術的熱愛。每當夜闌人靜、萬家燈火俱滅的時候，正是他孜孜不倦、沉浸于考古的天地中的時候。閑談之中，鄒先生還想到當年在江西勞動的軼事，歡稱自己是“雞鴨鵝總司令”，而副手只有兩個：一個是陸平，一個是戈華，都堪稱當時鼎鼎大名的人物。
學術研究，需要堅忍不拔的精神與持久不懈的毅力。朱德熙先生曾說：“真正潛心學術的人是要把生命放進去的?！睂τ卩u先生，這并非虛妄之辭。1976年大地震之時，一到夜晚人人熄燈避險，只有鄒衡先生一人仍穩(wěn)坐“漁船”，心無旁騖，挑燈伏案，不為所動。對于考古事業(yè)的執(zhí)著追求，已使他無所畏懼了。
三、卅年鑄劍苦，劍劍鋒芒出
這位當初學法律的年輕人，不久便使世人另眼相看。回想起四十年的學術生涯，先生不無欣慰，不無自信。他推了推厚厚的眼鏡，幽默地說：“我是從千軍萬馬中打出來的……”
1956年，中國考古界的權威刊物《考古學報》發(fā)表了鄒先生的論文《試論鄭州新發(fā)現(xiàn)的殷商文化遺址》，引起學術界不小的震動。在這篇論文中，這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殷墟的年代和分期，用無可辯駁的考古事實，證明了鄭州商文化中期早于殷墟文化，這在當時(特別是國外)不啻是聳人聽聞之說，于是非議迭起。經(jīng)過十幾年的論戰(zhàn)，這一觀點才逐漸為國際學術界所接受。1959年，他又通過對洛陽王灣新石器遺址的發(fā)掘、整理和研究，首次將中國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進行了系統(tǒng)的分期，并解決了二者的過渡關系。進入六十年代，鄒先生對殷墟進行了更為詳細深入的研究。殷墟這塊充滿魅力也布滿疑點的地方，曾吸引多少代學者為之癡迷，為之付出血汗，而對于殷商銅器的分期，則是疑點中的焦點。從北宋的金石學家，到清末的王國維，只是淺嘗而已；而郭沫若，這位蜚聲中外學力深厚的商周考古專家，也望而卻步，成為一生之憾事。清華大學教授、著名考古學者陳夢家先生這樣對鄒先生說：“我一輩子也沒有搞成，你何必再搞!”言下之意，不言而喻。然而，這位剛過而立之年的年輕學者卻搞出來了，在第二篇論文《試論殷墟文化分期》中，他首次提出了商代銅器的詳細分期，解決了學術界長期懸而未決的一個難題。鄒先生這些石破驚天的創(chuàng)見，以后無一不經(jīng)受住了大量發(fā)掘材料的檢驗。
鄒先生的研究并未停在殷墟之上徘徊，他的深邃思緒，正在探索著中國文明更為悠遠的源流。于是七十年代，他把目光轉(zhuǎn)向了夏文化。1977年，他首次提出并論證二里頭文化就是夏文化和漳河型文化為先商文化；在此前后的一系列論文(《試論夏文化》、《論商都》、《論夏地望》、《論夏商時期北方鄰境文化》)中，他對夏文化進行了全面、詳盡的論定，成為有關夏文化論爭中的扛鼎之作。與此同時，他的商周文化研究也取得突破，首次提出并全面論證了先周文化，并首次確定先周銅器。1979年，鄒先生發(fā)生了《商周考古》一書，集現(xiàn)代有關商周考古研究之大成，初步形成了商周考古的學術體系，是我國第一部商周考古綜合論著。進入八十年代以來，鄒先生更是老當益壯，成果輝煌。1979和1984年，他第一個提出鄭州商城即湯都亳、偃師尸溝商代城址是商代的陪都而不是商代首都的論斷，引起學術界很大反響。十幾年來，他撰寫論文近四十篇，其中尤以《晉豫鄂三省考古調(diào)查簡報》、《偃師商城即太甲桐宮說》、《西亳與銅宮考辨》、《論菏澤(曹州)地區(qū)的岳石文化》為代表，其考證之縝密，見解之精辟，堪稱考古學界的楷模。
我總是覺得，我面對的是一個斗士，而不僅僅是一個學者。他揮舞著手中的利劍，不斷斫殺著謬誤的舊說，剖露著歷史的本來面目。
四、“推翻歷史三千載”
先生盤腿坐在沙發(fā)上，談笑自如，我的腦海里立即浮現(xiàn)出著名作家蕭乾先生那張幽默機智、安詳和藹的彌勒笑臉。他左手一揮，說道：“班固鄭玄都搞錯了……”
國畫大師齊白石曾刻過一枚印章，曰“膽改獨造”，表明他在藝術上的宏大氣魄，柳亞子先生也有過“推翻歷史三年載”的豪句。在學術研究中，何嘗不需要這種氣魄、這種膽略?“搞學術要有自己的分析，要敢于提出挑戰(zhàn)”，這是鄒先生的氣派。正是這種敢于挑戰(zhàn)的“狂妄之氣”，使他面對王國維、郭沫若、陳夢家、容庚、李濟等大師而毫無懼色，獨樹一幟，獨辟蹊徑，大膽提出自己的見解，從而在考古學界奠定了自己的學術地位。他的成功的歷史，就是不斷創(chuàng)新的歷史，就是突破前人窠臼、勇于獨造的歷史。
鄒先生既服膺權威，又不怕權威，不但不怕現(xiàn)代的權威，而且不怕古代的權威。八十年代，根據(jù)對山西南部曲沃縣晉國遺址的深入發(fā)掘與周密論證，他大膽地作出晉國不在太原而在天馬—曲村的結論。這一論斷非同小可。晉都位于太原之說，早在東漢的班固、鄭玄時期就已經(jīng)確定，以后諸朝都沿用此說，故后來有晉祠之建立，于是以訛傳訛，穿鑿附會，幾成定論。而鄒衡竟敢對班固提出異議，豈不是“太歲”頭上動土?是的，只有鄒衡有此膽量。十五年來，以鄒先生為首的考古學者，以文獻記載為線索，應用現(xiàn)代考古學方法，經(jīng)過周密調(diào)查和大規(guī)模發(fā)掘，證實了先生的論斷，終于使這個埋沒近兩千載的晉國古都重見天日，堪稱中國學術界一大盛事。
關于夏文化的論爭可以說是鄒先生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夏文化是關系到中華民族文明起源的大題目，在國際學術界，幾乎是眾口一詞否定夏文化；而在國內(nèi)，對于夏文化的具體地域和時期也存在著重大分歧。1977年，鄒先生石破天驚，首次論斷偃師二里頭文化一二三四期全部是夏文化，頓時掀起學術界一場軒然大波，一時對手如林，非議頻出。然而，在經(jīng)歷了國內(nèi)外學術界十幾年的“圍剿”之后，先生的論斷仍“我自巋然不動”，經(jīng)受住了歷史的考驗?！疤炜逑聛砦乙膊慌?，我希望別人都反對我。”鄒先生對筆者這樣說的時候，是那樣自信，那樣堅定：因為他握住了真理。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胡適先生這句治學格言使他終生受益。不因循守舊，不拜倒在權威腳下，大膽否定前人舊說，這只是鄒衡先生學術精神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作為一個正直、誠實的學者，他也不憚懷疑自己，否定自己，拋棄自己學說中的錯誤。超越別人誠然不易，超越自己則更難。他說：“搞學術沒有不犯錯誤的，要勇于修正錯誤，抱殘守缺只會固步自封。”鄒先生從架子上抽出一本《殷都學刊》(1988年第一期)，筆者在他為參加1987年9月在安陽召開的“中國殷商文化國際研討會”所作的《綜述夏商四都之年代和性質(zhì)》一文中看到這樣一段話：“我以往在幾篇文章中都曾推斷鄭州商城處于二里岡下層偏晚階段，即鄭州‘早商期第二階段第Ⅲ組’，現(xiàn)在看來是錯誤的。應該依照陳旭和鄭杰祥兩同志的意見，改為鄭州‘先商期第一階段第Ⅱ組’，……?！倍潭痰囊欢卧?，字里行間透著誠懇的態(tài)度，透著一位學者嚴謹求實的科學精神。
五、治學惟勤謹，育人見苦心
有幸與先生同進晚餐，桌上少不了一罐湖南人鐘愛的辣子。他邊吃邊說：“我這個人其實很笨，我作的是死功夫……”
談到治學，鄒先生強調(diào)要處理好“廣”與“精”的關系。做學問須廣泛涉獵各科，不能囿于一門一家；視野要廣闊，趣味要寬泛，如此才可作大學問，作活學問。在這種廣博的吸取之中，也許會突發(fā)靈感，由此悟彼，舉一反三，達到意料不到的境界。比如他的《偃師商城即太甲桐宮說》這篇論文的萌芽，就是“文革”期間一次在石景山勞動休息時瀏覽漢代哲學家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時突然發(fā)生的?？此泼钍峙嫉?，實是經(jīng)過長期的“博取”所致。除了廣博之外，還要求精。中國古籍繁富，浩如煙海，不可能盡覽。對于一些重要典籍，鄒先生反復披閱，不厭其煩。青年時代便熟悉的《卜辭通纂》，他至今仍在研讀，厚厚一本大書布滿了他的圈點和注解，其刻苦勤謹之風可見一斑。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長期的學術研究中，鄒衡先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一套方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數(shù)他的卡片制作。筆者看到一面書架上，三十幾個卡片箱依“歷史”、“古器物”、“文字”、“地望”等分類排列，井然有序。每一箱內(nèi)，又按不同需要進行不同分類，真是一絲不茍，查閱資料頃刻可得，在別處“踏破鐵鞋無覓處”，在他這里卻“得來全不費功夫”，先生的研究成果，得益于此甚多。
幾十年來，鄒先生在燕園悉心耕耘，誨人不倦，培養(yǎng)了大批考古界的俊才，有許多已是國內(nèi)外知名的學者和專家，如現(xiàn)任北大考古系主任兼賽克勒博物館館長李伯謙教授便是他的高足。如今，他帶著五個博士生，數(shù)目之多在北大也是屈指可數(shù)，“潤物細無聲”，“桃李滿天下”，這是先生應該引以驕傲和安慰的。學海無涯，后繼有人，這是鄒先生之大幸，也是學術之大幸。
從先生的寓所出來，已是滿天星光燦爛的時候。這六個多小時，鄒先生侃侃而談，興致不減，其過人的精力，敏捷的思維，樸實灑脫的風格，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先生行色匆匆，五月二十七日他要參加北大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的開館儀式以及一系列研討會，六月份又要重返曲沃，繼續(xù)他在那里進行了十五年的發(fā)掘研究工作。老而彌堅、雄心不減當年的鄒先生，您的下一柄“劍”是什么?我們期待著中國考古界再一次“石破天驚”。
（鄒衡[1927－2005]，湖南澧縣人。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中國殷商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1947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1949年轉(zhuǎn)入史學系，1952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史學系， 1955年獲得北京大學副博士學位。研究生畢業(yè)后分配到蘭州大學，1956年調(diào)回北大歷史系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考古系新石器時代-商周教研室主任，先后當選為考古學和先秦史學會理事、商文化學會副會長。1986年起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考古學專業(yè)博士生導師。）
附: 七古懷鄒衡先生
王曙光2014年2月
澧水岸邊生奇士,倜儻率真不阿世。
飽學五車性剛猛，傲視千年求真知。
醉心商周慣疑古，班固鄭玄等閑視[1]。
石破天驚出新見，不畏后生蔑權勢。
推翻歷史三千載，大師風范堪仰止。
渾將性命捐考古，深夜地裂秉燭遲。
孜孜矻矻盡為學，薪盡火傳慰先知。
猶憶當年謁師廬，解衣盤礴談笑時。
縱橫捭闔立學壇，胸廓腸熱真名士。
六十年來無遺恨，夏彝商鼎猶勒石。
海岳氣象熏來者，高風百代懸月日。
[1]“飽學五車性剛猛，傲視千年求真知。醉心商周慣疑古，班固鄭玄等閑視”兩句：此言鄒衡先生不畏先人成說，不囿于權威定論而自出新見而已，非謂先生不尊重前賢也。
（王曙光，北京大學經(jīng)濟學院教授、博導、北京大學產(chǎn)業(yè)與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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