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萍博士后的讀書心得。
王明珂先生在《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一書中，從人類生態(tài)、歷史記憶、族群認同等方面對華夏邊緣的形成及變遷進行了研究，在該書的第一部分，王明珂先生介紹了近三四十年以來社會人類學界對于族群現(xiàn)象的理論探討，以及社會記憶與人類社會群體認同的研究取向在族群現(xiàn)象研究上的新發(fā)展。在此研究取向與理論發(fā)展背景下，他提出了“民族史研究的邊緣理論”，即要研究華夏是如何形成的，中國人為何自稱為“中國”的問題，最好的方法是對華夏邊緣的形成進行研究，通過華夏族群的邊界，對其中心內涵進行定義。
王明珂先生出生于臺灣，師從中研院管東貴研究員及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張光直教授，有著歷史學、人類學的雙重理論背景，他的研究通常是人類學與歷史學的結合，特別是人類學中的當代族群理論，經(jīng)常被引入到歷史族群研究中。在本書中，王明珂先生反思了客觀論、根基論和工具論等當代族群理論，并引入“集體記憶”和“結構性失憶”等概念去重新界定族群的含義。通過對先秦文獻、西周銅器銘文所表現(xiàn)出的社會集體記憶與認同進行了分析，他認為促成華夏我族意識萌芽最重要的“華夏邊緣”，應是華夏對戎狄之異類感造成的其北方我族邊緣；而戰(zhàn)國至秦漢時期，華夏認同與統(tǒng)一的華夏國家形成，同時進行的便是當時人對“歷史”的集體回憶、失憶、修訂。華夏邊緣形成之后，隨著華夏的西向、南向擴張，華夏邊緣也逐步向西、向南漂移。華夏邊緣的向外擴張、漂移包括兩個同時并進的過程：一是華夏重新定義誰是異族，一是原來的非華夏假借華夏祖源而成為華夏。
王明珂先生通過族群邊緣的視角建構了新的民族史邊緣研究理論，以勾勒華夏邊緣形成的方式來研究華夏概念和華夏族群認同形成的過程，其視角、理論對當時的學界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趯Α凹w記憶”、“結構性失憶”等當代民族理論的理解與分析，王明珂先生在書中批判了歷史學與考古學的民族溯源理論。筆者認為，王明珂先生對于族群追溯的傳統(tǒng)方法的質疑直到今天仍是非常有價值的，但是他對于考古學中族群追溯方法的質疑，筆者有一些不同意見，有可商榷之處。
一、考古材料與“族群認同”的對應關系
民族理論認為，民族就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jīng)濟生活以及表現(xiàn)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wěn)定的共同體[1]，新中國少數(shù)民族的識別工作也多參考這一標準。人們對于一個族群或民族的觀察、分類與描述，經(jīng)常脫離不了體質與文化特征，比如膚色、發(fā)色、高矮等體質特征，語言、服飾、發(fā)式、刺青、宗教、風俗習慣等文化特征。因此，在歷史研究中，學者經(jīng)常以語言詞匯、宗教、風俗習慣來探索歷史上一個民族的分布范圍及其起源。在考古學中，以某些客觀文化特征來界定的“考古學文化”也常常被當作是某一古代民族的遺存。以考古學文化來附和古文獻上的民族，或以文化特征來追溯其族源是中國歷史學與考古學界的傳統(tǒng)做法。
王明珂先生認為，首先，在考古學中并非所有的文化特征都被用來表現(xiàn)族群認同，從考古材料中，我們很難知道哪一種是古人用來表明自己族群身份的文化特征。其次，即使我們能掌握一個人群自我宣示的族群文化特征，從“視狀況而定的族群認同（situational ethnicity）”的觀點來看，一個族群與不同異族互動時，可能會強調不同的文化特征來排除不同的異族。因此，同一族群的活動，在考古上可能留下不同的文化特征。族群現(xiàn)象本身的復雜性，使得結合歷史文獻上的民族記載對應考古材料尤為困難。另外，特定文化特征在空間人群的分布，常呈連續(xù)性變化，沒有明確的邊界?；蛘?，不同文化特征所界定的人群，常成為一個個重疊而又不完全相合的圈子，它們與民族邊界往往不相符合。他使用了考古發(fā)掘中的案例來進行說明，如青海大通發(fā)現(xiàn)的一座匈奴磚室墓葬，為雙穹隆頂式的墓室結構，并出土蝙蝠形柿蒂紋的銅鏡以及五銖錢等，年代在東漢晚期。其墓室結構和隨葬倉、井、灶等明器，與中原地區(qū)基本雷同，有非常強烈的漢文化因素。王明珂先生認為，如果不是在墓葬中發(fā)現(xiàn)了一枚“漢匈奴歸義親漢長”銅印，發(fā)掘者很可能將墓主人視為漢上層人物。墓葬與窖藏的文物，是有意被人們制造、收集及保存下來的文物，這些器物上所包含的文字銘刻、紋飾圖案，蘊含某種社會價值與歷史記憶。因此，通過文化特征來斷定族群是非常危險的。
考古學文化通常指考古發(fā)現(xiàn)中可供人們觀察到的屬于同一時代、分布于共同區(qū)域、有共同特征的一類遺存。因文化傳播與交流的關系，在同一考古學文化分布區(qū)域內，也可能存在著有個別不同的文化單位，但是從大的時空范圍來看，這不能改變區(qū)域性的文化現(xiàn)象。因此，某個區(qū)域內的考古學文化與族群的對應是有一定依據(jù)的。而且，在考古學文化的研究過程中，不同文化因素的出現(xiàn)，往往考古學家需要謹慎地辨別其原因究竟屬于文化交流還是文化主體改變，在考古學研究中，這種分析是必不可少的。往往會結合更大空間的文化交流、聚落形態(tài)、葬制葬俗、器物組合等現(xiàn)象進行綜合分析，再得出結論。“漢匈奴歸義親漢長”是漢政府頒發(fā)給降服歸義的匈奴首領的璽印，青海匈奴磚式墓所發(fā)現(xiàn)的漢文化因素既是該匈奴首領對于“親漢長”身份的認同，也是當時匈奴大規(guī)模南遷后受到漢文化沖擊，其民族內部組織趨于解體的表現(xiàn)，是邊疆民族融入漢族的寫照。這個案例不僅不能說明考古文化特征與族源無關，相反恰恰證實了物質文化與族源的密切聯(lián)系，正是王明珂先生所說的華夏邊緣的擴張、“原來的非華夏假借華夏祖源而成為華夏”的某種物質體現(xiàn)。
二、王明珂先生“考古類型學”看法之商榷
王明珂先生在該書中否定了考古類型學的科學性，他例舉了一些考古研究中的具體案例，如許多學者以先周考古遺存中的分襠鬲與連襠鬲來劃分古文獻中的姜姓與姬姓兩大部落，并以此追溯周人的族源至光社文化、客省莊二期文化或辛店、寺洼文化之中。他認為鬲及鬲的足部特征只是考古學文化所見許多物質文化現(xiàn)象之一，如果我們以其他物質文化現(xiàn)象來追溯周人的族源，可能得到許多不同的結果。另外，王明珂先生還認為，考古學中的物質文化分類有多重標準，考古學家選擇不同的器物特征作為新的分類標準，得到不同的“文化”范疇。以考古遺存某些器物的“相似性”追溯這些考古文化特征更早的形態(tài)及其地理分布，只能得出其物質文化來源，而與“族源”沒有絕對關聯(lián)。
考古類型學是考古學研究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主要是通過分析遺跡、遺物的形態(tài)變化過程，結合地層學，確定其演變的內在邏輯，從而對考古遺存的變化規(guī)律、邏輯發(fā)展序列以及相互關系等進行研究。早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的考古學家在運用考古類型學時就更注重多重器物形式變化的共生關系、器物組合的演變等，而不僅僅注重單個器物的演變[2]。并且，器物的形態(tài)是受到一定因素而產(chǎn)生變化的，其變化有邏輯的演變?？脊蓬愋蛯W是通過科學的歸納、分類進行分析研究的方法，考古學家可能會使用較為主觀的分類方法，但事物的內在邏輯是客觀存在的，正確的使用考古類型學，就會發(fā)現(xiàn)其演變的客觀邏輯?？脊蓬愋蛯W的科學性已經(jīng)經(jīng)受住了長期以來的實踐證明，是考古學研究最堅實的理論基礎。以考古學文化特征來進行族群的溯源，也許不能完全還原歷史史實，但可以更大程度地接近歷史真相。此外，在新中國的民族識別工作實踐中，我們發(fā)現(xiàn)中國當代的民族聚居現(xiàn)象為“大雜居，小聚居”，但是這是長期以來中國各族間交叉流動和相互交往的結果。在史前及先秦時期，同一族群的聚居的傾向應該還是非常高的，與秦漢以來長期形成的以漢族為核心、多民族一體的格局有很大區(qū)別。因資源、生態(tài)所導致的文化、經(jīng)濟生活等方面的差異性十分顯著，文化與族群的關聯(lián)也更為緊密，以此進行族群的溯源研究是有價值的。
《華夏邊緣》一書將當代民族理論的概念引入到歷史與族群研究之中，其民族邊緣理論對于我們長久以來的多元統(tǒng)一民族格局認識提供了不同的視角，其對傳統(tǒng)族群理論、考古學、歷史學等研究方法的反思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深入討論的價值。
[1]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修訂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4年9月，第5頁。
[2]蘇秉琦，《考古類型學的新課題》，《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第235-2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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