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明代的太監(jiān)總共橫行了不到十八年的時間，那么清朝統(tǒng)治下，在鴉片戰(zhàn)爭前的近兩百年的時間里，每一年都比明朝魏忠賢時期黑暗。如果說魏忠賢橫行跋扈的那三年時間里，受害者大部分限于一些東林黨的上層文官，真正因此遇難被害死掉的人可能還不到二十位。那么在清朝的統(tǒng)治下，其恐怖統(tǒng)治的受害者，不是僅僅局限于官員文人，而且深入民間，上至高官下至布衣，都是處于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的狀態(tài)，如果考慮清朝的屠城遷海之類罪行，受害者不計其數(shù)，不考慮的話，受害者的人數(shù)也成千上萬。
魏忠賢時期，尚且有張溥記載的《五人墓碑記》中描繪的情形發(fā)生，蘇州市民可以群起暴動，把前來抓捕周順昌的閹黨使者打倒在地，把蘇州巡撫追打得躲到廁所里去，而最后追究下來的結(jié)果只是處死了五人，效果卻是“卒以吾郡之發(fā)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而在清朝的順治康熙乾隆統(tǒng)治時期，其恐怖黑暗高壓統(tǒng)治之下，能夠想象發(fā)生類似的事件么？清初一個哭廟案，僅僅是一些士子百姓到文廟孔子牌位前痛哭抗議清廷爪牙的橫征暴斂，完全沒有任何暴力行為，就導致多人被捕，十八人被斬首，其中就有有名的金圣嘆，如果是類似明天啟時期那樣暴力毆打政府使者，驅(qū)趕政府官員，那恐怕清廷就直接以造反論處，進行屠城了。即此一點也可見，清朝統(tǒng)治下的幾百年時間，比明代最黑暗的魏忠賢時代也要黑暗恐怖百倍。
明代的魏忠賢之所以要殺楊漣、左光斗、魏大昌等人，是因為這些人確實上疏對他進行赤裸裸的攻擊辱罵，相比之下，清朝的乾隆和他的奴才比起魏忠賢來要狠毒得多。別人好心給他們提建議，他們都會喪心病狂的將其虐殺
為了說明問題，我們不妨從清朝成千上百件冤獄里，隨便挑選幾個來介紹一下，看看所謂的康乾盛世究竟恐怖黑暗到了什么程度？
比如山西候選吏員嚴譄請大學士舒赫德向乾隆代奏的奏折，目的無非是讓乾隆澄清吏治，懲治貪官，“略進片言，請嚇貪官勿得擾民”[1]，舒赫德與乾隆一伙頓時如臨大敵，馬上將嚴譄抓捕，并搜查其住所，于是又查出一件沒有來得及上交的奏折，“其中有議立正宮，并納皇后，以皇上年過五旬，國事紛繁，若仍如前寵幸，恐非善養(yǎng)圣體，是以故加挺撞輕生等語”[2]。大概乾隆荒淫無度的劣跡，走漏了一點風聲。類似這種性質(zhì)的上疏，在明代幾乎是不當回事的?；实垡刺撔慕邮芙ㄗh，要么就是不理睬，要么斥責幾句，然后讓上疏人得個犯顏直諫的好名聲。
乾隆一伙是怎么料理的呢？敢說所謂康乾盛世其實是貪官橫行，人民困苦，已經(jīng)是犯了清廷大忌，更何況還涉及了乾隆自己的劣跡。“實在是‘亂民之尤，罪大惡極’”[3]，于是“旋即下諭，謂其‘污蔑圣躬，實堪發(fā)指’，‘總之嚴譄一犯膽敢書寫無稽之語，詆毀圣躬，情罪實為重大，審明之日即當按律問擬，處以極刑’”[4]。光給予嚴厲懲罰，乾隆是絕對不會滿意的，他一定要在精神給予對方以重大羞辱才能饜足，于是使用了“擰耳、長跪、打板、摺指，嚴夾”，嚴刑拷打，逼迫嚴譄招供其消息來源和上奏動機，最后嚴譄招供說
“三十年皇上南巡，在江南路上，先送皇后回京。我那時在山西本籍，即聞得有此事。人家都說，皇上在江南要立一個妃子，納皇后不依，因此挺觸，將頭發(fā)剪去。這個話說的人很多”“后來三十三年進京，又知道有御史因皇后身故，不曾頒詔。將禮部參奏，致被發(fā)遣之事。一想到人孰無死，若不做些好事，留個名聲，就是枉為人了?！睦锿?，若能將皇后的事進個折子，準行領詔，就可以留名不朽……再則希冀有些好處、或借此可得功名，這個念頭也是有的?！?span>[5]
追查消息來源自然是乾隆為了知道自己的劣跡是怎么泄露出去的，以便更好防范鎮(zhèn)壓，至于讓對方招供動機，則是便于將其打成求取功名的卑污之徒，既然是為了求取功名而上奏，自然是人品卑下，懲罰人品卑下者，不但不是拒諫，反而是正人心，樹世風的高尚行為。
最后嚴譄的結(jié)局是按“大逆”：凌遲處死，家屬從坐。然后由乾隆皇帝假惺惺改為斬立決，家屬免坐。你看我乾隆是多么仁慈善良，本來是把你凌遲處死，現(xiàn)在只讓你砍頭，真是天恩浩蕩。到此不但是肉體上征服消滅對方，而且也精神上全面勝利，真可謂圓滿無缺。比之明代皇帝動輒飽受群臣指責詬病，被丑化得不成人形，真是天壤之別。
也難怪黃裳先生發(fā)議論說“看來嚴譄是受了明末議國本議大禮風氣的影響，覺得這些都是國家大事，不妨議論，并可得到好名聲的。不知新朝定鼎一百年來，最討厭的正是明末這些‘清議’，嚴禁的也是立黨結(jié)社及因此而形成的宗旅勢力。這些都是他不明時勢的取死之道?！?/span>
類似因為上書被處死的有吳英之獄，乾隆四十五年，已經(jīng)六十歲的廣西人吳英，“投遞所著《策書》一本，內(nèi)容有請蠲免錢糧，添設社倉、革除鹽商、盜案連坐、禁止種煙、裁減寺僧五條”，結(jié)果是廣西巡撫奏報“妄稱皇上遵太后遺命各省錢糧其恩未遠，其澤未長，并疊犯皇上御名，殊屬喪心病狂，……應比照大逆凌遲處死”，除此以外，三個兒子，一個弟弟，兩個侄子，也連坐斬立決。[6]
在清廷這些所謂明君圣主統(tǒng)治下，通過正規(guī)途徑上諫的人，戰(zhàn)戰(zhàn)兢兢，惟恐不小心就招來凌遲殺頭之禍。如果偏偏憋了一肚子的話想要說，那該怎么辦呢？于是有人想出了一個法子，假托當朝官員的名義，寫了一個奏稿，批評乾隆的過失，并且做成是已經(jīng)給乾隆批復過的樣子，是抄錄出來的邸報新聞。一般的下級官吏和普通百姓分辨不出真假，信以為真，看到有人居然在乾隆這樣人類歷史上也空前絕后的暴君昏君治下，為民上書，指摘其過失，而乾隆居然還能虛心閱覽批復，自然興奮異常，紛紛抄錄傳播，以至于當時邊遠偏僻地區(qū)都有流傳。這就是清朝歷史上轟動一時的“偽孫嘉淦奏稿案”
在1998年到1999年的八期《歷史檔案》上登載有中國歷史檔案館整理的《乾隆年間偽孫嘉淦奏稿案史料選》一到八，略略看下其中的內(nèi)容，真是可以讓人慨嘆無窮。清朝主子的暴虐和其奴才的恐懼有時真是出于人類的想象力之外
編選者王澈在前言里說“乾隆十六年前后，一份假托工部尚書孫嘉淦名義的奏稿在社會上流傳著。奏稿指斥乾隆帝南巡擾民及金川用兵，直書‘五不可解十大過’，并遍劾滿朝權(quán)貴。十六年七月。云貴總督碩色密奏此事后，乾隆帝下令追查，結(jié)果在全國十七個內(nèi)陸行省中都發(fā)現(xiàn)了偽稿的蹤跡，牽連者竟達千人以上。現(xiàn)從館藏宮中朱批奏折及軍機處錄副奏折中選輯部分史料，供研究參考?！?/span>[7]
在《清史紀史本末》對這個案件也有記載。“魯生遂與時達等偽為嘉淦諫止南巡，疏累萬言，指斥乘輿，遍劾閣臣鄂爾泰，張廷玉等，傳播遠近?！税肝奈淅魻窟B獲罪者幾及千人，蔓延至于七八省，而嘉淦自是亦不自安，未幾以憂卒”。
也即被冒名的孫嘉淦在這個案子爆發(fā)后，被活活嚇死了，可見乾隆之統(tǒng)治恐怖到什么程度。如果通過正常的途徑可以表達意見的話，那么當事人自然不必采用這樣的手法。大概實在是想說的話憋的太厲害，但又沒有膽子用真名，所以才冒他人之名。但作者可能對清朝兇虐的程度仍舊是缺乏充分估計，以至這個案件牽連眾多無辜受害。最初的作者被抓到后凌遲自然是不必說了。就是看過和傳抄過人都有罪，輕者受幾個月皮肉之苦，重則因為恐懼和受不了拷打一命嗚呼。
以常理而論，既然是偽冒成奏稿的形式，那么文中內(nèi)容，就算再激烈，也在一定尺度限制以內(nèi)，否則被人一眼看穿，無從偽冒了。雖然未見原文，但從當時一些涉案者的供詞來看，也可以驗證這一點。比如《陳公綬供折》里“又供:小的見了錢玉珍的稿底，還道是真的，也平淡得狠〔很〕，自然京報有的，不曾抄存，仍給錢玉珍放在瓶口子里的。”[8]
有趣的是，即便這樣以奏稿形式包裝表達的內(nèi)容，就已經(jīng)讓清朝的大小奴才嚇的魂不附體，屁滾尿流。看看相關(guān)官員給乾隆的奏折中所用的詞句，簡直可以想見他們膽戰(zhàn)心驚，戰(zhàn)栗發(fā)抖，咬牙切齒賭咒發(fā)誓表忠心的嘴臉，不妨隨便摘抄幾句。比如《云貴總督碩色為報提塘吳士周稟內(nèi)偽稿事奏折》中說
“臣批閱之下，不勝駭異。伏思我皇上宵吁勤勞，明并日月，現(xiàn)在薄海內(nèi)外莫不熙同風，即賞功罰罪亦無不執(zhí)中至當。今傳播詞內(nèi)種種妄誕，不一而足，則顯系大惡逆徒逞其狂悖，平〔憑〕空捏造，希圖妄行傳播，不法已極。臣恨不能寢皮食肉，……此等逆徒，雖凌遲不足以蔽其辜，臣不勝痛恨之至”
同一人另一奏折內(nèi)：
“臣查閱所抄傳播逆詞，竟系平〔憑〕空捏造謗毀圣主，臣恨不能寢皮食肉。……臣自披閱逆詞之日，忿氣滿胸，切齒痛恨，晝不能食，夜不能寢，輾轉(zhuǎn)思維，恐其傳至滇省惑亂人心?！?，此事關(guān)系重大，恐致遲誤，臣用火牌馳奏，合并陳明。謹奏”
篇幅所限，不一一列舉，大抵凡是官員就這一事件給乾隆上書，都必定大表自己如何切齒痛恨，食肉寢皮云云。不過一則內(nèi)容特別有意思，似乎乾隆底下的官員奴才被這個案件已經(jīng)嚇得近于神經(jīng)衰弱，草木皆兵，處于崩潰的邊緣了，甚至連手下人員為了辦案，作為證據(jù)抄送稿子，都足可讓他們覺得罪孽深重，魂飛魄散?！堕}浙總督喀爾吉善為參奏抄騰偽稿上呈之參將李兆事奏折》中說
“十一月二十八日，忽接提標中軍參將李兆呈報拿獲僧人亦蕃傳抄偽稿一案，將搜獲偽稿照抄一紙，上蓋參將衙門印信，票繳到臣。臣拆閱之下，不勝驚駭。此等大逆之詞，為臣子者，即寓目尚且不敢，而參將李兆竟將搜獲大逆之詞抄膳，用印呈送，昏饋糊涂，實出臣意料之外。臣現(xiàn)將抄送原折密行咨呈軍機處查收銷毀，一面密咨撫臣潘思集、提臣譚行義嚴查該營上下衙門，如有混行抄送存案之偽稿，悉行查出，匯送撫臣咨呈軍機處查銷。至參將李兆雖系武夫，周知大禮，然見此大逆之詞，竟行抄臘呈送，昏饋糊涂至此已極，豈堪仍居將領之任，為備棄表率。除經(jīng)摘印委員接署外，相應據(jù)實參奏，請旨將李兆革職。仍欽遵十月二十九日所奉署鎮(zhèn)遠總兵唐開中一案諭旨，救交該部，侯究出首惡全案完結(jié)之日，分別請旨”[9]
隨便看一下里面的奏折標題，那些看過或傳抄過這個稿子而被抓捕的人，因為害怕自殺就有好幾位，如《浙閩總督喀爾吉善等為查明在押案犯包琳自縊事奏折》，《江蘇巡撫莊有恭為報偽稿案內(nèi)李柱國等供詞及施秉乾自盡事奏折》，而這些人大多不過是湊巧看過或傳過這個稿子，并非是真正作者，清廷兇虐恐怖到如此駭人聽聞的，恐怕在人類歷史上也找不出第二個相似的例子來。
發(fā)表自己的意見，隨時有被清廷凌遲或殺頭的危險，那么對古人的意見表示一下贊同，總應該沒有事情了吧？不然！清朝的仁慈英明之君是不會這么寬容的！
黃裳先生在《筆禍史談叢》里就舉了這么一個案子“有時不必出于自作，批點前人之作也可以構(gòu)成罪案。程明諲因妄作壽文，圈點成語，被問官捉住，問道：‘《后漢書·趙壹傳》內(nèi)五言詩二首，你何以獨取‘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二句，密加圈點，且批‘古今同慨’四字’”[10]
可見直接批評清朝固然有罪，不是批評，只是不頌圣，發(fā)幾句牢騷，有戳穿清朝所謂盛世謊言的嫌疑同樣有罪。直接表達自己的意見有危險，就算批點古人的意見同樣有危險。這就是清朝統(tǒng)治下恐怖黑暗所能達到的程度，明代的魏忠賢怎敢望其一二？
最后照例是官員奴才們奏請將程明諲照大擬凌遲，然后乾隆大發(fā)慈悲，將凌遲“改為斬立訣”
類似的案子還有一個，“山東的地方官從一個鄉(xiāng)下讀書人家里抄出了幾部禁書，此外還發(fā)現(xiàn)所批的晉江統(tǒng)之《徙戎論》，當作要案上奏，結(jié)果得圣諭，‘斬立決’了。讀書人在舊書上寫些批語，發(fā)點議論，原是平常事，為什么會招來如此的嚴懲呢?首先是因為江統(tǒng)的文字，但他是古人，只索罷了，現(xiàn)在今人又來加批，稱之為“意思深長”，這就不可恕了?！y(tǒng)的原文結(jié)尾說:‘以四海之廣，上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nèi)，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fā)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上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于新為長也’這里所議論的夷夏之防，正是清初的大避諱，以清之臣民竟自賞識這樣的文字，自然是大逆無疑了?！?span>[11]
黃裳這里沒有提到這個鄉(xiāng)下讀書人的名字，這是應該補上的，此人是魏塾[12]，他敢批點《徙戎論》，確實比批點《趙壹傳》性質(zhì)要嚴重得多了，將其從凌遲改為斬立決，從乾隆一伙一貫的作風來看，倒也確為名副其實的寬大處理了。
不過以上都是被人揭發(fā)，官方抓住抄家審查后的結(jié)果，如果預先把自己的作品送審，應該不至于被處死了吧？也不然！
比如，乾隆三十二年，蔡顯因為恐懼于清廷文字獄的淫威，又自以為所著書中并無什么干礙之處，于是“赴松江府呈首自著《聞漁閑閑錄》一冊”。兩江總督高晉、江蘇巡撫明德奏聞給乾隆，結(jié)果真是豬羊入屠夫家，鮮肉送虎狼口。乾隆豈能放過自己主動送上門來的獵物。經(jīng)過他仔細檢閱后，找出罪狀“如稱戴名世以《南山集》棄世；錢名世以年案得罪；又風雨從所好，南北杳難分，及題友袈裟照有莫教行化烏腸國，風雨龍王欲怒嗔等，則是有心隱躍其詞，甘與惡逆之人為伍”，原來在清朝主子看來，就算對他們的行為不加任何評論的記述，就已經(jīng)是大罪了。
于是蔡顯在被嚴刑拷打之下“不能置辯，惟稱草野無知，原有寓意，今天奪其魄，自行敗露，罪該萬死，實無可辭”[13]
其后“接刑部議覆，將蔡顯依律凌遲處死，長子蔡必照擬斬立決，次子包大、三子大慈保同伊妾朱氏及未字女三女俱解給付功臣之家為奴”，最后大概他又大發(fā)慈悲，將凌遲改為斬首了。而“高晉、明德亦以平日既不能預發(fā)其奸，迨自行敗露，而又未能悉心簽出，而自請交部議處”[14]
乾隆時期的文字獄實在太多，不可能一一列舉，這里引用黃裳一些話，“ 在乾隆中，詩文中最忌諱的是明字。李驎的(虹峰集》內(nèi)有“杞人憂轉(zhuǎn)切、翹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東方兮，照八荒兮，民悅康兮，我思孔氏兮，夜未央兮”都是大逆不道的證據(jù)。戴移孝《碧落后人詩集》案中，連其祖父遺詩中“長明寧易得”句也認為是“悖逆顯然”。官民的忌諱明字可以說是達到了神經(jīng)錯亂的地步。就連因私仇誣陷者也由此而捏造出莫須有的書名來如卓長齡等《憶鳴詩集》案（‘憶鳴’者諧音‘憶明’也）”
黃裳說他們忌諱“明”字達到神經(jīng)錯亂的地步，其實若說清朝的奴才被主子的暴虐難測嚇得神經(jīng)錯亂或許有之，但清朝主子頭腦應該還是清醒得很，他們就是要刻意制造這樣人人自危，戰(zhàn)栗發(fā)抖的恐怖氣氛。
司馬相如在《上林賦》里提到皇家打獵，光是被盛大陣勢嚇死和累死的野獸飛禽就無數(shù)。而康熙乾隆這些暴君希望的就是自己統(tǒng)治下的人們都象被圍獵的獵物一樣在恐怖氣氛中觳觫發(fā)抖，戰(zhàn)戰(zhàn)兢兢，不用他們費力就自投羅網(wǎng)，戰(zhàn)栗而死。
以上所說都是乾隆時期的情形，或許有人認為康熙要比乾隆好一些，其實也不然?？滴跚捌?，清朝統(tǒng)治尚未完全安定，所以還不敢把網(wǎng)收的太緊，純粹屬于饑鷹饒半截肝腸掛，兇屠放片刻豬羊假，但恐怖氣氛也已經(jīng)足可以把大部分人嚇得心悸膽破。如果真以為康熙是個什么仁善之主，那就大錯特錯。
2002年第2期的《清史研究》上有一篇文章《從陳四案管窺康熙五十年前后的社會控制》[15]
根據(jù)該文介紹“陳四，山西太原人，因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十五年（1706）山西省歉收不能度日，遂于四十六年（1707）帶領妻子兒女及親戚一百三十余口外出逃荒，賣藝被人誣告搶劫。經(jīng)過審理，辦案官員得出的結(jié)論是‘伊等無軍械，且于地方并無滋事，至于班漢杰等人衣服，亦未搶取’”
結(jié)果這個案件被康熙得知后，大為不滿，康熙不滿的最關(guān)鍵一條理由就是陳四言康熙四十四、四十五年歉收，而康熙在四十二年西巡陜西以來，“每年督撫俱報豐稔，陳四顯然出語欺訛”，于是“令刑部再議’”。
康熙既然讓再議，那些辦理案件的官員，自然再不敢得出陳四無罪的結(jié)論，結(jié)果十月，刑部議定“陳四等因‘鴆黨搶奪’被判斬立決，其他陳四的家人俱發(fā)往黑龍江，給披甲人為奴”，原任督撫，以及一大批相關(guān)官員以“縱容滋蔓”，溺職等罪過，降五級，降四級不等?！?/span>
而康熙之所以要心狠手辣來對付一個賣藝人家庭，按他自己的說法是陳四等人成群結(jié)隊，“即使無謀反之行，未必無謀反之心”。
這種邏輯自然比莫須有還要高明，你這個陳四既然不識好歹敢給我康熙盛世抹黑，那我說你“未必無謀反之心”自然不是冤枉你。
那么是否真的是陳四無中生有，明明是豐稔，他偏要說成是歉收呢，硬要抹黑康熙盛世么？同文中列舉了一些雍正時期的紀錄，我們從中可以對康熙時期人民生活窺見一二。“雍正二年（1724）汪景祺西行山陜曾經(jīng)記述‘（山西）安邑、夏縣、臨晉、蒲州素稱富饒，三十年來，有司脧民以奉上官，取之閭左者十倍正供，桁楊桎梏至賣兒貼婦己償還，此人事之害也。此邦不見雨雪者數(shù)年矣，歲歉無收，赤地千里。弱者轉(zhuǎn)溝壑，強者率流亡，十室九空，流離無告，此天時之災也。不但貧者饑寒切身，不能延旦夕之命，雖富家亦岌岌無以自保’”
“雍正初年，岳鐘琪任川陜總督時，其《請減丁銀疏》曾道：‘皇上御極以來，比年豐收，從前逃荒之民，到處皆漸次復業(yè)，而惟延安府不敢來歸，抑且現(xiàn)在者皆云思去’”
雖然是雍正初期一些官員的記述，但汪景祺所謂的“三十年來”自然要前推到康熙時期，而岳鐘琪所謂的“從前逃荒之民”自然也是康熙時期逃荒的。
由事實可見，那個被康熙殺頭的陳四并沒有“出語欺訛”，倒是康熙和他的那些大臣“出語欺訛”了。
康熙和他的孫子乾隆一樣了，為了維護所謂盛世的謊言，是絕對不惜幾條人命的。任何敢于戳穿他們謊言，給他們的所謂盛世煞風景的人，都是自尋死路
王成蘭說得比較客觀，陳四案件“另一方面又暴露了統(tǒng)治者一貫的恐懼，……于是不惜采用屠戮手段進行震懾企圖以此來維護‘盛世’的繁榮”
還有一個《南山集》案的受害者戴名世也是中了自己錯覺和幻想的害！他曾經(jīng)說過這么一段話“頃余有志于先朝文獻，欲勒為一書。所至輒訪求遺編，頗略具。而今僑寓秦淮之上，聞秦淮一二遺民所著書甚富。當其存時，冀世有傳之者而不得，深懼零落，往往悲涕不能自休。死而付其子孫。余詣其家，殷勤訪謁，欲得而為雕刻流傳之。乃其子孫拒之甚堅，惟恐其書卷之流布而姓名之彰者。嗚呼，祖父死不數(shù)年而其子孫視之不啻如仇讎，其終必至于磨滅?！?/span>[16]
這段話是好證據(jù)，表明康熙時期，清朝的兇焰已經(jīng)讓大部分人戰(zhàn)栗危懼，所以才有戴名世所說的“子孫拒之甚堅，惟恐其書卷之流布而姓名之彰者”“祖父死不數(shù)年而其子孫視之不啻如仇讎”的現(xiàn)象發(fā)生，而戴名世卻天真的認為清朝文網(wǎng)已寬，這只是那些遺民子孫不孝而已。可悲的是，他最終就死在了自己的天真上。
他為南明爭正統(tǒng)說了這么一段話“昔者宋之亡也，區(qū)區(qū)海島一隅，僅如彈丸黑子，不愈時而又已滅亡，而史猶得以備書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越，永歷之帝兩粵、帝滇黔，地方數(shù)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探以春秋之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在崖州，而其事漸以滅沒。近日方寬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諱者萬端，其或菰蘆山澤之間，有僅僅志其梗概，所謂存十一于千百，而其書未出，又無好事者為之掇拾流傳，不久而己蕩為清風，化為冷灰。至于老將退卒，故家舊臣，遺民父老，相繼漸盡，而文獻無征，凋殘零落，使一時成敗得失與夫孤忠效死、亂賊誤國，流離播遷之情狀，無以示于后世，豈不可嘆也哉!”[17]
他為南明爭正統(tǒng)，自然被清朝頭目如康熙之流切齒痛恨！他所謂的“近日方寬文字之禁”，話音未落，以康熙為首的清廷統(tǒng)治者就給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最后落了個斬首的結(jié)局，家人和親友都被發(fā)配為奴！
縱觀以上列舉乾隆康熙兩朝的冤案暴行，我們應該已經(jīng)可以得到明確的結(jié)論。黃裳先生說“翻看《清代文字獄檔》，其中有些案子論性質(zhì)都是可以歸入《笑林廣記》一類的。然而讀了以后卻笑不出來。那結(jié)局往往是很悲慘的。人的價值已經(jīng)賤如泥沙，而掌握著人的命運者也已墮落在禽獸之下?！?/span>[18]
又說“清代文字獄為什么會出現(xiàn)大量‘幾乎無事的悲劇’.看來實在是必然的。上面是皇帝，手下跟著一批奴才，老百姓全是蟲蟻，被隨意捉來玩弄，像貓逮住老鼠一樣.并不立即干掉，只是盡情擺弄，直到盡興時才一日咬死，還得趕在他剩下一口氣之前?！?/span>[19]
這樣的評論確實很精要。明代太監(jiān)和錦衣衛(wèi)始終只是少數(shù)，大部分時間掀不起什么風浪，而到了清朝統(tǒng)治下，則幾乎人人都化為太監(jiān)，人人成了錦衣衛(wèi)特務，而這樣說，似乎還侮辱了明代的太監(jiān)與錦衣衛(wèi)，因為從瘋狂暴虐，神經(jīng)錯亂，以及想象力豐富的程度來說，他們還實在不能與清朝統(tǒng)治下的這些臣民，這些奴才走狗相媲美，不能望其項背。
除了我們上面部分論述的乾隆康熙時期的文字獄情況之外，這種恐怖黑暗的情形，也可以從當時出使清廷的朝鮮使者的記載那里窺見一斑。
“他（指康熙五十一年出使清廷的朝鮮使者閔鎮(zhèn)遠）在路上又遇見一個自稱是明皇室后人的讀書人，也說:‘見老爺們所著衣冠，不勝欽羨，吾之所著，即與牛馬何異?’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筆談問答的紙投人火中焚化，‘流涕嗚咽曰:恐有人竊聽，慎之慎之’?！?/span>[20]
“在這種‘避席畏聞文字獄’的氣氛中，朝鮮人敏感地察覺到一種學術(shù)和思想的窒息，他們很形象地記載了清人的謹慎小心。比如，前引王鵠亭與樸趾源說了‘禁書事’后，樸趾源注意到他急忙把筆談的紙撕掉，免得留下違礙的證據(jù)；潘庭筠聽到洪大容銳‘宮中大事’，就大驚失色，‘隨書隨裂，舉措慌忙’，他承認自己是‘平生怕死之人’，但是就是這個自稱‘怕死’的人，卻寫下了一句‘茫茫宇宙，舍周何適’。但是，當人問他這句話的意思時，他又轉(zhuǎn)回來銳:‘此乃草率之語，大指亦不過謂中華乃萬國所宗，今天子圣神文武，為臣者當愛戴歸依之意而已。尊周所以尊國朝也?！@番言不由衷的話讓洪大容感到‘蓋漢人于當今，反同羈旅之臣，謹慎嫌畏，其勢然矣’”
“朝鮮使者在和中國學者筆談時，發(fā)現(xiàn)漢族文人與外國人的交往，常常是很犯忌諱的事情?！端E山紀程》卷三紀載，江西人王庶績與朝鮮使者徐長輔說，中國人與外國人的交往，是干犯律例的，‘生于斯，長于斯，即得受此一番拘束’，而且在筆淡中，凡是‘其稍涉忌諱者，或裂而取之，或全取之’，他們盡可能不留任何證據(jù)。比如，在和周應文討論衣冠式樣的時候，因為把‘明朝’字樣‘低一字以示尊之之意’，一個姓蔣的六十歲老監(jiān)生就在看后立即毀去，使得洪氏很感慨，‘漢人之畏慎每如此’。而樸趾源更明白地總結(jié)說，清朝皇帝鉗制輿論的用心良苦，而漢人深自掩飾的心思也相當深刻，凡寫幾行文字都要‘鋪張列朝之功德，感激當世之恩澤’，常?！_口稱頌，舉筆諛佞’‘與人語，雖尋常酬答之事，語后即焚，不留片紙’，所以‘漢人之心苦矣’?！?/span>[21]
在這樣年復一年的強制性的頌圣中，頌圣從強制變成了習慣，從被動變成了主動，從難受變成了欣然，從惡心變成了舒服，于是謊言也就變成真理，于是人們真以為自己歌頌的那個對象是所謂的圣人明君，自己所處的社會是什么繁榮盛世！
當時間流逝，康熙乾隆時代的人都死掉了，后代人沒有親身經(jīng)歷，就更把謊言信以為真，不再分辨那些頌圣的言辭究竟是在什么環(huán)境下形成的。
可以說，如果把康熙，乾隆這類禽獸皇帝放在明代那樣開放的輿論環(huán)境下接受考驗，那么他們比起明代最糟糕的皇帝，所能得到惡評，應該多百倍千倍。
然而，現(xiàn)在我來說清朝所謂最好的皇帝都比明代最差的皇帝都要糟糕，人品都要惡劣，我豈非要被大多數(shù)人視為瘋子，視為偏激？盡管在我看來，這確實是最接近事實真相的判斷。
把公認明代最糟糕皇帝之一的明武宗和康熙乾隆比較一下：明武宗可以說動受掣肘牽制，遠不能如意；清朝的康熙乾隆基本是隨心所欲，想出游幾次就出游幾次，想建造多奢華的游樂場所就建造多奢華。
明武宗的行為在當時就受到大臣們肆無忌憚的非議抨擊乃至丑化夸大，即便試圖用廷杖來懲戒那些阻止他的官員，結(jié)果也依然不奏效，相反，那些受到懲罰的官員成為輿論的英雄，道德的楷模，他們的行為更被推崇，乃至起來進諫皇帝的人一波接一波，前仆后繼，成為風尚；而在清朝康熙乾隆時期，那些試圖勸諫皇帝的人，不但沒有好下場，而且被羞辱的無地自容。
從這兩點不同來說，應該講是明朝的皇帝權(quán)力更受限制，明朝的大臣人格更獨立，明朝的輿論更自由，是明朝的優(yōu)越進步的地方。
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也正是因為這兩點，丑化明朝皇帝的言論可以毫無阻礙的宣揚傳播，而在清朝那里，只有阿諛頌圣的言辭才能保存流傳。結(jié)果反而造成了，在一般愚人那里，同樣性質(zhì)的行為，程度要輕得多的明武宗被評成荒淫無道，而程度要嚴重得多的康熙乾隆，自然還是他們心目中的明君圣主。
在清朝的屠刀下，不要說皇帝暴行，惡行的充分揭露，就是一些正常的批評，建議都難以存留；不要說對清朝社會黑暗丑陋的徹底批判，就是稍微對所謂的盛世有些異議，結(jié)果就是家破人亡。人們戰(zhàn)戰(zhàn)兢兢，觳觫發(fā)抖，恐懼不安，惟恐說的哪句話，寫的哪個字給自己招來殺身之禍，除了頌圣，還是頌圣，別無選擇。
明代在皇帝的同時代，各種丑化攻擊的皇帝的言論就可以自由散布流傳，甚至直接呈送給皇帝看，而清代尤其是康熙乾隆時期，這類言論一經(jīng)發(fā)現(xiàn)，不僅發(fā)布這些言論的人要遭受凌遲砍頭，即便僅僅閱讀傳播，都難逃罪名。
明代不但各種私修史書里可以充滿對本朝歷代皇帝的批評非議乃至造謠污蔑性質(zhì)的攻擊，就是官修史書比如明實錄里也往往充滿對皇帝行為的蓄意歪曲丑化，對一些過失夸大渲染；而清代呢，私人修史，自然是清廷主子奴才嚴厲打擊的對象，官方欽定的史書自然更是謊話連篇重重粉飾！
結(jié)果因為明代空氣更自由，更進步，更開放，更寬容，所以明代被丑化得厲害，因為清朝更專制，更落后，更封閉，更殘暴，反而被美化粉飾得天花亂墜！
但以上說的這些有什么用？愚人們是不會去管事實真相究竟如何的，他們關(guān)心的只是自己習慣接受的印象究竟如何而已！于是絕大部分人心目中，康熙乾隆依然是英明圣主；黑暗窒息，人民極度貧窮的社會依然被吹噓成所謂輝煌盛世。而真正繁榮，富裕，寬松，開放的大明，在大部分人心目中卻依然是黑暗壓抑專制的代名詞，是宦官橫行，皇帝都殘暴變態(tài)的社會！
[1]王彬《清代文字獄紀略》，見王彬主編《清代禁書總述》 中國書店出版社 1999年1月第一版，第53頁
[2]引自黃裳，《筆禍史談叢》，第35頁
[3]同上
[4]同上
[5]同上
[6]王彬《清代文字獄紀略》，見王彬主編《清代禁書總述》 中國書店出版社 1999年1月第一版，第64頁
[7]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乾隆年間偽孫嘉淦奏稿案史料選（一）》，《歷史檔案》，1998年第1期
[8]同上
[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乾隆年間偽孫嘉淦奏稿案史料選（五）》，《歷史檔案》，1999年第1期
[10]黃裳，《筆禍史談叢》，北京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39頁
[11]同上，第52頁
[12]王彬《清代文字獄紀略》，見王彬主編《清代禁書總述》 中國書店出版社 1999年1月第一版，第62頁
[13]黃裳，《筆禍史談叢》，北京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4頁
[14]王彬《清代文字獄紀略》，見王彬主編《清代禁書總述》 中國書店出版社 1999年1月第一版，第47頁
[15]王成蘭《從陳四案管窺康熙五十年前后的社會控制》，《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
[16]轉(zhuǎn)引自黃裳，《筆禍史談叢》，北京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77頁
[17]王彬《清代文字獄紀略》，見王彬主編《清代禁書總述》 中國書店出版社 1999年1月第一版，第37頁
[18]黃裳，《筆禍史談叢》，北京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38頁
[19]同上，第45頁
[20]葛兆光《大明衣冠今何在》，《史學月刊》 2005年第10期
[21]葛兆光《從“朝天”到“燕行”—17世紀中葉后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解體》，《中華文史論叢》 2006年 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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