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甘肅省最西端的敦煌，在中國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里，曾經是絲路上繁榮的國際都會之一。從漢代經魏晉南北朝到隋唐五代，由于通過陸上絲綢之路的中西交往比較頻繁，敦煌曾經匯聚了東西方的多種文化。然而，北宋以降，因為中原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南移，海上絲綢之路漸漸取代陸上絲路而繁榮起來，特別是明朝把敦煌棄置于嘉峪關之外，經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道路也改從嘉峪關到哈密，敦煌地區(qū)日益荒涼下來，甚至成為從吐魯番地區(qū)來的維吾爾族人放牧的場所。敦煌城東南鳴沙山麓的莫高窟，也漸漸為人遺忘，成為牧羊人憩息的地方，數百座石窟中精美的壁畫和雕塑，也任憑風沙的吹拂。

一百年前的中國，正處在日漸衰落的清朝末葉，遠離政治、文化中心的敦煌，仍然沒有受到中國學者的注意，偌大一個莫高窟群，由一個從肅州退伍卻回家不成的王道士看管起來。而此時充滿進取心的各種類型的西方探險家，已經開始注意到了敦煌莫高窟，在1900年以前，俄國的普爾熱瓦爾斯基、匈牙利的洛克濟、法國的邦寧等人，都曾走訪過敦煌千佛洞，但他們的主要目的是地理探查。敦煌考古時代的開端，是以敦煌藏經洞的發(fā)現為嚆矢的。

王道士名圓箓，湖北人。他在敦煌莫高窟南區(qū)北部的下寺住下來以后，四處化緣，還雇了幾個伙計幫忙清掃長年堆積在窟前的沙子。他自作聰明地把一些佛像改造成道教的靈官，還把一些洞窟間的隔墻打通，以便往來。開鑿在鳴沙山東崖上的莫高窟，窟室大體上分為上中下三層，由于西北風的長年吹拂，沙子從窟頂蔓延下來，把底層一些洞窟的洞口埋了起來。1900年6月22日（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居住的下寺對面的大窟（現編為第16窟）洞口甬道堆滿的沙土已經漸次清理完畢，一位姓楊的伙計發(fā)現甬道北壁的壁畫后面可能有洞。于是“王道士夜半與楊某擊破壁，則內有一門，高不足容一人，泥塊封塞。更發(fā)泥塊，則為一小洞，約丈余大，有白布包等無數，充塞其中，裝置極整齊，每一白布包裹經十卷。復有佛幀繡像等則平鋪于白布包之下?！保ā抖鼗褪矣洝罚┻@段出自1942－1943年逗留敦煌的畫家謝稚柳先生的記載，比較真實準確地描寫了藏經洞（現編為第17窟）發(fā)現時的情形。

彩箋式佛教經典

一座給二十世紀的學術研究帶來豐富素材的文化寶庫就這樣被發(fā)現了，一個在中國考古學史上難得的驚人發(fā)現就這樣被一個完全不懂得考古為何物的道士發(fā)現了?？上У氖牵柗Q近代中國學術史上四大發(fā)現之一的敦煌文獻，不是像甲骨文和明清檔案那樣首先被中國學者所認識；也不象敦煌西域漢晉簡牘那樣由外國考古學者所掘得，而是落入沒有多少文化知識的王道士手中。

面對這么多的經卷和繪畫品，王道士當然也知道它們的“價值”。他不斷拿出一些書法精美的佛經寫卷和漂亮的絹畫，送給附近的官紳和過往的官僚士大夫們，但這些人都不識貨，也沒有人去追問這些古老的經卷和繪畫是從那里來的。1903－1904年，金石學家葉昌熾任甘肅學臺，敦煌縣令汪宗翰送給他藏經洞出土的《水月觀音像》、《大般涅槃經》等，敦煌文人王宗海也送給他《大般若經》、《開益經》、《于闐公主供養(yǎng)地藏菩薩像》等。葉昌熾在他的《緣督廬日記》中，第一次判定了敦煌文獻和絹畫的重要學術價值，但他當時誤以為石室所出，只有“藏經數百卷”，“各人分取”，已經分光。過去學術界都傳說葉昌熾曾建議甘肅藩臺把所有藏經洞古物運到省垣蘭州保存，但因運費沒有著落，沒有成功。細檢近年由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刊行的《緣督廬日記》全本，沒有找到相關的記載，從葉昌熾當時不知有數萬寫本被發(fā)現的情形來推測，這個傳說大概也是難以成立的。

中國學者與敦煌寶藏失之交臂，不到三年，一位在中國新疆已經盜掘了大量古物并運回倫敦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來到敦煌，這位受過嚴格的考古學和東方語文訓練的學者，由此成為當時來中亞考古的一批西方探險家中最有收獲的一個。

1907年3月，斯坦因根據他的同鄉(xiāng)洛克濟的建議，到敦煌莫高窟考察。當他得知藏經洞發(fā)現了大批寫本和繪畫以后，就耐心地等待外出化緣的王道士回來。5月間，王道士回到莫高窟，不懂中文的斯坦因通過他的中文秘書蔣孝琬與王道士談判，利用編造的花言巧語，騙得王道士的信任。在一個漆黑的夜晚，斯坦因被允許進入藏經洞。然而，當時的藏經洞中塞滿了寫卷、絹紙繪畫的包裹，只能容下兩個人站在里面，所以，斯坦因就在16窟中搭了個帳篷，由蔣孝琬和王道士夜間把包裹運到帳篷中展示給他。在包裹搬出大半后，他進洞清理，把藏經洞中的文獻和文物翻了個底朝天，最后露出里層的壁畫和鑲在墻里的《洪辯告身碑》。

根據斯坦因的觀察，在他到來以前，藏經洞內堆放的物品上層已經被人打亂，但大體上還保持著原來的面貌。洞中所有的材料原來都是分類包在兩種包裹皮中的，一類是所謂“正規(guī)的圖書包裹”，總共有1050個裝漢文卷子的包裹，每包平均裝12個卷子，還有80個裝藏文卷子的包裹；另一類是所謂“雜包裹”，梵文、于闐文、藏文的貝葉形寫本和回鶻文、粟特文卷軸以及絹紙繪畫、絲織品、修補佛經或佛畫的文書、廢紙、木棍等等，都分類裝存。其實斯坦因不懂得中國古代藏書是分帙存放的，那平均裝12個卷子的包裹實即裝著寫卷的經帙。而王道士當然更不懂這些文獻的價值，當他和斯坦因以四個馬蹄銀成交時，他留下的是那些他看上去書法精美的普通佛經，而斯坦因除了獲得270個裝有漢、藏文寫卷的“正規(guī)包裹”外，更多地是得到了裝有美術品和非漢文文獻的“雜包裹”，也就是說，斯坦因裝走的29箱材料，從學術研究而不是從欣賞的角度來說，是更有價值的。

正規(guī)的圖書包裹

除藏經洞外，斯坦因還對莫高窟的建筑、雕像、壁畫進行了全面的考察和記錄。今天，作為一個中國學者，對于斯坦因騙取敦煌寶藏的行徑應當嚴厲譴責。同時，我們也應當尊重客觀事實，承認斯坦因是第一位科學地記錄了敦煌藏經洞的發(fā)現及莫高窟藝術面貌的考古學家。

1908年2月，沿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北邊進行考古的法國人伯希和，在烏魯木齊休整時見到兩件敦煌寫經，立刻趕往敦煌。由于他可以講流利的漢語，很快被王道士允許進入藏經洞內揀選寫卷。伯希和知道自己無法獲得所有洞內的資料，因此為自己訂立了幾個選擇標準，即選取背面有非漢文的卷子、帶有寫經題記的卷子、估計未入佛藏的卷子和非佛教的典籍與文書。伯希和以500兩銀子換取藏經洞精華，他的選擇標準，以其帶回巴黎的寫卷所含研究價值往往高于倫敦所藏斯坦因卷子而被學者們所稱道。然而，這樣一來，伯希和把斯坦因已經搞亂的藏經洞包裹，全部打散，我們再也無法恢復藏經洞寫卷經帙合一的原貌了。

伯希和在敦煌的三個月間，除了翻檢敦煌藏經洞文獻外，還第一次給莫高窟有壁畫的洞窟統編了號碼，抄錄了壁畫上的各種文字所寫的題記并記錄了相關的內容，拍攝了主要洞窟壁畫、雕塑的照片。此外，他還在莫高窟北區(qū)的洞窟中，發(fā)現一批回鶻文、西夏文的寫刻本。

圖上至下：回鶻文文獻、粟特文文獻、于闐文寫經

1909年8－9月間，伯希和已經把大批敦煌收集品運送回國，又從他供職的越南河內法國遠東學院北上，到北京購書。他隨身攜帶了敦煌藏經洞發(fā)現的一些珍本文獻，如《古文尚書》、《毛詩》、《論語鄭氏注》、《左傳杜預集解》、《春秋谷梁傳》、《沙州圖經》、《慧超往五天竺國傳》、《老子化胡經》、《摩尼教殘經》、《景教三威蒙度贊》、《修文殿御覽》、《文選李善注》，以及拓本、印本、經帙、歸義軍官私文書、邈真贊等。以羅振玉為主的一批京師大學堂的學者，先后往伯氏寓所參觀、抄錄這些文獻材料。 9月25日，羅振玉發(fā)表《敦煌石室書目及發(fā)現之原始》，首次公布了伯希和在敦煌的新發(fā)現，并把這個消息通報給日本京都大學的內藤虎次郎。隨后，他把自己和蔣斧、曹元忠抄錄的敦煌寫本輯印成《敦煌石室遺書》（1909），同往抄錄文書的王仁俊，也輯印成《敦煌石室真跡錄》（1909），兩書錄文前后，附有他們所寫的跋語，成為敦煌學的第一批文字。伯希和寫于莫高窟的簡要考察報告《甘肅發(fā)現的一個中世紀書庫》（中譯本題《敦煌石室訪書記》），雖然發(fā)表在1908年號的《法國遠東學院學報》（BEFEO）上，但實際出版年份要晚于上述羅、王諸氏的著作。伯希和騙購敦煌寶藏的行為，同樣應當受到譴責。但伯希和的北京之行，無疑促進了敦煌研究在中國、日本和歐洲的興起。

羅振玉從伯希和那里獲知敦煌藏經洞還有剩余的寫卷，于是提請學部收集。1910年，清學部電令甘督何彥升，把所余經卷悉數運京，入藏京師圖書館。其實負責此事的地方官并沒有十分用心，雖然運到北京的殘卷超過一萬個編號，但留在當地的寫本和殘片也不在少數。1911－1912年，日本大谷探險隊橘瑞超、吉川小一郎到敦煌，獲得數百寫卷和一些殘卷。1914－1915年，俄國奧登堡考察隊到敦煌，又獲得300多個卷子和一萬余號殘片及絹畫等，據說他們是通過發(fā)掘得到的，而且他們還測繪了莫高窟的許多洞窟，拍攝照片，但由于這些考古記錄迄今沒有發(fā)表，所以不得其詳。

從考古學的角度來講，斯坦因的記載最有參考價值。斯坦因的敦煌之行是他第二次中亞探險的重要組成部分。1912年，他先出版了有關這次探險的個人游記《沙埋契丹廢址記》（二卷本），其中詳細敘述了藏經洞的發(fā)現和他與王道士交易的過程。1921年，他又出版了五卷本的正式考古報告《西域考古圖記》，其中第22章專講藏經洞的發(fā)現，其他幾章分述敦煌千佛洞的歷史、莫高窟壁畫、出土的絲織品和寫卷，附有詳細的出土文物目錄。同年，斯坦因還把藏經洞出土的48幅精美絹畫，用彩色和黑白圖版影印，輯成《千佛洞》一書出版。遺憾的是上述游記和報告沒有中文譯本，許多研究者只能依賴向達翻譯的斯坦因有關他三次中亞探險的講演稿《斯坦因西域考古記》（1936），因此對敦煌藏經洞的發(fā)現及最初的內部狀況不甚了然，以至產生誤解。1977年，米爾斯基出版了斯坦因的傳記，中文譯本題《斯坦因：考古與探險》（1992），也透露出許多鮮為人知的藏經洞發(fā)現的史料。

老子化胡經

在斯坦因發(fā)表他的正式考古報告的同時，伯希和將他在敦煌所攝制的莫高窟照片，于1920－1924年間分六冊以《敦煌石窟圖錄》為名出版。這套圖版和斯坦因考古報告及《千佛洞》所刊敦煌壁畫、絹紙畫的圖版，成為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研究敦煌考古藝術的主要依據。1944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解放后改為敦煌文物研究所，為敦煌文物的保護、修整、研究和進一步的考古發(fā)掘，做出很大貢獻。

至于分散在倫敦、巴黎、京都、圣彼得堡等地的敦煌文獻材料，人們開始時只能以“挖寶”的方式去尋找自己的研究所需要的材料，陸續(xù)出版了許多專題研究論著。六十年代以來，英、法兩國先后公布了所藏敦煌卷子的縮微膠卷。近年，《英藏敦煌文獻》、《俄藏敦煌文獻》、《法藏敦煌文獻》以及一些收藏敦煌卷子較少的單位，都陸續(xù)以清晰的圖版公布所藏，使敦煌文獻的全貌日益展現在我們面前。

經過將近百年來各國學者的不斷努力，使我們能夠清楚地認識敦煌考古發(fā)現的意義。

從考古學的意義上來講，敦煌的發(fā)現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敦煌藏經洞的發(fā)現，一是由于藏經洞的發(fā)現而引導人們重新發(fā)現了敦煌石窟。

敦煌的考古發(fā)現，不僅有文物的發(fā)現，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大量中古時代的文獻的出土。敦煌藏經洞保存了從公元五世紀初葉到十一世紀初葉共六百年間所寫的文獻，其中以佛教經典為主，也有道教、摩尼教、基督教的經典，還有經史子集四部書、官私文書。漢文寫本之外，有絲綢之路上各個民族所使用的藏文、梵文、于闐文、回鶻文、粟特文等語言文字書寫的文獻，還有拓本、刻本、星圖、云圖、信封、經帙等。這些文獻為研究中古時代中國的歷史地理、思想文化都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同時也為研究古代藏族、回鶻、于闐、粟特、印度等民族或外族的歷史、文化及相互間交往的歷史，提供不可多得的新資料。

圖上至下：木板畫、絹畫、紙畫

敦煌石窟保存了大量的壁畫、雕塑，藏經洞出土了一批木版畫、絹畫、紙畫、麻布畫、刺孔、粉本、絲織品、剪紙等美術品，這樣大量的考古藝術遺存，是人們研究佛教藝術以及其中反映的各種文化影響的重要依據，也是人們探討中古時期東西方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歷史本身和它們之間交往的歷史的宏大形象資料。

敦煌是古代絲綢之路上的一顆明珠，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被風沙遮蓋。敦煌的考古發(fā)現，使沉寂在大漠中的這顆明珠得以再現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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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文史知識》199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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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原載《文史知識》199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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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文史知識》199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