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維西始于清代余慶遠的《維西見聞紀》，在《維西見聞紀》中維西不僅指今天的維西縣，還包括了其周邊德欽、福貢、貢山等地區(qū)。作為滇西北地區(qū)的民族走廊腹地，維西自古就是多種民族與文化共生、共融的地區(qū)。在《維西見聞紀》的“夷人”條中記載了維西地區(qū)生活的多個少數民族，包括了麼些、古宗、那馬、巴苴、栗粟、怒子等多個族群，這些族群的后人至今仍在維西及其周邊地區(qū)生息繁衍，構成了維西一帶豐富多樣的民族文化資源。
從滇西北地區(qū)各大民族之間的文化聯(lián)系來看，在近代以前，滇西北地區(qū)主要受漢、藏兩大民族文化的強勢影響。在滇西北地區(qū)，漢文化自南向北逐漸深入傳播。滇西北南部的白族、納西族、以及部分彝族等深受漢文化的影響。漢文化很早就傳播至洱海及周邊地區(qū)，并以此為中心不斷向滇西北腹地擴散，影響周邊各大族群。至清末，漢文化的影響已持續(xù)深入至維西、中甸一帶的藏族、傈僳族聚居區(qū)。與此相反，藏文化的影響自北向南依次減弱。滇西北北部的納西、普米、怒族等深受藏族及其宗教文化的的影響。滇西北地區(qū)的迪慶州是云南省唯一的藏族自治州，該地區(qū)的藏文化以中甸壩子為核心，輻射影響周邊其他地區(qū)和族群。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以前，漢、藏兩大文化均未能有效深入怒江流域的傈僳族、怒族、獨龍族聚居區(qū)，未能對滇西北地區(qū)的傈僳族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滇西北地區(qū)是傈僳族的主要聚居區(qū)，全球200多萬傈僳族人口中有四分之一生活在滇西北地區(qū)，傈僳族在滇西北四州市（大理、麗江、迪慶、怒江），均有分布。長期以來，傈僳族與滇西北地區(qū)的漢、藏、納西、普米、白、怒、獨龍等各民族相互雜居，但仍保持了其相對獨立的文化風貌。近代以來，傈僳族這種相對獨立的文化風貌被西方傳教士所打破。西方傳教士將天主教、基督教傳入滇西北地區(qū)后在漢、白、藏、納西等族群中影響甚微，卻在傈僳族群體中取得了突破。特別是在怒江流域的傈僳族聚居區(qū)，基督教的傳播獲得了空前的勝利，怒江大峽谷成為名符其實的“福音谷”。在宗教文化的層面，基督教成為在滇西北地區(qū)能與漢、藏兩大宗教文化體系相抗衡的另一大勢力。
當我們在討論滇西北地區(qū)這三大宗教文化勢力時，維西剛好就處在這三大宗教文化碰撞的核心，維西周邊的大理、麗江、中甸、怒江等地的民族與宗教文化不同程度的傳入維西地區(qū)。怒江流域和今維西縣均以傈僳族為其主要少數民族，但與怒江流域的傈僳族情況略有不同，這一區(qū)域內的傈僳族并未發(fā)生幾乎一邊倒向基督教的情形。相反，維西地區(qū)的傈僳族傳統(tǒng)文化相對得以更多的保留，且顯示出了受漢、白、納西、藏等多種民族與宗教文化影響的特征，這一現(xiàn)象也在這一次夏令營的調研活動中得以呈現(xiàn)。
本次夏令營由維西縣民族文化研究所組織，活動區(qū)域若從流域進行劃分大致可分為四大流域，即瀾滄江流域（白濟汛邦達、康普白漢頂、巴迪阿尺達嘎）、永春河流域（永春四保、攀天閣岔支洛）、臘普河流域（塔城海尼大村）、珠巴洛河流域（拖頂大村、霞若施壩村）。以上四大流域均有傈僳族與其他各民族相互雜居，但每個流域又有其獨特的文化風貌。每個流域的傈僳族與周邊各民族相互影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面貌。
一、 瀾滄江流域：傈僳族的史詩與傳統(tǒng)宗教文化
瀾滄江從維西境內西部穿境而過，從北到南依次穿過巴迪、葉枝、康普、葉枝、白濟汛、中路、維登七個鄉(xiāng)鎮(zhèn)。維西境內的瀾滄江河谷中主要生活著漢、納西、藏等民族，傈僳族則主要生活在兩岸高山之中。在瀾滄江流域，白濟汛一帶受基督教的影響較大，白濟汛一帶是早年西方傳教士著力經營的地區(qū)，著名的小維西天主教堂便位于這一區(qū)域。在白濟汛以北的康普、葉枝及巴迪的河谷地帶，藏傳佛教有一定影響，噶舉派著名寺院壽國寺便位于康普與葉枝的交界一帶。除此以外，在傈僳族生活的瀾滄江兩岸廣闊山區(qū)，傈僳族的傳統(tǒng)宗教與文化仍有相當的影響。由傈僳族本民族所創(chuàng)立的音節(jié)文字便誕生于這一地區(qū)，傈僳族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反封建農民起義運動的策源地也在這一地區(qū)。如今，作為維西傈僳族文化名片的阿尺木刮、瓦器器等傈僳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也多流行于這一地區(qū)，這一地區(qū)可以說是維西傈僳族傳統(tǒng)文化資源最為豐富的地區(qū)。
創(chuàng)世神話或史詩是人類開始主動思考自身來源的產物，反映了人類早期世界觀的雛形。本次調研對傈僳族的創(chuàng)世神話在維西境內傈僳族村落的流傳情況進行了廣泛搜集，其中在瀾滄江流域的巴迪阿尺打嘎、康普白漢頂等地傳世神話的流傳情況特別典型。
從調研的情況來看，在傈僳族的創(chuàng)世神話中，傈僳族的祖先從瓜中誕生。這一創(chuàng)世神話類型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qū)有廣泛的流傳，但在各自的流傳過程當中又有其各自不同的民族特色。如拉祜族的創(chuàng)世神話中，人類從葫蘆中誕生，葫蘆因此為拉祜族重要的民族圖騰符號。除此以外，在部分彝族、白族、苗族、佤族的創(chuàng)世神話中也有人類從葫蘆中誕生的說法。在本次調研的傈僳族的創(chuàng)世神話中，有的說人類從瓜中誕生，有的則明確說人類從南瓜中誕生。在某種意義上葫蘆也可以被認為是一般意義上的瓜，這也就表明傈僳族的創(chuàng)世神話與西南地區(qū)的各少數民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不僅如此，有的傈僳族創(chuàng)世神話中還說從瓜中誕生的人類包括了傈僳、藏、漢等各個民族。這與西南少數民族地區(qū)流傳的多民族祖先同源的神話類型也相一致，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傈僳族與周邊各民族的密切聯(lián)系。
傈僳族的傳統(tǒng)宗教文化在瀾滄江流域也有較為豐富的遺存，本次調研當中，很榮幸在阿尺打嘎、白漢頂等地訪到了傈僳族傳統(tǒng)宗教的神職人員——尼扒。尼扒是傳承傈僳族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人員，發(fā)明傈僳族音節(jié)文字的哇忍波即是一名傈僳族尼扒。值得注意的是，當地人甚至包括很多參加夏令營的營員都將尼扒舉行的宗教儀式稱為“做迷信”，這一說法反映了長期以來對宗教，尤其是對民間宗教活動認識有失偏頗，對于深入和客觀認識這些宗教活動所蘊含的文化內涵極為不利。傈僳族傳統(tǒng)宗教保存了很多傈僳族傳統(tǒng)文化中較為幽微和深邃的部分，同時也反映出了傈僳族與周邊各民族在文化上的交融與互動。在本次調研以及和相關人士的交流中我們發(fā)現(xiàn)，傈僳族傳統(tǒng)宗教與中國傳統(tǒng)道教的關系極為密切。二者的密切關系集中體現(xiàn)在八卦、十二地支、五行生克等道教內涵在傈僳族傳統(tǒng)宗教中的表現(xiàn)。這一些內容究竟是明清以來陸續(xù)受漢文化影響的產物，還是在古老的氐羌族群就已存在值得進一步探討。有一種關于道教的形成觀點認為，天師道的形成與氐羌族群的傳統(tǒng)宗教密不可分，道教可能與東巴教、傈僳族傳統(tǒng)宗教在極為久遠的年代就分享了相同的文化元素。這一觀點若能進一步得到證明，對于重新認識道教的起源，以及道教與少數民族傳統(tǒng)宗教的關系具有重要意義。
另外，在瀾滄江流域的傈僳族傳統(tǒng)宗教中我們也看到了其他族群與宗教文化的影響。例如在阿尺打嘎的尼扒家中，藏族對中柱的祭祀和崇拜活動就有所體現(xiàn)。而瀾滄江流域的傈僳族當中從事傳統(tǒng)宗教活動的人員既有尼扒也有東巴，東巴明顯是受象雄苯教影響的結果。
二、 永春河流域：漢文化影響下的傈僳族
同維西地區(qū)的瀾滄江、臘普河河谷等一樣，永春河谷也是多民族聚居的河谷。但與其他河谷不同，永春河谷是受漢文化影響最為深刻的地區(qū)。維西地區(qū)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保和鎮(zhèn)就位于永春河河谷。
清雍正年間，麗江府實行改土歸流，隨后陸續(xù)在中甸、維西兩地設立散廳，中央王朝開始在維西地區(qū)派駐流官，維西通判駐地即在今保和鎮(zhèn)。從維西第一代通判陳權開始，歷代通判對漢文化在維西的推廣不遺余力。從宗教文化的角度來看，保和鎮(zhèn)陸續(xù)興建了關帝廟、文昌宮、孔廟、萬壽宮、東岳廟、三清殿、財神殿、魁星閣、維安閣、龍王廟、三霄殿等寺觀廟宇建筑。如今以上諸多廟宇大多傾頹或挪作他用，但仍有部分遺存或民間傳說流傳?，F(xiàn)代保和鎮(zhèn)大禮堂龍王廟舊址仍有香火祭祀。保和鎮(zhèn)所新建的真元閣、文昌塔等建筑仍彰顯了道教在這一地區(qū)的影響。除此以外，大壩心觀音廟、上橋頭村廟的重建和新修活動也反映了漢傳佛教在永春河流域的的影響。流行于永春河流域保和、永春一帶的大詞戲即是中原傳統(tǒng)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相互影響的結果。值得一提的是維西地區(qū)的關帝信仰，據《維西縣志》記載，覺羅瑯玕在平定恒乍崩起義時就得到了關帝的顯圣庇佑。此后，圓龍山關帝廟曾多次顯圣，協(xié)助官軍平定所謂叛亂。我們在本次調研中也發(fā)現(xiàn)了關帝信仰在傈僳族民間的流傳。白濟汛位于永春河與瀾滄江交匯處。白濟汛的得名本身就與清代以來中央王朝推行的汛塘駐軍制度相關。據白濟汛當地傈僳族老人回憶，當地稱農歷五月十三日為關刀會，為關帝圣誕，這一習俗與中原內陸一致。又稱每年的關刀會必然會下雨，很顯然關帝信仰在傈僳族民間已成為了保佑風調雨順的神靈。
除漢文化以外，藏、納西、白等族群的宗教和文化也對永春河流域的傈僳族有所影響。在永春河流域目前仍有嘎嘎塘等少數以藏族為主要民族的村落，在永春河腹地今保和鎮(zhèn)南部還保留有古宗灣的古地名，古宗即古代云南對藏族的稱呼，說明藏族曾經深入發(fā)展至這一地區(qū)。在保和鎮(zhèn)及其原永春鄉(xiāng)政府駐地是維西縣納西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在清代，保和、永春一帶有納西六大村的說法，即慶福、白帕、則那、橋頭大村、橋頭小村、本村、老好村六個以納西族為主要民族的村落。歷史上這一地區(qū)的納西族深受藏傳佛教噶舉派的影響。維西地區(qū)有三大噶舉派圣地，即瀾滄江流域的康普壽國寺，臘普河流域的塔城達摩祖師洞，以及永春河流域的永春蘭經寺。這三大寺院均屬于噶舉派所謂的“姜域十三大寺”。除藏族、納西族外，永春鄉(xiāng)境內還有少數白族村落。白族村落雖然人口不多，但由于維西地近蘭坪、劍川等白族聚居區(qū)，加之大理等地白族常年在維西一帶經商居住，白族文化對永春河一帶也有一定影響。目前永春河谷地區(qū)的建筑大多由大理地區(qū)的工匠修造，建筑風格也大多與洱海周邊地區(qū)的白族民居相似。永春河多元文化集中體現(xiàn)在當地納西族的傳統(tǒng)服飾當中。保和鎮(zhèn)的傳統(tǒng)納西族服飾上半身有白族風韻遺留，部分納西族婦女還佩戴有白族婦女常佩戴的“三須”、“五須”。下半身百褶裙有么些遺風，百褶裙的樣式也是滇西北地區(qū)納西、傈僳、彝族、普米、藏族等多個民族喜愛穿著的服飾。腰帶和配飾又是藏式的，非常別致。
永春河流域的傈僳族大多居住在永春河流域的兩岸高山，從本次調研的情況來看，這一地區(qū)的傈僳族民間文學、民間器樂等展現(xiàn)出受漢、白、納西等多種文化的影響，本次在四保村調研的民間嗩吶音樂就是其中的典型。此次在四保村調研的民間音樂主要以嗩吶為主，滇西北地區(qū)的傈僳族傳統(tǒng)樂器主要以菊律（笛子）、起本、吉茲等為主，嗩吶并非傈僳族傳統(tǒng)樂器的典型代表。相反，嗩吶在滇西北漢族、白族等的民間器樂中占有重要地位。從四保村傈僳族傳統(tǒng)嗩吶器樂的曲牌名中明顯可以看出漢族、白族音樂文化的影響。如《水龍吟》《祝英臺》《小桃紅》等是漢族民間傳統(tǒng)的嗩吶曲，另外從樂師所演奏的《白族朝山調》《黎明納西調》等曲目又可以看出白族、納西族嗩吶曲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曲調經過傈僳族民間藝人的再度創(chuàng)作，帶上了濃烈的傈僳族風格，顯示出了與原曲目所不同的特色。
三、 珠巴拉河流域：藏文化腹地的傈僳族
珠巴拉河是迪慶藏族自治州除金沙江、瀾滄江之外的第三大河流。珠巴拉河發(fā)源于云嶺深處的白馬雪山腹地。珠巴拉河所流經的霞若、拖頂兩地為德欽縣傈僳族的主要聚居區(qū)。與滇西北地區(qū)傈僳族的分布情況大體相似，珠巴拉河流域的傈僳族也主要分布在河谷兩岸的高山地區(qū)，而當地藏族則主要分布在河谷地區(qū)。
從宗教文化的角度來看，珠巴拉河流域的河谷地區(qū)的藏族主要信奉藏傳佛教，珠巴拉河與金沙江交匯處的拖頂地區(qū)的澤通格批林安曲是該區(qū)域內一處較大的藏傳佛教中心。雖然在珠巴拉河流域之內并沒有大型的藏傳佛教寺廟，但幾乎村村都建有佛塔與經堂。霞若摩崖石刻中有反應藏傳佛教在這一地區(qū)的流傳情況，該摩崖石刻位于霞若鄉(xiāng)霞若村一處山崖，南面為彌勒佛，東面為宗喀巴、大黑天神、四臂觀音、文殊菩薩、無量壽佛等佛像，從宗喀巴佛像來看，可見這一地區(qū)格魯派的流行與傳播情況。珠巴拉河流域的傈僳族與藏族長期生活居住在一起，在很多方面受藏文化的影響深遠，但在宗教文化的層面受藏傳佛教的影響較小。近代以來，基督教陸續(xù)傳入傈僳族地區(qū)。霞若地區(qū)的傈僳族也逐漸信奉基督教，在施壩河施壩村中仍有一處基督教堂，在當地傈僳族家庭中也隨處可見耶穌基督、十字架等基督教的文化符號。
值得一提的是，在珠巴拉河流域的支流施壩河崖壁有一處豬仙洞，當地傈僳族、藏族均視其為圣地。傳說該洞極其幽深，當地人曾放進去一只貓，結果從怒江方向跑出來，有傳說當地傈僳族為躲避外族追殺曾躲避于此地，傈僳族遂視其為圣地。而在當地的藏族看來，此處為藏傳佛教圣地，按照藏傳佛教傳統(tǒng)，每處神山、圣湖、神洞等均有屬相，而這一神洞的屬相為豬，每到豬年為該神洞的朝圣年份。藏族信眾每到初一、十五均會到神洞進行朝拜，而每年的正月十五是該洞的朝圣會期，德欽、維西、貢山等地的各族信眾均會前往此地朝圣。當地傈僳族與藏族基于不同文化背景對豬仙洞進行闡述，展現(xiàn)了不同民族文化對同一地理文化景觀的不同闡釋。
四、 臘普河流域：藏、納西文化與傈僳族
臘普河谷自古就是中甸、麗江進出維西的交通要道，古跡遺存眾多。 河谷里的藏、納、傈僳三大族群相互交融，一條河谷連接了三大民族文化板塊，更有一支獨特的瑪麗瑪薩人，這里的族際關系值得細細研究。
臘普河流域雖然民族眾多，但在河谷地區(qū)，以納西族、藏族的影響占據了主要地位，二者的碰撞與融合也較該流域內的其他民族之間更為強烈。臘普河與金沙江的交匯處即南詔時期的鐵橋一帶。自南詔斷鐵橋以后，藏族（吐蕃）的勢力就從洱海周邊地區(qū)退回至鐵橋以北地區(qū)。金沙江在唐代稱麼些江，以該流域主要生活的納西族先民麼些人得名。距塔城不遠的巨甸一帶即納西族傳說中的花馬國腹地。在臘普河河谷地區(qū)，藏族與納西族相互融合碰撞，產生了塔城地區(qū)獨特的民族宗教文化風貌。
噶舉派在與格魯派的斗爭中逐漸失去其在藏文化中心的統(tǒng)治地位后逐漸向藏邊地區(qū)發(fā)現(xiàn)。在滇西北地區(qū)，噶舉派主要活躍外遠離藏文化中心的納西族、怒族、普米族、傈僳族地區(qū)。部分納西族文化人甚至將滇西北地區(qū)的藏傳佛教噶舉派視為“納傳佛教”，可見噶舉派與納西族的關系之密切。歷史上維西的藏傳佛教三大寺均屬于噶舉派，且與納西族的關系密切。在三大寺廟中尤其以臘普河與金沙江匯流處的達摩祖師洞最為重要。在達摩祖師洞有噶瑪噶舉的達摩寺，也有直貢噶舉的來遠寺、祖師洞、祖師靈塔等寺院與圣地。受臘普河流域濃厚的藏傳佛教影響，臘普河流域傈僳族信仰基督教的情況較其他傈僳族地區(qū)少，部分傈僳族甚至受周邊藏族、納西族的影響而信仰藏傳佛教，海尼大村采訪中就有藏傳佛教信徒所有的燒香臺，在燒香臺插有藏傳佛教的經幡和神箭。
從本次塔城海尼大村受訪人的反映的情況來看，也可以看到納西族在這一地區(qū)的強烈影響。本次海尼大村的受訪人所說的傈僳語當中夾雜有大量納西語，對采訪帶來了一定影響。本次夏令營有來自各個地區(qū)的傈僳族，但普遍反應不能很好聽懂報告人所講述的故事，但對于熟悉納西語的攀天閣一帶的傈僳族同學來說語言上的障礙相對較小。另外，從受訪人所講述的內容來看，也反映出了與納西族的密切聯(lián)系。根據老人的講述，從當地傈僳族的來源傳說看，展現(xiàn)了其與麗江、瀘沽湖等地納西族、摩梭人等之間的聯(lián)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受訪者看來，臘普河流域的瑪麗瑪薩人與當地的傈僳族本屬同一支民族。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瑪麗瑪薩人與納西族、摩梭人的關系較為密切，但民族之間本就不存在涇渭分明的界限。當地傈僳族與瑪麗瑪薩人同源的說法，體現(xiàn)了多民族地區(qū)族際界限的模糊之處。
五、 結語
從宏觀上看，傈僳族作為一個整體有著區(qū)別于周邊其他民族的文化風貌，但從具體情況來看，某一具體地區(qū)的傈僳族又無一不受到周邊民族的影響。從本次調研所涉及的維西及其周邊地區(qū)的瀾滄江、永春河、珠巴洛河、臘普河流域的傈僳族的相關情況來看，各流域內的民族均不同程度的對周邊的傈僳族有所影響。各個地區(qū)的傈僳族在保存本民族文化風貌的同時不斷吸收周邊各民族的文化，使之成為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豐富和發(fā)展了傈僳族文化的內涵。
何正金 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后
專業(yè)：中國少數民族宗教（主要致力于滇西北少數民族宗教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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