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南湜｜剩余價值、全球化與資本主義
剩余價值、全球化與資本主義
王南湜◆文
摘要：人們在援引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理論進行全球化問題研究時，往往停留于馬克思關于“世界歷史”或“世界市場”的現(xiàn)象性描述，而未能從剩余價值實現(xiàn)方式的理論原理上來看全球化對資本主義的意義。其原因在于我們對剩余價值實現(xiàn)條件理解上的欠缺和對馬克思辯證法的誤解。而盧森堡及柄谷行人則在對馬克思的批評中提出了富有意義的新理解，前者在政治經(jīng)濟學層面上提出了世界市場對于剩余價值實現(xiàn)的意義，后者則為盧森堡的這一闡釋提供了哲學方法論上的支持。馬克思所強調的世界市場是資本主義的存在條件，全球化則意味著資本主義殖民化的全面完成，以及全球資本主義獲取剩余價值的國家地區(qū)間差別性優(yōu)勢的逐步減弱。一旦由于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不再有能力通過國家地區(qū)間的差別性優(yōu)勢獲取超額剩余價值來緩解社會矛盾，則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時代就要無可避免地到來。全球化既是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新階段，也是其終局。
關鍵詞：剩余價值 全球化 資本主義 盧森堡
近幾十年來，對全球化最新進程的描述分析已經(jīng)進行得相當廣泛而深入，但全球化究其實質而言，并非一種新近的突生現(xiàn)象，而是與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內在相關的，因而有必要從一種更為宏觀的眼界對其做一種大歷史尺度的把握。但令人遺憾的是，當人們援引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理論去說明全球化進程時，卻往往停留于馬克思早年關于“世界歷史”的一般性描述上，而并未深入到其關鍵的剩余價值理論。即便是有些論著試圖依據(jù)馬克思的政治經(jīng)濟學理論來理解全球化，但也未能從剩余價值實現(xiàn)方式的理論原理上來看全球化對于資本主義的意義。這就提出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是否還有足夠的理論潛能去說明資本主義的當代發(fā)展。對于馬克思的學說來說，這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筆者以為，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無疑具有這樣的理論潛能，但由于人們通常對于馬克思辯證法理解的嚴重缺陷，從而致使這一潛能未能實現(xiàn)。這種理論缺陷包括兩個層面：在直接相關的政治經(jīng)濟學層面上，把馬克思在一種比較抽象的條件下對剩余價值生產的描述，當成了對現(xiàn)實的剩余價值生產方式的說明，即人們忘記了按照馬克思的設想，《資本論》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已完成的只是其中基礎性的部分，而如果把它當作一部完整的著作來看待，則是把一種對具體階段的抽象論述當作是對具體現(xiàn)實的描述；在更為深層的哲學方法論層面上，則是把馬克思的辯證法混同于黑格爾的絕對精神自我實現(xiàn)的辯證法，而往往忘記了馬克思多次聲明的其辯證法與黑格爾辯證法的根本區(qū)別。如果按照人們對馬克思的這種慣常理解，對于全球化的說明只是停留在“世界歷史”或“世界市場”之類的現(xiàn)象性描述上，無疑就錯失了一種最深刻理解全球化的可能性。要能實現(xiàn)這種可能性，就需要重新理解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這當中特別涉及對剩余價值實現(xiàn)條件的理解；而要能夠深入把握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就必須重新理解他的辯證法。正是在這兩個根本問題上，傳統(tǒng)的闡釋未能深入到馬克思的核心思想，而盧森堡以及后來的柄谷行人則在對馬克思的批評中提出了極其富有意義的新理解。首先是盧森堡在政治經(jīng)濟學層面上提出了世界市場對于剩余價值實現(xiàn)的意義，而后柄谷行人則為盧森堡的這一闡釋提供了哲學方法論上的支持。這就使得我們在重新理解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以解釋全球化問題時，不能不首先考慮他們提出的問題。據(jù)此，本文所設定的理論目標便是通過對此二人對于馬克思批評的綜合改造，重構一種理解馬克思剩余價值實現(xiàn)方式的基本理論框架，并據(jù)此對全球化的本質及其對于資本主義的重大意義作一概要性探討。
一
如果不是過于拘泥于全球化這一術語，而是將全球化的本質理解為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擴張，盧森堡在其極富原創(chuàng)性的著作中就已經(jīng)從剩余價值實現(xiàn)方式的視角對之做過嘗試性闡釋，而且是極富意義的嘗試。盧森堡的嘗試是通過對馬克思資本積累理論的批評來進行的。
馬克思的資本積累理論要旨如下：所謂資本積累就是資本規(guī)模不斷擴大的再生產，即剩余價值的資本化，因此對資本積累的考察也就是對資本再生產過程的考察。馬克思將社會總生產分為兩大部類：第一部類是生產生產資料的部類，用“I”表示，第二部類是生產消費資料的部類，用“Ⅱ”表示。同時，每一部類的資本又分成兩個組成部分：代表生產上消費掉的、按其價值來說只是轉移到產品中去的不變資本(C)和由全部年勞動追加的價值部分，后者又分為補償預付可變資本的部分(V)和超過可變資本而形成剩余價值的部分(M)。由此，社會總生產可表示為：ⅠC+V+M和ⅡC+V+M。在簡單再生產條件下，即在全部剩余價值都被資本家非生產性地消費掉的情況下，再生產的基本實現(xiàn)條件是：第Ⅰ部類的商品資本中的V+M價值額必須等于不變資本ⅡC，可用公式表示為：Ⅰ(V+M)=ⅡC。而擴大再生產的條件則是：第Ⅰ部類一年中所生產的全部生產資料，除了維持兩大部類簡單再生產所需要的生產資料以外，還必須有一個余額，用以滿足兩大部類擴大再生產對追加生產資料的需要，即Ⅰ(V+M)＞ⅡC；其次，第Ⅱ部類一年中所生產的全部消費資料，除了滿足兩大部類進行簡單再生產過程中的工人和資本家所需要的消費資料以外，還必須有一個余額，用以滿足兩大部類擴大再生產對追加消費資料的需求，即Ⅱ(C+M-M/X)＞Ⅰ(V+M/X)(其中M/X表示資本家作為收入花掉的部分)?？捎霉奖硎緸椋孩?V+⊿V+M/X)=Ⅱ(C+⊿C)。這便是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所要求的條件。當然，在資本主義經(jīng)濟中，社會資本再生產所要求的這種比例關系，社會總產品實現(xiàn)所需要的各種條件，是通過不斷的相對的生產過剩自發(fā)地強制實現(xiàn)的。但無論其實現(xiàn)的方式如何，這一再生產公式表明，只要在社會生產兩大部類之間及其內部保持一定的比例，剩余價值就能夠資本化，亦即社會資本的擴大再生產或資本積累就能實現(xiàn)。
盧森堡肯定了馬克思上述公式在原則上的正確性，但她提出了一個資本積累的現(xiàn)實條件問題，這就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積累的起點是什么？這是我們考察兩個生產部類的積累過程的相互依賴性的進行方法。無疑地，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第二部類，就它的積累決定于現(xiàn)有的追加生產資料而言，是依賴于第一部類的。反過來看，第一部類的積累依賴可供追加勞動力用的相應數(shù)量的追加消費品。然而，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只要這兩個條件都被遵守了，兩部類的積累必然象馬克思的圖式所顯示的，自動地年復一年地進行。我們所列舉的積累條件不過是那些條件，沒有了它們，就不能進行積累……為了保證積累事實上前進和生產事實上能夠擴大，需要另外一個條件，即對商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必須也在增長。在馬克思的圖式中，這形成了規(guī)模不斷擴大的再生產的基礎。但這個不斷增長的需求是從哪里來的呢？”盧森堡繼續(xù)寫道：“它不可能從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的資本家本身那里來——這是可以立即肯定的——它不能從他們的個人消費中產生。相反地，積累的實質就是資本家抑制自己，使自己不消費一部分的剩余價值，把它用來生產供別人使用的物品，而這部分的剩余價值——至少從絕對數(shù)字看——是不斷地增加的……但其余的剩余價值，即積累的那部分，是如何呢？它給誰使用呢？按照馬克思的圖式，第一部類采取主動，這個過程是以生產資料的生產為起點。那么，誰需要這些增加的生產資料呢？這個圖式回答道：第二部類為了生產增多數(shù)量的消費品而需要它們。那么，誰需要這些增多的消費品呢？這個圖式回答道：當然是第一部類，因為第一部類現(xiàn)在雇傭著較多的工人。我們簡直是在兜圈子。為了維持更多的工人，因而生產較多的消費品；并為了使這些過剩的工人得到工作，因而生產較多的生產資料——從資本主義的觀點來看，這樣做是荒唐的。”盧森堡認為，這些剩余價值的積累部分的買主也不能求助于對外貿易，因為這樣做只是轉移困難，而不是解決問題。至于其他方式，諸如貨幣儲存、金生產者等，盧森堡都逐一作了分析，認為不能解決問題。
在一系列分析之后，盧森堡認為問題出在“馬克思的分析的理論前提，是假定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占著普遍而唯一的統(tǒng)治地位。在這樣的條件下，圖式中當然看不到資本家及工人以外的階級存在。資本主義社會上的第三者，官吏，自由職業(yè)者，僧侶等作為消費者，是應當計算在兩階級，特別是資本家階級之內的。這個前提，乃是理論上的權宜之計?，F(xiàn)實上，從來沒有過那樣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唯一支配之下的自給自足的資本主義社會”。因為在這樣的社會中，“為積累而實現(xiàn)剩余價值，就成為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為得要實現(xiàn)剩余價值，‘第三者’——即除工人和資本家以外的消費者——是有必要的”。而且，在事實上，“我們已經(jīng)看到資本主義在它十分成熟時期，依然在一切方面依存于與它并存的非資本主義的階層和非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备匾氖?，“剩余價值的非資本主義的購買者之存在，乃是資本及其積累的直接的生存條件”?！翱傊鳛橐粋€歷史過程，資本積累，不管它的理論如何，在一切方面是依存于非資本主義的社會階層及社會結構形態(tài)的?！边@樣，盧森堡就從資本積累問題引出了帝國主義問題，“盧森堡認為，她的‘第三’市場具有必要性的理論就是對帝國主義的說明……像她自己所表明的，資本主義向非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張是一個從這個制度出現(xiàn)以來就一直在繼續(xù)不斷地進行的過程”。由此引出的結論就是：“資本主義就這樣由于它同非資本主義社會階層和國家之間的相互關系而得到擴張，用損害他們的辦法而得到積累，同時把他們推到一邊去，取而代之。參加尋求積累地區(qū)的資本主義國家越多，仍然對資本主義擴張開放的非資本主義地方就變得越少，競爭就越厲害；它的掠奪轉變?yōu)橐贿B串的經(jīng)濟和政治災難：世界危機，戰(zhàn)爭，革命?！钡@樣一來，資本主義在發(fā)展自身的同時，也就不斷消滅著自身存在的前提。“通過這個過程，資本在兩方面準備了自己的毀滅。當它接近到人類只是由資本家和無產者所組成這一點時，進一步的積累將變得不可能了。與此同時，這個絕對的不可分割的資本規(guī)律激化了全世界的階級斗爭并使國際經(jīng)濟和政治方面的無政府狀態(tài)嚴重到這樣的程度，以致它遠在經(jīng)濟發(fā)展的最后結果到來之前，就必然導致國際無產階級反對資本統(tǒng)治存在的暴動?！卑凑毡R森堡的這一看法，資本主義在全球的發(fā)展過程，同時也就是鏟除自己存在基礎即自我毀滅的過程。盧森堡的這一結論顯然過于簡單化(此點后面我們還要論及)。
盧森堡的資本積累論提出之后，受到鮑威爾、潘涅庫克、布哈林等人的嚴厲批判，后來亦受到斯威齊、曼德爾、多布等人的批判。一般的批判多是指出她誤解了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理論，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沒有問題，擴大再生產無需所謂的“第三”市場就能夠實現(xiàn)。當然，也得到一些好評甚至贊揚，如梅林等人完全支持其觀點，《資本積累論》后來還被塔多伊斯·科瓦利克譽為“可能是自卡爾·馬克思的杰作后，由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家所寫的最好的著作”。此外，劍橋學派著名經(jīng)濟學家瓊·羅賓遜為《資本積累論》的英文版寫了序言，并作了充分肯定。國內學界的評價亦基本認為她的“資本積累理論是錯誤的，因為資本積累確實如馬克思所分析的，不需要非資本主義環(huán)境來實現(xiàn)”。但由于時代的變遷，全球化話語的興起，同時又認為她從錯誤的基點出發(fā)，卻提出了自己的頗富創(chuàng)造性的世界體系論。當然，布哈林早就有過類似的說法：“她提出了帝國主義的必然性問題，而且一般來說恰當?shù)慕獯鹆诉@個問題，雖然她的答案在理論上是建立在錯誤的論點之上的?！眹鴥茸钕认到y(tǒng)研究盧森堡資本積累論的陳其人先生對其這一貢獻評價頗高。他寫道：“1959年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論》中譯本出版，我第一次閱讀，就引起極大的震動。”其原因就在于，“從方法論看，世界體系這一概念實質上是盧森堡提出來的”。后來的幾位研究者在這一問題上也大都采用了與陳其人先生相近的論點。
但如果一方面盧森堡誤解了馬克思的資本積累理論，另一方面她的“世界體系”論是正確的或是有重要意義的，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如何看待馬克思的分析方法，即如何把馬克思的分析方法和盧森堡的“世界體系論”內在地結合起來，或者說，如何合乎邏輯地從馬克思的方法引申出盧森堡的“世界體系論”。遺憾的是，論者們大都未正視這一問題。正如塔巴克所指出，“圍繞著盧森堡的思想進行的爭論牽涉到若干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場問題。大多數(shù)其他問題都是從這一基本問題引起的”。因為這樣一來，“如果非資本主義市場對資本主義是必要的(不僅要發(fā)揮職能而且要生存下去)，這意味著她改變了馬克思賴以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分析的整個基礎”。這就是說，如通常所認為的那樣，如果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的根本性問題是生產問題，那么，市場問題在其中的地位如何估價。一般認為，與他所批判的庸俗經(jīng)濟學家不同，馬克思的方法是要在一種純粹的狀態(tài)下分析資本主義的本質，因而舍棄了諸多次要關系，僅從資本家和工人這一最簡單的關系入手來揭示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生產的實質，然后再逐步引入其他相關條件，通過一系列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邏輯進程，最后達到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總體運行規(guī)律的描述。這種方法顯然是一種源自黑格爾哲學傳統(tǒng)的辯證法。但有人對這種理解提出了質疑。這就是日本學者柄谷行人。
二
柄谷行人在其代表作《跨越性批判——康德與馬克思》中系統(tǒng)地提出了這一問題。從該書的題目就可以看出，他試圖對馬克思作一種不同于以往黑格爾主義傳統(tǒng)的理解。用他自己的說法，就是“旨在于倫理性和政治經(jīng)濟學的領域之間，即康德式批判和馬克思式批判之間往復跨越，也就是透過康德來閱讀馬克思，同時透過馬克思來閱讀康德”。這樣一種互文式的閱讀就構成了一種來回跨越式的批判。為此，他甚至創(chuàng)造了一個被譯為“跨越性批判”的新的英文詞“transcritique”。顯然，透過康德來讀馬克思，其結果必然不同于透過黑格爾眼光來看馬克思。
按照一般的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的結構安排是從抽象到具體，即從資本的“一般性”到“特殊性”，再到“個別性”。就此而言，無論在哪一種情況下，起點都是一般性的生產，而涉及差別和競爭的市場特別是世界市場，總是被置于較后的特殊性和個別性階段。但對于這樣一種被廣為接受的黑格爾式的方法，柄谷行人卻提出了異議。他認為，“說《資本論》的敘述形式與黑格爾相似，那只是一種錯覺而已”。毋寧說，馬克思“類似于站在休謨和萊布尼茨‘之間’而同時試圖對于兩人予以批判的康德”。馬克思之不同于黑格爾就在于，
“《資本論》中的經(jīng)濟學概念又絕非黑格爾那種在邏輯上自我實現(xiàn)的‘概念’。在其發(fā)展之中總是有歷史性的事件先行發(fā)展著的”。馬克思觀念中的思維主體決非像在黑格爾哲學中的絕對精神那樣是自足的，而是對于歷史事件之觀念的把握。
馬克思之所以在這一哲學根本原則上與黑格爾截然不同，柄谷行人認為在于，類似于康德同時對休謨和萊布尼茨的批判，馬克思也同時對李嘉圖和蒲魯東進行了批判。一方面，盡管馬克思稱贊“李嘉圖給我們指出資產階級生產的實際運動，即構成價值的運動”，但另一方面，馬克思也指出了古典經(jīng)濟學對于貨幣主義和重商主義徹底否定的錯誤?！肮诺浣?jīng)濟學家一反從前重視貨幣的重金主義思考，試圖把商品的價值放生產過程中來觀察，對此，馬克思承認那是一項偉大的事業(yè)。然而，馬克思更執(zhí)著的是貨幣的秘密?！必泿胖髁x固然陷入了錯覺，但“嘲笑貨幣主義錯覺的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家，一到處理比較高級的經(jīng)濟范疇如資本的時候，就陷入同樣的錯覺”。因為對馬克思而言，他“在英國遭遇到的重大問題不是革命，而是經(jīng)濟危機。對于古典經(jīng)濟學來說，從原理上講，經(jīng)濟危機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出現(xiàn)了，那也是一種事故或過失”。但是，“這種恐慌(危機)，乃是對于李嘉圖的最有力的‘批判’。在資本主義經(jīng)濟中實際上是貨幣在運作，可在理論上它卻被否定了。在此，馬克思于古典經(jīng)濟學批判中引入的正是他們以啟蒙主義所否定掉的貨幣”。對于蒲魯東，馬克思雖然嚴厲地批判了其“基本上是在流通領域中與資本主義相對抗”的進路，但這并不表示馬克思是站在李嘉圖主義立場上而且只是從生產領域來研究資產階級制度的生理學。“實際上馬克思所走的道路，不僅僅是像李嘉圖那樣在生產過程中觀察資本主義經(jīng)濟的秘密，他更試圖在流通領域和信貸過程中來考察?！焙翢o疑問，“產業(yè)資本中的剩余價值是在生產過程中通過榨取產生的。但是，剩余價值的真正實現(xiàn)是在流通領域”。馬克思說過，“商人資本和生息資本是最古老的資本形式。但是，生息資本自然而然在人們的觀念中表現(xiàn)為真正的資本的形式……在生息資本中，資本自行再生產的特征，即自行增殖的價值，剩余價值的生產，卻純粹表現(xiàn)為一種神秘的性質”。而馬克思之所以追溯到生息資本這種“最古老的資本形式”，乃是“為了對產業(y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jīng)濟這一意識型進行譜系學式的暴露”。這就是馬克思所指出的：“以實在貨幣為起點和終點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資本主義生產的動機就是賺錢。生產過程只是為了賺錢而不可缺少的中間環(huán)節(jié)，只是為了賺錢而必須干的倒霉事?！?/span>
馬克思說：“貨幣轉化為資本，必須根據(jù)商品交換的內在規(guī)律來加以說明，因此等價物的交換應該是起點。我們那位還只是資本家幼蟲的貨幣所有者，必須按商品的價值購買商品，按商品的價值出賣商品，但他在過程終了時必須取出比他投入的價值更大的價值。他變?yōu)楹仨氃诹魍I域中，又必須不在流通領域中。”對此，柄谷行人認為這便是馬克思揭示出的一個二律背反。如何解決這個二律背反呢？他認為必須引入復數(shù)的體系，才可能解決上述二律背反。這個復數(shù)的體系便是共同體之間的差異。根據(jù)馬克思所說的“交換沒有造成生產領域之間的差別，而是使不同的生產領域發(fā)生關系，并把它們變成社會總生產的多少互相依賴的部門”，柄谷行人得出結論，“對于我們來說，更重要的是馬克思于交換的根底里發(fā)現(xiàn)了共同體之間的差異。這種差異本來是通過自然的前提條件而被給予的。商人資本就發(fā)生在這種差異即共同體與共同體之間”。換言之，“古典派的勞動價值說基本上是在單一體系中的思考。因此，當他們要說明在多數(shù)的不同生產部門中試圖保持各自平均利潤的生產價格時，就不得不撤回或者修正勞動價值學說”?！肮诺渑芍皇前言趩我惑w系中成立的均衡價值置換成了勞動價值而已，而馬克思則從復數(shù)的體系出發(fā)，因而需要‘社會的、抽象的’勞動價值。在復數(shù)的體系之間，商品的價格相互不同。那么，這個商品的‘價值’是什么呢？正是在如此思考的時候，一個體系的均衡價格作為不同的東西而設定為‘抽象的勞動’之價值。不過，重要的是有復數(shù)的體系存在，由此產生出剩余價值來，故而貨幣可以轉化為資本?！痹谶@種意義上，產業(yè)資本與商人資本同作為資本的實質是相同的。其不同只在于，“產業(yè)資本并非從商人資本那種作為空間上自然條件而存在的差異中獲得剩余價值，而是通過在時間上創(chuàng)造出不同的價值體系而獲得的。這促使資本主義社會不斷地忙于技術革新”。柄谷行人進而指出，既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將對外貿易所獲得高額利潤類比于個別工廠主由于采用新發(fā)明而獲得超額利潤，那么，就可以進一步將各國的生產內化在“一國”中來看待，“對外貿易中的‘不等價交換’問題就可以置換為一國中的有機構成不同的部門”。
依筆者的理解，上引柄谷行人這幾段話中，其所依據(jù)的方法論核心，就是第一段引文中那句話，即：“《資本論》中的經(jīng)濟學概念又絕非黑格爾那種在邏輯上自我實現(xiàn)的‘概念’。在其發(fā)展之中總是有歷史性的事件先行發(fā)展著的?！边@樣，在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的理解中，便存在著雙重視角或出發(fā)點，一者是馬克思對于“歷史性的事件”的認識，一者則是對于這一“歷史性的事件”在理論邏輯中的把握。柄谷行人的上述說法并非是要否認《資本論》的邏輯起點是資本主義商品，而是要指出馬克思在進行這種邏輯中的把握時，其所據(jù)以出發(fā)的對資本主義這一“歷史性的事件”的體認是不同于古典政治經(jīng)濟學的。馬克思在論述其政治經(jīng)濟學方法時說過，“在理論方法上，主體，即社會，也必須始終作為前提浮現(xiàn)在表象面前”。在柄谷行人看來，“作為前提浮現(xiàn)在表象面前”的“實在主體”即“社會”，在馬克思的表象中與在古典派的表象中是有著根本性的不同的。因此，從不同的關于資本主義這一“實在主體”的表象出發(fā)，對其本質所做出的理論抽象也就不會相同。例如，對于古典經(jīng)濟學來說，“產品總是要用產品或勞務購買的，貨幣只是實現(xiàn)交換的媒介”，因而，其所能由此得出的理論抽象便只能是，“從原理上講，經(jīng)濟危機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出現(xiàn)了，那也是一種事故或過失”。但馬克思與古典派不同，他不像李嘉圖那樣只看到生產過程的重要性，而是同時看到了生產和流通的總體過程對于資本主義的意義。正是這種對于“歷史性的事件”的眼界的不同，導致了馬克思對于古典政治經(jīng)濟學的超越。依柄谷行人之見，在馬克思的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中，與古典派不同，市場問題與生產問題相比，不再像人們通常所認為的那樣處于次要地位，而是市場或交換與生產交互規(guī)定著，共同構成了其基礎性問題視域。換言之，不把市場作為出發(fā)點考慮進去，就不能合理地理解資本主義。這是其深刻之處。但他所謂的“馬克思則從復數(shù)的體系出發(fā)”的說法，在表述上往往混淆了對浮現(xiàn)于表象中“實在主體”作為據(jù)以進行抽象的起點，與作為對于“社會”這一“實在主體”的理論把握的邏輯起點，造成了諸多概念上的混亂。特別是關于“比起詳盡區(qū)別商人資本與產業(yè)資本的不同來，更應該把產業(yè)資本看作是商人資本的一個變種”的斷言，雖然包含著某些合理的見解，但忽視了產業(yè)資本對于資本主義的根本性意義，忽視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性，無論如何是有著嚴重問題的。
柄谷行人不僅指出了馬克思觀念中世界市場對資本主義的意義，而且還進一步論證了對把握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生產而言，一種取代黑格爾的思辨方法的康德式的“超越論”的方式的必要性。這種康德式的“超越論”方式要求一種“移動的視界”，即同時從“事前”和“事后”兩種視界觀察對象。他寫道：“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把于既成的法則中整理每個事物的‘規(guī)定性判斷力’與‘反思的判斷力’做了區(qū)分，后者是探索那種在既成的法則中無法得到整理的例外事物以思考其包含的新的普遍性……我們可以把規(guī)定的、反思的這一區(qū)別當作事前性的、事后性的區(qū)別來思考?？档略凇都兇饫硇耘小分校紫劝丫C合判斷視為已確立的，在此基礎上來探索其超越論的條件。這是一種事后性的立場。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綜合判斷是容易的。綜合判斷總是蘊含著某種飛躍，存在危險。也因此，它得以成為‘擴張性’的。康德在綜合判斷中發(fā)現(xiàn)了困難，是在他站到所謂‘事前’的立場思考的時候?！迸c之相同，對于資本主義經(jīng)濟生活，我們可以從生產和交換兩個視角去觀察。在經(jīng)濟學史上，“古典經(jīng)濟學家已經(jīng)開始從勞動的角度來觀察商品的價值，而把貨幣視為單純表示價值的東西。對他們來說，貨幣沒有任何神秘性。基于產業(yè)資本主義的發(fā)展來思考的這些人否定了以往的商人資本和借貸資本。但馬克思卻試圖從商人資本和生息資本的角度來觀察資本。他把資本的運動放到G—W—G'這個‘一般’公式中表示。產業(yè)資本也是如此。而馬克思進一步注意到生息資本G—G'。”這就是“事前”和“事后”兩種角度。柄谷行人說“斯密是在事后進行思考的”，只是“將其投射到事前，認為商品中早就存在交換價值”。而馬克思與之不同，“他是將此作為一種‘綜合’來把握的。換言之，他是從‘事前’來觀察事態(tài)的。這個時候，綜合能否達成并沒有保證”。但同時，“馬克思并未否定勞動價值說，因為，這從事后來看是妥當?shù)?。而勞動價值乃是在產業(yè)資本主義階段，透過貨幣所規(guī)定的價格，強加給所有生產物的”。因此，與康德相似，馬克思的方法也是一種“事前”和“事后”的雙重觀察視角。
柄谷行人所闡發(fā)的這種對同一對象的雙重觀察視角的方法，一方面，可以說是真正抓住了馬克思辯證法之根本特征，因為正是這一雙重觀察視角，使得馬克思的辯證方法與黑格爾的思辨體系有著本質性之別；但另一方面，他又往往滿足于將這雙重視角并置看待，過分地偏向了康德，而沒有看到馬克思對黑格爾辯證法的批判性繼承對于構建自己的辯證法的意義。而且，更重要的是，對于方法論問題，我們不能停留在對其一般本質的規(guī)定上，而是需要一種能夠操作的方法規(guī)定，一套可行的方案，以便能夠對前述盧森堡所提出的問題奠定一個方法論基礎。因此，對于柄谷行人所推薦的雙重觀察視角方法，還須做進一步的批判性闡釋，特別是需要說明這種雙重視角所以可能的基礎何在，為什么需要這種雙重視角，以及這雙重視角之間又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下面我們試著基于馬克思的有關論述來改進柄谷行人的闡釋。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12期
微信編輯：朱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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