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6日下午，“《集王圣教序》與中國古代書法真跡的流傳”主題講座在復(fù)旦大學(xué)智庫樓209會議室舉辦，講座由復(fù)旦大學(xué)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和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聯(lián)合主辦，上海書協(xié)副主席宣家鑫先生主持。主講人畢羅（Pietro De Laurentis）為意大利東方大學(xué)博士，復(fù)旦大學(xué)文物保護創(chuàng)新研究院高級訪問學(xué)者，著有《孫過庭<書譜>研究》和《李白其人其詩》意大利語）等多部著作。畢羅博士曾于2017年3月至8月在復(fù)旦大學(xué)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從事訪問研究。本次講座分為五個部分展開。在第一部分中，畢羅博士引用了喜仁龍（Osvald Sirén）在《中國早期繪畫史》里對王羲之的評價，從藝術(shù)造詣和文化價值的角度闡述了王羲之的重要性，并將《蘭亭集序》（神龍本）與《蒙娜麗莎》相互對照。王羲之不僅是書法家，更是中國美術(shù)史上不可或缺的藝術(shù)家，他的審美價值是通過筆觸表達出來的，對后世影響深遠，《蘭亭集序》的拉丁文翻譯本早在1879年就由意大利傳教士晁德蒞(Angelo Zottoli) 編寫在《中國文學(xué)教程》中，份量可見一斑。《蘭亭集序》
接下來，畢羅博士系統(tǒng)地梳理了王羲之的現(xiàn)存作品。王羲之現(xiàn)存的書法作品皆非原作，只有摹本、臨本和偽托，但這并不能成為我們忽略這些作品的理由。相反，我們依然需要關(guān)注作品，并從中分析讀取有用的信息。目前保存于遼寧省博物館的《萬歲通天帖》摹本、《十七帖》、敦煌遺書的唐寫本（法藏P.4642《旃罽胡桃帖》、英藏S.3753《瞻近帖》和《龍保帖》）等，都是早期保留下來的作品。畢羅博士認為，普林斯頓大學(xué)美術(shù)館藏的《行穰帖》雖然在美國學(xué)界備受推崇，但卻與王羲之書法造詣高度有一定的距離，通過對比其中“九”字與其他摹本中的“九”字就可以發(fā)現(xiàn)這一點：《行穰帖》中的“九”字中撇的起筆直接由右往左下斜運筆，而其他王羲之幸存摹本中“九”字則自左往右然后由上而下行筆，兩者差距頗大。而日本《大書源》中此種筆勢多出現(xiàn)于宋以后，參照這一點，我們可以推斷出《行穰帖》不是王羲之早期的經(jīng)典作品。除行文的對比外，畢羅博士還通過文獻記載介紹了歷代收藏王羲之真跡的基本狀況。記錄收藏情況的文獻最早可追溯到虞和的《論書表》，著于470年，接著是褚遂良《右軍書目（約640年）以及張懷瓘《二王書錄》（760年）等，多數(shù)撰寫于唐代年間。根據(jù)記載，王羲之真跡的收藏來源既有由王羲之贈予的（如《右軍書記》第144帖《君學(xué)書有意帖》所記）；亦有民間或盜墓發(fā)現(xiàn)后被皇家收藏的情況，且在當時而言并非全部都具有收藏價值。虞和在《論書表》中就曾有言：“羲之所書紫紙，多是少年臨川時跡。既不足觀，亦無取焉?！?/span>另一方面，從收藏卷數(shù)來看，劉宋晚期二王作品的收藏數(shù)為187卷，到了梁（502-557）初期增為767卷，是劉宋時期藏品的4倍，可惜后?魏破荊州時，蕭繹元帝(508-555) 焚燒了圖書和?王法書?共140000 卷。初唐時期，因唐太宗李世民大量搜集王羲之書法作品，大臣褚遂良還專門編過一部《右軍書目》，計有128卷，后因安史之亂傳到中唐時期時已不足五分之一，北宋時期只余240幅。而相比北宋，目前現(xiàn)存可信度較高的王羲之摹本僅有12幅，90?，963個字，且與真跡并非完全一致。因虞和《論書表》有載，在摹本制作過程中需“補接敗字”，雖然要求“體勢不失，墨色更明”，但潤色加工痕跡恐難避免，尤其是幾代傳寫之后，所以也有必要討論王羲之書法的復(fù)制與流傳。馬澄在《逸少鎮(zhèn)書?錄》有“出裝書”的記載，畢羅博士同意前人說法，認為“出裝書”即是鎮(zhèn)秘府之書的摹本，以帶離做饋贈或往來之用。因此種體制的存在，所以大量書法作品的復(fù)制是在所難免的，王羲之作品亦非例外?！斗〞洝酚休d唐太宗曾命搨書人各搨數(shù)本《蘭亭集序》贈予“太子諸王近臣”，再加上王羲之的作品一直以來“代多稱習(xí)”，所以亦有不少臨摹以作傳承和學(xué)習(xí)之用的，受推崇程度甚至到了有“鐘尚書紹京破產(chǎn)求書”一事。在日本方面亦有不少關(guān)于王羲之真跡的記載，在《東大寺獻物賬》（756年）里就曾記載光明天后捐物中包含了“大小王真跡書一卷”，其時正值盛唐中唐時期，正是一批包括《集王圣教序》拓片在內(nèi)的作品流傳到日本的時期，傳為孝謙天皇（718-770）所提的《唐招提寺?額》亦明顯帶有《集王圣教序》的風(fēng)格，可見當時流通情況的復(fù)雜與多面。根據(jù)畢羅博士統(tǒng)計，《集王圣教序》集字碑?共1903個字，其他的集字碑還包括唐玄序集的《新集金剛經(jīng)》（5264個字）和《興福寺斷截碑》（現(xiàn)余748個字，估計全碑有1500以上的字）等。這些集字碑在王羲之書法研究中占據(jù)重要的地位。雖然《新集金剛經(jīng)》字數(shù)較多，但以單字而論，《集王聖教序》的753個單字是多于《新集金剛經(jīng)》的717個和《興福寺斷截碑》的453個的，所以字形上來說最為豐富，能給我們帶來珍貴的信息。以三個碑文互相比較可以發(fā)現(xiàn)，當中的一些字，比如“書”、“?！?、“唐”等字形并不一致，體現(xiàn)出了審美上的差距。畢羅博士認為《集王圣教序》更能體現(xiàn)王羲之書法細微之處的精妙，以三碑上分別書寫的年號為例，《興福寺斷截碑》和《新集金剛經(jīng)》之間行距相差頗大，不如《集王聖教序》行距顯得連貫自然。這也與當時的立碑環(huán)境有關(guān)，首先懷仁集字時朝廷仍然藏有較多的王羲之作品，字形選擇上更有余地；二則《集王聖教序》實際上是佛教在受到道教的威脅之下，為爭取太宗支持的重要手段。左一取自《集王圣教序》；
右二取自《興福寺斷截碑》和《新集金剛經(jīng)》
懷仁設(shè)計之初，為了達到自然書寫的效果，保留了看似為敗筆，但細節(jié)精微的字形，這也符合當時人們對書法上的細微精致和自然流動的審美追求，這點?唐?市博物館藏《李奴墓誌》（671年）可作為佐證。《集王聖教序》上，同一個字甚至是同一個偏旁筆勢都有所不同，形態(tài)上豐富多彩，使得它雖為集字作品，卻擺脫了拼湊而來的生硬感而成為一個完整而流暢的作品，這有助于我們更加了解王羲之的書法和文風(fēng)。最后，回歸到藝術(shù)本身，畢羅博士再次強調(diào)，即使王羲之作品目前已無手書真跡流傳，但這些留存的摹本本身亦不容忽視，甚至承載了許多珍貴信息，就如同大英博物館所編的《贗品：欺騙之藝》里所說的，“沒有絕對的贗品，只是說贗品和作品的距離有多遠而已”。每件贗品與原作都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性，《集王聖教序》保留了許多后來以王羲之為中?的帖學(xué)所流失的書風(fēng)特征，豐富多彩的處理方式。比如《集王聖教序》上的“早”字保留了最后一筆的波動，與后來《趙孟頫臨聖教序》規(guī)矩的“早”字形成了鮮明對比，還有碑上的“永”字并未采取《蘭亭集序》上的字形而是另錄取了草書形體的“永”，這等等問題的個中原因都值得探索和研究。因此，我們可以說，研究中古書法史離不開《集王聖教序》這一作品，《集王聖教序》是初唐對王羲之書法理想的總結(jié)。左為《初?帖》和（傳）空?！洞??座右銘》的對比；
右為《集王聖教序》和《趙孟頫臨聖教序》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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