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讀書方面，我向來都是一個極其挑剔的人，對于之前有過不好印象的作品，是堅決不看的，而蘇童是個例外，畢竟，面對一個頗具爭議的作家，沒有人能夠徹底撇開對他的好奇心。對于蘇童的文字，坦白說，我不喜歡，但也不排斥，零零散散讀過他的幾本書，感覺他的文字很像生在一口古井里的陰郁植物，一面透射深重的光澤，另一面卻泛濫著誘人的氣息，時常讓人感覺有一種類似藤蔓東西繞著某根神經(jīng)思想，有意無意地讀下去，竟然會有種充滿抽搐的快感。
我是從電影《大鴻米店》，開始認(rèn)識蘇童的，這部影片的原著《米》，是他帶給我印象最深的一部作品。它在講述“食、色、性”的同時，似乎是在以一個先知者的身份或名義，把“大鴻米店”這個浮世繪昭示為人類的末世圖境，而他筆下的“性惡論”也就名目張大的逐個呈現(xiàn)開來。
在蘇童的《米》中，真正新鮮的其實不是故事，而是文字。對米的迷戀才是這部作品中主人公最極端的占有，作為食物，米滿足著人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另一方面也暗示著某種神秘的色彩，雖然這只是一種最簡單最純潔的需要，但是當(dāng)人們因為缺失，無法滿足的時候，往往也是最容易失控的。
故事里的五龍是《米》的核心人物，他因逃荒到瓦匠街，在碼頭上，為了活命甚至向別人喊爹，這個被饑餓折磨得喪失尊嚴(yán)底線的男人對米的貪戀是他對“米店”的原始依賴，他只要能夠聞到米香，就能獲得最大的快感，于是他選擇“不要工錢的留下”。為了填飽肚子而留下的五龍有一個很明確的目的，那就是滿足食欲，因為只有在米店活著，他才能夠感受到生命的真實意義。
在我看來，作為食物的“米”，在蘇童刻意安排的語境里，它所實指的意象是發(fā)生著位移的，它就像一個深刻的記號，深深地打在了這些“五龍們”的身上，直到這些符號隨著歲月的流逝不斷地裂變異化，最終完成前所未有的詭異認(rèn)同。
有著和五龍一樣命運(yùn)的男人們，在周圍環(huán)境的作用之下，泛化成了一種普遍的貪婪，對食物，對欲望，甚至對女人，統(tǒng)統(tǒng)都是清一色的狼性。這里的貪婪正是一切作惡的內(nèi)在驅(qū)動力，他們瘋狂地攫取利益，瘋狂地踐行著欲望，把所有惡行硬是逼迫成了最終指向，不管是渴望，還是崇拜，他們終將都是被罪孽纏身的男人。
蘇童在《米》中，是把性欲和食欲緊緊連在一起的。他將兩者都說成是生存的需要，唯一不同的是，這些人把食欲看成了個人生存的需要，卻把性欲看成了種族生存的需要。這兩種本能，都是人類永遠(yuǎn)都擺脫不掉的，在這兩種欲望無法滿足的時候，一切惡性，便開始滋生蔓延開來，最終到了無法收拾地步。五龍就是這樣的男人，蘇童在表現(xiàn)這個男人身上這兩種欲望的時候，運(yùn)用了奇妙的結(jié)合，他旺盛的生命力，就像一列急需燃料的火車，只有不斷地供給它用以啟動和前進(jìn)的油料，這列火車才能夠風(fēng)馳電摩地前行。而五龍這個男人，也只有在食欲得到了滿足之后，他的性欲才可以變得鮮活起來，只有肚子灌飽了，這個男人才能真正的硬起來，否者，他就像一輪疲軟的輪胎，成為一堆廢物。
五龍畸形的性癖好，恰巧印證了蘇童的這種刻意安排。他喜歡在做愛的時候，將一把米塞進(jìn)女性的下體，借性行為本身，以這樣變態(tài)的行為，來滿足自己的性欲。五龍把這種癖好，當(dāng)做致命的吸引力，而蘇童卻把他的病態(tài)，視為心理的扭曲。尤其在織云、綺云和馮老板買鞋時的那個沖突里，蘇童用相當(dāng)犀利的筆觸，直接地燃燒了五龍內(nèi)心的火點。在五龍面對織云的挑逗時，他卻意外地發(fā)現(xiàn)了織云與阿寶的奸情，一想到織云的放蕩和阿寶的兇殘，五龍的仇恨，就越燒越旺，最終他憑借著天生的狠勁，決然除掉了阿寶。
阿寶的死，讓五龍嘗到了另外一種快感。那就是成功和征服的快樂，這種快樂完全區(qū)別于性的樂趣，在那個性極度壓抑的時代里，他似乎在某種罪惡深處找到了歸宿。而蘇童卻在整部小說里所營造出的宿命意識和悲劇色彩，一直都是在“五龍們”的性、欲、罪三者之間來回迂回的，每個生存在米店里的人們所等待的統(tǒng)統(tǒng)全都是悲劇，因為性和欲望，他們必須付出巨大的代價。
由此，我們似乎也看出，蘇童是在用性惡論這樣的歷史敘述方式，來詮釋人性丑惡的。他在增加人物思想深度的同時，卻把一個更加可怕的世界，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在這低沉、陰暗、糜爛、絕望的文字背景中，不自覺地就把筆觸伸向了人性的黑暗。
就像在《米》中那樣，他把情欲之火，當(dāng)做五龍墮落的根源，也把這火焰，燒到了這些人靈魂深處的每一個犄角。作品中的織云說“男人都不是好東西“，而五龍也說“女人都是賤貨”。這樣的男女搏殺，是在“性”活動后逐漸顯露的，似乎這種剛剛用身體完成的歡愉，唯一證明的就是“性是洪水猛獸”。
而導(dǎo)演黃健中根據(jù)原著《米》改編的《大鴻米店》，同樣把這種的邏輯關(guān)系，穿插進(jìn)故事中人物的搏殺活動中，硬是帶給觀眾一個灰色的空間。蘇童的《米》和黃健中的《大鴻米店》，也同樣拉開了讀者和觀眾審美和理性的距離，這種行文和拍攝上的自由，是可怕的，他們筆下與鏡頭里的性愛、欲望、還有罪孽，是完全喪失主體性的，他們用或簡或繁的筆力，一筆一劃、一撇一捺地閹割著人性原始的自由，以一個作者和導(dǎo)演對待性主觀上的偏執(zhí)，給故事里的人們強(qiáng)加了無數(shù)的枷鎖，他自己也被所描繪的糜爛和黑暗同化，并且一步一步走向不可預(yù)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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