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朋書信大多是講“私房話”的地方。1920年12月，弗洛伊德給好友普菲斯特爾寫了一封信，信中先是慨然自許：“吾到道不孤，處處有進步”，同時又悄然抱怨：聲稱自己專業(yè)上“樂趣不再，反而麻煩常有”。其實，這封短信如同一個“讖語”，死死纏繞著弗洛伊德一生，豈止那一年“麻煩常有”，弗洛伊德畢生的命運“馬車”都在劇烈顛簸中穿行，陽光和陰霾同時籠罩在他的頭上。大凡天才，其個人境遇注定不得安寧，無論是生前還是身后。英國漫畫家斯迪曼頗有感嘆，1979年出版了一本圖畫書《弗洛伊德》，有一幅代弗洛伊德自嘲的畫面，就是老弗滿心的疑慮和懊惱，并慨嘆：“何苦呢?早知道就安分點，當個精神科醫(yī)生就好了?！?/span>
但是，歷史對弗洛伊德是慷慨的。一方面，他創(chuàng)立的精神分析學說成為20世紀最顯赫的思想“堅果”，弗洛伊德本人也登上了20世紀思想與學術“巨人”的圣殿。
弗洛姆在《弗洛伊德思想的貢獻與局限》(1980年)一書中總結了弗洛伊德的“三大發(fā)現(xiàn)”：一是無意識理論，二是釋夢的技術和對于神經(jīng)癥的解釋，三是關于“生的本能”與“死的本能”的揭示?；蛟S，這些評價都沒有他自己給出的超然、精到，在弗洛伊德眼里，他的工作同哥白尼、達爾文一樣，是對人類中心主義的一次“革命”，而且是最后一次革命，哥白尼把人類所在的星球從世界中心移開，達爾文則揭示出人與其他生命形式并無根本不同，也是自然進化的結果，弗洛伊德則發(fā)現(xiàn)人并不是自己行為和精神的主宰，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受潛意識的支配。另一位著名心理學家波林因此認為：如果不提及弗洛伊德的名字和他的學說，幾乎就無法書寫心理學的歷史。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也是19世紀與20世紀中經(jīng)歷世道人情變故最多的人，長壽(1856年5月6日～1939年9月23日，活了84歲)使得他親歷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猶太血統(tǒng)讓他一生都遭受歐洲大陸的身份歧視與迫害，學術的“山陰道”上也是波譎云詭，先是坐臥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冷板凳”，隨后是接二連三的合作者、朋友學生舉“叛旗”離開(有人緣此批評弗洛伊德不善于“團結”同道)，許多還留下激憤和怨懣，讓人感嘆學術競技場猶如“名利場”，不是只有真理與謬誤的爭鋒，而且上演了太多師友間忠誠與反目、大師的贊頌與漫罵、學說的膜拜與批判，交鋒中的擲氣與寬容等一幕幕“悲喜劇”。
可不是嗎?即使在精神分析學說創(chuàng)立100多年之后，大批判的槍炮聲依舊不絕于耳。2005年，由法國著名編輯卡特琳·梅耶爾集合歐美10余個國家40多位專家學者撰稿，出版了洋洋60萬字的《弗洛伊德批判》，對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學派發(fā)起了“排炮”般的轟擊，由于該書“火力猛烈”，很讓一些讀者過癮，因而人選了年度法國第八暢銷書。最近，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推出了中譯本，讓中國讀者也能及時目睹這場“學術暴動”。
我想，該書的暢銷大概是緣于作者的顛覆性結論，一方面從實證的立場出發(fā)揭穿當年精神分析經(jīng)典病例陳述的不確切性、虛妄性，甚至涉嫌作偽。比如作者對安娜O、狼人、鼠人、凱瑟琳娜、多拉等病例的“索隱”甄別與情境“拷打”，對于患者所述的早年所遭受的性侵犯事實的真實性提出質疑，同時也對弗洛伊德的泛性理論和依據(jù)的實證材料、方法提出了挑戰(zhàn)，認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案例具有明顯的“暗示”和“先入為主”的弊端，違背生物科學研究的客觀性、隨機性與統(tǒng)計學原則。同時列舉了大量“弗洛伊德”之后70年對于精神醫(yī)學發(fā)展的負面學術影響和惡劣的個體治療后果，試圖從實證案例、學科價值、認知方法上宣告精神分析已經(jīng)是“窮途末路”。全書充溢著“精神肉搏”的沖撞意識和“血脈噴張”的亢奮感，體現(xiàn)了一種“后現(xiàn)代”的“鋤魅”決絕。面對這場發(fā)生在書卷里的“法式大批判”，不過是對于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學說的“筆墨討伐”，很自然地讓人聯(lián)想到“法式大餐”與“法式革命”，總是有些偏激與濃烈。不過，即使“萬炮齊轟”，精神分析學說也未必“土崩瓦解”，“全軍覆沒”。無論批判是激憤還是溫寧，對于弗洛伊德和他開創(chuàng)的精神分析學說來說都是一種“復活”。肯定也罷，反對也罷，終將把時代與思想的聚光燈重新吸引到大師和經(jīng)典頭上。
在書的封底，有一句廣告語，提出要“對弗洛伊德作一個世紀的總結”。這個任務很神圣，也很緊迫，但遠非一本書，一種思潮能夠完成。何況該書主編信奉一種鮮明的“科學主義”的立場。在當今中國，盡管科學主義盛行一時，但是，對于人類精神世界、社會關系和關于精神世界、社會境遇研究的學科不能，也不應該完全等同于自然世界與自然科學的研究范式(并不排除借鑒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和方法)。
其實，弗洛伊德之后的70年里，人們的反思是兩面的，對于他的批評也是雙向的。因為他的理論的致命缺陷有兩點，一是“泛性論”，將人的一切心理問題都歸結為“性”的問題，用“力必多”解釋心理的本質及其發(fā)生的機制，同時用個體“本能”的沖突來說明社會、文化矛盾；二是理論論證方式的不足，他的論證主要依靠主觀演繹，理論與案例之間的“互證關系”難以確定，相當一部分的觀點和論述顯得牽強與附會，在一些激進的科學主義者眼里，精神分析案例不過是一個個藝術“活套”，甚至是“鬼扯腿”。正是這兩個弱點，將現(xiàn)代心理學引向“十字街頭”，也改變著現(xiàn)代心理學的情境和方向。
一條支脈流向“科學的心理學”，在方法上告別弗洛伊德，由哲學的心理分析走向科學化的實驗心理研究與社會科學化的大樣本調(diào)查、方法控制、定量化的群體測評(量表化)，強調(diào)研究者的價值中立，研究對象的可觀察性，研究方法的實證性，人類心理理論普適性和認知規(guī)律的統(tǒng)一性。他們力圖將心理學建設成自然科學的一個分支，因而被稱為科學主義的心理學，這一流脈不僅是學院派心理學的主流，也是當下醫(yī)學心理學與精神醫(yī)學的主流。
另一條支脈流向“人文主義的心理學”，他們在精神氣韻上更加接近傳統(tǒng)的精神分析，只是不像弗洛伊德那樣過分強調(diào)性欲的約定性、本能的決定性和人性中的生物性而已。早在弗洛伊德健在時，阿德勒就開始消減其“本能”至上的觀點，強調(diào)社會境遇和人際關系對人格發(fā)展的影響，建立了精神分析的個體心理學。社會文化心理陣營中影響最大的是弗洛伊德的學生榮格，榮格的理論中在個體無意識之外加上集體無意識(即種族無意識)，由此得出“原型理論”。20世紀40年代，在美國興起了新精神分析學派，即精神分析社會文化學派，因強調(diào)社會文化的作用而與弗洛伊德的經(jīng)典精神分析形成鮮明的分野，其代表人物是弗洛姆與霍妮，其中弗洛姆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應用于資本主義的社會批判上，形成了獨特的精神分析的人本主義思想。但是，盡管這一學術流脈在思想界“樹大根深”，但在精神醫(yī)學界頗受冷落，其影響力遠不如前者興盛。
如同前山后山看景迥然相異一樣，在人文心理學的語境中，以科學心理學為特征的現(xiàn)代心理學分明是一支“叛軍”，是一場“異化”，是對哲學傳統(tǒng)、人文方法的心理學的徹底“背叛”，他們一再試圖從根本上挑戰(zhàn)科學心理學的“母題”和“前提”，因為“為什么心理學是一門科學?”或者“為什么心理學注定要成為一門科學?”(潛命題是：為什么不能同時也成為一門人文學科?)在當今依舊是一個“懸題”，缺乏有說服力的系統(tǒng)論證。同樣，為什么弗洛伊德必須是一個純粹的心理學家(而且只能是一位信奉“小蔥拌豆腐”的科學實證邏輯研究心理學)，而不應該是一位思想家、哲學家、作家(不能同時運用人文的方法研究心理學)，一切針對弗洛伊德的缺席審判都應該接受這樣的“反詰”。因為，一旦前提條件打開了，結論會迥然不同。此外，該書對于“精神分析”方法詬病最多的是“談話療法”，但是即使是被夸大療效，總比醫(yī)患之間的“失語”更人性，更合理。如果我們在不久的將來要承受一門完全依賴機器報告心理缺陷的“失語心理學”，和完全依賴藥物調(diào)攝心理疾病的“生物心理治療學”，那還不如干脆宣告醫(yī)學心理學已經(jīng)被“裁撤”，歸并、還原為“醫(yī)學的生物學”。
如同斯諾爵士在1962年那場著名的“兩種文化”的演講中所斷言的那樣，20世紀(何止20世紀，21世紀也同樣存在)的一個根本矛盾是“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與“沖突”，這兩個世界幾近“分裂”。同樣，科學的心理學與人文的心理學也必然是一對處于同一屋檐下的“冤家”，雖然已經(jīng)爭吵了一個世紀，但是爭論遠沒有結束，還將年年歲歲爭吵下去。然而，從思想史的角度看，歷史不過是一架搖蕩的“秋千”，我們不能將真理的指針定格在某一個“極點”(盡管當下心理學的天平偏向科學主義)，而是任憑它蕩來蕩去，爭來爭去，學術才有活力，思想才是一口源頭活水。這是譯者、讀者、研究者、思想者必須清醒的，也是傳播的策劃者與出版者必須清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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