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醴壺”
馮峰 中國國家博物館
2002年，山東棗莊東江春秋墓地M2出土一對“邾君慶”壺，其銘文共16字：邾君慶作秦妊醴壺，其萬年眉壽永寶用。器形、銘文相同的銅壺還有4件，系同一墓地盜掘出土[2]。6件“邾君慶”壺年代均為春秋早期，其自名“醴壺”，說明它們是用以盛醴的器具。
邾君慶壺及銘文
周代的“醴壺”，除了邾君慶壺外，尚有9件（組）。其基本信息見下表：
醴常被視為酒的一種，其釀造時(shí)間較短，渾濁而味甜?！墩f文解字·酉部》：“醴，酒一宿孰也。”《左傳》哀公十一年孔穎達(dá)疏引鄭玄曰：“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也?！薄夺屆め岋嬍场罚骸磅?，體也，釀之一宿而成體，有酒味而已也。”它與一般的酒的差別，在于釀造方法上醴以“蘗”而酒以“曲”（《呂氏春秋·重己》高誘注：“醴者，以蘗與黍相體，不以曲也，濁而甜耳?！保?不過，在周代文獻(xiàn)中，酒、醴常并稱，區(qū)別明顯：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詩經(jīng)·行葦》）
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詩經(jīng)·豐年》、《載芟》）
奠脯、醢、醴、酒?！瓐?zhí)醴先，酒、脯、醢、俎從。 （《儀禮·士喪禮》）
兩甒：醴、酒，酒在南。 （《儀禮·既夕禮》）
若不醴則醮用酒?！忿o曰：“甘醴惟厚……”。醮辭曰：“旨酒既清……” （《儀禮·士冠禮》）
這說明在周人看來，醴并不屬于酒，二者是并列關(guān)系。有學(xué)者認(rèn)為：“先秦文獻(xiàn)中，酒的名稱很多，……其實(shí)就釀造方式來說，大別之，不外兩類：其一，醴類；其一，酒類?！盵13]其說可從。根據(jù)釀造所用谷物的不同，“醴”又有“稻醴”、“黍醴”和“梁醴”等幾類（《禮記·內(nèi)則》）；作為周代主要飲品之一，它廣泛應(yīng)用于當(dāng)時(shí)的禮儀活動(dòng)[14]和日常飲食[15]中。據(jù)《儀禮》，“甒”是盛醴和酒的主要器具[16]。而文獻(xiàn)記載周代盛酒多用壺，如《詩經(jīng)·韓奕》“清酒百壺”，《儀禮·聘禮》“醙、黍、清皆兩壺”。因此理論上講，醴也可以壺盛之。上述10件（組）“醴壺”，就證明了周代銅壺可用來盛醴。
周代醴壺及其銘文
上左：
中左：臺(tái)北故宮博物院藏曾伯陭壺 中中：楊?yuàn)爥兀ㄖ唬?中右：蔡公子叔湯壺
下左：彭伯壺 下中：伯公父壺蓋 下右：呂季姜壺（銘文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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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件（組）“醴壺”，年代為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有8件(組)可見壺身，1件只見壺蓋（伯公父壺蓋），1件器形不可見（呂季姜壺）。其共同特征是：一，均為圓壺（呂季姜壺未見器形，但據(jù)描述“器高一尺一寸，圜而有蓋”，可知為圓壺）；二，壺身可見者均為獸首半環(huán)形耳圓壺，細(xì)長頸，垂腹。在上述可見壺身的“醴壺”中，有6件（組）可根據(jù)紋飾風(fēng)格分為三類：
甲類：伯庶父壺。腹部有絡(luò)帶紋，將壺身分為八部分；絡(luò)帶相交之處有方錐或三角錐形凸起。
乙類：邾君慶壺和曾伯陭壺。腹部飾兩周寬波帶紋，口沿下也有一周波帶紋。
丙類：楊?yuàn)爥?、蔡公子叔湯壺和彭伯壺。頸部以下飾瓦棱紋，有的間以竊曲紋、重環(huán)紋等其他紋飾。
三類紋飾風(fēng)格的銅壺在周代獸首半環(huán)形耳壺中為常見之器。與甲類壺風(fēng)格近似之器有周原莊白窖藏所出十三年
獸首半環(huán)形耳的青銅圓壺流行于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個(gè)別晚至春秋晚期以后）[30]，有自名者已知約有34件（組）（附表一[31]），自名有“壺”、“寶壺”、“尊壺”、“寶尊壺”、“旅壺”、“醴壺”、“媵壺”、“
作為周代重要飲品的“醴”，最早見載于西周中期金文[33]。如：穆公簋蓋銘“（王）夕饗醴于大室”（《集成》4191），師遽方彝銘“王在周康寢饗醴”（《集成》9897），三年
仲南父壺（之一）
根津美術(shù)館藏鳥紋方壺（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獸首半環(huán)形耳方壺流行時(shí)段與圓壺基本吻合，其最早出現(xiàn)的時(shí)間也是西周中期，日本根津美術(shù)館所藏的一對鳥紋方壺[47]、[48]和清宮舊藏的一對周
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 （《燕禮》）
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尊士旅食于西鑮之南北面，兩圜壺。 （《大射》）
三門峽上村嶺M2001出土圓壺和方壺
禮縣大堡子山盜掘出土的秦公圓壺與方壺
（圖片依次是曾見于佳士得行之秦公圓壺、中國國家博物館藏秦公圓壺、J.J.Lally舊藏秦公方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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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鄭中行器物坑K2出土的方壺和圓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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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已經(jīng)提到，從文獻(xiàn)記載看，酒、醴是周代禮儀活動(dòng)中的兩種最重要的飲品；醴的重要地位的確定很可能不早于西周中期。從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盛放飲品最重要的兩種銅器就是獸首半環(huán)形耳的方壺和圓壺，它們的流行時(shí)代基本相始終。圓壺多自名“醴壺”，而方壺非但無稱“醴壺”者，還有的銘文表明其“用盛旨酉（酒）”[59]。據(jù)上引《儀禮·士冠禮》文，“旨酒”即酒，與“甘醴”（醴）并稱。因此，推斷周代的獸首半環(huán)形耳圓壺和方壺分別為“醴壺”和“酒壺”是合理的。青銅壺在周代青銅器群中的地位非常顯著，與鼎、簋同為高等級墓葬中不可缺少的核心隨葬品；這與酒、醴在周代禮儀中的重要作用是吻合的。
上海博物館藏殳季良父壺蓋及其銘文
在討論結(jié)束前，還有幾個(gè)問題需要說明：
1.西周中期后段到春秋中期，還存在少量非獸首半環(huán)形耳的圓壺，如長清仙人臺(tái)M6、隨州何家臺(tái)、周家崗墓出土圓壺[60] 和傳世的伯魚父壺[61]；伯魚父壺為貫耳壺，其余皆環(huán)形或半環(huán)形耳。它們均成對出現(xiàn)在墓葬中，仙人臺(tái)M6的一對壺還與一對獸首半環(huán)形耳方壺共出，除去雙耳，壺身特征與同時(shí)期的獸首半環(huán)形耳圓壺并無明顯區(qū)別。因此，它們在性質(zhì)上也當(dāng)屬于“醴壺”。還需要提到的是，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早期，貫耳方壺?cái)?shù)量明顯多于貫耳圓壺，它們的器身風(fēng)格與獸首半環(huán)形耳方壺也無二致。上文推斷“醴壺”和“酒壺”分別是獸首半環(huán)形耳圓壺和方壺，其實(shí)際包涵似可擴(kuò)大。
2.春秋中晚期之際后，獸首半環(huán)形耳的方壺和圓壺逐漸消失，長尾獸形耳的方壺（出現(xiàn)于春秋中晚期之際）和圓壺（出現(xiàn)于春秋晚期）[62]成為高等級銅壺的代表，繼而又出現(xiàn)了鋪首圓壺。這些方壺和圓壺在功用方面是否還有之前的差異，有待進(jìn)一步探討。
3.在銅壺自名中，有“醴壺”而無“酉（酒）壺”，這種對“醴”的強(qiáng)調(diào)說明“醴”的地位不如“酒”，二者在重要性上既并列又略有差別。實(shí)際上，無論是文獻(xiàn)記載還是考古發(fā)現(xiàn)，方壺的地位都要略高于圓壺?！秲x禮》記載“方壺”使用級別高于“圜壺”，考古發(fā)現(xiàn)的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高等級墓葬中方壺的隨葬比例要明顯高于圓壺[63]。
4.同時(shí)隨葬獸首半環(huán)形耳方壺和圓壺的墓葬數(shù)量很少，目前已知只有三門峽上村嶺M2001（虢季墓）、M2009（虢仲墓）、M2011（虢太子墓），大概還可算上隨葬環(huán)形耳圓壺的長清仙人臺(tái)M6[64]。這些墓葬隨葬的鼎、簋均在7鼎6簋之上[65]，等級甚高，三門峽三座墓葬的墓主為虢公或虢太子[66]。其他隨葬銅壺的墓葬，包括晉侯墓（如曲沃北趙M8、M64、M93）、芮公墓（韓城梁帶M27），則只隨葬一種壺，或方或圓。這可能與當(dāng)時(shí)的葬制有關(guān)，只有地位高到一定程度的人才能享有此待遇[67]；其他人則最多只能隨葬一種壺，雖然隨葬一種壺并不代表墓主生前只能使用一種壺。
附表一 周代有自名的獸首半環(huán)耳圓壺
附表二 周代有自名的獸首半環(huán)耳方壺
（本文原載于北京大學(xué)中國考古學(xué)研究中心、北京大學(xué)震旦古代文化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第10卷，因微信格式所限有所刪改，引用請以原文為準(zhǔn)）
注釋：
[1] 棗莊市政協(xié)臺(tái)港澳僑民族宗教委員會(huì)、棗莊市博物館：《小邾國遺珍》，第34—38頁，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年。棗莊市博物館、棗莊市文物管理辦公室：《棗莊市東江周代墓葬發(fā)掘報(bào)告》，《海岱考古》第四輯，科學(xué)出版社，2011年。
[2] 棗莊市政協(xié)臺(tái)港澳僑民族宗教委員會(huì)、棗莊市博物館：《小邾國遺珍》，第83—91頁，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年。
[3] 該器全形拓見周亞《〈愙齋集古圖〉箋注》，第7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4] 吳大澂：《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據(jù)清光緒十一年自刻木本影?。?，收入《金文文獻(xiàn)集成》第八冊，線裝書局，2005年。
[5] 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bǔ)本），中華書局，2007年。
[6]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華書局，2012年。
[7] 曹瑋主編：《周原出土青銅器》，巴蜀書社，2005年。
[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國青銅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
[9] http://www.imamuseum.org/collections/artwork/wine-container-yi-earl-zeng-zengbo-yi-hu.
[10]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huì)編《中國青銅器全集·第6卷·西周（二）》，文物出版社，1997年。
[11] Jassica Rawson and Emma Bunker,Ancient Chinese and Ordos Bronzes(青銅聚英：中國古代與鄂爾多斯青銅器展覽)，1990年。
[12] 河南博物館：《群雄逐鹿——兩周中原列國文物瑰寶》，大象出版社，2003年。
[13] 揚(yáng)之水：《詩經(jīng)名物新證》，第470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
[14] 《儀禮》之《士冠禮》《士昏禮》《聘禮》《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詩經(jīng)》之《吉日》《行葦》《豐年》《載芟》，均記“醴”之使用。西周金文及《左傳》等文獻(xiàn)有關(guān)于“王饗醴”的記載。
[15] 如《左傳》哀公十一年載陳轅頗出奔鄭，在路上其族人轅咺向其進(jìn)獻(xiàn)稻醴，顯然是供其個(gè)人飲用。
[16] 《士喪禮》：“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shí)醴、酒?！?/p>
[17] 曹瑋主編《周原出土青銅器》第四卷，第686—702頁，巴蜀書社，2005年。
[18] 曹瑋主編《周原出土青銅器》第三卷，第374—384頁，巴蜀書社，2005年。
[19] 曹瑋主編《周原出土青銅器》第九卷，第1792—1804頁，巴蜀書社，2005年。
[20] 曹瑋主編《周原出土青銅器》第四卷，第662—674頁，巴蜀書社，2005年。
[21] 曹瑋主編《周原出土青銅器》第一卷，第84—96頁，巴蜀書社，2005年。
[22] 王世民等：《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第134頁壺6，文物出版社，1999年。
[23] 王世民等：《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第132頁壺5，文物出版社，1999年。
[24] 國家文物局主編《2007中國重要考古發(fā)現(xiàn)》，第44頁，文物出版社，2008年。
[2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門峽市文物工作隊(duì)：《三門峽虢國墓》（第一卷），彩版三六：2、3，文物出版社，1999年。
[26] 文物編輯委員會(huì)：《文物資料叢刊》（2），圖版拾陸：1，文物出版社，1978年。
[2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國青銅器》，第242—245頁，文物出版社，2007年。
[28] 河南博物院、臺(tái)北國立歷史博物館：《新鄭鄭公大墓青銅器》，第118、119頁，大象出版社，2001年。
[2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鄭鄭國祭祀遺址》，彩版二一、二三、二五，大象出版社，2006年。
[30] 目前所見較晚的獸首半環(huán)耳圓壺有新鄭李家樓大墓和中行器物坑所出圓壺，滕州薛故城M2、M4所出壺，沂水劉家店子M1出土“公”壺等，年代在春秋中期晚段至中晚期之際。但在齊地，波帶紋圓壺延續(xù)時(shí)間較長，晚的可至戰(zhàn)國，如陳喜壺，比較特殊。
[31] “附表一”和“附表二”中器物以自名分類，同一自名內(nèi)以銘文字?jǐn)?shù)多少為序；方便起見，著錄信息主要是吳鎮(zhèn)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簡稱《銘圖》）的編號?！案奖硪弧敝形戳腥氩藟兀搲孛菜茍A壺，但《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認(rèn)為“《博古圖錄》所摹圖像失真”，疑其原為方壺。
[32] “附表二”只收錄了有自名的獸首半環(huán)形耳方壺，可見其自名“壺”、“寶壺”、“尊壺”與多數(shù)獸首半環(huán)形耳圓壺之自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附表一”圓壺有5件自名“旅壺”（貫耳的伯魚父圓壺和伯濼父壺蓋、宬伯壺蓋也自名“旅壺”，均為圓壺），方壺則無此自名，有待進(jìn)一步討論。貫耳方壺也是周代常見之方壺，有自名者亦有十余件（組），為便于對應(yīng)“附表一”圓壺，未列入“附表二”。
[33] 有學(xué)者認(rèn)為，天亡簋銘“王又大豊”之“豊”即“醴”，還有學(xué)者認(rèn)為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即有“醴”字，均缺乏證據(jù)。
[34] 李學(xué)勤：《穆公簋蓋在青銅器分期上的意義》，《文博》1984年第2期。
[35] 《尚書·說命》“若作酒、醴，爾唯曲、糵”，貌似時(shí)代較早，但該篇公認(rèn)為《尚書》中的偽篇，不可以此為據(jù)將醴的出現(xiàn)推到商代。《禮記·明堂位》所謂“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也難以相信。
[36] 目前尚不能肯定商代和西周時(shí)期無“醴”（或與之性質(zhì)相近之飲品），但“醴”作為與酒并稱、具有重要地位的飲品，不早于西周中期。
[37] 曹瑋主編《周原出土青銅器》第三卷，第374頁，巴蜀書社，2005年。
[38] 這類“鹿首”裝飾始見于殷墟后期，西周早期也較為常見；中期以后就較少見了，除了仲南父壺和下文所說的根津所藏方壺外，還有二十七年衛(wèi)簋和輔師反簋等。
[39] [日]林巳奈夫：《神與獸的紋樣學(xué)：中國古代諸神》，第28—29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9年。
[40] 此類獸首半環(huán)形耳的圓壺還有傳山西吉縣、洪洞一帶出土的湯伯壺（《銘圖》12172）。
[41]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青銅器》，器138，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42] 《銘圖》12149。
[43] 羅振玉：《貞松堂吉金圖》，第93—94頁，臺(tái)聯(lián)國風(fēng)出版社，1978年。
[44] 《銘圖》12257。
[45] 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張家坡西周墓地》，彩版4：2，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
[46] 李學(xué)勤、唐云明：《元氏銅器與西周的邢國》，《考古》1979年第1期。
[47] 根津美術(shù)館《館藏殷周の青銅器》，器22、23，2009年。22器蓋、器各有一字銘文，當(dāng)系偽銘；23器即眉□壺。
[48]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huì)編《中國青銅器全集·第6卷·西周（二）》，圖版一三三，文物出版社，1997年。即上注中的器22。
[49] 一件失蓋，現(xiàn)藏臺(tái)北故宮博物院，參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huì)《故宮西周金文錄》，第122—123頁，“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年（初版三刷）。另一件完整，即《銘圖》12393，據(jù)稱“現(xiàn)藏上海誠源文化藝術(shù)公司”。
[50] 此類獸首之方壺還有陜西延長出土的蘇壺（《銘圖》12343）。
[51] 較晚之獸首半環(huán)耳方壺出土于輝縣琉璃閣甲、乙墓，洛陽體育場路西M8832、M8821，洛陽613研究所C1M6112，長治分水嶺M269、M270，海陽嘴子前M4等墓葬，時(shí)代為春秋中晚期之際到春秋晚期前段。春秋中晚期之際和晚期前段開始出現(xiàn)的新風(fēng)格的長尾獸形耳方壺，有新鄭李家樓大墓出土兩種方壺、上馬M13所出方壺等。關(guān)中秦墓出土“明器”方壺則延續(xù)時(shí)間要更晚一些。
[5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門峽市文物工作隊(duì)：《三門峽虢國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年。
[5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門峽市文物工作隊(duì)：《三門峽虢國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年。
[54] 上村嶺M2009虢仲墓材料未正式發(fā)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考古河南》（大象出版社，2012年）發(fā)表了該墓所出的部分器物的圖片，雖不包括銅壺，但文字中指出該墓出有“方壺、圓壺”（第17頁）。
[5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門峽市文物工作隊(duì)：《三門峽虢國墓》（第一卷），彩版六：3、4文物出版社，1999年。
[56] 圖八：1、3分別采自李朝遠(yuǎn)《青銅器學(xué)步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29頁“圖一”、第98頁“圖七”。圖八：2采自呂章申主編《中國國家博物館百年收藏集萃》，第143頁圖，安徽美術(shù)出版社，2014年。
[5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鄭鄭國祭祀遺址》，彩版二〇、二一，大象出版社，2006年。
[58] 有學(xué)者認(rèn)為，《儀禮》中的“方壺”和“圜壺”為“瓦器”，即陶器，不確。首先，《儀禮》中的器具，若為“瓦器”，一般會(huì)注明，如《燕禮》《聘禮》有“瓦大”，《士喪禮》有“瓦甒”、“瓦敦”，《少牢饋食禮》有“瓦豆”；其次，《燕禮》《大射》均為周代國君主導(dǎo)的高等級禮儀，使用青銅器乃當(dāng)然之事；第三，考古發(fā)現(xiàn)中只有青銅器既有方壺也有圓壺，陶器則多見圓壺而基本不見方壺。
[59] 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上海博物館藏品·西周篇（下）》，器三四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60] 山東大學(xué)考古系、山東大學(xué)博物館：《山東大學(xué)文物精品選》，器56，齊魯書社，200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國青銅器》，第222—225、284—287頁，文物出版社，2007年。
[61] 中國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A704、A705，科學(xué)出版社，1962年。
[62] 如傳汲縣出土的趙孟疥壺和太原金勝村墓地出土之壺。
[63] 這些高等級墓葬隨葬銅壺以方壺為主，如三門峽上村嶺虢墓，隨葬銅壺的完整墓葬不少于10座，其中M2001、M2011、M2009同時(shí)隨葬方壺和圓壺，其余墓葬除M2006隨葬圓壺外，均只隨葬方壺。
[64] 山東大學(xué)考古系：《山東長清縣仙人臺(tái)周代墓地》，《考古》1998年第9期。
[65] 上村嶺M2001隨葬7鼎6簋，M2011隨葬7鼎8簋，M2009“銅鼎有30件、銅簋有27件之多”；長清仙人臺(tái)M6隨葬15鼎8簋。
[66] 上村嶺 M2009墓主虢仲為一代虢公當(dāng)無問題；M2001墓主許多學(xué)者認(rèn)為也是一代虢公，即便不是，也是地位接近虢公的高等級人物；虢太子地位近于君，有的太子甚至死后被追封君，如秦靜公。
[67] 虢公高于等一般諸侯，虢太子級別有不會(huì)太低?！蹲髠鳌非f公十八年：“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shù)，不以禮假人。”可知虢公地位高于晉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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