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毛詩序》按照儒家話語模式對《詩經》進行闡釋，提出了自己的文學理論主張，構成了儒家詩學的基本框架，影響中國文壇上千年。本文論述了《毛詩序》學術話語權形成的原因及對文學發(fā)展的影響。
關鍵詞：《毛詩序》；學術話語權；儒家詩教
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毛詩序》有著獨特而顯赫的地位。作為中國第一篇詩學專論，《毛詩序》比較系統(tǒng)的提出了若干文藝理論原則，構成了儒家文論基本框架，形成了強大的話語權，對中國文學理論和文學創(chuàng)作都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如張少康說：“《毛詩大序》所提出的一些根本理論問題，成為兩千多年來封建正統(tǒng)的文藝綱領，影響極大?！盵1]（105頁）
對《毛詩序》的評價，梁啟超在《〈詩序〉之偽妄》中說：“若細按其（指《毛詩序》）內容，則捧腹噴飯之資料更不可一二數(shù)。例如《鄭風》見有‘仲’字則曰祭仲，見有‘叔’字則曰共叔段。余則連篇累牘皆曰‘刺忽’、‘刺忽’。鄭立國數(shù)百年，豈其于仲、段、忽外遂無他人？而詩人謳歌，豈其于美刺仲、段、忽外遂無他情感？鑿空武斷，可笑一至此極！其余諸篇，大率此類也。故欲治《詩經》者非先將《毛序》拉雜摧燒之，其蔀障不知所極矣！”[2]（63頁）
在梁啟超看來，兩千年來的“文藝綱領”偽妄可笑得令人“捧腹噴飯”。尤其嚴重的是，如此偽妄可笑的《詩序》居然還是“千余年共認為神圣不可侵犯之寶典，真不可思議之怪象矣！”[2]（63頁）百余年來的《詩經》研究中，雖也有抨擊《毛詩序》的，但正面回答梁啟超困惑，解開這個怪象的卻沒有。然而，不解開這個困惑就不能真正理解《毛詩序》，也就無法認清中國文論的特征，正如蔣凡先生所說：“后世儒者大體上是按照《詩大序》的啟迪，來建立自己的詩論框架的。”[3]（405頁）因此，如果只停留在抨擊的層面，不追問為什么，不解開這個“怪象”，就不能理解中國的文學傳統(tǒng)，也就無法面對今天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
但若僅僅是面對文本，只“按其內容”，不結合其產生的歷史文化語境，不結合當時的學術話語權的背景，我們無法理解《毛詩序》中明顯存在的牽強闡釋。這些可笑的闡釋在歲月的淘洗中何以還能成為“千余年共認為神圣不可侵犯之寶典”？不結合其流傳中的歷史接受語境，不從學術話語權角度來分析，我們同樣無法解釋這“不可思議之怪象”。本文擬從話語權的角度來解開這一“怪象”，以期更深入地認識中國文學與文化的特點，推進文學學術研究。
一、《毛詩序》學術話語權的確立與其歷史文化語境
首先，漢代獨尊儒術是《毛詩序》話語權的基礎。
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使中國封建專制政權找到了與之相匹配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模式。此后的中國封建王朝，無論怎樣的分分合合，改朝換代，最終都走上了封建專制與儒家話語相結合的道路?？梢?，學術話語權的建立是以政治力量為后盾的，儒家話語權的強大力量是有著堅實基礎的。
而《毛詩序》的成功之處就在于對儒家文藝理論的整合。葉夢得曾說：
《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為之者。……“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出于《周官》。“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于《禮記》?！俺赏跷粗芄?，公乃為詩以遺王”。其文全出于《金縢》?！案呖撕美活櫰渚?，……高克奔陳”。其文全出于《左傳》。“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于《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于《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數(shù)書既傳之后明矣。[4]
葉夢得關心的是《詩序》成書的時間，我們關心的是《詩序》成書的方法：“專取諸書之文而為之”。可見，《毛詩序》所提出的核心理論觀點，多有前人論述。當然，《毛詩序》也有它的發(fā)明，如“情”、“志”并提，就是先秦所未見?！爸尽迸c“情”，都是內在思想感情的表現(xiàn)，但仔細分別一下，不難看出，“志”是一種理想、一個目標，是經過理性思考的一種意愿，而“情”是感性的，由內而發(fā)的，沒有經過理性過濾的一種情感?！睹娦颉贰扒椤薄ⅰ爸尽辈⑻?，可以說是對文學情感性認識的一大進步，直接啟迪了后世的“詩緣情”說。但《毛詩序》在帶出“吟詠情性”的同時，就給了它一條韁繩，劃定了一個邊界：“發(fā)乎情，止乎禮儀”，把放蕩不羈的情感導入“溫柔敦厚”（《禮記·經解》）的詩教。
可見，《毛詩序》的創(chuàng)造發(fā)揮也是符合詩教精神的：既體現(xiàn)文學發(fā)展的必然要求，又不離儒家精義。因此，《毛詩序》的權威性不在于它的獨創(chuàng)，而在于它深諳圣人之意，采擷眾家之說，使先秦儒家散見的文學理論觀點形成一個系統(tǒng)的表述，得以垂范后世。鄭玄說《毛詩序》是子夏所作，言下之意它是孔子教授的課本，通過子夏整理出來的，是圣人之言。這是力圖通過它的出身來證明它的經典地位。
其次，“依經立義”的話語典范是《毛詩序》話語權的根基
儒家話語與封建專制共同之處在于，都有一個穩(wěn)定的核心權威體系。在現(xiàn)實政權中是以皇帝為核心的皇權，“天子受命于天”（《春秋繁露·順命》），“天不變，道亦不變”（《漢書·董仲舒?zhèn)鳌罚?；在儒家體系中就是以先秦儒家經典為核心的話語權。稱先秦儒家著作是圣人所作，尊之為“經”，確立其不可侵犯的權威地位，并以此為核心構建儒家意識形態(tài)話語體系。歷代注經釋典，雖有發(fā)明，但總超不出五經給定的大的范圍。
儒家意識形態(tài)話語的構建是通過對經典的闡釋來實現(xiàn)的，“依經立義”的解讀模式是其基本的話語方式。這一言說方式可以上述自孔子?？鬃幼苑Q“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通過教授、整理上古經典而實現(xiàn)道義的傳承，形成中國傳統(tǒng)學術話語模式。這個模式正如本文第一作者在《中外比較文論史[上古時期]》中所歸納的：
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首先是對古代經典的認真鉆研和學習，這是屬于“讀”的部分；其次是對古代典籍的解釋，這種解釋，包括“箋”、“注”、“傳”等解釋性文字，這屬于“解”的部分；再次是編排整理，如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等等，這是“述”的部分。這種“讀”、“解”、“述”，構成了孔子的解讀模式，這個模式以尊奉經典、效法古人為圭臬，以對古代典籍的整理解釋為意義產生的基點，以確立社會秩序和社會規(guī)范為目的，形成了以訓詁解讀、文獻整理解釋為基礎，以“微言大義”為意義生長點，以倫理教化為指歸的“尊經”文化范式與學術話語模式。[5]（420頁）
孔子的這種解讀模式被漢儒繼承發(fā)揚?？鬃幼媸鲋芄?，漢儒尊崇孔子，將先秦儒家典籍尊稱為“經”，確立其話語霸權地位。通過對“經”的詮釋，闡發(fā)其“微言大義”，來實現(xiàn)自己的話語權。所謂“子曰”、“詩云”，就暗含著“征圣”、“宗經”的話語言說方式。
《毛詩序》通過對《詩經》的闡釋建立起自己的話語權就是采用“依經立義”的方式?！睹娦颉酚小洞笮颉放c《小序》之分?！缎⌒颉分鹌忉屆恳皇自姷念}旨和用意?！洞笮颉肥窃谠忈尅蛾P雎》之時，借題發(fā)揮，敷衍出的一篇長文，它簡明扼要的闡釋了詩歌的本質、作用、內容、體裁和表現(xiàn)手法等基本問題，反映了作者對詩歌乃至整個文學的根本認識，可以看作是《毛詩序》的總論。《毛詩傳》是具體詞語的訓詁注釋。而后，東漢鄭玄又為之作箋。從結構上看，《毛詩》有序、有傳、有箋；有字詞訓詁、有意義闡釋、有背景介紹，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詩經》闡釋體系，成為孔子所創(chuàng)的“依經立義”話語模式的成功實踐，也成為《詩經》傳授的一本理想的教科書。
“依經立義”的話語方式也是在實踐中逐步成熟的?！睹娦颉返慕浀浯狗妒埂耙澜浟⒘x”更具有可操作性，從而促使其成為中國學術的重要規(guī)則。而“依經立義”也使《毛詩序》成為“千余年共認為神圣不可侵犯之寶典”。
再次，教化大義是《毛詩序》話語權的核心。
《毛詩序》“依經立義”立的是什么“義”呢？教化大義。這不是《毛詩序》獨家發(fā)明，而是時代的聲音。據(jù)《漢書·儒林傳》載：
式為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群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shù)諫減死論。式系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笔拐咭月劊嗟脺p死論。[6]（334頁）
這是著名的魯詩經師王式“以三百五篇當諫書”的故事?？梢姡瑵h代讀《詩》，都深入發(fā)掘其教育意義，將其與社會治亂、國家興衰、政教得失聯(lián)系起來?！对姟纷鹘浗猓筒皇俏膶W欣賞，而是要指出圣人教化之深意?！爸页夹⒆又磭L不為王反復誦之也”，就是“美”；“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就是“刺”?！懊馈迸c“刺”是從正反兩面加強政治教育。所以清人程廷祚所說：“漢儒言詩，不過美、刺二端?！保ǔ掏㈧瘛对娬撌罚7]（14頁）
齊、魯、韓、毛四家傳詩，其中三家詩早立學官，而《毛詩》一直是民間姿態(tài)，它的闡釋應該還更客觀一些。羅根澤先生說：“兩漢是封建功用主義的黃金時代，沒有奇跡而只是優(yōu)美的純文學書，似不能逃出被淘汰的厄運，然而《詩經》卻很榮耀的享受那時朝野上下的供奉，這不能不歸于儒家給了它一件功用主義的外套，做了它的護身符?！盵8]（68頁）
二、《毛詩序》學術話語權的發(fā)展與其歷史接受語境
但《毛詩序》的學術話語權地位不是沒有受到過挑戰(zhàn)。秦火之后，漢代傳《詩》的有齊、魯、韓、毛四家?！睹姟吠沓觯绊懽畲?，東漢鄭玄為之作箋后，學《毛詩》者漸多，以至于其余三家都逐步亡佚了。魏晉至隋唐，雖有毛、鄭之爭，但都共尚《毛詩》。唐孔穎達奉敕作《毛詩正義》，更是奠定《毛詩》的經典地位。然而，宋代以來，從歐陽修的《詩本義》開始，就不以詩序為然，到鄭樵的《詩辯妄》，王質的《詩總聞》，漸漸形成“疑序”一派?！白鹦颉迸煞Q：“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保ǔ填U《程氏經說》）[9]（169頁）“疑序”派說：“蓋所謂序者，類多世儒之談，不解詩人本意處甚多?！保ㄖ祆洹吨熳诱Z類》卷八十）[10]（2738頁）朱熹的《詩集傳》，棄《毛詩序》不用，在元明時期甚至一度取代了《毛詩》的地位。明中后期，在王陽明“心學”影響下，人們方轉向《詩經》的文學研究，如明朝萬時華所說：“今之君子，知《詩》之為經，而不知《詩》之為詩?！保ㄈf時華《詩經偶箋序》）[11]（5頁）清代樸學大興，以考古、訓詁之學說《詩》，復歸漢學，又高舉“尊序”大旗。
無論是“尊序”與“反序”，兩千年來的《詩經》研究實質上是經學研究，是誰更能領悟圣人之意的辯爭。正如羅根澤先生說：“詩的地位逐漸崇高了，詩的真義逐漸汩沒了?！盵8]（68頁）這個苗頭可以說從先秦“賦詩斷章，余取所求”（《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時就有了。這種功用主義的用詩態(tài)度進一步發(fā)展，就成為《毛詩序》的以禮教解詩，它可以說是限定了后人解詩的經學方向。如聞一多先生所說：
漢人功利觀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的課本；宋人稍好一點，又拉著道學不放手——一股頭巾氣；清人較為客觀，但訓詁不是詩；近人囊中滿是科學方法，真厲害。無奈歷史——唯物史觀的與非唯物史觀的，離《詩》還是很遠。明明一部歌謠集，為什么沒人認真的把它當文藝看呢！[12]（54頁）
這可以解釋《毛詩序》成為“千余年共認為神圣不可侵犯之寶典”之“不可思議之怪象”了。它是“政治的課本”，而不是文藝，所以根本就不可以批判！
那歷史上不是還有“疑序”一派嗎？如果我們仔細加以辨析，歷史上雖然有“尊序”與“反序”之爭，但爭論的焦點一般都集中在《小序》對每一首詩歌題旨的解釋，爭論的原因在于《小序》的解釋穿鑿明顯。正如鄭樵所說：“《小序》于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為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為某甲某乙之事。于是附會史書，依托名謚，鑿空妄語，以逛后人?！保ㄠ嶉浴对娡q》）[13]（45頁）朱熹也說：
《詩序》實不足信。而見鄭漁仲有《詩辯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甚，以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來仔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后知《詩序》之果不足信?！源酥瞬豢蓙y說話，便都被人看破了。（朱熹《朱子語類》卷八十）[10]（2747頁）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朱熹之所以作《詩序辯說》，也是因為《毛詩序》的附會，自己都遮掩不住，“便都被人看破了”。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就是關于《詩經》中愛情詩的解釋?！睹姟房偸侵е嵛?，不肯直說，說這是“思賢”的詩歌。這種態(tài)度反而讓人疑惑。朱熹的辦法是，承認它是“情詩”，但給它加一個標簽：“淫詩”，再加以批判?！对娂瘋鳌分辛袨椤耙钡脑娺_27首之多。如《靜女》：“此淫奔期會之詩”[10]（438頁）；《將仲子》：“此淫奔者之辭”[10]（470頁）等等?？梢姟对娂瘋鳌放c《毛詩序》的精神實質是一樣的，難怪方玉潤說朱熹：“雖駁序，朱亦未能出序范圍也?！保ā对娊浽肌ぷ孕颉罚14]（3頁）
從文學批評史上來看，無論是“尊序”或“反序”，對《詩大序》提出的核心文學理論思想，都沒有異議。例如朱熹說：
《小序》大無義理，皆是后人杜撰先后增益湊合而成，多就詩中采摭言語，更不能發(fā)明《詩》之大旨。……后世但見《詩序》巍然冠于篇首，不敢復議其非，至有解說不通，多為飾辭以曲護之者，其誤后學多矣?！洞笮颉范己?，后者謂補湊而成，亦有此理。（朱熹《朱子語類》卷八十）[10]（2746-2747頁）
《詩大序》是《毛詩序》的核心，不僅是《毛詩》解詩的理論原則，也是儒家詩學的理論綱領?！睹娦颉分郧暾信撇坏?，是因為千年來我們都傳承著儒家主流意識形態(tài)話語系統(tǒng)。我們不是沒有過別的聲音，如魏晉玄學，但最終我們的歷史選擇還是走向了大一統(tǒng)的封建專制與儒家話語權相結合的道路，直到鴉片戰(zhàn)爭敲開了我們的國門。如今雖然支撐《毛詩序》的儒家話語權已被顛覆，但《詩大序》的核心理論已融入民族的記憶，成為我們文學思維方式的一部分。
三、《毛詩序》學術話語權對文學的影響
《詩經》乃儒家元典，五經之首，而“《詩序》巍然冠于篇首”（朱熹《詩序辨說》），儼然是不可搖撼的絕對權威?！睹娦颉返膶W術話語權由經學深入中華文化的骨髓，影響廣泛，如禮教、樂教、政教等等，而其中最為深遠的是詩教，是對文學的影響。
《詩大序》雖然只有寥寥數(shù)百字，但它提出的觀點：言志與抒情；詩歌與社會；詩教；發(fā)乎情止乎禮儀；賦比興；變風變雅；美刺等等，都作為理論核心支撐起儒家詩教。朱自清先生說：
在詩論上，我們有三個重要的，也可以說是基本的觀念：“詩言志”，“比興”，“溫柔敦厚”的“詩教”。后世論詩，都以這三者為金科玉律?！霸娊獭彪m托為孔子的話，但似乎是《詩大序》的引申義。它與比興相關最密。[15]（235頁）
這些核心的理論觀點，已經成為了中國詩學的核心精神，成了中國文化的因子，鑄就了中國文學的品格。如錢鐘書先生所說：“在中國詩里算是‘浪漫’的，和西洋詩相形之下，仍然是‘古典’的；在中國詩里算是痛快的，比起西洋詩，仍然不失為含蓄的。”[16]（16頁）中國文學這種“溫柔”的品格，就是儒家詩教潛移默化的產物。
《毛詩序》對于中國文學的影響，若干文學批評史著作都已做了高度的肯定。如高教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國古代文論教程》中指出：“總之，《毛詩序》不但確立我國古代抒情言志的傳統(tǒng)，而且還系統(tǒng)地論述了文藝所具有的美刺作用，并且總結了詩歌的體裁與表現(xiàn)手法。它在先秦文論的基礎上有所突破和發(fā)展，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這些，奠定了它在中國古代文論史上的重要地位。”[17]（95頁）
但是，如前文所述，《毛詩序》不僅僅是先秦儒家思想的總結，更是儒家政治話語權下的產物，在封建政治支撐下它的學術話語權對中國文學也產生了危害。作為《詩經》研究的專論，它以《詩》為用，而非以《詩》為詩，引領《詩經》研究走上經學研究之路，而且影響長達上千年。南宋章如愚說：“《詩序》之壞詩，無異《三傳》之壞《春秋》。然《三傳》之壞《春秋》而《春秋》存，《詩序》之壞《詩》而《詩》亡?！保ㄕ氯缬蕖渡教每妓鳌罚13]（44頁）為什么說“《詩》亡”了呢？事實上，作為詩的《詩經》，在漢代就開始消亡，代之而起的是作為“經學”的《詩經》和作為政治教科書的《詩經》。這一點，可能是解釋漢代沒有文人詩的一個重要原因。漢代為什么沒有文人詩？至今仍然是一個解不開的謎。大多數(shù)文學史只是說西漢無文人詩，但為什么西漢無文人詩，卻一直語焉不詳，因為連古人也不大說得清楚。例如鐘嶸在《詩品序》中說：“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以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7]（308頁）相比于辭賦的興盛，漢代詩壇何以如此寥落？先秦文學以《詩經》與《楚辭》開篇，至漢代何以“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漢代學者讀不讀《詩三百》呢？當然讀的。以四家詩之流傳，可見《詩經》還是他們的重要讀本，幾乎文人士大夫都要讀，但是他們?yōu)楹尾环抡铡对娊洝穪碜髟娔?？為什么他們逞才于辭賦，而噤語于歌詩，以至于“詩人之風，頓以缺喪”？我們不得不看到《詩經》的經學話語權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漢代，《詩經》已經不是文學，不是詩，而是政治教科書，是神圣寶典，不是“俳優(yōu)”①之徒可以玩弄的東西。正如聞一多所說，漢代對于《詩經》，“沒人認真的把它當文藝看”，而是作為政治倫理的教科書。漢代文人讀《詩》為的是美刺教化、比興諷喻，而不是為文學創(chuàng)作，為學作詩。于是詩歌在經學中寢聲，漢賦在《騷》聲中張揚，形成了漢代文壇不平衡的發(fā)展態(tài)勢。
因此，本文擬重點談談《毛詩序》對中國文學的負面影響。
1、遮蔽了文學性
將詩歌與政治聯(lián)系起來是先秦已有的傳統(tǒng)。一方面采詩為用：了解民情，補察其政?！对娊洝分杏小凹腋缸髡b，以究王讻”（《小雅·節(jié)南山》），“維是褊心，是以為刺”（《魏風·葛屨》）等明言諷諫的詩歌?？鬃诱f：“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學習《詩經》為的是出入應對，這是明顯的功用主義文學觀。一方面觀詩知政。季札在魯國觀樂，由樂而及政情民風?？鬃犹岢觥芭d觀群怨”說，可算是一個理論總結。這兩方面結合在《毛詩序》中，詩歌就成了政教工具。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xiāng)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在這里《毛詩序》把政教的范圍擴大化了。《尚書·堯典》記載，“帝（舜）曰：‘夔！命女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粟，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边@里的“胄子”指的是貴族子弟?！墩撜Z·衛(wèi)靈公》中“子曰：‘有教無類。’”這里指的是求學的士子。而《毛詩序》中，“《關雎》……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xiāng)人焉，用之邦國焉。”將教化的范圍擴大到天下普通百姓，一下子把文學的功用無限的拔高了，以至于“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把文學拔高到這樣高的高度，用魯迅先生的話來說是很容易被“捧殺”的。更何況，居有這樣的榮耀不是因為文學本身，而是因為它被附加的政治意義，這就更容易讓文學迷失方向了。文學被扣上一頂大得夸張的帽子，又被寄予重望：“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這其實也是她難以承擔的。
《毛詩序》本已經注意到文學“吟詠情性”的特征，在提出情性的同時，限之以“止乎禮義”，責之以“厚人倫，美教化”，又把它給降伏了。實際上，后世儒家以此為范本，解決文學的情感本質與禮教規(guī)范沖突的問題。給情性一定的空間，但以政教禮義為第一性，導情入禮，使之符合“溫柔敦厚”的詩教。自此后，縱有“緣情”一派，不時的沖破這一樊籬，但總是被儒教拉回來。
以政論詩，不以文論詩，滲透到了中國古代的文學研究中。漢代關于屈原之爭，爭的是其是否“依經立義”，而不是文學性。就連劉勰作《辨騷》，也是例舉《離騷》中四事“同于風雅”，四事“異乎經典”[18]（27頁），以五經為尺度衡量《離騷》。白居易批評后世文學“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泄導人情”（《與元九書》），他自己“篇篇無空字，句句必盡規(guī)?！└枭癫?，愿得天子知?！保ā都奶粕罚τ凇堕L恨歌》之類的詩歌，白居易自己評價甚低：“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薄皶r之所重，仆之所輕?！保ā杜c元九書》）[19]（97-108頁）然而文學有它自身的規(guī)律。歷史證明，他十分看重的“諷喻詩”影響有限，倒是《長恨歌》、《琵琶行》之類的“閑適詩”使他成為不朽的詩人。
2、影響了文學發(fā)展
在封建一統(tǒng)的政治條件下，儒家何以掌握話語權？何以行使話語權？這就是“詩教”。儒生們真誠的相信，詩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因此，文學創(chuàng)作就不是為了文學，而是為了政治功用。例如揚雄少時好賦，后來發(fā)現(xiàn)辭賦過于華麗，難以起到“詩教”的作用?！盎蛟唬嘿x可以諷乎？曰：諷乎！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勸也?！保ā斗ㄑ浴の嶙印罚┮蚨?，揚雄轉而攻擊辭賦，稱“壯夫不為”[7]（91頁）。
《毛詩序》的詩教觀貫穿了整個中國古代文學的始終。它作為一把標尺，是稱頌文以載道的旗幟，也是鞭笞風花雪月的鋼鞭，使得中國文學壁壘分明，雅俗殊遇。志怪傳奇、小說話本等民間文學被視為“小道”，地位卑下，發(fā)展遲緩，有才志的文人都不屑為之?！督鹌棵贰返淖髡卟桓沂疽哉婷?，署名蘭陵笑笑生，至今不可考。陳平原先生說：“相對于處于中心地位的詩文來說，小說只是一種不大正經的淺陋的通俗讀物?！谥螄舶钫呖磥?，小說因其注重世態(tài)人情、細節(jié)瑣事、奇談怪論，以及娛樂色彩濃厚，并不是表達政教理想的最佳手段，也就是說，小說并不大適合載道，因而‘不登大雅之堂’。”[20]（7頁）
另一方面它也使得追求形式美的作品常常受到攻擊，被認為是綺靡之音。如白居易說：“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淫辭麗藻生于文，反傷文者也。”（《策林六十八議文章碑碣詞賦》）[19]（109頁）因此，六朝的綺靡文風就受到后世嚴厲的批判，甚至連亡國的責任也要它擔當，如魏征說：“古人有言，‘亡國之主多有才藝’，考之梁、陳及隋，信非虛論。然則不崇教義之本，偏尚淫麗之文，徒長澆偽之風，無救亂亡之禍矣?！盵21]（2129頁）白居易也批評六朝“嘲風雪、弄花草”的詩句：“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盵19]（97頁）陳子昂高舉“漢魏風骨”，倡導了一場詩歌革新運動：“仆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L雅不作，以耿耿也?！盵19]（55頁）可以看出，文學不能以文學而自居，而必須以載道為己任，一旦偏離政教，便會受到猛烈的攻擊。其實正是被白居易等人大肆批判的齊粱文學為唐代詩歌黃金時代的到來做了藝術上的鋪墊。如張少康所說：“可以說，沒有齊梁文學的發(fā)展，也就不會有唐詩的繁榮。”[1]（257頁）
3、中國情詩的缺失
相對于西方情感熾烈的愛情詩，中國文人的愛情詩少得可憐?？v然有，也是寫給妻子的思念的詩篇，如杜甫《月夜》、李商隱《巴山夜雨》；寫給前妻的，如陸游《釵頭鳳》；更常見的是悼亡詩，如潘岳、元稹、蘇軾等等。總之，這些詩歌抒發(fā)的是合乎禮儀的感情。而“詩莊詞媚”，詞乃“別是一家”，中國文人由是以“詞為艷科”，將閨情相思都傾訴于詞曲，形成了詩與詞“分工”的現(xiàn)象，體現(xiàn)了中國文人的人格分裂。②那詩歌為什么就不能任意表現(xiàn)這些內容呢？因為詩是言志的，它擔當著教化的責任。正統(tǒng)詩文有意避開兩性情愛，使之成為一種民族的禁忌，本文第一作者將其稱為中國儒家傳統(tǒng)下“非性文化”。③那么，這種非性化文化現(xiàn)象是怎樣形成的呢？
其實，《詩經》中有大量的愛情詩，如《關雎》，《將仲子》，《野有死麇》等。那為什么這個傳統(tǒng)我們沒有繼承下來呢？這不得不歸功于《毛詩序》對《詩經》的雅化。
故變風發(fā)乎情，止乎禮義。發(fā)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毛詩序》一方面認為“發(fā)乎情，民之性也”，肯定“吟詠情性”；但一方面又要求“止乎禮義”?！白釉唬骸硬W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論語·雍也》）“止乎禮義”也就是“約之以禮”：一是抒情的強度，情感的抒發(fā)不能奔放強烈，要符合“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詩教精神；一是抒情的內容，要符合禮儀規(guī)范，能夠“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起到詩教的作用。在“止乎禮義”的話語標準下，我們更能理解為何《關雎》被解釋為“后妃之德”，《小序》中為何會有這么多牽強附會的解釋。《詩經》采自民間，活潑潑的先民生活沒有這么多的禮教束縛。但又要以此教育子孫，頌揚先民之德，那怎么辦呢？只有把《詩經》雅化，洗刷掉讓道學先生們面紅耳赤的內容，使之“止乎禮義”。 如《野有死麇》明明是兩情相悅的詩，被《毛詩序》闡釋成“惡無禮也”；[22]（292頁）《將仲子》明明是一首愛情詩歌，被《毛詩序》解釋為：“《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而以致大亂焉。”[22]（337頁）硬生生地把《將仲子》從男女之情上拉扯開去，比附于史實，結果是文不對題，難以服人。
這就是儒家話語霸權！寧可曲解經文，也不可失去教化大旨?！跋胂肟?，《詩三百》，乃儒學之經典，教化之本源，豈容言情宣‘淫’？于是乎，一部寫盡七情六欲的《詩經》被完全曲解為‘教化’的注腳，篇篇是‘美刺’，句句是教諭。這種為尊者諱的作法，恰恰是非性文化觀念與教化目的論交配出來的怪胎！” [23]（17頁）
正是在非性化文化的背景下，我們才能真正理解《毛詩序》的負面作用和影響。它一方面大力宣揚“經夫婦，成孝敬”的禮儀教化。另一方面，凡是《詩經》涉及情愛的地方，《毛詩序》都拉扯開去，或是“思賢才”，或是“刺某公”，總之，它強烈的暗示了這些是不可說的。漸漸的這形成一種禁忌：性禁忌。這個后人其實是已經看到了的。如方玉潤為《毛詩序》解釋說：
古人亦未嘗見不及此，但求其解不得，故多方附會以為之說?！豢赡嘣娨郧笫拢炔豢蓤?zhí)事以言詩。當迂回以求其用心之所在，然后得其旨意之所存。[14]（151頁）
《毛詩序》成為“神圣不可侵犯之寶典”，不是因為它沒有缺點，而是因為它不可攻擊，因為它背后支撐的是儒家禮教權威思想。因此，后世儒生在非性化的文化壓力下，集體沉默，集體附議，集體曲經，以至于漸漸的“非性”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這種“非性”集體無意識對于后世文學的選材命篇有著深遠的影響。
《毛詩序》學術話語權的形成及其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是一個極有學術價值的領域。本文僅拋磚引玉，希望有更多的學者關注。這一問題還可以聯(lián)系各代文學及現(xiàn)當代文學從多個方面展開。限于篇幅，茲不贅述。
注釋：
①《漢書》中多次把文人稱作“俳優(yōu)”?！稘h書·揚雄傳》說揚雄認為賦家“頗似俳優(yōu)”。《漢書·枚乘傳》說：“皋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薄稘h書·嚴助傳》：“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yōu)畜之。”可見，當時文人不過作為“俳優(yōu)畜之”的。魯迅說：“中國的開國雄主，是把‘幫忙’和‘幫閑’分開來的，前者參與國家大事，作為重臣；后者卻不過叫他獻賦做詩，‘俳優(yōu)蓄之’，只在弄臣之列。”（《且介亭雜文二集·從幫忙到扯淡》）因此，《詩經》既然已經被尊奉為儒家經典，就不是“俳優(yōu)”之類的文人可以玩弄的。
②詞也同樣受到儒家詩教的規(guī)訓。如南宋詞人張炎在《詞源》卷下說：“詞欲雅而正之，志之所之，一為情所役，則失雅正之音?！边@就是試圖約情入禮。但詞作為“詩余”別體，始終以緣情為正宗，因此多少能突破禮教約束，如柳永的詞。后來的元曲雜劇、明清小說，演繹世俗人情，更是在傳統(tǒng)詩文之外開辟了一個新的天地。
③參見曹順慶.非性文化的奇花異果——中國古代性觀念與中國古典美學[M].四川：巴蜀書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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