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黃筌、徐熙并起，漸成兩大系統(tǒng)，以后繼續(xù)衍生。明代花鳥畫演變成四大系統(tǒng)，一為邊景昭、呂紀(jì)的黃氏體，二為林良、徐渭的大寫意體，三為陳淳的簡筆水墨淡彩小寫意體，四為周之冕的勾花點葉兼工寫體。《國朝畫征録》卷下則把花鳥畫歸納為三派，稱“花鳥有三派：一為勾染，一為沒骨，一為寫意。勾染，黃筌法也；沒骨，徐熙法也。后世多學(xué)黃筌，若元趙子昂、王若水，明呂紀(jì)，最稱好手；周之冕略兼徐氏法，所謂勾花點葉是也。……其寫意一派，宋時已有之，然不知始自何人。至明林良，獨擅其勝，其后石田、白陽輩，略得其意，若其全體之妙，非大有力者學(xué)之必敗”（李來源、林木編《中國古代畫論發(fā)展史實》，上海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340頁）。

　　五代黃筌、徐熙兩大系統(tǒng)是中國花鳥畫發(fā)展史上的重要的畫派衍生。明代花鳥畫的四大系統(tǒng)，亦是考察中國花鳥畫派衍生之變的重要窗口。邊景昭，字文進，博學(xué)能詩，擅畫花鳥，繼承兩宋院體工筆重彩的傳統(tǒng)，作品妍麗堂皇，精細工致，韓昂《圖繪寶鑒續(xù)編》稱其作品“不但勾勒有筆，其用墨無不合宜”。傳世之作有《竹鶴圖軸》、《竹鶴雙清圖軸》（與王紱合作）、《杏竹春禽圖軸》、《三友百禽圖軸》等。上海博物館藏《杏竹春禽圖軸》以杏花竹報春訊，以春禽寄春意，滿目春光，生機勃勃。呂紀(jì)畫花鳥畫十分出色，他近學(xué)邊景昭，遠師南宋畫院體格，敷色絢爛，為明代院體花鳥畫家代表之一。上海博物館藏其《浴鳧圖軸》作品，很好地處理了浴鳧與流水的關(guān)系，構(gòu)圖大膽，筆墨流暢，設(shè)色雅淡，氣息清和，體現(xiàn)了明代花鳥畫家的嫻熟技法和時空營造能力。林良的花鳥畫注重寫意，墨氣豪放，對于文人水墨寫意花鳥畫的建樹，具有啟迪意義。他擅畫水墨花鳥，上海博物館藏其《雙鷹圖軸》，氣勢磅礴，鷹目炯炯，枝葉穿插，墨色淋漓，反映了明代院體畫之十足神采。徐渭的大寫意體用筆簡練，不求像物，重在寫其意趣性情，故稱“寫意”。他的畫較之以前的減筆寫意畫更為簡約概括，放逸豁達，故謂“大寫意”。徐渭十分推崇陳淳、謝時臣、陳鶴。他關(guān)注陳淳的寫意花鳥之道，曾跋《陳白陽卷》曰：“陳道復(fù)花卉豪一世。”在《徐文長文集?書謝叟時臣淵明卷為葛公旦》中贊賞謝時臣的山水勁筆多墨，稱“吳中畫多惜墨，謝老用墨頗多，其鄉(xiāng)訝之”。而對陳鶴的水墨花卉則嘆之“滃然而云，瑩然而雨，炫炫然而露也，殆所謂陶之變耶”。（明徐渭《徐文長文集?書陳山人九皋氏三卉后》）徐渭的作品題材囊括花卉、草木、瓜果、魚蟲、走獸、山水和人物，尤以花卉著名。上海博物館藏其《花果圖卷》用筆放縱，水墨酣暢，詩畫并茂，畫壇稱頌。上海博物館所藏《牡丹蕉石圖軸》、《擬鳶卷》，臺灣故宮博物院所藏《墨竹卷》、《寫生圖卷》，南京博物院所藏《雜花圖卷》，故宮博物院所藏《墨花十二段圖卷》、《四時花卉卷》、《墨花九段卷》，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雜花卷》，云南省博物館所藏《水墨花卉卷》等，都是難得的傳世之作，從中足見徐渭大寫意的精彩筆墨。陳淳，字道復(fù)，他的簡筆水墨淡彩小寫意在畫壇占有重要地位。他于晚年創(chuàng)作的花卉長卷頗有特色，有時以四季為序，有時時空交叉，頗見水墨組合的視覺沖擊力。上海博物館所藏《墨花十二種圖卷》，畫了梅花、蘭花、玫瑰、百合、月季、紫薇、秋葵、桂花、芙蓉、菊花、水仙和山茶，姿態(tài)各異，繁花爛漫，寫意抒情，水墨淋漓。上海博物館所藏《花果圖卷》、《山茶水仙圖》、《花卉圖冊》等也屬陳淳水墨華章，令人駐足。其實，說陳淳的花鳥畫貴于簡筆水墨淡彩的小寫意，這只是注重從沈周的水墨寫生至陳淳的水墨寫意的飛躍而言，實際上陳淳在晚年的花鳥佳作中已呈現(xiàn)潑墨大寫意的體貌。徐渭的大寫意筆墨就得益于陳淳。世稱“青藤白陽”，其實青藤亦源于白陽。論及周之冕的勾花葉兼工寫作品，

  

黃永玉作品

也是探索明代畫派衍生之變的必然落筆之處。周之冕的“勾花點葉”源于孫隆、沈周和陳淳之法，他是集大成而用之，推陳而出新。王世貞曾對明代中期三位寫意畫家陳淳、陸治和周之冕作了評價，所謂“道復(fù)（陳淳）妙而不真，叔平（陸治）真而不妙，周之冕撮二子之長”。南京博物院藏《桂子圖》和故宮博物院藏《花卉圖卷》都是周之冕的代表作。上海博物館藏周之冕《花鳥圖冊》的花鳥傳神，“勾花點葉”，寫意中兼工筆，墨韻中見色彩，從中可以洞察明代畫派衍生的脈胳。

　　在中國花鳥畫的發(fā)展史上，盡管畫派林立，技法有異，可是在注重寫生這一點上，卻形成共識，綿延后續(xù)。宋徽宗趙佶重花鳥寫生，流傳諸多佚事。他要求畫月季花和牡丹花時仔細觀察，能畫出不同時間的變化。一次，眾畫家寫生孔雀，只重生動富麗，畫孔雀升墩為先舉右腳。趙佶告知需細心體察，發(fā)現(xiàn)孔雀升高時必定先舉左腳，被傳為畫壇佳話。趙佶重視寫生，使創(chuàng)作極受裨益，他的作品被鄧椿譽為“妙體眾形，兼?zhèn)淞?#8221;。上海博物館藏趙佶《柳鴉蘆雁圖卷》，盡得高雅之氣，柳葉低垂，吟鴉自在，蘆雁嬉水，一派休閑清景。其中神韻之妙，不能說和平時重寫生、察細微無關(guān)。元代水墨寫生畫的高手當(dāng)推陳琳、王淵和張中。陳琳借助寫生，突破了傳統(tǒng)工筆重彩畫技法，以水墨淡彩法描繪物象，形成了富有藝術(shù)個性的勾、刷、點、染之法，造型嚴(yán)謹，筆簡意高，其《溪鳧圖軸》為花鳥畫史論所褒揚。王淵從寫生中得清淡之氣，其佳作《花竹集禽圖》和《花竹錦雞圖》對后世影響很大。張中在當(dāng)時被人稱為“寫生第一”，采用水墨暈染，深得文人寫意之神韻，上海博物館藏其《芙蓉鴛鴦圖》，出筆清新典雅，鴛鴦與水極富動勢，堪稱從寫生中贏得生機。陳淳繪畫也看重寫生，其《漫興花卉圖冊》自跋中曰：“古人寫生自馬遠、徐熙而下，皆用精致設(shè)色，紅白青綠必求肖似物物之形，無纖毫遺者，蓋真得其法矣。”他還談到少年時就“有心于此，既而想造化生物萬有不同，而同類者又秉賦不齊而形體亦異”。周之冕則善于觀察禽鳥生活動態(tài)，落筆皆有生意。其繪畫成就自然得寫生之妙。清代任頤的畫風(fēng)清麗，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重視寫生，善于捕捉生活感受。平時他留意觀察花鳥、家畜，往往聚精會神，十分專一。有一次他爬出天窗，翻到屋頂上細察貓兒打架，全神貫注勾畫速寫，客人來了，不知其去處，最后竟在屋頂上見到他。上海博物館藏任頤《花鳥冊》極富生氣，實是其對物象感受的筆墨定格。當(dāng)然，古人之所謂寫生，有異于今天西畫中的寫生。“天地間，物物有一種生意”(祝允明語)，生和意密不可分，寫生和寫意難以分離。不言而喻，寫生就是寫物之生氣、生意。寫生之法推動中國花鳥畫生機勃發(fā)、綿延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