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寬政改革”本身是一場涉及到經濟、文化、政治和思想等多個層面的體系性的政治活動。提倡儉約，是松平定信改革當中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他再次搬出了吉宗時代的儉約令，嚴命武士和平民勤儉度日。作為一位服膺朱子學的政治家，松平定信特別重視運用儒家的倫理來勸導人們崇尚樸素節(jié)儉的生活。
在18—19世紀初的日本，為了克服經濟和社會的危機，德川幕府先后進行了兩次大規(guī)模的改革。這些改革的一個顯著的共同之處，是為了抑制赤字而采取厲行節(jié)約的財政政策，并使用思想教育的方式來矯正“奢侈”的社會風尚。對于這些改革的是非成敗，后世日本人的評價，有贊譽的，有批判的，不盡相同。但與大海對岸道光皇帝的努力一樣，都是為了挽回社會危機所做的努力。
武士：從地主變成公務員
當然，日本在當時所面臨的危機有著其自身的歷史淵源和社會條件，有一些是德川幕府與生俱來的。在1600年“關原之戰(zhàn)”和1615年“大阪之戰(zhàn)”的腥風血雨中誕生的江戶日本，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由武士階級掌握政權的國家。在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兩代梟雄的陰影之下隱忍了大半輩子的德川家康，依靠著他在三河、遠江以及甲信、關東苦心經營出來的武士團隊奪取了日本列島的天下，開創(chuàng)了延續(xù)了263年的德川幕府。隨著天下確定，幕府對這些追隨主人征戰(zhàn)多年的從戎之士論功行賞，同時將他們納入到了以德川將軍家為頂點的身份制度當中。這是一種期望讓成百上千個家族世代效忠于將軍家的制度設置。此后，隨著長期和平的延續(xù)，武士們的角色逐漸由披堅執(zhí)銳的戰(zhàn)士轉變?yōu)閺氖戮唧w行政事務的官僚。承平之世也逐漸改變了武士們的生態(tài)。
在中古時代，日本武士團的存在目的就是確保他們祖祖輩輩開發(fā)經營下來的領地。日語成語“一所懸命”（意即：領地攸關身家性命）生動地反映出了武士對領土的執(zhí)著。繼承舊例，江戶初期麾下的武士，他們的俸祿原本也是直接取自于領地之上的。但隨著日本晚期封建制度的確立，加強幕藩體制中央集權的“兵農分離”政策的深入展開，絕大大多數武士都被集中到了城池周圍的城下町中居住，直接治理領地的情形在一兩代人的時間里就成了往昔的故事。于是乎，在江戶時代的大多數時間里，除了受封的藩主大名之外，無論是作為幕府直屬家臣的旗本和御家人，還是隸屬于各藩的藩士，真正擁有封地的（稱“知行取”）卻只限于少數位高者。作為支撐幕藩制國家體制基礎的廣大中下級武士的薪金都是由大米來換算并支付的（支給祿米的形式，根據武士身份的高低依次為“藏米取”、“現米取”和“扶持取”）。根據江戶學學者小川恭一的研究，自17世紀下半葉以降，隨著日本社會安定的長期化，在作為幕府中堅力量的旗本中間，除了家祿在500石以上的上級武士還有百分之九十在堅持直接治理自己的領地之外，家祿500石以下旗本擁有領地的數字急劇減少。而這種情況在大小諸藩中也成為了普遍現象。簡單地說，武士從自我經營的領主變成了從政府領取工資的公務員。
在幕府政治發(fā)展的第一個一百年中，日常政務的日益繁雜使得幕府的官僚隊伍不斷膨脹，最終經由“享保改革”中的機構改制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除了身份可以世襲，享有家祿的譜代家臣之外，幕府還根據政務的具體需求，把一些富有才能的平民（出身農、工、商階層者）揀拔進了官僚隊伍，出現了與家祿制度對應的職祿制度。職祿的待遇只在被揀拔者在世的時候給予，他的子孫原則上是無法繼承的。盡管如此，這些人對幕府的財政而言，無疑又是一筆額外的開支。不過在17世紀，由于以小農經濟和都市流通經濟為主軸的日本社會經濟的蓬勃發(fā)展，加之由幕府直接控制的貴金屬礦藏的開采達到了歷史最高峰，幕府的財政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都能維持盈余。以市井文化的發(fā)達為特色的“元祿文化”（注：元祿為德川幕府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在位后期的年號，年份1688—1703年）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孕育產生的。與此同時，社會風尚也在迅速地變化著，江戶初期門第高貴的女性穿著的“小袖”（亦稱振袖）此時成為了一般庶民婦女的日常服飾。普通家庭的飲食習慣從一日兩餐變?yōu)橐蝗杖汀Ｌ枪c心在各地的城市中成為了暢銷商品。江戶、京都和大阪的茶館和餐館的數量激增?！霸摃r代”的繁榮得益于貨幣經濟的發(fā)展。但是，商品經濟和城市文化的發(fā)達，構成其基礎的貨幣經濟的脆弱性開始逐漸地影響到了幕府統(tǒng)治的基礎。
武士的工資是“大米”
從17世紀80年代開始，曾使日本位居世界主要貴金屬產地的金銀礦脈開始枯竭，通貨不足的問題開始逐漸顯露。為了保證財政運轉的順暢，也為了滿足都市經濟對貨幣的需求，幕府對原有的貨幣進行改鑄，用降低成色的辦法來增加貨幣的流通量。同時，為了確保財政收入，幕府強化了對直轄領地的租稅的征收體制。不過，對于舊時在依靠自己的領地生活，以征戰(zhàn)為事業(yè)的武士們來說，這些事情原本不至于構成什么問題。然而，在17世紀末期，對大半城居化的武士而言，麻煩可就大了。盡管他們的俸祿是以祿米的形式支付的，但對生活在都市中的他們來說，最需要的是現款，因為這時的生活方式已經是今非昔比了。
以幕府開創(chuàng)時的旗本為例，當時幕府礦山的金銀產量連年攀升，財政上有著充分的空間，所以幕府不但可以增加家臣的數量，還能經常地給予臨時性的賞賜（下賜金）。但是，當時的武士們仍舊整理為作戰(zhàn)進行準備，安于粗衣粗食的生活?？墒?，在“元祿文化”追求華美的風氣下，加上貨幣改鑄所帶來的通貨膨脹，使得武士祿米的價值攀高，往昔樸素尚武的風尚經過元祿這一代便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德川綱吉的顧問，荻生徂徠在他的政治學著作《政談》中不無惋惜地追溯在江戶早起的寬永年間，在下級武士的家里是看不到用榻榻米的，可是到了元祿年間，即便是他們的屋子也都陳設得十分氣派，不但安上了榻榻米，還用唐紙糊窗。不僅如此，以往只限于最高級領主的宴飲和游戲的風尚也蔓延到了廣大的中下級武士中去了。
抑制金銀外流，引進海外物種
日常生活的花銷只是江戶時代武士家庭開支的一小部分，一個武士在公務上的花銷是非常驚人的。盡管進入江戶中期后，許多在幕府開創(chuàng)時期設置的公務已經徒具形式而已，與實際的政務并無關聯。但是對于武士們來說，尤其是那些享有家祿的“原從譜代”而言，這些形式化的東西恰恰體現了自身的地位和榮耀。因此，很多武士并非是天生喜好聲色犬馬，但在崇尚華美的大環(huán)境下，為了面子，他們必須把門面給撐起來?？墒牵棉k華服美宅需要的是真金白銀，但是武士們的直接收入卻是大米。在急需用錢的時候，他們不得不接受商人的盤剝壓價出售自己的祿米。進而在都市中出現了以武士的祿米作為抵押的專門的金融業(yè)務，即所謂的“札差”。不僅領取祿米的中下級武士如此，手中握有領地的上級武士也不得不犧牲一部分自己的領主權力，允許領地上的農民以較低的價碼花錢買斷應交的貢賦?？墒牵飪r在不斷地攀升，可米價卻時有波動，加上不善理財，許多武士不得不向商人舉債度日。時間一長，作為幕府支柱的武士階層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貧困化。另一方面，從元祿末年開始，幕府的財政盈余轉而變?yōu)槌嘧??？墒牵瑸榱司S持幕府的政治權威，諸如像“日光社參”（參拜初代將軍家康的神廟日光東照宮，類似于中國的祭陵）這樣勞民傷財的典禮還得繼續(xù)舉行。而在農業(yè)商品經濟已經發(fā)展到極限的18世紀的日本，幕府在難以開辟新的大筆財源的情況下，不得不采取厲行節(jié)約的改革措施。江戶時代的兩次成功的政治經濟改革先后登上了日本歷史的舞臺。
率先進行的享保改革是由幕府的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主持的。他在1716年由紀伊藩主繼承將軍之位后，立即展開了改革。在制度方面，吉宗接受經濟顧問室鳩巢的建議，實施了所謂的“足高制”，也就是讓祿高較低的武士擔當原本由祿高較高的武士擔任的職務，其人只在任職期間享有高祿，退職后又回到原來的標準。在吉宗的時代，幕府還多次發(fā)布儉約令，通過法律強迫武士和普通百姓節(jié)儉度日。不僅如此，吉宗將自己在藩府養(yǎng)成的簡約樸素的生活方式帶進了江戶城。他在接待來訪的朝鮮通信使和琉球使節(jié)的時候，也盡一切可能簡樸從事。德川吉宗的改革是以“回歸祖宗時代”作為號召的，他的理念是不僅要在生活層面上，而且在精神層面上讓武士恢復儉樸尚武的本色。此外，他為了抑制對來自中國和朝鮮的海外商品的消費所造成的金銀外流，推進了引進海外物種和工藝并使之國產化的工作。
饑荒之年，罷黜貪官
盡管，吉宗的施政在一個時期內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但是簡約樸素的生活已經絕非習慣了都市生活的武士們所能長期忍受的。當德川吉宗在1751年去世之后，幕府在老中田沼意次的領導下，一改吉宗時代“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進入了“重商主義”軌道。武士社會的風氣也因此變得比元祿時代更為浮奢，隨之而來的則是貪賄橫行的嚴重后果。因此，田沼意次至今仍是日本人印象中貪官形象的典型?？墒?，田沼意次的“浮世”并未能持續(xù)很久，1783年淺間火山大噴發(fā)，對關東和東北地區(qū)的農業(yè)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接下來的幾年間，這些地區(qū)發(fā)生了嚴重的饑荒，餓死人數達數十萬之眾。由于大范圍的歉收，使得關東地區(qū)的米價飛騰，即便是能夠得到關西產米供給的江戶城也不免受到波及。由城市貧民發(fā)動的搶米風潮此起彼伏。貧民的騷動尚且可以彈壓，但是依靠祿米過活的武士的生活出現困頓就會損害幕府的長治久安。面對這一次的危機，幕府罷黜了早已聲名狼藉的田沼意次，任命白河藩主松平定信接手老中之職，開始了一場旨在挽救幕府危機的“寬政改革”。
“寬政改革”本身是一場涉及到經濟、文化、政治和思想等多個層面的體系性的政治活動。提倡儉約，是松平定信改革當中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他再次搬出了吉宗時代的儉約令，嚴命武士和平民勤儉度日。作為一位服膺朱子學的政治家，松平定信特別重視運用儒家的倫理來勸導人們崇尚樸素節(jié)儉的生活。為此，松平定信以“整肅綱紀”為宗旨，頒布了《風俗取締令》，嚴厲打擊了被認為是滋長奢靡風氣的劇場和舞臺等娛樂場所。在他主政期間，僅在江戶城內，就有一半以上的劇場被幕府強行關閉。他還命令剩下的劇場必須排演宣傳和弘揚儉樸修身的儒家倫理的劇目。除此之外，他還嚴格規(guī)定了“士農工商”各個階層的衣食住行以及日常生活其他方面的詳細標準，用了最嚴厲的手段來限制奢靡浪費。寬政改革的儉約政策（經濟上的緊縮）由松平定信和他的繼任者松平信明、牧野忠精等所謂“寬政遺老”們堅持了三十年。隨后而來的，則是被稱為是江戶時代經濟文化發(fā)展的最高峰“化政時代”。江戶時代的這最后的高峰里面，自然也少不了松平定信等人勤儉治國，休養(yǎng)生息三十年的功勞。
聯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