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談,就魏晉時期而言,通常被視為魏晉玄學的同義語,亦稱“玄談”、“談玄”、“清言”等。清談不是官方為解決某個實際問題或理論問題而組織的辯論,而是士人之間自發(fā)組織的學術思想討論。早在魏晉之前,辯論求理之風就長期存在,戰(zhàn)國時代的“百家爭鳴”,東漢時期的“奪席談經”,都是士人間的思想學術辯論活動。魏晉清談顯然直接承繼了東漢后期“匹夫抗憤,處士橫議”的清議運動,但魏晉名士們卻不再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轉而通過自由平等的論辯,運用“得意忘言”的學術方法創(chuàng)造性地重新解釋經典,以“本末體用”關系將儒家名教與道家自然融為一體,開創(chuàng)了新的學術思潮。
清談不僅是魏晉時期士人的一種學術交流方式,也是士人的一種生活方式。士人在樂此不疲的辯論中實踐著一種哲學化的人生,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魏晉風度。魏晉時期的名士,任情放達,風神蕭朗,不拘于禮法,不泥于形跡,高自標置,“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箕踞嘯歌,白眼世俗,居喪食肉,臨吊撫琴,縱酒酣暢,放蕩形骸。正是名士們這種放達不羈的生活方式和自然、真情、超逸、灑脫的精神境界,使得魏晉清談在中國古代社會就顯得有點“另類”,而這種“另類”恰好出現在“神州陸沉”、“中朝傾覆”的特殊歷史時代,那么,人們自然就會在二者之間建立起某種邏輯關系,這種歷史邏輯關系就表現為“清談誤國論”。
“清談誤國論”萌發(fā)于晉武帝繼位之初,首先發(fā)難者是傅玄。在《舉清遠疏》中,傅玄稱:“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jié)。其后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于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fā)于外矣。”傅玄所說的“虛無放誕之論”就是指正始以來以何晏、王弼及“竹林七賢”為代表的名士清談活動,在他看來,這些清談活動,使得崇尚“風節(jié)”的漢代清議精神不再,朝廷無“清遠有禮之臣”,而這是一種亡國之兆,即疏中所稱的“亡秦之病”。這段文字屢被稱引,通常被視為“清談誤國論”的濫觴。傅玄就其政治立場而言,屬于“禮法之士”,這一群體多為魏晉禪代之際依附、投靠司馬氏政權的當權者,而就其學術思想而言則是兩漢經學之余續(xù),他們通常以儒學正統(tǒng)自居。傅玄對清談的指責,是曹魏后期政治舞臺上“清談名士”與“禮法之士”兩種政治勢力之間相互較量的延續(xù),因此,他所謂的“亡秦之病”并不是一種歷史真實,而是基于學術思想、政治立場差異的一方攻訐之辭。
不幸的是,傅玄的“亡秦之病”一語成讖,西晉的滅亡似乎驗證了他“清談誤國”的論斷。加之,當時號稱清談宗主的王衍在被石勒“排墻填殺”時稱言:“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人之將亡,其言也善”,王衍的反思又進一步坐實了“清談誤國論”。
歷史當事者的追悔無疑是最重要和直接的歷史佐證,西晉之后,王衍也就逐漸被當成“清談誤國”的罪魁禍首。王衍本人來自著名的瑯琊王氏家族,他所生活的西晉時期正是士族社會崛起形成之際,作為名門子弟的他,歷官清顯,史稱其“累居顯職,后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王衍“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被譽為“一世龍門”。西晉咸寧、太康之際,高平陵政變后冷寂了近20年的思想界再度活躍,清談之風復蘇,年輕一代玄學名士走上了政治舞臺,清談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寬松政治環(huán)境,涌現了“四友”、“八達”等名士群體,王衍正是“四友”、“八達”群體的精神領袖。這些名士,雖然以正始、竹林思想的繼承者自居,但缺乏正始、竹林名士的憂患意識與社會責任感,兩者形似而神異,他們不再具有竹林七賢的那種深刻的思想性,而只是一味地追求放達的形式,清談成為他們“縱恣”的借口。在清談活躍的同時,西晉的政治局面也發(fā)生了深刻變化,前后長達16年之久“八王之亂”,將西晉政權終于推入萬劫不復的境地。在政局動蕩之際,王衍身居高位,但并無政治才干且政治操守不佳,周旋于各種政治勢力之間,唯知自保。如晉惠帝初年,賈后廢愍懷太子,王衍之女為太子妃,他“懼禍,自表離婚”;再如被石勒所俘之后,他竟然“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王衍拙劣的政治表演,當然難辭其“誤國”之咎。但平心而論,晉武帝之后,楊駿、賈南風、司馬倫、司馬同、司馬頤、司馬越等人先后當權,王衍等清談名士不過是政權的裝點擺設而已。雖位居太尉,但正如王衍自己所言,“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于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也就是說,面對石勒等強大的軍事壓力,素無才干的王衍根本無力回天,西晉的敗亡也就是必然的。政權鼎移,中原淪陷,絕非王衍一己之過,將“誤國”之責加于王衍,可能并沒有得歷史之真味。西晉滅亡的原因,隋末王通歸結為“儲后不順而晉室墮矣,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王通將西晉滅亡指向“儲后”(素有白癡之稱的晉惠帝),當然也未必完全公允,但其所言“人謀不臧”無疑是非常正確的。西晉的政治亂局早在晉武帝司馬炎之時就已埋下禍根,行“封建”封諸王,“罷州郡之兵”,對東漢以來形成的“五胡內附”的民族雜處局面缺乏足夠的駕馭能力(武帝時江統(tǒng)曾上《徙戎論》,但“帝不能用”),更為嚴重的錯誤是晉武帝所托非人,立晉惠帝并委政于楊駿,這才是導致西晉政局動蕩并滅亡的直接因素。在這種情況下,指望王衍等清談名士能夠扭轉乾坤,不是責人于“不備”嗎?王衍臨死之前的懺悔是對自我能力的一種誤讀,之所以會有亡身之禍,“非才而處之”才是最重要的原因,而絕非由于“祖尚浮虛”。清談與政治才能之間本無必然聯系,與王衍齊名的另一個清談宗主樂廣,在做河南尹時就顯示出很高的政治才華。再如創(chuàng)建東晉政權的士人主體也多為元康時期的清談名士,王導、王敦均好清談,但卻開創(chuàng)了“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可見清談與誤國之間未必有直接的邏輯關系。
但無論如何,從歷史的表象看,西晉王朝是在清談中滅亡的。王衍的臨終追悔也就成為東晉時期人們批評清談的一個重要思想資源,桓溫北伐時慨然而稱:“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桓溫本人就是一個清談名士,并以沒有位預一流而耿耿于懷。
東晉時期,還出現了一個新的輿論動向,那就是由對王衍的批評慢慢演化為對整個清談的否定,何晏、王弼、嵇康、阮籍都逐漸成為被批評的靶子。比如范寧就認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紂”,虞預將“胡虜遍于中國”,歸結為阮籍裸袒,陳頵寫信給主持政務的王導,就要求取締“莊老之俗”學風,卞壺更曾厲色而稱“中朝傾覆,實由于此”,其他如干寶、江敦、應詹等人也都將清談視為亡國的主要原因。這種輿論傾向的形成,主要是儒學在東晉之初再次出現了復興之機,范寧、虞預、干寶等人都是站在儒家立場上,他們出于捍衛(wèi)儒家綱常名教的需要,將清談視為異端而加以抨擊,更多地是出于衛(wèi)道的熱情,而罔顧對清談的指責是否為歷史的“真實”。
“清談誤國論”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逐漸被構建為一種歷史“真實”的,唐修《晉書》則進一步將其固化?！稌x書·儒林傳序》就稱:“有晉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玄虛,……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頹毀,五胡乘間而競逐,二京繼踵以淪胥。運極道消,可為長嘆息者矣。”《資治通鑒》胡三省注也稱:“清談之禍,迄乎永嘉,流及江左,猶未已也。”顧炎武在評述正始之風時,也稱“以至國亡于上,教淪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屢易,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哉?”當然歷史上也偶有持平之論,如王通《中說》、葉適《習學記言》、朱彝尊《王弼論》、錢大昕《何晏論》、章太炎《五朝學》等,但終究無法改變“清談誤國”的定論。
考察“清談誤國論”的歷史構建過程,我們不難發(fā)現,“清談誤國論”最早是“禮法之士”的攻訐之辭。在西晉政權鼎移之時,作為歷史當事者的王衍,又對自己作了不正確的“解讀”,為“清談誤國論”提供了思想和史實資源,就此而言,王衍雖非“清談誤國”者,但卻是“清談誤國論”的罪魁禍首。東晉之初,儒學再次出現了復興契機,出于衛(wèi)道目的,他們將清談視為異端,對清談攻訐不遺余力。“清談誤國”也就逐漸被構建為一種歷史“真實”,作為一種正統(tǒng)觀念而為人們所接受,這種觀念反過來又強化了“清談誤國”的“真實性”,成為唐修《晉書》的指導思想之一。
對于歷史上任何一種思潮或思想,高估或低估都非平實之論。清談是否誤國,就魏晉時期而言,顯然并非歷史真實。正如東晉謝安所言,“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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