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文章就像練楷書，每一筆都要認(rèn)認(rèn)真真 ——晉公子
本期話題
封禪，是中國古代帝王舉行的祭祀天地神祗的隆重典禮，為什么封禪一定要在泰山舉行？為什么春秋霸主齊桓公想要封禪泰山，管仲卻要編瞎話來勸阻他呢？
如果說有這么一件事情，讓中國古代予取予求的帝王們朝思暮想?yún)s難以圓夢的話，那它只能是封禪。
從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自稱始皇帝到公元1912年末代清帝溥儀宣布遜位，為正史本紀(jì)所承認(rèn)的422位歷朝在任皇帝中有幸登上泰山完成封禪大典的只有區(qū)區(qū)六位：秦始皇、漢武帝、漢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和宋真宗。
所謂封禪，指的是古代帝王舉行的祭祀天地神祗的一種帶有宗教色彩的儀式。
一般來說，封禪典禮要求在泰山上封土為壇以祭天，稱之為“封”；在泰山下的某處小山上清理出一塊空地來祭地，稱之為“禪”。
在《史記·封禪書》中，司馬遷開宗明義地說：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yīng)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
——《史記·封禪書》
在殷周以來“君權(quán)天授”的神學(xué)政治傳統(tǒng)下，封禪是證明帝王受命、政權(quán)合法的重要手段。
因此封禪也是帝王必須親自主持參與的最重大的國家性祭祀典禮。
之所以舉行過封禪大典的皇帝如此之少，是因為按照正統(tǒng)的儒家思想，舉行封禪大典的條件是極端苛刻的：
它只能是太平盛世的受命之君在獲得天降符瑞之后在泰山上對上天的鄭重應(yīng)答?！百购又?，人壽幾何？”（《左傳》）太平盛世本來就可遇而難求，更何況還要獲得天降符瑞呢？
就算這兩樣條件都具備了，規(guī)模盛大的封禪典禮往往需要數(shù)年之久的籌備時間，耗費巨大的人力、財力與物力。
國家和時代是否能給予渴望封禪的帝王這樣的余裕，也是很難說的。
因此，在秦始皇登上泰山之前，封禪只是一個盡人皆知的傳說。
就像書法史上的《蘭亭序》一樣，人人都稱道這是“中華第一行書”，但他們當(dāng)中卻沒有哪一個真正見識過書圣王羲之的真跡。
但令人奇怪的是，看起來并不很高的泰山，為什么卻成為了封禪大典的“唯一指定演出地點”？
這座被賦予了太多神秘政治色彩的“神山”，它的命運是怎么與封禪大典聯(lián)系在一起的呢？
至少在春秋以前，封禪典禮還沒有同泰山緊緊地綁定在一起。
《史記·封禪書》中說：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中略），諸侯祭其疆內(nèi)名山大川。
——《史記·封禪書》
上古先民普遍具有山川崇拜情結(jié)。他們將國中的名山大川稱之為“望”，也將祭祀山川的儀式稱之為“望”。
《左傳》中記載，當(dāng)楚昭王生病的時候，卜者曾經(jīng)告訴他這是黃河之神作祟的緣故，請他前去祭祀河神。
但昭王卻說：“江、漢、睢、漳才是我楚國的'望’，才是我應(yīng)該去祭祀的。至于黃河，離楚國遠(yuǎn)著呢，就算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對，河神它管得著嗎？”
楚昭王不祭祀黃河，遵循的正是“祭不越望”的禮法原則。
照此推論，因為西周是一個由許多分封的小國組成的邦國聯(lián)盟，周天子是不大可能遠(yuǎn)離王畿，將封禪的地點選定在齊國和魯國交界的泰山之上的。
雖然緯書中曾經(jīng)有周成王封禪泰山的話流傳下來，但因為其說不見于六經(jīng)，所以不為后世學(xué)者所相信。
現(xiàn)存的先秦文獻(xiàn)中唯一可能的封禪記載是《天亡簋(guǐ)》銘文中所記錄的周武王時期的封禪活動，封禪的地點是在嵩山。
嵩山在王畿之內(nèi)，周朝的國都正是依此而建。
相比于周成王封禪泰山的傳說，武王封禪嵩山更有可能是真實發(fā)生過的歷史。至于武王的祭祀典禮是否遵循后來的“封”、“禪”儀式程序，就不得而知了。
泰山成為封禪的唯一合法祭祀場所，這種觀念的形成同齊國在春秋時期的強(qiáng)勢崛起有重大的聯(lián)系。
根據(jù)《史記·封禪書》的記載，最早將封禪同泰山聯(lián)系在一起的人是齊國的賢相管仲：
齊桓公既霸，會諸侯于葵邱而欲封禪。
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伏羲封泰山，禪云；神農(nóng)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俈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禪?！?/p>
——《史記·封禪書》
在《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一書中，顧頡剛先生是這樣分析上面這段話的：
春秋、戰(zhàn)國之世，齊和魯是文化的中心，泰山是這兩國的界墻。
他們游歷不遠(yuǎn)，眼界不廣，把泰山看做了全世界最高的山，（連聰明的孔子也曾說“登泰山而小天下”）設(shè)想人間最高的帝王應(yīng)當(dāng)?shù)阶罡叩纳筋^去祭天上最高的上帝，于是把這侯國之望擴(kuò)大為帝國之望，定其祭名為“封禪”：封是泰山上的祭，禪是泰山下小山的祭。
他們又說，自古以來七十二代之君，當(dāng)他們得了天下之后，沒有一個不到泰山去封禪的。
——《秦漢的方士與儒生》
將泰山同封禪綁定在一起，并不完全是游歷不遠(yuǎn)、眼界不廣的緣故。更重要的是，封禪只能是圣天子主持的祭祀大典。
在周室東遷、天子式微的情況下，齊國將邊境上的泰山說成是封禪的唯一場所，而齊桓公又希望主持這一典禮，隱然便有取周天子而代之的意思！
事實上，不僅是齊國，別的春秋大國也冀望于將自己封國境內(nèi)的名山塑造成封禪的合法場所，以便在爭奪天賦神權(quán)的正統(tǒng)地位時，取得地理上的優(yōu)勢，比如秦國。
《史記·封禪書》中記載：
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髙，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逼湔Z不經(jīng)見，搢紳者不道。
照著齊國人的辦法，秦國人也編造歷史，說從黃帝到周朝晚期，天子都要到雍州也就是秦地舉行封禪典禮。
但是，齊魯文化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強(qiáng)勢地位是蠻夷雜處的秦國所無法匹敵的。
因此秦國人微弱的聲音迅速被“泰山封禪”的意見所碾壓，以至于到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的時候，他仍不得不遵從齊魯文化的傳統(tǒng)，親臨泰山舉行封禪大典。
可是，就在齊桓公流露出準(zhǔn)備在泰山舉行封禪大典的意愿之時，管仲卻對此感到了憂慮，提醒齊桓公說：
“您要知道，封禪典禮只能是受命于天的有德之君才能主持的！”
面對著管仲的勸諫，齊桓公當(dāng)即做出了反駁：
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
——《史記·封禪書》
想當(dāng)初，周文王在位的時候，征伐過的疆域尚不如齊桓公遼闊；周武王雖然伐紂滅商，但是天下尚未安定便已去世。
連他們兩位都被稱為“受命之君”，如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齊桓公當(dāng)然自信也有這樣的政治資本。
相比于自信心爆表的齊桓公，管仲對齊國的現(xiàn)實處境有著更加清醒的認(rèn)識：
他知道，相比于楚、秦、晉等大國，齊國在軍事、經(jīng)濟(jì)等硬實力上并沒有絕對的優(yōu)勢，齊國的霸主地位更多地是建立在政治文化的軟實力基礎(chǔ)上的，而這個軟實力的核心便是那一桿“尊王攘夷”的大旗。
比如讓齊桓公引以為傲的“召陵之盟”。
齊國之所以能集合八國聯(lián)軍，成功擊退楚國對其霸主地位的挑戰(zhàn)，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齊國將“拒絕向周天子稱臣納貢”的罪名加在了楚國的頭上，自己則以維護(hù)王室尊嚴(yán)和天下秩序的正義化身自居，這才迫使楚國在道義上做出了妥協(xié)。
至于真的刀兵相見，楚國以方城為城，以漢水為池，就算齊國率領(lǐng)的聯(lián)軍占據(jù)著人數(shù)上的優(yōu)勢，楚國也不憚一戰(zhàn)！
但現(xiàn)在，久居霸主讓齊桓公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實力，希望更進(jìn)一步，主持封禪大典，取周天子而代之。
如果真的這樣做了，那么“尊王”的旗幟便會失去號召力，齊國以往塑造的“現(xiàn)有國際秩序維護(hù)者”的形象便會崩塌，齊國霸業(yè)的基石必然出現(xiàn)嚴(yán)重裂痕。
這是一手設(shè)計并締造了齊國霸業(yè)的管仲所不能接受的。
可是深深了解齊桓公的管仲也知道，在眼前這種盲目自信的情況下，同齊桓公分析時事利害已經(jīng)無法勸阻他封禪的野心了，于是只好編出了這樣一個神秘的理由：
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
今鳳皇、麒麟不來，嘉谷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shù)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
——《史記·封禪書》
傳說中，封禪典禮是受命之君對上天的應(yīng)答，而君王是否受到天命的眷顧是需要有特定的事物來加以標(biāo)志的，這個標(biāo)志被稱為“符瑞”。
管仲將“鳳凰”、“麒麟”等靈異之物的降臨稱作是君王受命的“符瑞”，這個說法很可能來源自更古老的歷史傳說。
《史記·周本紀(jì)》中記載，受命于天，伐紂滅商的周武王在孟津舉行閱兵式的時候，有白魚躍入武王的坐船——白是殷家正色，魚為鱗甲之物，不期而會的諸侯們將此視作武王代商而立的天命啟示，紛紛勸說道“紂可伐矣！”。
但周武王卻說，“汝等未知天命，時機(jī)還不成熟?！?/p>
直到兩年之后，商朝的太師和少師因為不堪紂王的暴虐，抱著祭祀的樂器投奔了西周，武王才最終下定了伐紂的決心。
失去了祭祀的樂器，意味著紂王與上天交流的渠道已經(jīng)中斷，他終于被蒼天拋棄了。
記載在《史記·周本紀(jì)》中的這個傳說同管仲的上述說法相比較，最明顯的區(qū)別是：
周武王所理解的“受命”標(biāo)志即“祭器奔周”屬于現(xiàn)實政治的范疇；
而管仲所說“鳳凰”、“麒麟”的天命啟示則同“白魚入船”類似，屬于神權(quán)政治的范疇。
管仲用神權(quán)政治的靈異符瑞來解釋齊國不能封禪的原因，這個解釋竟然被齊桓公接受了，他因此在最后一刻打消了封禪的念頭。
這是一個饒有深意的事件：
要知道，齊國是盛行神仙方術(shù)之說的國家。
對封禪的受命“符瑞”進(jìn)行神權(quán)政治的解釋，這使得參與封禪不再是齊魯儒生的專屬權(quán)力，方士們也可以從中分到一杯羹了。
后來秦始皇、漢武帝的泰山封禪活動中總是閃爍著方士的身影，他們對封禪活動的影響甚至超過了頌法孔孟的儒生，原因恐怕也在這里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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