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董俊是元代藁城董氏家族興起的第一代。本文的研究對象即是元明善所撰《壽國董忠烈公傳》這樣一篇較少受到關注的董俊傳記。該文獻最主要的特點是元明善對自己在《藁城董氏家傳》中董俊事跡的書寫進行了偏離歷史事實的較大改易，以致部分敘事順序也顛倒重組。而改寫原因是元明善參閱了翰林國史院典藏史籍資料中的不同記載，其中包含《太祖實錄》中有關董俊的事跡。通過研究可以發(fā)現系董俊三子董文用為彰顯其父功德，對翰林國史院的纂修工作施加了影響，形成了《太祖實錄》中對董俊的記載，進而留存到《元史·太祖紀》中。至此，元朝實錄纂修中一個隱秘不彰的事實被揭示出來。關鍵詞：董俊 元明善 董文用 《太祖實錄》 《元史》 書寫藁城董氏是元代的著名政治家族。董俊是其家族登上蒙元政治舞臺的第一代。董?。?/span>1186-1233），字用章，真定藁城人，金貞祐年間應征入伍。元太祖十年（乙亥，1215）率部投降蒙古軍，隸屬漢軍軍閥史天倪麾下，太宗五年（1233，癸巳）戰(zhàn)歿于包圍金哀宗的歸德之役，年四十八。已有的研究說明董俊只是偏禆副將的身份。[1]其軍事實力基本相當于千戶級別，所轄地不過藁城一縣，官職較于大漢軍軍閥是比較卑微的。[2]但由于董俊諸子后成為元世祖忽必烈的潛邸心腹，父因子貴，董俊在后世卻甚有聲名，并在《元史》中列有一傳。[3]記載董俊生平事跡的傳記已知有三篇：分別是李冶撰《董俊神道碑》、[4]元明善撰《藁城董氏家傳》的開頭部分，[5]還有一篇便是刻于《追贈董俊圣旨碑》碑陰的董俊傳記，亦為元明善所撰。元明善（1269—1322），字復初，大名清河人，元代著名的官僚和文人。本文的研究對象正是董俊的這篇碑傳。此篇碑傳的拓片錄文被清代學者沈濤收于《常山貞石志》卷十八。[6]此外，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部藏有該拓片原件，題名已泐。[7]這篇碑傳的題名、撰寫時間等基本信息尚模糊不清。更甚者，其雖與《董氏家傳》同出自元明善之手，經詳細比勘內容會發(fā)現兩篇傳記所述董俊事跡有著較大歧異，矛盾抵牾之處屢見不鮮，不禁令人疑竇叢生。因此本文考索史料，索隱鉤沉，欲對這篇石刻董俊傳記的來龍去脈進行一番簡略的考證，以圖揭示其真實來源。并在此基礎上深入考索，增添對元朝《實錄》修撰問題的一些新認識。不當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一、歧異考實
本篇碑傳在文獻中有不同題名。[8]根據各種證據可以推斷已有擬名都不確，該碑題名應為《壽國董忠烈公傳》，[9]以下簡稱為《忠烈公傳》。根據碑文末所記立石時間和碑陽《圣旨碑》的頒旨時間，[10]可以劃定《忠烈公傳》撰寫于至大元年（1308）到三年間。根據碑文之首元明善的列銜可知撰碑時其任翰林直學士。而《董氏家傳》的撰寫時間可推定在大德五年（1301）至七年間[11]。因此可知《忠烈公傳》是元明善撰于《董氏家傳》數年之后的董俊傳記。仔細比對兩篇文獻內容會發(fā)現《忠烈公傳》與《董氏家傳》中的董俊傳記存在明顯差異。首先《忠烈公傳》較之《董氏家傳》增益了不少董俊事跡和當時政事的詳細記載，篇幅增加五百余字。更重要的是《忠烈公傳》在多處記載上都與《董氏家傳》差別甚大。為簡明起見，將《忠烈公傳》與《董氏家傳》的主要歧異記載部分引述于下，并列入成文較早的《董俊神道碑》一同比較。[12]明年（庚辰）春，金人與仙相首尾，仙復振。中山治中李全潛為內應。公北屯曲陽，仙乘勝薄我。公殊死戰(zhàn)，大破之黃山下。仙僅以身免。獲軍資兵仗無算。秋，太師國王經略恒趙，仙窮蹙降。時都元帥史公鎮(zhèn)真定，表授龍虎衛(wèi)上將軍，行元帥府事，屯藁。[13]庚辰春，金人大發(fā)兵，以張武仙。我治中李全應之中山。公軍軍曲陽，仙銳氣來戰(zhàn)，敗之黃山下，仙脫走。秋，獻捷于大帥，由是仙以窮降。大帥承制授公龍虎衛(wèi)上將軍、行元帥府事，駐藁城。[14]辛巳，升藁城縣為永安州，事悉屬公。郡王承制加授龍虎衛(wèi)上將軍、監(jiān)軍，余如故。秋,……圍真定。國王大兵繼至，仙窮蹙出降。王以史天倪為都元帥，監(jiān)鎮(zhèn)真定。武仙副之，公仍鎮(zhèn)中山。……乙酉，仙果害元帥，復為金守真定。公屯曲陽，我治中李全以中山應之。仙銳氣戰(zhàn)公黃山下，仙脫走。公率眾守永安。[15]以上可以看出《董俊神道碑》與《董氏家傳》的記載基本一致，幾件事跡均發(fā)生于庚辰年（1220），屬于連續(xù)發(fā)生的事件鏈。而《忠烈公傳》中這些事件的發(fā)生順序卻被調換顛倒，分別置于辛巳（1221）和乙酉（1225）兩年。并且部分歷史敘述也發(fā)生變動，如武仙降蒙后董俊的屯駐地，《董俊神道碑》與《董氏家傳》均寫為“藁城”，而《忠烈公傳》則作“仍鎮(zhèn)中山”。但值得注意的是，《忠烈公傳》中的敘述又基本前后照應、邏輯貫通。因為武仙降蒙后董俊“仍鎮(zhèn)中山”，而曲陽在金代屬中山府。[16]則乙酉年武仙復叛后，董俊屬下的治中李全以中山反叛以及董俊屯軍曲陽才能順理成章。因此可知《忠烈公傳》的差異是元明善有意識的改寫，而非筆誤所致。那么《忠烈公傳》與《董氏家傳》的抵牾記載到底孰是孰非。這就需要通過考證還原董俊事跡的歷史事實，進而判斷兩文記載的正誤。首先是“中山治中李全叛蒙”的時間問題，《董氏家傳》置于庚辰年武仙降蒙前，《忠烈公傳》放于乙酉歲武仙復叛后。同一事件，兩篇文獻所記竟相差五年之久。而《元史》中也包含了這兩個自相矛盾的記載。乙酉年說見《元史·太祖紀》：“（太祖）二十年乙酉……二月，武仙以真定叛，殺史天倪。董俊判官李全亦以中山叛。”[17]庚辰年說則見《元史·董俊傳》：“庚辰春，金大發(fā)兵益仙，治中李全叛中山應之”。[18]而清代學者已經對這一問題有所討論。清代學者對《元史》中這一分歧已有討論。錢大昕《十駕齋養(yǎng)新錄》專有《李全事誤》一節(jié)，贊同《董俊傳》所載“庚辰年”，認為《太祖紀》“失之甚矣”。[19]汪輝祖《元史本證》也支持這一看法。[20]但沈濤則認為《元史列傳》“誤綴李全叛事及黃山之戰(zhàn)于庚辰年”，錢大昕、汪輝祖是“誤信本傳之謬，而反誣本紀之信辭矣”。[21]而屠寄《蒙兀兒史記》又反對之，認為“石刻（引者注：即《忠烈公傳》）誤以為乙酉年事”。[22]由此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實際上可以找到直接史料確證中山治中李全的反叛時間。如王善（1183-1243），字子善，為董俊同鄉(xiāng)與同僚。其神道碑載：“其拔真定而復還中山也，李全叛援，閉門不納，以計破平之，猶釋不誅?！贝水斒侵钢沃欣钊衙芍隆Ｔ撐碾m未明記時間，但由“復還中山”一語結合王善仕宦履歷，可知是庚辰歲王善屯守中山之時。[23]魏初撰《重修北岳露臺記》中記載恒州守將邸順事跡時記曰“庚辰正月，武仙復陷真定，公會諸部兵欲謀必取，行半道，聞中山李成叛，即趨恒，申儆守備，俟釁將動”。[24]文中“李成”當為“李全”之誤，叛亂明確系于庚辰年，而“正月”也與《董氏家傳》所記“春”相合。因此可以判定中山李全叛應武仙的時間為庚辰歲。由此也可知董俊在黃山下?lián)魯∥湎梢嘣诟綒q。因為董俊此時任蒙古方面的知中山府事[25]，故駐軍于中山境內的曲陽，才與武仙有黃山下之交鋒。魏初也曾記述：“（庚辰）五月，武仙遣人將精兵萬五千人屯于黃、堯之兩山，與真定為犄角之勢，且欲逼恒?！盵26]此記與董俊黃山之役應為一事。綜上，可以確定中山治中李全叛蒙和董俊黃山之役均在庚辰年。其次，武仙的降蒙時間，關于此事的記載甚多，足以佐證武仙降于庚辰歲（金興定四年）。[27]第三，董俊授龍虎衛(wèi)上將軍的時間也可判定在庚辰，而非辛巳。[28]第四是武仙降蒙后董俊軍的駐地問題?！抖霞覀鳌访鬏d董俊“駐藁城”。而《忠烈公傳》則言董俊“仍鎮(zhèn)中山”。兩處記載明顯南轅北轍。而關于董俊真實的屯駐地，有很多材料可予以確認。王惲撰《史天澤家傳》載武仙復叛后，董俊援助史天澤奪回真定，即寫為：“藁守帥董俊以全軍授公”；[29]姚燧也記載艤舟于滹沱河，迎接逃出真定史天澤的董俊為“藁帥”。[30]這都說明在這一時期，董俊是藁城的鎮(zhèn)守長官。而從中山方面也可以找到證明。據魏初的記述，邸順“其年（庚辰）十月，改知中山府事?！盵31]邸順庚辰年接替的正是董俊之職。而與董俊同僚的王善在庚辰年則是“移屯藁城”[32]，這也從側面說明了董俊的去向。此外，董俊“仍鎮(zhèn)中山”的記述即使在《忠烈公傳》本文中也可以發(fā)現邏輯漏洞。《忠烈公傳》明載“辛巳（1221），升藁城縣為永安州，事悉屬公”[33]。而永安州系由藁城升來，下轄無極、寧晉、新樂和平棘四縣，[34]與中山府無涉。而到了乙酉歲，武仙刺殺史天倪叛蒙后，《忠烈公傳》載董俊動向正是“率眾守永安”。以上諸種證據說明庚辰年董俊不再任知中山府事，而是移屯藁城。以上考辯可以確證元明善在《忠烈公傳》中對董俊事跡的改寫多數是違背史實的。而實際上梳理以往的元史研究可以發(fā)現，《忠烈公傳》中失誤記載的影響已被一些學者察覺，但惜并未理清其源流關系。[35]而《董氏家傳》中的董俊傳記源自《董俊神道碑》、《董俊行狀》等主流材料，[36]為何元明善會反常地進行改寫呢？欲解開這一謎團，就需要探明元明善改寫所憑據的史料來源。二、史料探源與改寫動機
元明善在《忠烈公傳》中放棄自己于《董氏家傳》中寫就的成說另行改寫，當歸結于他依據了新材料。因此揭開這些新材料的真面目，是我們解答《忠烈公傳》成文之謎的關鍵所在。幸而《忠烈公傳》除了改易記載之外，還增益了很多文字，這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線索。實際上《忠烈公傳》增加的記載主要是關于董俊事跡的諸多細節(jié)，這當主要來自董氏家族資料。[37]但仍能看到一些特殊的增補文字之后潛藏玄機。其中比較典型者如《忠烈公傳》所記壬辰年（1232，金天興元年）蒙古攻勢之下金朝的動向：“金主征其參政完顏忽斜虎及武仙兵十萬入援?！贝司洳⒉灰娪谥暗亩善獋饔洝：蓑炇妨?，可以發(fā)現類似記載僅見于《金史》卷十七《哀宗紀上》：“（天興元年七月）丙午，參知政事完顏思烈、恒山公武仙、鞏昌總帥完顏忽斜虎率諸將兵自汝州入援”。[38]而核查《金史列傳》和現存《金史》修撰所依據文獻，均未記載完顏忽斜虎與完顏思烈、武仙一起于七月援汴。[39]那么這一現象是否說明《忠烈公傳》的有關記載與《金史·哀宗紀》是否存在某種關系呢？ 欲解答這一問題，需要結合元明善撰寫《忠烈公傳》時的境遇進行考慮。撰文時元明善正任翰林直學士，為元朝翰林國史院屬官。[40]而翰林國史院纂修《金史》肇始于中統(tǒng)二年（1261），最終于至正三年（1343）到四年間修成上進。一般研究認為，《金史本紀》主要以張柔上進的《金實錄》為主要依據。但至正初年《金史》能夠迅速修成上進，與世祖朝初年任翰林學士承旨的王鶚（1190-1273）編著有較為完備的《金史》稿本有很大關系。[41]而其中哀宗朝因喪亂易代未有實錄，[42]哀宗一朝史事當主要依據翰林國史院征集的材料編撰而成，《金史·哀宗紀》即源于此。則元明善在數十年后的至大年間任翰林直學士時，史院中當仍保存有王鶚《金史》稿本以及為修《金史》所征集之各種史料。元明善不僅任職于翰林國史院，而且“與修成廟《實錄》”，[43]直接參與修史工作。因此他可以參閱史院典藏的史籍資料，其中應該包括金史有關書稿。而且“金自崔立之亂，中原板蕩，文獻放失”，[44]金末文獻損毀程度極其嚴重。世祖朝初年，翰林國史院采集金末蒙古興起史事資料，也是“數年以來，所得無幾”，只能“于亡金《實錄》內采擇肇造事跡”。[45]本已稀見的金代史料又陸續(xù)收歸史院保存，[46]因此于外界看到金末史料的機會日益狹小。故元明善在《忠烈公傳》中加入壬辰年金朝動向的記載，較大可能是看到了史院所藏王鶚《金史》稿本等金史資料。[47]而《金史·哀宗紀》因為是同源之記載，故所記類似。[48]正因為《忠烈公傳》與《金史·哀宗紀下》中這一記載是出于相同材料，因此兩者都保存了異于其他文獻的不確記載。[49] 除上文所論之例外，還可找到一些旁證說明元明善參閱了史院典籍。如較于董俊之前的兩篇傳記，《忠烈公傳》在敘述蒙金戰(zhàn)事時明顯補入了一些史事發(fā)生月份。如前述，其中載：“壬辰…..□□金主征其參政完顏忽斜虎及武仙兵十萬入援?！?span>[50]根據前引《金史·哀宗紀》，可知磨泐的兩字當是“七月”。其后又載“癸巳正月，金主棄汴梁走歸德”，這較之《董俊神道碑》和《董氏家傳》明確增補了月份。[51]后又載“□月城人夜薄我于水”也屬相同情況。較之董俊之前傳記，《忠烈公傳》中蒙金戰(zhàn)爭最后階段的三處史事都補進月份，在時間上更為精確。這些證據都說明元明善增益這些信息的來源應是某種編年史資料。以上可以證明《忠烈公傳》中一些增益的記載是源于翰林國史院典藏的歷史資料。那么前述《忠烈公傳》與《董氏家傳》的歧異之處是否也與此有關?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如前述，《忠烈公傳》中乙酉年中山李全叛亂之說與《元史·太祖紀》所記基本相同。眾所周知，《元史》本紀內容主要源自元朝實錄，《太祖紀》的直接來源就是元朝《太祖實錄》。而《太祖實錄》撰定上進時間是大德七年（1303）。[52]元明善至大年間入翰林國史院時，《太祖實錄》已在史院保存有年。我們可以推斷因為《太祖實錄》將中山李全叛亂記于乙酉年，元明善因為看到《太祖實錄》而在撰《忠烈公傳》時進行了改寫。但欲證實這種情況，還需排除其他兩種可能。首先，將李全叛亂置于乙酉年的記載是否并非《太祖實錄》原文，而是產生于明初《元史》成書過程中的訛誤。從文本本身進行分析，這一可能性很小。查閱《董俊神道碑》和《董氏家傳》中的李全事件，均作為對庚辰年武仙軍事行動的反應事件記入，即所謂“我治中李全應之中山”。而回觀《太祖紀》文本，其則將李全叛事作為乙酉年武仙復叛的反應事件，與《忠烈公傳》一致。而《太祖紀》中庚辰年條亦沒有記載武仙發(fā)兵的記錄。這都表明，《太祖紀》中李全乙酉年叛亂的記載是處于因果清晰的書寫鏈條之中，這就排除了明初修史誤記的可能。但有無可能是明初史臣有意改寫呢？從明初開局修史狀況來看，這也不合常理。明初撰修《元史》極其倉促，兩次開局時間僅共一年有余。[53]因此，明初史臣對于元朝實錄“無若干取舍，而依樣抄錄者”。[54]并且李全叛事年代久遠，如果元朝《太祖實錄》已明載李全事在庚辰，明初修史人員也難以有動機進行改寫。并且《忠烈公傳》中的記載也說明乙酉年李全叛亂之說在元代已經出現，《太祖紀》并非孤例。因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乙酉年李全叛應事件的記述本就是《太祖實錄》中的原始文字，《元史》只是照搬而來。其次，元明善將李全叛事改寫在乙酉，會否是因為看到《太祖實錄》等官方史料以外的記載所致？這種設想也不合邏輯。如前述，《董俊神道碑》和《董氏家傳》等董俊傳記均將李全事件記在庚辰年。作為主要的董俊傳記文獻，它們在記述董俊事跡上是具有較大權威性的。但事實卻是元明善在《忠烈公傳》中不再遵從已有成說，改寫了李全反叛等一系列事件。因此可以推斷較為合理的修改動機是元明善看到了他認為更加“權威”的記述。作為國家編年史的《太祖實錄》正是具備如此地位的歷史文獻。而且除了《元史·太祖紀》所反映的《太祖實錄》外，我們現在看不到將李全事件置于乙酉年的其他記載。實際上《忠烈公傳》中還可以找到記載證明其與《太祖實錄》的源流關系。如《忠烈公傳》載：“庚辰春，事聞郡王，承制授右副元帥”。[55]《元史·太祖紀》中也有類似文字，“是歲（太祖十五年，庚辰），授董俊龍虎衛(wèi)上將軍、右副都元帥”，[56]是為《太祖紀》中又一處董俊的記載，當亦抄自《太祖實錄》。而關于此事，《董俊神道碑》與《董氏家傳》卻均記為“左副元帥”。[57]由此《忠烈公傳》與《太祖實錄》的密切關系已經昭然若揭了。此外，將撰寫兩篇董俊傳記時元明善的任官情況進行對比，也可以從側面窺知《忠烈公傳》改寫的成因。據前述，《董氏家傳》撰于大德五年（1301）至七年間。這一時期，元明善“轉中書省左曹掾”。[58]此時元明善撰寫《董氏家傳》中的董俊傳記基本是照搬《董俊神道碑》內容并潤色文辭而成，可見在中書省內任職的元明善所能看到的新材料是較為有限的。而反觀數年之后的情形就不大相同了。至大年間元明善進入翰林國史院，是此階段他境遇上的最大變化。這時元明善因武宗下旨封贈而撰寫董俊傳記《忠烈公傳》。他在其中不僅增益很多歷史信息，還多處調整和改寫。由此可以明白看到，《忠烈公傳》的成文與史院所藏資料是難脫干系的。通過以上諸種論證，相信可以解開《忠烈公傳》成文之謎。元明善撰寫《忠烈公傳》所依據的“新材料”正是翰林國史院所藏的史籍文稿，其中包括金史資料和元朝《太祖實錄》等等。而元明善敢于一反《董氏家傳》承襲自董氏家族材料的庚辰年成說，將治中李全叛亂改寫為乙酉年事，其原因是看到《太祖實錄》中的有關記載。元明善相信《太祖實錄》的權威地位，由此認定李全庚辰年叛一說為誤，遂進行修改。他又對董俊一系列事跡進行調整，以保持前后照應，從而形成了《忠烈公傳》的文本面貌，也造成了《忠烈公傳》與諸多史實的背離。三、董文用與《太祖實錄》
上文考證的一個成果是考實《元史·太祖紀》中兩處董俊記載系照抄《太祖實錄》而來。[59]而此兩處記載從多個方面進行分析，都可以發(fā)覺出實錄撰者對董俊的推崇凸顯之意。首先需要審視《元史·太祖紀》中太祖十五年，“是歲，授董俊龍虎衛(wèi)上將軍、右副都元帥”一語。案《元史·太祖紀》中以每年事末以“是歲”起首之語多是當年蒙古方面的軍政要事的概述，[60]同樣也應是抄錄《太祖實錄》之文。而考察元太祖時期的政治態(tài)勢，董俊受封事件在當年中是否屬于軍國要政呢？答案是否定的。案蒙古國時期官職散亂，多承襲金朝官制，對于投靠效力之華北各層級軍閥進行隨意的除授?！褒埢⑿l(wèi)上將軍”實際上是蒙古國時期最常給授的武散官，統(tǒng)計所得《元史》所載蒙古國時期受封就有十三人之多，[61]如石天應、李庭植和王義等都在元太祖時期受封此銜。[62]因此當時的“龍虎衛(wèi)上將軍”并沒有金朝時的崇高地位。[63]而董俊所封“右副都元帥”也屬于史天倪的副將級別。因此無論從散官還是實職來看，“董俊受封”一事都難以堪稱當年的軍國大政。而通過《元史·太祖紀》可知《太祖實錄》僅將董俊一人封授作為庚辰年的大事記錄在案，明顯意在突出董俊。而被授“右副都元帥”的記載也有微妙之處可以推敲。前述《董俊神道碑》、《董氏家傳》均作“左副元帥”，當符合歷史事實。但元朝“國家尚右”，[64]因此《太祖實錄》修者為了凸顯董俊，不惜由“左”改“右”，改變歷史敘述。其次來看中山李全叛亂記載?！短鎸嶄洝凡粌H將其發(fā)生時間系于乙酉年，而且使用了“董俊判官”這樣的獨特表述。據前引，《董俊神道碑》與《董氏家傳》對于李全的身份均記為“中山治中”。而《太祖實錄》卻徑直改為“董俊判官”。相形之下，《太祖實錄》書寫者的意圖已是十分明顯。 并且《元史·太祖紀》中元太祖建國后的記述本身十分簡略，二十余年間史事僅幾千字?？赏浦鞒跏烦妓短鎸嶄洝分写穗A段文字也是較疏漏的編年簡史[65]。因此《元史·太祖紀》也坦言元太祖“其奇勛偉跡甚眾，惜乎當時史官不備，或多失于紀載云。” [66]而其中董俊作為一個副將能被提及兩次，僅次于那些蒙金戰(zhàn)爭旋渦中崛起的大漢軍軍閥。[67]這樣的 “高出現率”是遠超出其實際政治地位的。那《太祖實錄》中董俊記載的始作俑者是何人呢？通過梳理史料，我們把懷疑的目光集中在董俊第三子董文用身上。董文用（1223—1297），字彥材，《元史》有傳，[68]與長兄董文炳、八弟董文忠均為世祖朝名臣。董文用學識淵博，是董俊諸子中最具文人色彩的成員，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出任翰林學士承旨。[69]元世祖去世后，董文用作為潛邸舊臣，擁有崇高的威望。[70]成宗即位伊始，董文用受命負責《世祖實錄》的修撰工作，至元三十一年“詔修先帝實錄，升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span>[71]當時董文用對于《世祖實錄》等國家史書的編修工作具有較大影響力，因此南方儒臣張伯淳在給董文用的祝壽詩中有“此時汗簡提綱重”之句。[72]但董文用負責監(jiān)修《世祖實錄》，與《太祖實錄》又有何關系呢？解答這一問題，首先需要認識到《太祖實錄》等五朝實錄的纂修實際在世祖朝并未完成。至元二十三年，翰林承旨撒里蠻曾上奏將太祖以來各朝實錄譯為畏兀字蒙古文，分批向忽必烈進讀，以期最終定稿。[73]忽必烈批準了這一意見，隨后便有翰林國史院分批進讀前朝實錄的記載。[74]由以上記載可以看出《太祖實錄》并未見進讀，這說明《太祖實錄》在世祖朝沒有纂定。而五朝《實錄》最終定本上進時間則是到了成宗大德七年（1303）十月，“翰林國史院進太祖、太宗、定宗、睿宗、憲宗五朝《實錄》”，[75]此時董文用已經去世多年。[76]因此可以明確董文用任翰林承旨期間，《太祖實錄》仍在未定本上進狀態(tài)。既然沒有定稿，掌握修史權力的董文用就有機會對于前朝實錄的稿本進行修改。而董文用的傳記也透露，董文用還在先朝實錄的纂修工作中擔任顧問，施加影響。首先，董文用學識淵博，尤其熟稔于元朝開國的歷史典故。即《董文用行狀》所謂“公于祖宗世系功德、戚近將相家世勛績皆記憶貫穿”。[77]《董文用墓表》所載“國朝譜系、勛舊世家，公記纂詳盡?！盵78]并且董文用也喜好展示其飽學之士的形象。如向元世祖皇孫講經時，董文用“每講說經旨，必傅以國朝故實，丁寧譬喻，反復開悟，故皇孫亦特加崇禮焉?！盵79]成宗即位后，備顧問的董文用也是“陳國朝故事，累累言先皇虛心納賢經國之務，嘗至夜分”。[80]其次，董文用直接領導成宗朝的國家修史工作。因此董文用能夠影響《實錄》內容的撰寫是較為正常的現象。故《董文用行狀》載其“于祖宗世系功德、戚近將相家世勛績皆記憶貫穿，史館有所考訂質問，公應之無所遺失”。[81]“祖宗世系功德”已經說明董文用的影響范圍已經滲透到記載世祖之前歷史的國家史籍之纂修。而《董文用墓表》更明載“國朝譜系、勛舊世家，公記纂詳盡，史修實錄，咸就公考正”[82]。載有“國朝譜系”的實錄顯然已經超出了《世祖實錄》的記載范圍。證明董文用向史院直接提供自己關于先朝歷史的撰述，以訂正史院撰修之實錄。 （董文用）上章請老，詔賜緡錢萬券，官一子鄉(xiāng)郡以便養(yǎng)。既得請，咨院呈省，言故父歿于國事，自愿不令子孫承蔭，乞將自己職事易故父封謚。時臺臣有送公出境者，比還，同僚訝其來之遲。則具言：“公居廉貧，賣居室以償所稱貸而去。其父忠勇死國，未蒙旌異，今請以蔭其子者易封其父，豈非忠孝兩全之人與？”聞者莫不嗟愕，于是合臺備舉其事于省，并以聞奏。旋蒙圣恩，特贈其父功臣名號、官勛封謚。[83]愿意用蔭敘其子的資格換取封贈故父的恩賞，這說明董文用對父董俊戰(zhàn)歿軍陣，隱沒不彰是頗為介懷的，或可謂是一個心結。推崇其父董俊的功德當也會是董文用樂為之事。綜括以上，董文用不僅有權力和機會，更有動機在《太祖實錄》等元朝國家史籍的書寫中施加影響，抬高其父董俊的歷史地位。面對《太祖實錄》中董俊記載明顯夸大和偏離史實的事實，董文用是我們鎖定的主要嫌疑人。必須承認，目前難以找到直接而確鑿的史料證明董文用在《太祖實錄》中加入了抬高其父董俊的記載。只能通過多種旁證推斷董文用是幕后推手。這某種程度上是因為修改實錄行為的“特殊性”，造成直接證據的缺乏。對于修改《太祖實錄》的敘述以彰顯董俊的行為，董文用當會三緘其口，等待其沉淀為人所不疑的“信史”。他的目的可以說達到了，十余年后元明善撰寫《忠烈公傳》時受到的影響便是明證。而元代累朝實錄深藏于翰林國史院中，事關秘禁，“法不得傳于外，則事跡亦不當示人”[84]，能夠觀覽《實錄》的人群較為有限。并且隨著年代遠去，能夠有幸看到《太祖實錄》之人也難以辨別其記述失實之處。因此難以有直接證據存留給后人，揭示《太祖實錄》纂修過程中的這一隱秘事實。綜上可以推斷，是擁有“提綱汗簡”之權的董文用以史院考訂實錄之機，在《太祖實錄》中加入凸顯其父董俊歷史地位的記載。這是我們所能夠找到的較合理解釋。至此，元朝實錄纂修過程中一個隱秘不彰的事實得以被揭示出來。四、結語
經過上文一系列復雜的文獻考證，我們得以還原一個元代政治家族與國家史籍書寫之間密切互動的歷史現象。勛臣世家的代表人物影響了元代實錄的纂修，加入了背離史實的記載，以突出其家族先輩的歷史形象。這些記載又以兩種方式留存下來，一種是在多年后又返回影響了家族文獻的書寫；另一種則是保留在《元史》中。雖然考證中還有一些細節(jié)問題目前難以解決，[85]但本文鉤沉出的研究結論卻應是歷史的事實：董文用為彰顯其父董俊的功德，在《太祖實錄》的纂修過程中施加了影響，加入了關于董俊的夸大和不實記載。而多年后入翰林國史院任官的元明善閱覽了包括《太祖實錄》在內的史院所藏史籍，于是較大改易自己在《藁城董氏家傳》中對于董俊事跡的書寫，這就是本文研究對象《壽國董忠烈公傳》的成文來源。本文撰寫過程中，得到陳高華先生、張帆教授、劉曉研究員的悉心指導，并承蒙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圖書館提供《壽國董忠烈公傳》拓片原件，謹致謝忱！[作者羅瑋，1984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編者按：本文原刊《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3期，如需引用，請參考原文。
[1]孫克寬：《藁城董氏本末》，《元代漢文化之活動》，臺北，中華書局，1968年，第296頁。
[2]蕭啟慶：《元代幾個漢軍世家的仕宦與婚姻》，《內北國而外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282、283頁。
[3]《元史》卷一四八《董俊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3491-3493頁。
[4] [元]李冶：《太傅忠烈公神道碑》（以下簡稱《董俊神道碑》），[明]李正儒纂修：《（嘉靖）藁城縣志》卷八，《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292冊，影印明嘉靖十三年(1534)刻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3年，1077頁上-1078頁下。
[5] [元]元明善：《藁城董氏家傳》（以下簡稱《董氏家傳》），[元]蘇天爵編：《國朝文類》卷七十，《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元至正二年（1342）杭州路西湖書院刊本，葉1a-15a。
[6] [元]元明善：《董忠烈公家傳》，[清]沈濤輯：《常山貞石志》卷十八，《石刻史料新編》第1 輯第18冊影印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嘉興沈氏刻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第13475頁下-13477頁下。
[7] [元]元明善：《至大元年圣旨碑陰董俊傳》，典藏號A161430，原編號：藝風堂27195。
[8]《常山貞石志》稱為《董忠烈公家傳》，而《全元文》則代擬為《壽國忠烈董公傳》。見李修生主編《元全文》第24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23頁。
[9]經核查拓片，題名應為七字。除最末“傳”字外，其余均磨泐?！皞鳌鼻耙蛔秩钥呻[約辨認為“公”字，其余五字難以認出。因為文中元明善將董俊敬稱為“忠烈公”，如“忠烈公者奮起壟畝”、“嘗聞忠烈公善教子”等，第13477頁下。另因碑中載有董俊“追封壽國公、謚忠烈”一語，故定此名。實際上，在董氏家族文獻中也可以找到直接證據。如董俊孫董士表的神道碑中即將董俊明確稱為“董忠烈公”，見揭傒斯：《大元定遠大將軍洪澤屯田萬戶贈昭勇大將軍后衛(wèi)親軍都指揮使上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謚武獻董公碑》（即《董士表神道碑》），《常山貞石志》卷23，13572頁下。而且這也符合元代的稱謂習慣，如蘇天爵輯撰《國朝名臣事略》中對立傳人物的稱謂：“太保劉文正公”（劉秉忠）、“丞相史忠武王”（史天澤）等等。見[元]蘇天爵輯撰，姚景安點校：《元朝名臣事略》，北京，中華書局， 1996年，第111、114頁。
[10]佚名：《追贈董俊圣旨碑》，《常山貞石志》卷十八，第13475頁下。
[11]《董氏家傳》中有載董俊孫、董文炳次子董士選“今為資政大夫、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一語。而董士選任御史中丞是在大德四年六月，接替去世的不忽木。見[元]吳澄：《元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趙國董忠宣公神道碑》，《吳文正公集》卷三十二，《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三冊影臺北“中央”圖書館藏明成化刊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第543頁下。而董士選大德七年之后外任江浙行省右丞。見《元史》卷二一《成宗紀四》，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452頁。并且《董氏家傳》中還載董俊八子董文忠于“大德五年，贈光祿大夫、大司徒，封壽國公，謚忠貞”。據此可以判定撰文時間。
[12]據李冶《董俊神道碑》：“至元乙丑，河南等路副統(tǒng)軍使董侯文炳及諸弟以其顯考龍虎公之行狀再拜，請銘其墓道”一語，第1077頁上，可知撰于至元二年（1265），并且內容源自《董俊行狀》。
[13]李冶：《董俊神道碑》，第1077頁下。
[14]元明善：《董氏家傳》，葉1b。
[15]元明善：《忠烈公傳》，第13476頁。
[16]《金史》卷二五《地理志中》，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607頁；《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曲陽，中。古恒州地，唐為曲陽縣。宋屬中山府，金因之”，第1354頁。
[17]《元史》卷一《太祖紀》，第23頁。
[18]《元史》卷一四八《董俊傳》，第3491頁。而且據研究，《元史·董俊傳》實際“抄錄自《董氏家傳》，只在文字稍有更動”。見王慎榮主編：《元史探源》，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202頁。
[19] [清]錢大昕：《十駕齋養(yǎng)新錄》卷九《李全事誤》，上海，上海書店，1983年，第198頁。
[20] [清]汪輝祖著，姚景安點校：《元史本證》卷一《證誤卷一·太祖紀》，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2版，第2頁。
[21]《常山貞石志》卷十八，第13478頁上。
[22] [清]屠寄撰：《蒙兀兒史記》卷五五《董俊列傳》，《元史二種》影印1934年屠孝宦整理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18頁下。但屠氏在《成吉思汗紀》中又照抄《元史·太祖紀》乙酉年之說，見卷三《成吉思汗紀下》，第55頁下。
[23]王善戊寅年（1218）任金朝中山治中，己卯歲（1219）秋降蒙，“授金符、同知中山府事”，庚辰年（1220）“遷中山、真定等路招討使。尋加右副元帥、驃騎大將軍，移屯藁城。”可知王善駐中山僅在己卯秋到庚辰年的短暫時間內，庚辰當年便回駐藁城。見[元]李冶：《故金吾衛(wèi)上將軍知中山府事王公神道碑》（以下簡稱《王善神道碑》），《常山貞石志》卷十五，13432頁上。
[24] [元]魏初：《重修北岳露臺記》，《青崖集》卷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739頁上。
[25]李冶：《董俊神道碑》：“已卯，擢知中山府事，佩金虎符”，第1077頁下。
[26]魏初：《重修北岳露臺記》，第739頁上。
[27]如《元史》卷一《太祖紀》：“（太祖十五年庚辰秋）木華黎徇地至真定，武仙出降”，第20頁；《金史》卷一六《宣宗紀下》：“（興定四年八月）恒山公武仙降大元”，第354頁；卷一百十八《武仙傳》：“（興定四年）是歲，歸順于大元，副史天倪治真定”，第2577頁。蘇天爵編，姚景安點校：《元朝名臣事略》卷一《太師魯國忠武王》引太常元公《世家》：“庚辰，由中都徇趙，至滿城，金真定府主武仙舉城降”，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5頁。
[28]《元史》卷一《太祖紀一》：“（太祖十五年，庚辰）是歲，授董俊龍虎衛(wèi)上將軍、右副都元帥”，第21頁。
[29] [元]王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忠武史公家傳》（以下簡稱《史天澤家傳》），《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八，《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2冊影臺北“中央”圖書館藏元至治刊本明代修補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第84頁下。
[30] [元]姚燧：《侍衛(wèi)親軍都指揮使李公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九，《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武英殿聚珍本，葉15a。
[31]魏初：《重修北岳露臺記》，第739頁上。
[32]李冶：《王善神道碑》，第13432頁下。
[33]元明善：《忠烈公傳》，第13476頁上。
[34]《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一》，第1356頁。
[35]如李則芬認為《董氏家傳》中所載董俊與武仙的鄭州西之戰(zhàn)不是歷史事實，因此為《元史·董俊傳》所不取。見李則芬：《元史新講》第一冊，黎明文化事業(yè)公司，1978年，第621頁。李則芬對這一戰(zhàn)役的判斷是正確的，但對董俊文獻源流關系的認知則誤矣。審查文獻可知，董俊與武仙鄭州之戰(zhàn)的記載僅見于《董忠烈公傳》，而非《董氏家傳》?；救P抄錄《董氏家傳》的《元史·董俊傳》自然沒有這一記載。而這也指出了《董忠烈公傳》的又一失實記載。
[36]通過內容比對可發(fā)現，《董氏家傳》中的董俊傳記與《董俊神道碑》內容基本一致，稍有增補潤色。文獻源頭則是《董俊行狀》。
[37]如董俊降附的蒙古將領、任中山知府的管轄范圍和行政情況、作戰(zhàn)動向、麾下部將的戰(zhàn)、下葬時間地點等等。限于篇幅，這里不再贅述。
[38]《金史》卷十七《哀宗紀上》，第388頁。
[39]《金史》卷一一一《烏林答胡土傳》，第2452頁；同卷《思烈傳》，第2454頁；卷一一三《赤盞合喜傳》，第2498頁；卷一一八《武仙傳》，第2578頁。以上諸傳均記載天興元年七月為完顏思烈和武仙入援，并未提及完顏忽斜虎。亦可見[元]王鶚：《汝南遺事》卷一，《叢書集成新編》第11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第525頁上。而《金史》卷一一六《徒單兀典傳》，第2540頁；卷一一九《完顏仲德傳》（即為忽斜虎本傳），第2606頁，均記載完顏胡斜虎入援汴京實在九月，當與七月完顏思烈、武仙援汴非一事?！稓w潛志》卷六：“天興改元，南京被圍，仲德提孤軍入援”，明稱忽斜虎所率為“孤軍”。見[金]劉祁著，崔文印點校：《歸潛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61頁。而《元史》卷二《太宗紀》：“（四年壬辰）八月，金參政完顏思烈、恒山公武仙救南京，諸軍與戰(zhàn)，敗之”，第32頁，同樣沒有完顏忽斜虎的蹤跡。
[40]《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第2189頁。
[41]參見王繼光《關于〈金史〉成書的幾個問題》，《社會科學》，1981年第2期，第62-93頁。
[42]王鶚定奪之《金史》簡目，即載“哀宗，實錄缺”。見[元]王惲著，楊曉春點校：《玉堂嘉話》，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81頁。
[43] [元]馬祖常：《翰林學士元文敏公神道碑》（以下簡稱《元明善神道碑》），王媛點校：《馬祖常集》卷十一，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第219頁。
[44] [清]王士禎：《歸潛志序》，《歸潛志》卷十四，第186頁。
[45] [元]王惲：《論收訪野史事狀》，楊亮、鐘彥飛點校：《王惲全集匯校》卷八十四，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477頁。
[46]如以《壬辰雜編》為例。歐陽玄在談及至正初年修遼、金、元三史情況時，曾言：“近年奉詔修三史，一日于翰林故府中攟金人遺書，得元遺山裕之手寫《壬辰雜編》一帙?！币?/span>[元]歐陽玄：《送振先宗丈歸祖庭》，魏崇武、劉建立點校：《歐陽玄集》卷二，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6頁。據研究，《壬辰雜編》僅為手稿存世，并未付梓，清中葉以后逐漸亡佚。見陳學霖：《元好問〈壬辰雜編〉探賾》，《晉陽學刊》1990年第5期，第82-88頁。
[47]這一現象在元代并不罕見，如曾任職史院的黃溍也在其所撰《馬氏世譜》中征引王鶚《金史》遺稿。轉引自邱靖嘉《王鶚修金史及其〈金史稿〉探賾》，《史學史研究》，2016年第4期，第113頁。
[48]但元明善將完顏忽斜虎官職寫為完顏思烈的官職“參政”，并且沒有記載完顏思烈，似將兩人誤認為一人。 這是否是筆誤所致，只能待考。
[49]據錢大昕考證，《金史·哀宗紀下》此條記載中的“鞏昌總帥完顏忽斜虎”實為衍文之誤。見[清]錢大昕《十駕齋養(yǎng)新余錄》卷中，第507頁。
[50]元明善：《忠烈公傳》，13476頁下。
[51]李冶：《董俊神道碑》：“癸巳，金主入歸德”，第1077頁下；元明善：《董氏家傳》：“明年，金主棄汴奔歸德”，葉2a。
[52]《元史》卷二一《成宗紀四》：（大德七年十月）庚戌，“翰林國史院進太祖、太宗、定宗、睿宗、憲宗五朝《實錄》”，第455頁。
[53]《元史·目錄后記》，第4677頁。
[54] [日]市村瓚次郎：《元朝實錄及經世大典考》，[日]箭內亙著，陳捷、陳清泉譯：《蒙古史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年，第105 頁。
[55]元明善：《忠烈公傳》，第13476頁上。
[56]《元史》卷一《太祖紀》，第21頁。
[57]李冶：《董俊神道碑》：“壬午，再授左副元帥”，第1077頁下。元明善：《董氏家傳》：“庚辰…..承制授公左副元帥”，葉2a。
[58]馬祖常：《元明善神道碑》，第219頁。
[59]我們還可以找到一些旁證，說明《太祖實錄》中包含有關于董俊的文字。如揭傒斯曾記述：“臣嘗待罪國史，伏讀太祖以來《實錄》，及觀《董氏家傳》，朝野所記載，詢諸典刑故老，董氏之先，南征北伐，未嘗妄殺一人，妄施一政。”見揭傒斯《大元敕賜正奉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董公神道碑》，李夢生標校：《揭傒斯全集》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24頁。其明確提及《太祖實錄》中有董氏家族先人的記述，而太祖時期活躍于政治舞臺上的藁城董氏家族成員基本只有董俊一人。
[60]如《元史》卷一《太祖紀》：“是歲（太祖八年），河北郡縣盡拔，唯中都、通、順、真定、清、沃、大名、東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第17頁；“是歲（十九年），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班師”，第23頁；“是歲（二十一年），皇子窩闊臺及察罕之師圍金南京”，第24頁；“是歲（二十二年），皇子拖雷監(jiān)國”，第25頁等等。
[61]李鳴飛：《金元散官制度研究》，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45-147、187頁。
[62]《元史》卷一四九《石天應傳》，第3526頁；卷一五〇《李庭植傳》，第3547頁；卷一五一《王義傳》，第3566頁。
[63]“龍虎衛(wèi)上將軍”是金代最高品級的武散官?！督鹗贰肪砦迨濉栋俟僦疽弧罚骸拔渖⒐?，凡仕至從二品以上至從一品者，皆用文資。自正三品以下，階與文資同：正三品上曰龍虎衛(wèi)上將軍”，第1221頁。
[64]《元史》卷七二《祭祀志一》，第1789頁。
[65]或許正因為《太祖實錄》簡略的的這一缺點，文宗朝詔修《經世大典》，總裁的虞集曾請“以國書《脫卜赤顏》增修太祖以來事跡”。（《元史》卷一八一《虞集傳》，第4179頁。）
[66]《元史》卷一《太祖紀》，第25頁。
[67]如《元史》卷一《太祖紀》中史天倪被提及六次，第17、18、19、20、23頁；張柔四次，第20、24頁；嚴實四次，20、21頁；而史天澤兩次，第23頁，與董俊同。
[68]《元史》卷一四八《董文用傳》，第3495-3501頁。
[69] [元]虞集：《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以下簡稱《董文用行狀》），《元文類》卷四十九，葉18a。
[70]如《董文用行狀》載時人稱董文用：“先帝漢人舊臣，惟公在矣！”，葉18b。
[71]虞集：《董文用行狀》，葉19b。
[72] [元]張伯淳：《壽董承旨》，《養(yǎng)蒙先生文集》卷九，《元代珍本文集匯刊》第七冊影印明抄本，臺北，“中央”圖書館，1970年，第275頁。
[73]《元史》卷十四《世祖紀十一》，第294頁。
[74]《元史》卷十五《世祖紀十二》：“（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司徒撒里蠻等進讀祖宗實錄，帝曰：‘太宗事則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給，憲宗汝獨不能憶之耶？猶當詢諸知者’”，第308-309頁；《元史》卷十六《世祖紀十三》：“（至元二十七年六月）丁酉，大司徒撒里蠻、翰林學士承旨兀魯帶進《定宗實錄》”，第338頁。“（同年十一月）大司徒撒里蠻、翰林學士承旨兀魯帶進《太宗實錄》”，第341頁。
[75]《元史》卷二十一《成宗紀四》，第455頁。
[76]董文用去世于大德元年六月，享年七十四。見虞集：《董文用行狀》，葉19b。
[77] [元]虞集：《董文用行狀》，葉19b。
[78] [元]吳澄：《有元翰林學士承旨資德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加贈宣猷佐理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少保趙國董忠穆公墓表》（以下簡稱《董文用墓表》），《吳文正公集》卷三十四，第566頁上。
[79] [元]虞集：《董文用行狀》，葉19b。
[80] [元]吳澄：《董文用墓表》，第566頁上。
[81]虞集：《董文用行狀》，葉19b。
[82] [元]吳澄：《有元翰林學士承旨資德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加贈宣猷佐理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少保趙國董忠穆公墓表》（以下簡稱《董文用墓表》），《吳文正公集》卷三十四，第566頁上。
[83]吳澄：《董文用墓表》，第566頁上。
[84]《元史》卷一八一《虞集傳》，第4179頁。
[85]即為何董文用會把中山李全叛應事件錯置于乙酉年武仙復叛后，并且將其官職會寫為“判官”？關于定年問題，錢大昕曾有過解釋，認為是因為受到太祖二十一年（丙戌）青州李全事跡的影響而致誤。這一解釋目前看來是較有說服力。見[清]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八十六《元史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034頁?！抖∩竦辣返榷饔浿袑⒏侥辏ㄌ媸迥辏┲猩街沃欣钊褋y作為武仙發(fā)兵的聯(lián)動事件。而從太祖二十年（乙酉）前后的史事來看，青州李全的起兵也與之有著類似的順序關系，即乙酉年武仙復叛起兵，次年青州李全執(zhí)張琳，郡王帶孫即進兵圍李全于益都。同樣的前后發(fā)生順序，同有武仙與名“李全”的涉事人物，較容易令修史者將相隔五年的事情混為一談。而《太祖實錄》為何會將李全的官職載為“判官”而非“治中”，還找不到材料予以解答，只能錄以待考。
編輯：黃承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