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進：從工匠到繪畫宗師
戴進，生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卒于明景泰壬午年(1462)。字文進、文節(jié)，號靜庵、玉泉山人。祖籍浙江錢塘（今杭州）。戴進出身低微，少年時跟工匠師傅學(xué)習(xí)制作金銀首飾的手藝，因他鍛制的金銀首飾和其他工藝品如人物、花鳥、釵花等，均精巧絕倫，技藝精湛，銷售價值超過一般鍛工制品的一倍，在當?shù)貪u有名氣，戴進自視為傲。后來發(fā)生一件事卻令他徹底放棄了這門行當：有一天，戴進在市集上見一熔金者，所熔的金器都是自己精心制作的手工藝品，頓時“憮然自失，歸語人曰‘吾瘁吾心力為此，豈徒得精意，將托兒不朽吾名耳。今人爍吾所造，亡所愛，此技不足為也！’”慨嘆此種手藝不值得做下去。于是，經(jīng)人指點，轉(zhuǎn)而專心練習(xí)書畫。戴進的父親戴景祥是個職業(yè)畫家，頗有造詣，戴進自小就得傳家學(xué)，積累了一定的繪畫經(jīng)驗。所以他改作畫畫后，由于本身畫藝有扎實的基礎(chǔ)，很快就能以賣畫為生，年紀輕輕就很有影響。關(guān)于他的畫技水平，史料曾有這樣的記載：據(jù)明代周暉《金陵瑣事》記述：“永樂初年，戴進到南京，將入水西門，轉(zhuǎn)盼之際，一肩行李被腳夫挑去，莫知所綜。戴進雖只見過其人一眼，但已得其樣貌特征，遂向酒家借紙筆繪畫其像。恰好此地為腳夫聚眾之地，眾曰：此某人也。同往其家，因得其行李?！贝藭r戴進才十七、八歲，已有如此準確的捕捉人物形神的能力，充分顯示了戴進在繪畫上的聰穎天資。至永樂末年，時戴進約30歲，隨父征京師，在宣德年間(1426—1435)被推薦進入宮廷畫院，官直仁殿待詔，成為一個宮廷畫家。戴進在宮中十幾年，能觀摩到大量經(jīng)典的歷代名家精品，畫藝大進，卻并不得志。當時畫院其他畫家如謝廷循、李在、倪端、石銳等，畫技都遠遜于戴進，因而對之妒忌排擠，最終戴進被讒言所害，遭放逐回到故鄉(xiāng)杭州，從此游走于南京、浙東一帶，以賣畫為生，“生死醉夢于繪事，故學(xué)精而業(yè)著，業(yè)著而名遠”，名聲益重，其才華、人品、修養(yǎng)均受到了金陵、江浙一帶文人的推崇，如明代大臣楊士奇贊譽他說：“此君高節(jié)凈娟娟，況復(fù)瑤華相映妍。”戴進七十五歲壽終，葬于杭州西湖橫村橋。在戴進的一生中，藝術(shù)活動和影響主要是在民間，其宮廷畫家的生涯雖然短暫，卻意義重大，錘煉了戴進與時代合拍的繪畫風(fēng)格取向，令其成長為明代前期山水畫的卓越代表，被公認為浙派山水畫的創(chuàng)始人。
藝術(shù)成就
戴進作為明代初期最著名的山水畫家之一，藝術(shù)題材涉及面廣，道釋、神像、人物、山水、花果翎毛、走獸等，無所不工，而又以山水畫最負盛名，成就最大。戴進在藝術(shù)上克承家學(xué)并超過了他的師輩，繼承和發(fā)展了南宋馬、夏的畫風(fēng)，又略類于巨然，兼具元畫的詩意。章法上尤善于大膽取舍剪裁，通過調(diào)動觀者的視覺想象變化來達到表現(xiàn)大自然的極限氣象，“峭峰直上而不見其頂，絕壁直下而不見其淵，或近山參天而遠山則低，或孤舟泛月而一人獨坐”，予人以無窮的意趣。
戴進既重視吸收傳統(tǒng)的筆墨精華，又善于出新意，這使他在創(chuàng)作上實質(zhì)并沒有受傳統(tǒng)所囿縛。明清之際刻成的繪畫通史《增補圖繪寶鑒》等史籍稱其山水“得諸家之妙”，早年畫風(fēng)勁秀而工整，水墨縱橫淋漓。到中、晚年，他的筆墨趨向豪放遒勁，用筆日益蒼健挺拔，形成自己鮮明的風(fēng)格套路。其因此被推舉為“浙派山水首席畫師”，更被譽為明代山水第一人。
戴進的作品在明代中期已廣受追捧，被視作經(jīng)典藝術(shù)，及至宮廷內(nèi)外，尤其在江浙地區(qū)影響甚大，追隨者眾，形成了以他為核心的別具創(chuàng)意的藝術(shù)流派，逐漸成為明代前期畫壇的主流藝術(shù)。因其畫風(fēng)風(fēng)靡于時，形成獨具特色的藝術(shù)流派，在畫史上被稱作“浙派”。戴進作為“浙派”宗師，備受人們的重視和贊譽，在中國美術(shù)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地位。
“天下山水第一長卷”
戴進的《山高水長圖》卷全長20米有余，畫圖用16段紙畫成，畫紙與作包首用的錦緞的質(zhì)地均顯精良矜貴，應(yīng)為宮廷皇室貴胄用料。結(jié)合作品所展現(xiàn)的作者早期所獨具的直追南宋院體馬夏流派“水墨蒼勁”的畫風(fēng)，可以認定此作屬于戴進40歲左右、在宣德年間任職宮廷畫家時期的畫作，同時也是作者存世畫跡中之山水巨構(gòu)。故一直以來，此畫卷擁有“天下山水第一長卷”美名。
該畫卷是作者承自馬遠、夏珪藝術(shù)風(fēng)格的佳構(gòu)，運用傳統(tǒng)中國畫筆墨來展現(xiàn)遼闊壯觀的江南山水景色。開篇沿著平視的角度以近景切入，但見崖邊山石嶙峋，樹木繁茂，遠山丘壑蜿蜒。進而推遠至中景的平坡汀洲，那里古木參天，叢林迭翠，茅舍掩映。峰巒之下古剎隱現(xiàn)。隨著景色的佻然開廓，嶙峻的山石直逼觀者的眼前，作者將酥染了石綠的赭墨以凌厲果斷的大斧劈皴擦出斜陡的山勢和硬朗的崇山峻嶺。遠處峭峰聳立，直指蒼穹，冷峻而幽深，與前景那些橫亙的石壁形成強烈落差，充分表現(xiàn)出大自然鬼斧神工、詭異擅變的魔力。作者表現(xiàn)景色的手法跌宕起伏，猶如交響樂章，置秀潤意境似近而遠。山腳坡處，前面已見江溪匯聚，水亭遠渚，涼亭飛檐瓦黛，游子閑歇觀嵐，修竹搖曳，遠處輕霧裊裊，看得出，作者繪亭閣并不采用“界畫”，而是信手描繪，顯得生動自然。此時，大江忽現(xiàn)，小橋曲折，溪水潺湲漸入江流。溪口有漁舟點點，頓覺地闊江遠，無邊的江水如流天外，遠處水天一色，一望無垠。霧靄茫茫，山巒若隱若現(xiàn)。繼而又急轉(zhuǎn)近景，出現(xiàn)一片蓊郁的松林，林間小路，廊橋飛架，橋下江水湍急迥旋。一葉扁舟悠然江面，漁翁獨坐垂釣。遠方白茫茫一片，令人想起“野渡無人舟自橫”的蕭瑟氣象。作者畫松樹別具一格，鉤樹干瘦硬屈鐵，于剛健中有柔和。筆法豪放而謹嚴，變化多又融和。轉(zhuǎn)入險灘危岫，畫面上是鋪天蓋地的樹木和山石。在青翠的樹木和冷峭的山石之間，流淌著清冽的澗泉，近處全為巖洞和深潭，巨碩的巖壁完全擋住了大江和遠峰，石洞的表現(xiàn)奇特又真實，急流淺灘饒有動感，仿佛能聽到湍流撞擊發(fā)出的轟響。遠邊山嵐霧鎖，松林若隱若現(xiàn)，紅樓半露。穿過小橋，又見平汀溪澗縱脈交錯，遠方卻山巒重重。只見溪流隱入森林，密林處是巍然聳立的禪院古剎，似隱約傳出鐘聲回蕩與木魚清音，令寂靜的山林別具禪意。隨后，景色又推至陡峭的山林中，仰望那崇山峻嶺刀劈般的山崖，宛若一道道堅固異常的屏障，擋住觀者的視野，令遠在天邊的群峰只能隱現(xiàn)于山縫峽谷處，山腳卻沉降于茂密的林海中，深不見淵，幽潛莫測。忽然又見巨石參天，天際邊山峰林立，青松蒼翠，無不令人猶感置身于長江山水間。瞬然，仿似居高臨下，俯視下的群峰竟盡收眼底，令觀者頓覺意氣豪邁。這邊，忽見巨突的石壁上，一株孤倔的蒼松竟然生長于這塊懸空而出的崖邊，吸取日月精華，無懼險峻，傲視群山……長卷至此戛然而止，令人回味無窮。（參考陳瀅著《陳瀅美術(shù)文集》，1995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戴進的筆下綿延20多米長的畫卷里，巍峨撲面的崇山峻嶺既跌宕起伏，又一氣呵成，突現(xiàn)了戴進山水畫所獨具的蒼健挺拔、筆墨酣暢淋漓的藝術(shù)魅力和宏構(gòu)功力。用筆健拔勁銳，以堅硬、爽削有力的淺染著墨于江南雄偉壯麗的山川。筆法以繁至簡，大量運用水墨蒼勁的大斧劈皴表現(xiàn)兩岸矗峭的山石；用焦墨刷染樹石，石皆方硬起棱，處處危崖峭壁；水色迷蒙交融。尤其是以開闊的視野、恢弘的想象及非凡的表現(xiàn)力，描繪出萬里江山的遼廓景象。作者充分發(fā)揮技巧縱橫所長，透過積、潑、渾染淋漓酣暢的水墨，令畫面的山嵐氣勢直追宋院遺風(fēng)，善于用濃淡水墨的巧妙變化，去表現(xiàn)“鋪敘遠近，宏深雅淡”的氣格，畫風(fēng)更為雄健挺拔。最難能之處在于：圖中處處表現(xiàn)出的虛實相生、講求呼應(yīng)的山水格局，令圖中景色可居可游，又雄偉壯觀、震魂懾魄，傳遞予觀者一種蕩滌靈魂的深刻感受，令人過目難忘。
概括而言，此長卷體現(xiàn)三大特點，是為山水畫的經(jīng)典呈現(xiàn)：
長：景色綿長寫實，山重水復(fù)，突顯造境功力深厚。
高：群山高聳入云，深不見淵，運用視覺想象加以表現(xiàn)。
遠：江面遠闊無垠，采用水天一色的渲染手法將觀者的視野送遠。
流傳脈絡(luò)
廣州藝術(shù)博物院收藏的此卷戴進《山高水長圖》，全長20.73米，其結(jié)構(gòu)之巨史上罕見，俗稱“牛腰卷”，在存世的古代書畫作品中堪稱第一長卷。
經(jīng)考證，畫卷上除了前后鈐有2枚作者的小篆印“文進”外，另外還鈐蓋有11枚收藏印，這些各具面貌的藏印，是記載歷代收藏者身份的原始戳證，能清晰反映畫卷自明代以降的流傳脈絡(luò)。
《山高水長圖》繪于明宣德年間，距今已有500多年歷史，在跨越明、清、近代到現(xiàn)代的悠悠歲月中，曾被一些聲名顯赫的朝廷重臣、鴻儒珍藏過，經(jīng)歷了多次輾轉(zhuǎn)易主的命途，其流傳過程充滿傳奇。但令人肅然起敬的是，歷代藏家均極為珍愛此件古物，因為，至今這畫卷品相完好，尤其是卷末上所鈐的一枚騎縫章“曾為北平李季云收藏”，尚清晰可鑒、完整齊全，無被揭背拆分過的痕跡，由此基本可認定為清代裱工。
綜合畫卷上的收藏章看，該畫卷至少入藏過以下四位知名藏家之手：佟益夫、李恩慶、王縑、容庚。具體流傳延緒見下：
第一位藏家：明代人佟益夫。
在卷首所鈐的藏章中，有“益夫”、“佟氏珍藏”等兩枚朱文方印，它們彼此的篆文風(fēng)格與朱印泥色、時代氣息等都極相一致，無疑同出一主，那么，“益夫”應(yīng)為佟氏的名字，并且兩印色均具明代印泥的時代特征。此外，按照中國姓氏系列分支考查，此位“佟益夫”極有可能是女真族人或滿族人，至于其確切身份，尚未有資料能助以考證，有待日后再作深入研究。
第二位藏家：清代人李恩慶。
在卷首及卷末所鈐的藏印中，另有“愛吾廬珍藏印”、“李恩慶”、“曾為北平李季云收藏”，還有鈐于畫圖外卷首詩堂上的“李氏愛吾廬收藏書畫記”等四枚篆印。據(jù)考，皆為清道光年間漢軍正白旗人李恩慶的私印。李恩慶，字季云，齋名“愛吾廬”。道光十三年（1833）進士，累任兩淮鹽運使，時為朝廷重臣。從政之余，李恩慶雅好書畫，曾臨摹過王蒙的《聽雨樓圖》，當時得到眾多名流題詠。著名畫家戴熙曾為其繪畫《平谷山莊圖卷》。李恩慶又精通鑒別書畫，富收藏，編撰刊行有《愛吾廬書畫記》、《清畫家詩史》、《八旗畫錄》。因其“曾為北平李季云收藏”印被用作騎縫章鈐于畫卷末端的邊上，憑此可認定這樣一個史實：李恩慶是于道光年間將該畫圖裝裱成長卷后，至今也不曾被損壞或拆裱過，說明長期以來，畫卷受到了妥善的保護。顯然，目前觀者所見到的裱褙樣式正是清道光年間的京裝裱工。
第三位藏家：近代人王縑。
《山高水長圖》上還另鈐有四枚氣息相通的藏印，印文分別為“晉陵王氏東齋畫印”（前、后二枚）、“王縑”、“翰林編修太常少卿”，這三枚方印均同屬于近代王縑用印。王縑，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卒于民國十九年（1930），字韻緗。先祖原為浙江山陰人，在清嘉道年間客寓湖南長沙。王縑受家學(xué)熏陶，善詩，能書、畫，富才華，有“民國才女”之譽，所撰《晚晴集》被編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xù)編》。除此之外，王縑還兼具另一重身份：是胡元倓繼室。胡元倓（1872—1940），湖南省湘潭人，字子靖，號耐庵，出生于湘潭縣一個世代書香之家，1897年入選拔貢。1902年入選湖南首批官費留日生，東渡日本時就讀于東京弘文學(xué)院速成師范科。他是中國近代史上偉大的教育家，民國時期在湖南長沙創(chuàng)辦了明德學(xué)堂，聞名天下，學(xué)堂素享“北有南開，南有明德”之盛譽。胡元倓所身體勵行的“磨血辦教育”的辦學(xué)精神成為千古佳話。
第四位藏家：現(xiàn)代人容庚。此畫卷正來源于他的慷慨捐獻。
《山高水長圖》上還鈐有一枚藏印“容庚秘篋”（白文方?。?，為容庚先生的藏印。
容庚，生于清光緒二十年（1894），卒于1983年。原名肇庚，字希白，號容齋。因“容”“頌”二字古通，他晚年改以“頌齋”作室名。容庚是廣東東莞人，著名古文字學(xué)家、考古學(xué)家、文物鑒藏家、書法篆刻家、教育家。容庚在中國古文字學(xué)的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qū)W養(yǎng)深厚，具有崇高地位。1922年，二十八歲的容庚正編撰《金文編》一書，為了能在文物匯聚之地增補《金文編》，以成定稿，他不惜告別妻兒，與三弟容肇祖一起北游京師。1925年，他所編撰的《金文編》蜚聲學(xué)界，成為我國第一部金文大字典。容庚從北京大學(xué)研究所國學(xué)門畢業(yè)后，歷任北京大學(xué)、嶺南大學(xué)、中山大學(xué)教授，著述不斷，成就斐然，其中最重要者，首推《商周彝器通考》，這是一部關(guān)于中國青銅器綜合性研究專著。直至上世紀60年代“大躍進”、“文革”期間，容庚被立為“白專”批斗，還被扣上“中山大學(xué)之‘三家村’”的帽子，生涯歷盡坎坷。然而，容庚將研究視作生命，縱使身處逆境，仍堅持治學(xué)不輟，此間還寫出《叢帖目》、《頌齋書畫小記》等重要著作。
容庚一生潛心于文化苦旅，成立考古學(xué)社，以護國寶，身體力行于考古研究和收藏，所涉及的領(lǐng)域非常廣泛，還為此投入了大部分積蓄，而全家人在生活上非常儉樸。據(jù)《頌齋書畫小記》記載：在購藏《山高水長圖》卷時歷盡周折，他在上世紀中期的“己亥”年（1959）“得見之（畫卷）”，認為此乃戴進“馳筆運墨于奇橫絕倫中”之作，但因價昂未能隨愿購下。后來，容庚傾囊而盡，以《商周彝器通考》一書的稿費（時值5000元），從北京琉璃廠倫池齋老板靳伯聲的手里“以原值求沽”。想到竟能以比預(yù)料要低的價錢購得此卷《山高水長圖》，容庚在驚喜之余感慨自己與之“良有墨緣”（容庚著《頌齋書畫小記》）。這束圖卷是容庚所購的古物中花費最貴的一件，所以，容庚將之視作“鎮(zhèn)齋之寶”，還特地著錄于他的《頌齋書畫小記》一書中。但當時畫卷的名稱叫做《溪山無盡圖》，容庚后來在《頌齋書畫小記》里著錄為《溪山水長圖》。在上世紀60年代初，為了支持廣州美術(shù)館建館，容庚將重金購得的這一長卷與其他1000多件文物一道，慷慨捐贈予廣州市人民政府。從此，《山高水長圖》遂入藏廣州美術(shù)館（現(xiàn)廣州藝術(shù)博物院前身）。
曾被列入一樁繪畫史公案
在歷史上，《山高水長圖》卷曾長期不被鑒定界認為是戴進的真跡，非議者猶多，容庚對此曾感嘆到：歷代評論之“譽者過實，毀者損真，均非篤論也”。就算到了入藏廣州美術(shù)館后，1986年，該長卷曾在香港中文大學(xué)文物館舉辦的“明清繪畫展”中展出，當時亦僅被標名為“明人《山水長卷》”。但是，盡管如是，在當年展覽期間，畫卷卻備受廣大觀眾矚目。直至1988年，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成員啟功、謝稚柳、楊仁愷、劉九庵、傅熹年諸先生南下廣州美術(shù)館親往觀睹了這件長卷，在仔細考證之下，均認為圖卷之“題款書寫自然流利，毫無做作的痕跡”，確為戴進手筆，因而一致認定《山高水長圖》“是戴進真跡”（勞繼雄著《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實錄》）。至此，令多年疑案得以一朝澄清。據(jù)說，當時啟功老先生，甫見此圖時異常激動，說到“惟有‘山高水長’才能準確概括這卷精美巨作的全部內(nèi)涵”，于是，親自更名為《山高水長圖》，這一名稱延用至今。
但是，這件藝術(shù)效果上氣勢雄強、“有一股江天浩渺之氣撲面而來”的山水巨作并非戴進原創(chuàng)，經(jīng)考證，全卷出自遼寧省博物館收藏、原題為夏珪的絹本《江山無盡圖》卷（圖9）。曾任遼寧省博物館名譽館長的楊仁愷先生在當年比對過二圖后說道：“其構(gòu)圖、樹石、橋梁、舟楫、峰巒、人物等，一草一木，如出一轍，絲毫不爽”（楊仁愷著《楊仁愷書畫鑒定集》），筆者亦比對過二畫卷其中幾個對應(yīng)的局部截圖，發(fā)現(xiàn)其構(gòu)圖與筆墨表現(xiàn)均確實一模一樣，達到惟妙惟肖境界，這正如楊仁愷先生認為的那樣，是“對臨精品”。那么兩畫卷究竟誰臨摹誰呢？筆者認為這一問題可從繪畫年代上尋找答案。史料顯示，遼館之《江山無盡圖》擁有如下經(jīng)歷：原藏于清故宮，經(jīng)溥儀盜出，后經(jīng)天津轉(zhuǎn)歸長春偽宮，其后又散出民間，《石渠寶笈》上也有所著錄等，并且，即使其原來的署款已被前人擦掉，并且因為無款，且多年來各方專家考究意見紛紜而致使難以確定作者所屬，然而其時代性則基本可以考定：是為宋、元年間作品無疑。那么，廣州藝博院藏的明代戴進《山高水長圖》就顯然為《江山無盡圖》卷的臨摹本，這一點是可以肯定了。但縱使是臨摹之作，亦無可否定戴進的《山高水長圖》依然不失為一件杰出的山水佳構(gòu)，且體現(xiàn)出戴進早期作品特征，與作者晚年風(fēng)格明顯的作品大異其趣，內(nèi)中自有其客觀歷史性存在使然。
綜上而知，目前國內(nèi)共有上述兩件不同年代、不同材質(zhì)，而主題內(nèi)容及藝術(shù)風(fēng)格完全相似的山水長卷存世。那么，兩卷之外是否尚有第三卷流傳于世上呢？或者這么說，是否尚有馬遠或夏珪或另一位宋末元初巨擘的同題材的山水長卷真跡，又或者是另一件戴進所臨摹的《山高水長圖》存世呢？因為古代高手反復(fù)臨摹精品的事是早有先例。由是，這多種猜測均有其存在的客觀可能性，筆者認為值得學(xué)界留意深究。
關(guān)于《江山無盡圖》作者的推敲
但是，由之而引發(fā)的一些更深層次的問題也就隨之而來。由于宋、元兩代南宋院體山水畫的流風(fēng)余韻不絕，筆者在此大膽再作遐想：既然遼館之《江山無盡圖》至今不能被認定為夏珪真跡，則說明其作者被認為有可能是另有其人。甚至，從《江山無盡圖》的筆法上分析，似乎更符合馬遠所擅長的用筆技法的主要特征，然則，根據(jù)對馬遠所有傳世品的綜合觀察所知，馬遠并不擅長繪畫高頭長卷，當然這不等于沒有可能，這就是令鑒定者始終不能下定論的一個因素。然而，夏珪卻非常擅長繪畫長卷，并有作品遺世。
據(jù)考，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一卷夏珪的紙本《溪山清遠圖》卷，尺寸為：縱46.5厘米，橫889.1厘米。筆者經(jīng)進行局部比對研究，發(fā)現(xiàn)《溪山清遠圖》與《山高水長圖》在構(gòu)圖上并沒有相一致之處，畫幅尺寸上也存在幾倍的差距，其藝術(shù)風(fēng)格更是相差甚遠，具體而言就是：臺北故宮的《溪山清遠圖》，行筆蒼老遒勁，明顯體現(xiàn)夏珪晚年多用逸筆勾勒、少渲染的筆墨風(fēng)格特征，而廣州藝博的《山高水長圖》墨色淋漓，用筆蒼拙勁健，渲染酣暢，技法以斧劈皴為主，濃淡層次有變化，體現(xiàn)為夏氏較早期直追宋人風(fēng)格，故此，可予排除《溪山清遠圖》為“第三卷”之可能性。倒是臺北故宮所藏另一件夏珪較早期的《觀瀑圖》紈扇，與廣州藝博的《山高水長圖》在筆墨技法上則極為神貌相洽，風(fēng)格相類，特別是對松樹的描畫在技法上更是如出一轍，或許，觀者能否可由之作深入聯(lián)想、反證遼館之《江山無盡圖》有可能是夏珪的真跡呢？在此，筆者謹作拋磚引玉，期待專家重新考證。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