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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以來，《論語》產(chǎn)生了很多的疑案，學者各執(zhí)其詞，莫衷一是，“父子相隱”就是其中的一條。

這一條，《論語》的原文記載如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笨鬃釉唬骸拔狳h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section>

對話的兩個人物，一個是葉公，一個是孔子，討論的事情很簡單，就是父親偷羊，兒子怎么辦？用我們現(xiàn)代的觀念理解，孔子肯定不對，盜竊違背了國家法律，即使是兒子，也要大義滅親，秉公辦事。在國家法律面前，一定要放下親情，以大義為重。就像在工作中，父母死了，如果繼續(xù)堅守崗位，就是值得表揚的；戰(zhàn)爭當中，拋家舍業(yè)，為了國家犧牲，就是英雄，像管仲一樣總跑在后面，肯定是狗熊。但是很多學者卻試圖證明即使按照現(xiàn)在的觀念，孔子也是對的，所以到處挖材料，下功夫，然后說在原文不是這個“隱”字，而是另外一個隱字，意思是糾正，就是父親糾正兒子，兒子糾正父親，但就是不走國家機器和法律程序。

我倒覺得沒必要把一個簡單的問題復(fù)雜化，也沒必要非得證明孔子啥錯誤都不會犯，從古至今都是正確的。歷史演變兩千多年，人口變了多少茬，如果春秋時期孔夫子的任何觀念都適合今天，那不是我們有病，就是社會有病。朱熹倒是沒在“隱”字上下功夫，而是在“攘”字上下功夫，說“攘”是“有因而偷”，畢竟偷是錯誤的，但如果有原因的偷，被迫的偷，總是值得同情的。但他發(fā)現(xiàn)好像也沒法完全圓過來，于是最后還是說“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

其實孔子的觀點，放在古代不一定錯，而且漢代為了這種事，動不動殺人，然后政府還獎勵的也有很多，但是具體事情上，孔子這么說，葉公又那么說，到底是為什么呢？這兒我們就不應(yīng)該放過，應(yīng)該深究，因為在這種沖突中往往埋藏著理解歷史的密碼。

理解《論語》，最困難的地方就是缺乏對話的語境，脫離了語境的對話就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涼，怎么著都可以說。試著挖出對話背后的語境，才能正確理解古人和古人的觀念，并體會古代世界的趣味和人物的風采。

公元前498年，孔子因為在魯國不得志，于是悻悻然離開故國，帶著弟子，輾轉(zhuǎn)衛(wèi)國、陳國、宋國等地求職，希望有君王能夠任用自己，實現(xiàn)自己“從周”的政治抱負。但是無一例外，孔子都失敗了。公元前490年，孔子從陳國來到了葉縣，拜見楚國名臣沈諸梁，沈諸梁就是中國人熟知的葉公。

一個是當時超級大國的股肱之臣，一個是名滿江湖的求職者，兩位歷史的名人在這兒相遇了。流浪國際的孔子，想去楚國施展自己的抱負，好賢的葉公，也想為日益困窘的楚國謀求賢才。但是孔子知道很多君王并不靠譜，自己歷經(jīng)諸國，大部分都是和自己合不來，尤其是有魯國自己的工作經(jīng)歷，賢臣擇主而事，良禽擇木而棲，所以一定得找一個靠譜的，和自己合得來的君王。葉公是主家，是老板，其實也有點不放心，孔子提倡周政，主張禮治，是出了名的迂腐和偏執(zhí)狂，萬一花大價錢請來，卻沒有用，豈不是不好跟楚王交代。何況他已經(jīng)兜兜轉(zhuǎn)轉(zhuǎn)走了很多國家，都沒被接納，肯定有原因。于是他就主動提出了一個問題，想試探試探孔子的看法。上述的對話，或許就是在這樣的情境下發(fā)生的。

葉公率先提出了自己的問題，是一個情景式的場面，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楚國有人偷了羊，他的兒子親自檢舉告發(fā)了父親的罪行。楚國覺得這個人大義為先，能夠不顧親人的血緣關(guān)系，主持正義，是正直的。孔子不同意，說我們魯國不是這樣的，爸爸偷了羊，兒子會幫著隱瞞，兒子偷了羊，爸爸也會幫著隱瞞。大家照顧自己的親情。這就是直。

世間的事，往往很有多面，即使有一面，從不同的角度看待，也會產(chǎn)生不同的觀點。父親偷羊這個事，在葉公和孔子之間，就產(chǎn)生了兩種處理的方法。這兩種處理的方法，很多人偏要選擇一種，非此即彼，所以天天吵架。葉公和孔子雖然是兩個人，但是相信一定是當時典型的兩種思維和價值觀念，雙方都有一定的粉絲和追隨者。但為什么會這樣呢？

子產(chǎn)鑄刑書，但是子產(chǎn)也不毀鄉(xiāng)校，既遵循舊的傳統(tǒng)，又運用新的工具，就政治家的角度講，子產(chǎn)遠勝于孔子，真是偉大的政治家。

昭公六年，子產(chǎn)鑄“刑書”，將法律條文鑄造在了金鼎上，供人民參考。晉國的叔向立馬表示反對“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征于書”。我們可以把這個“書”字理解為“法”或者“刑”，就會立馬發(fā)現(xiàn)問題所在。民有爭端，在這個時候，要么訴諸禮，要么訴諸法。禮和法同時共存，而且是解決人民爭端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工具。叔向明顯是傾向于禮的，子產(chǎn)自然是傾向于法的。子產(chǎn)鑄刑書，才讓刑法獲得國家政權(quán)的承認，但卻遭到了叔向的明確反對，這是因為禮明顯是一種老髦的傳統(tǒng)的治理工具和行為規(guī)范，法是一種嶄新的治理工具和規(guī)范。禮是被人們接受的，熟悉的事務(wù)；法是新生的，陌生的，還沒被社會完全接受的額治理工具。

禮崇尚的是親，是以共同的祖先為基礎(chǔ)，以祭祀為主要活動而形成的用于約束血親關(guān)系的觀念和節(jié)文，崇尚經(jīng)驗與歲齒，帶有明顯的農(nóng)業(yè)社會初期宗族發(fā)展的特點。但是到了春秋末期，中原諸國的活動范圍明顯擴大，人的流動性也逐漸增強，傳統(tǒng)以血親為紐帶的宗族社會組織逐漸被打破。隨著本國人口增加，國際間人口流動的頻繁，再加上諸侯國疆土日擴，一些人無法納入血親宗族組織當中。于是禮作為一種舊的社會管理工具，具體的禮文儀式的約束力越來越弱，反而向抽象的禮的內(nèi)涵逐漸發(fā)展，孝、仁、恕、敬等價值觀念體系生發(fā)于禮并逐漸形成并傳播。是作為社會治理工具的禮逐漸失效，作為價值觀念體系的禮逐漸產(chǎn)生。但社會在發(fā)展，新的社會必須產(chǎn)生新的社會治理工具，于是以人情恐懼與好利為基礎(chǔ)的賞罰機制逐漸形成，成為新的治理工具，中國古代的法律誕生了，而國家和國家行政機器也日漸發(fā)達。

就現(xiàn)代法治觀念來說“隱惡而揚善”，并非“人道之直”，在國家和人類利益面前，血親關(guān)系也值得放棄，所以“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雖然是人情，但并不值得提倡。所以，孔子是從禮的角度談這個問題，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和人的自然本性深刻相符，所以是直。葉公是從新的社會工具，國家治理的角度談?wù)?，為了保證國家利益和大集體的利益，必須從絕對正義出發(fā)，放棄親情，保證他人利益，維護國家的崇高尊嚴。隨著人口規(guī)模的擴大和人活動空間的拓展，社會組織的組成法則由血親為主到地域為主，從“從人”的治理思維過渡到“從地”的治理思維。正如閻步克先生所說：“由'俗’而至'禮’、由'禮’而至'法’，這是中國古代因社會進化、分化和復(fù)雜化而導(dǎo)致的政治文化形態(tài)變遷的獨特路線。'禮’體現(xiàn)為三統(tǒng)或三道的三位一體，而'法’則是由'禮’所蘊含的政統(tǒng)吏道因素充分分化而來的；但是它也就因此而成了'禮’的異化物和異己物。（《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學出版社，第148頁。）禮法之間的差異，正是葉公和孔子的差異。

葉公和孔子的談話戛然而止，想必兩人肯定還聊了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是《論語》沒有記錄。最終的結(jié)果卻是明確的，孔子沒有去楚國。究其原因，恐怕是葉公看不上孔子，孔子也看不上葉公，雙方都覺得對方是傻叉。但歷史證明恰恰證明了孔子不識時務(wù)，沒有適應(yīng)這樣的社會變遷，但孔子也用自己的行為，證明了自己的偉大，秉持偉大的傳統(tǒng)，生發(fā)新的價值體系，與社會滾滾潮流對抗，這就是喪家犬的狗和勇猛。

論史丨“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解

論史丨《論語·學而》第一章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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