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的無為而治與官員政治型貶降、敘復(fù)
這種體制的形成，首先源于宋仁宗奉行無為而治。宋仁宗的無為而治有兩層涵義：其一，宋仁宗很少親自處理具體政事，而是“推委”大臣，重用宰相、臺諫；其二，宋仁宗朝無國是。
關(guān)于宋仁宗的無為，在宋代士大夫中是存在共識的，上引蘇轍、范純?nèi)?、王安石的話就是證明。茲再舉幾例，邢恕向哲宗上疏說：“仁宗末年，大抵淵默，罕復(fù)親事，委政大臣?！碧K轍向哲宗上疏說：“仁宗皇帝仁厚淵默，不自可否，是非之論一付臺諫。”翰林侍讀學士范祖禹對哲宗說：“陛下誠能上順天意，下順民心，專法仁宗，則垂拱無為，海內(nèi)晏安，成康之隆，不難致也。”《邵氏聞見錄》記載，“仁宗皇帝至和間不豫，昏不知人者三日”，“帝自此御朝，即拱默不言。大臣奏事，可即肯首，不即搖首，而時和歲豐，百姓安樂，四夷賓服，天下無事。蓋帝知為治之要：任宰輔，用臺諫，畏天愛民，守祖宗法度?！敝苷蛘f：“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卑偈虏粫窗偈虏粸椋惶幚砭唧w政事，只當一個無為的皇帝。宋仁宗推委大臣，容易引起大臣專權(quán)，呂夷簡就是一例。為此，范仲淹作《推委臣下論》，認為“當推委之際，（宰相）擢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恩出于下矣，如此則數(shù)年之間左右前后皆權(quán)臣之黨也；若黜辱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威出于下矣，如此則數(shù)年之間中外遠近無敢忤權(quán)臣者”，所以皇帝應(yīng)當“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掌握重要官員的任命權(quán)，不應(yīng)當過分推委大臣。范仲淹的觀點從反面證明了宋仁宗的無為而治。
在當代學者中，王瑞來先生認為宋代皇權(quán)已走向象征化。宋代皇權(quán)是否走向象征化，這個問題可以討論。但王先生注意到宋代皇帝無為的一面，則是值得肯定的。
為什么宋仁宗要無為而治？學者認為“宋仁宗懦弱無能，遇大事無主意”。筆者認為宋仁宗無為固然與其個性有關(guān)，仁宗確非雄才大略之主，但仁宗絕非任人擺布的劉阿斗。他的無為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理性地選擇。諫官韓絳曾對宋仁宗說：“天子之柄不下移，事當間出睿斷?！彼稳首谡f：“朕固不憚自有處分，所慮未中于禮，而有司奉行，則其害已加乎人，故每欲先盡大臣之慮，而后行之。”楊時、陳亮在自己的文集中都記載了如下一則故事：
仁宗時，或勸云：“陛下當收攬權(quán)柄，勿令人臣弄威福?！比首谠唬骸叭绾问諗垯?quán)柄？”或曰：“凡事須當自中出，則福威歸陛下矣。”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如有不是，難于更改，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為不便，則臺諫得言其失，于是改之為易矣。
身為至尊的帝王，能有這樣清醒的頭腦，實在是難得。對仁宗的這種盛德，宋代士大夫自然要報以盛贊，所以楊時緊接著評論道：“仁宗識慮如此，天下安得不治？人君無心如天，仁宗是也！”陳亮也稱贊道：“大哉王言，此百世人主之所法，而況于圣子神孫乎？”
那么宋仁宗何以有這樣的盛德？是儒家士大夫教育的結(jié)果。宋仁宗幼年登基，系統(tǒng)地接受了儒家經(jīng)典教育，深受儒家君主要無為而治思想的影響?！墩撜Zo衛(wèi)靈公》云：“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北彼沃衅?，儒家思想復(fù)興，士大夫階層興起。無論從儒家政治思想出發(fā)，還是從士大夫自身利益考量，無為而治的虛君理念，都是士大夫的必然選擇。余英時先生指出，“程頤理想中的君主只是一個以德居位而任賢的象征性元首；通過‘無為而治’的觀念，他所向往的其實是重建一種虛君制度，一切‘行道’之事都在賢士大夫之手。我們還可以肯定地說，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想法，而代表了理學家的一種共識?！睆男∈苋寮沂看蠓蚪逃乃稳首冢厝粫艿饺寮姨摼枷氲挠绊?。范祖禹在《帝學》中對宋哲宗說：“古之人君好學者有之矣，未有終身好之而不厭者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以堯舜為師法，待儒臣以賓友，邇英講學，游心圣道，終身未嘗少倦。是以一言一動，仁及四海，如天運于上而萬物各遂其生于下，其本由于學故也”，“陛下欲法堯舜惟法仁宗而已，法仁宗則可以至天德矣。”在這段不乏溢美的話中，我們可知，宋仁宗好學，而且所學為儒家圣道；宋仁宗有天德，天無為、無言而萬物生焉，天德就是無為。
至和二年（1055），翰林學士歐陽修對宋仁宗的一段話，也表達了皇帝要無為而治的意思，他說：“自古人君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而自用，與臣下爭勝也。使為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為明主，萬世仰為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其較區(qū)區(qū)自執(zhí)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古之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后得為治君明主也?！辈弧芭c臣下爭勝”，“不敢自用”，正是要皇帝無為而治。所以我們可以說，正是有大量持虛君理念的士大夫在朝在野，宋仁宗才不得不無為而治。
宋仁宗無為而治，還表現(xiàn)在仁宗朝無國是。所謂國是，就是必須堅持、不容質(zhì)疑的大政方針，正如余英時所說等于“最高國策”或“正確路線”。宋神宗朝的變法就是國是。宋仁宗因為奉行無為而治，所以仁宗朝不存在這樣一以貫之的最高國策。宋仁宗雖然任用范仲淹進行了慶歷新政，但當新政遭到官員的群體反對時，就果斷地停止了變法。李裕民先生認為，這樣做可以避免“造成政局不穩(wěn)，社會動亂”，仁宗“雖然沒有繼續(xù)用范仲淹推行新政，但他深知范仲淹是一位正派能干的人，并沒有去整他，而是讓他到一些具體部門去發(fā)揮作用。這樣的結(jié)果是，宋仁宗時期成為宋代乃至中國古代最好的時期，政局十分穩(wěn)定，經(jīng)濟高度發(fā)展，科學文化達到空前的高峰，涌現(xiàn)出一大批大師級人物。”筆者完全贊同李先生的觀點。如果仁宗把新政作為國是的話，那就會如同神宗那樣把變法進行到底，激烈的黨派斗爭和對官員的重貶便會提前出現(xiàn)。所以說，皇帝無為而治是皇權(quán)寬容的表現(xiàn)，在專制政體下是有其合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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