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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2 20:36
▲梁思永先生
作為中國第一位專門考古學者，中國考古學的重要奠基者之一，梁思永先生走向求學考古之路，離不開父親梁啟超先生的引導和家庭教育。
梁氏一門淳至踏實，常思報效祖國的優(yōu)良家風，仍為今人所津津樂道，傳為佳話。以家風為帆，梁思永先生在考古學的無邊瀚海中破浪前行，為中國考古學的發(fā)展做出重要貢獻。
梁氏名門
“一門三院士，滿庭皆才俊”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是為人所熟知的廣東歷史名人，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動家、思想家、教育家、史學家和文學家。
▲1920年，梁啟超47歲時攝于巴黎(本圖片來自網絡)
梁啟超作為推動近代中國社會和學術文化變革發(fā)展的一流學者和大思想家，在治家教子方面同樣是一等一的“好手”，他將自己目光遠大、愛國救國的教育思想成功運用到兒女教育上，兒女九人個個成才。
其中最廣為人知的，莫過于先生長子，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次子著名考古學家梁思永和幼子著名火箭控制專家梁思禮，三人均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其余子女在文學、圖書館學、經濟學等各方面均有建樹，故而梁氏家族有“一門三院士，滿庭皆才俊”的美譽。
廣告剛從新疆回來,寫此去新疆旅游的最佳時間_幫助更多驢友,告訴你真實好用的想去新疆旅游,^^包含準備工作+美食+酒店+必去景...▲“雙濤園群童”，1910年攝于日本橫濱。前排:梁思成(左一)、梁思莊(左二)、梁思忠(右二)、梁思永(右一);后排:梁思順(左一)
▲梁啟超和梁思永(右)、梁思達(左)，攝于20世紀20年代
在與子女的400余封家書中，梁氏家教的魅力躍然紙上。在家書中，梁啟超因材施教，對兒女的為人、治學、立業(yè)都給予了細致指導，為兒女未來專業(yè)方向的選擇和確定提供重要的指導意見。
九個兒女在不同領域取得成功，先后七人在國外求學或工作而無一人留居國外，這都與梁啟超對子女踏實苦學、報效祖國的家庭教育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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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之功
梁啟超、梁思永父子與中國考古學
早在19世紀中晚期，現代考古學已率先在歐洲誕生，作為中國近代思想學術巨匠的梁啟超，是最早將西方考古學理論介紹到中國的學者之一。
1917年，梁啟超還隨時任廣州文廟祭祀官的譚鑣呈文致函，要求廣東政府保護廣州東山龜崗出土發(fā)現的“黃腸木刻”，可見其對考古十分關注。
1926年，萬國考古學會會長瑞典皇太子來華，時任中國考古學會會長的梁啟超做了題為“中國考古學之過去及將來”的演講，他指出，憑借中國悠久的歷史，首先加強田野考古發(fā)掘，其次注重方法進步，定能使中國考古學在世界上占據極高地位。
作為兒女們最重要的人生導師，梁啟超針對兒女的稟賦和天性精心指導其專業(yè)道路，梁思成、梁思永二人分別專攻地上建筑和地下考古，肩負其保衛(wèi)和弘揚中國優(yōu)秀文化的重任。
正是出于梁啟超的期望和引導的結果，1923年，梁思永先生在清華學校留美預備班畢業(yè)后，赴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考古學和人類學，曾參加印第安人古代遺址發(fā)掘，致力于研究東亞考古。在美國求學期間，梁啟超多次致信勉勵梁思永苦學本領，將來好回國報效。
在西方接受過正規(guī)考古學和人類學訓練后，1930年，梁思永自美國哈佛大學畢業(yè)歸國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工作，成為當時國內第一位受過專門訓練的考古學者，在實踐中建立起科學的考古方法，以其自身深厚的學識為新中國培養(yǎng)了大批考古人才，在理論和實踐上推進中國近代考古學的發(fā)展，是中國考古史上一座劃時代的豐碑。
在中國考古學的建立和發(fā)展歷程中，梁啟超、梁思永父子都做出了卓越貢獻。
惟實求真
梁思永的考古實踐與貢獻
從回國到1937年七七事變的七年間，梁思永先后參與昂昂溪、安陽殷墟、山東城子崖等遺址的發(fā)掘，在田野發(fā)掘中注重科學方法的運用，使中國田野考古水平邁向新臺階。
其中，昂昂溪五福遺址的發(fā)掘是我國田野考古工作的首次科學發(fā)掘，奠定了中國田野考古工作的基礎。
廣告交易網可查看全國范圍內，擬在建項目，招標預告，公告，政府采購，企業(yè)招標采購等^^千里馬招標投標平臺一站解決您招投標問題!...1931年秋，梁思永主持了山東歷城(今章丘)龍山鎮(zhèn)城子崖的第二次發(fā)掘工作，尋找到了不同于仰韶彩陶文化的另一支黑陶體系，使得當時的“中國文化西來說”不攻自破。
他編成了中國第一部大型田野考古報告集《城子崖》，為中國田野考古確立了整套發(fā)掘方法、技術規(guī)范和原則，至今仍為學界所尊奉。
而安陽殷墟考古發(fā)掘是我國田野考古的直接和主要源頭，從1929年至1937年共經歷15次，梁思永參與了其中的6次發(fā)掘，是殷墟發(fā)掘的頂梁柱。
在其主持的后岡遺址發(fā)掘中，梁思永在地層上證明了小屯、龍山和仰韶的先后關系，被眾多學者視為中國考古地層學成熟的標志，也為其贏得了“中國考古地層學之父”的美譽。
▲1935年梁思永在河南安陽殷墟考古有重大發(fā)現，梁思成聞訊趕去祝賀時合影，左為梁思永，右為梁思成。
整個抗戰(zhàn)期間，梁思永因在1932年田野考古中患烈性肋膜炎而落下病根，纏綿病榻，1941年夏，肺結核發(fā)作，1945年實施大手術，截去幾根肋骨，受傷的左肺萎縮下來，身體十分羸弱。
1948年，梁思永與梁思成、郭沫若、董作賓一起當選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這是對梁思永考古成就和學術定位的最好肯定。
1950年8月，梁思永出任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副所長，堅持以帶病之軀主持所里工作，為新中國培養(yǎng)考古人才，1954年4月2日因病逝世。
梁思永的一生可以說是為中國的考古事業(yè)鞠躬盡瘁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