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盎格魯—撒克遜”時代
總是以刻板的編年史的面貌出現(xiàn)，久而久之難免令人生厭，所以這次一我想從這一時代的史書談起?，F(xiàn)在一般公認盎格魯.撒克遜時代的第一部史書是威爾士修道士吉爾達的“Liber querulus de excidio britanniae”《哀訴不列顛的毀滅》其完成的年代約在公元540年，然而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它都稱不上是一部良史。它的價值在于，在有關(guān)盎格魯.撒克遜人征服不列顛的歷史材料中，它是最接近那個時代的。不過它的歷史價值很小，因為它是“對不列顛諸候和教士邪惡的一部冗長的控訴”（《英國歷史評論》），而不是一部嚴肅的歷史。在盎格魯.撒克遜時代最值得一提的歷史著作無疑是比德的《英國教會史》。人稱“英國歷史之父”的比德可以說是第一個將盎格魯.撒克遜時代入侵的傳說作為信史來記述的人。吉爾達在其著作中將盎格魯.撒克遜的入侵作為上帝對不列顛人罪惡的報應(yīng)，這一主題在比德的著作中也再三的被重復(fù)。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吉爾達的記述中，盎格魯.撒克遜人和土著的不列吞人在他的那個時代并未處在敵對的狀態(tài)。我們現(xiàn)在可以肯定的是，羅馬時代的不列吞人在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入侵中大都安然無恙，絕大多數(shù)的現(xiàn)代英格蘭人都是他們的后裔。換句話說，作為入侵者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在人數(shù)上是遠少于土著不列吞人的。那為什么盎格魯.撒克遜人以如此之少的人數(shù)卻能最終成為人多勢眾的不列吞人的主宰呢？約翰.戴維斯部分解決了這個問題，他指出被盎格魯.撒克遜人所征服的恰恰是那些羅馬化程度最高的地區(qū)。羅馬帝國四個世紀的統(tǒng)治即給不列吞人帶來了文明又使得他們處處依賴帝國政府，因此在失去了羅馬軍團的保護后，不列吞人在政治和軍事上都無法自立。因而肯特和蘇塞克斯等東南部的土著面對著極少數(shù)的盎格魯.撒克遜入侵者所做出的唯一反應(yīng)也就是屈服。戴維斯的另一種解釋引人注目：不列吞人被迅速征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瘟疫。六世紀時不列顛遭到了發(fā)源于埃及而后席卷整個地中海周邊國家的瘟疫襲擊。瘟疫是由來不列顛貿(mào)易的東方商人傳入的。如果說這場瘟疫真的在不列顛流行的話，對于不列吞人而言絕對是一次毀滅性的打擊。從現(xiàn)在的研究來看，盎格魯.撒克遜之入據(jù)不列顛更有可能是一個在數(shù)百年間逐步完成緩慢進程。當然這一進程有時是平和的有時也會有流血沖突發(fā)生，在諸多的武裝沖突中不僅有盎格魯.撒克遜人和不列吞人的還有凱爾特人、皮克特人和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所謂的大破壞和大屠殺更多是古代作家的夸大其詞，沒有證據(jù)表明曾經(jīng)發(fā)生過一場盎格魯.撒克遜人對不列吞人的決定性戰(zhàn)役。故而有關(guān)瘟疫導(dǎo)致征服的論斷也就不那么深入人心了。
五世紀和六世紀不列顛的歷史今天我們了解的很少，傳說中的英雄阿瑟王就生活在這個時代中。在比德的著作中記載了不少的國王和首領(lǐng)，或許阿瑟的原型正是其中的一位，總之這一時期的許多史實還有待于進一步的澄清。
七世紀和八世紀時，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王國逐漸興起了：肯特（裘特人的王國）、諾森伯里亞、麥西亞、韋塞克斯。在我們關(guān)注這些王國的興衰起伏的同時，盎格魯.撒克遜人宗教信仰的轉(zhuǎn)變更加引人注目。公元597年凱利安修道院院長圣奧古斯丁受教皇格里高利一世之命前往肯特傳教。圣奧古斯丁除了大力傳播福音外還大聲疾呼歸還羅馬帝國的故地以此來抬高教皇的聲望。在肯特國王艾塞爾伯特那里圣奧古斯丁受到了禮遇。艾塞爾伯特剛?cè)⒘艘晃荒鍦赝醭墓髫惿?-一名虔誠的基督徒。盡管不很理解，艾塞爾伯特還是在他法蘭克妻子的影響下昄依了基督教。比德記載了羅馬教庭在英格蘭發(fā)展勢力的史實，格里高利一世在他給圣奧古斯丁的信中稱：“……蒙主的仁慈和你的不懈努力，英格蘭新教會已經(jīng)被引領(lǐng)到全能的天主的恩惠之中……”（之所以只提英格蘭是因為在威爾士和蘇格蘭羅馬帝國時代的教會組織保存了下來）。圣奧古斯丁在英格蘭的頭一年里成功得使大批的異教徒轉(zhuǎn)變了信仰，這成為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格里高利一世對英格蘭教會的經(jīng)營一個宏偉的藍圖：倫敦和約克將各有一位大主教（每位大主教下各有十二位主教）。由于倫敦不在艾塞爾伯特國王的治下，肯特的坎特伯雷進入了教皇的視野。在坎特伯雷圣奧古斯丁晉升為大主教，坎特伯雷作為大主教的駐節(jié)地直至今日。以坎特伯雷為中心圣奧古斯丁開始了英格蘭教會的建設(shè)工作，格里高利通過信件對圣奧古斯丁不斷的施加影響，使得英格蘭的教會事務(wù)得以按照他的想法進行。不過從史料中我們看不到格里高利或圣奧古斯丁有任何企圖與凱爾特教會建立聯(lián)系的行動和意圖。建立教會的繁重工作幾乎將圣奧古斯丁壓垮，因他雖然精于宗教事務(wù)但對日常的紛繁俗務(wù)卻力不從心。公元605年，格里高利一世和圣奧古斯丁先后逝世。不久以后，對圣奧古斯丁給予熱情支持的艾塞爾伯特國王去世。艾塞爾伯特的繼承人伊德鮑爾德重新恢復(fù)了偶像崇拜,根據(jù)比德的說法后來他在親眼目睹圣彼得的圣跡而迷途知返。此時英格蘭北方的強大王國的統(tǒng)治者是愛德文，他娶了艾塞爾伯特的女兒艾塞爾伯格（小名塔塔）。王后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她在教皇卜斯法尼的感召下使自己的丈夫昄依了耶酥基督。公元625年，格里高利一世夢想的約克教會成立了，艾塞爾伯格選擇了波萊納斯作為約克的主教。盡管看上去“主的事業(yè)”進行的很順利，可是麥西亞王彭達的進攻表明及至八世紀中葉基督徒在北英格蘭的影響依然有限。
公元668年，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職位空缺，塔爾蘇斯的西奧多被任命為新任大主教。由于他原本是一位希臘學(xué)者，因此他必需接受完全陌生的西方教會的儀規(guī)（把原來的圣保羅發(fā)式改為冠狀式）。在另一位希臘教士哈德良的輔佐下西奧多大主教巡視了全英格蘭奠定了各地主教轄區(qū)的基礎(chǔ)還任命了多伊奇、溫徹斯特、羅切斯特的主教。當西奧多到達坎特伯雷時，有一位主教在亨伯河以北另有兩位在亨伯河以南這兩位主教分別是凱爾特人切德和里彭的威爾弗雷德。里彭的威爾弗雷德因在諾森伯里亞大力宣揚教會的權(quán)威而聲名大振，然而后來他由于與埃格弗里德國王的一次爭吵而被流放。西奧多心滿意足的看著這個曾經(jīng)頂撞過自己的主教的垮臺，他還不失時機的改組了英格蘭北方的教會組織，新教會規(guī)模雖小但效率很高且便于大主教的控制。此后的二十年間，英格蘭的主教轄區(qū)被確定為約克、赫克瑟姆、里彭和林塞四地。西奧多還重新確立了不分政治邊界的全英格蘭的宗教會議。西奧多在不列顛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他建立了一套將凱爾特教會的教產(chǎn)轉(zhuǎn)移至英格蘭教會的機制。這一在羅馬教廷和凱爾特教會共同努力下所達成的創(chuàng)舉使諾森伯里亞王國在得七世紀末期出現(xiàn)了一個文化高潮。在后來的漫長歲月中從不列顛這個基督教世界的北方邊陲逐漸形成了一種濃厚的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這一傳統(tǒng)成為中世紀的西歐文化的發(fā)展源泉之一?？峙庐敃r西奧多并沒有想到這一步，這真可謂：前人種樹，后人乘涼。
英格蘭修道院的出現(xiàn)和一位虔誠的諾森伯里亞貴族別號本尼狄克的比斯科普有關(guān)，他分別于公元674年和681年建立了韋茅斯和賈羅的修道院。這兩座修道院對于修道士制度在英格蘭的推廣起了重要的作用。比斯科普長途跋涉六個月前往羅馬面見教皇阿加塞并帶回了許多珍貴的手抄本，正是這些抄本將諾森伯里亞的文化引入了一個黃金時代。在這一時代中所涌現(xiàn)出來的最杰出的學(xué)者無疑就是比德。這位被子孫后代尊稱為“莊嚴比德”的神父生于公元673年逝于公元735年。比德在七歲時“由他的親屬托付給本尼狄克院長撫養(yǎng)。”（托馬斯.富勒《教會歷史》）他此后的一生便都在修道院中度過，先是在韋茅斯一年，后前往賈羅。盡管比德最遠也只不過到過約克，然而他卻毫無疑問是當時全英格蘭最最博學(xué)多才的人。在比德所在的修道院中，圖書室的藏書非常豐富，這使他獲益匪淺。他曾激動地談到了本尼狄克.比斯克普訪問羅馬時帶回的那些珍貴的手抄本。比德的崇高聲望正源自于他對比斯克普的手抄本的注釋以及他所編寫的諸多歷史著作，其中最富勝名的就是那《英吉利教會史》。比德的著作反映了新興的英格蘭本土文化的發(fā)展，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已經(jīng)在不列顛扎下了根，他們需要有人可以將本民族的歷史記載下來流傳后世。在結(jié)束對英格蘭宗教歷史的回顧以前，我想簡單介紹一下英格蘭教會對歐洲大陸的影響。加洛林朝的查理.馬特和“矮子”丕平在與好戰(zhàn)的北方日爾曼諸部族（主要指薩克森人和維金人）的斗爭中都以基督教作為精神武器。來自英格蘭教會的教士們尤其受到法蘭克君主的器重，他們經(jīng)常隨軍出征足跡遍及西歐和北歐。上文曾經(jīng)提到的那位里彭的威爾弗雷德在被驅(qū)逐出諾森伯里亞后來到了歐洲大陸，他和另一位名叫威力布洛德的修士改弦更張奉羅馬教廷為正宗。在所有的英格蘭教士中數(shù)邦尼費斯最有作為，他以自己在美茵茲的主教轄區(qū)為中心極大的拓展了日爾曼腹地的教會組織。出身約克的阿爾昆是被視為當時歐洲最卓越的學(xué)者之一。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英格蘭的教會對于中世紀早期西歐文化文明開化的作用是多么的巨大?？梢哉f盎格魯.撒克遜教會這個羅馬教會與凱爾特教會結(jié)合的產(chǎn)物其對今天的歐洲文化或西方文化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
就在英格蘭的教會聲名遠播之際，英格蘭的政治版圖也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革。公元418年最后一批羅馬帝國的駐軍撤離英格蘭，早已習(xí)慣帝國政府管制的不列吞人的感受就有如被親生父母拋棄一樣。北方的凱爾特人和愛爾蘭的皮克特人趁著羅馬駐軍撤退的機會重現(xiàn)開始了對英格蘭的侵襲。五世紀三十年代起這種侵襲愈演愈烈，公元443年最后一位不列顛使節(jié)來到了羅馬懇請西羅馬帝國施以援手，并保證不列吞人愿意永遠作羅馬皇帝的順民。然而此時的西羅馬帝國早已失去了當年西歐諸民族宗主的威風(fēng)。羅馬大將艾息阿斯為了抵御巴蘭德和阿提拉數(shù)十萬匈奴鐵騎的威脅將萊茵河和高盧的守軍全部撤走。對于不列吞人的呼吁，他只能委婉的表示自己實在無能為力。遭到拒絕的不列吞人終于意識到羅馬軍團是不回再回到不列顛來了，為了自衛(wèi)他們作出了一個歷史性的抉擇：向盎格魯—撒克遜人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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