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金銀器(主要指容器)在全國各地均有發(fā)現(xiàn)，出土件數(shù)已超過千件。對于唐代金銀器的研究，國內(nèi)國外都有專家學者從事。由于出土物數(shù)量多，利于分期，且紋飾延變有規(guī)律可循，因此，談起唐代金銀器，專家們一般從分期和裝飾圖案的特點對其作以概括研究。
(1)唐代金銀器的分期
目前的研究成果，一般將唐代金銀器劃為四個時期。第一期：初唐到高宗時期(公元618—683年)，共66年。屬于第一期的墓葬、窖藏有1975年春內(nèi)蒙古李家營子一號墓出土銀器5件。第二期：武則天到玄宗時期(公元684—755年)，共71年。包括甘肅涇川唐大云寺地宮、西安沙坡村窖藏、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西安八府莊、韓森寨等地窖藏。第三期：肅宗到憲宗時期(公元756—820年)，共64年。包括西北工業(yè)大學窖藏、遼寧昭烏達盟喀喇沁旗窖藏、西安坑底寨窖藏。第四期：穆宗到哀帝時期(公元821年—907年)，共86年。包括江蘇鎮(zhèn)扛甘露寺鐵塔地宮、陜西耀縣柳林背陰村窖藏、西安和平門外窖藏、陜西藍田楊家溝窖藏、扶風法門寺地宮、江蘇丹徒丁卯橋窖藏、西安交通大學窖藏、西安南二府窖藏、陜西咸陽西北醫(yī)療器械廠窖藏、浙江長興下莘村窖藏、浙江臨安水邱氏墓。
通過以上相對年代的排列，可以看到，第一期的器物較少，第二三期有了顯著增加，第四期無論從形制多樣化或數(shù)量上，都已超過了前三期。而且，三四期的金銀器，以多數(shù)有了進奉鏨文為其特點。究其原因，初唐社會的經(jīng)濟尚在恢復之時，同時，唐太宗實施“去奢省費，輕徭薄賦”的政策，初唐統(tǒng)治階級的生活還不甚奢侈。從武則天統(tǒng)治時起，到唐玄宗開元期間，出現(xiàn)了唐代的興盛時期。統(tǒng)治階級沉緬于“宇清物阜、歌舞升平”之中，竟相奢侈，生活極為腐化。金銀器玩，珠玉錦繡，大量生產(chǎn)。因而，地方官供奉金銀器亦逐漸形成風氣。但從出土實物考察，第二期進奉之物主要還是銀鋌之類。德宗以后，公開縱容各級官吏橫征暴斂，競相進貢賦稅以外的財物。因之，進奉之風大熾。出土的李勉、劉贊、裴肅、敬晦、田嗣莒、李桿等進奉的金銀器，正是晚唐統(tǒng)治者日益貪婪腐化，驕奢淫逸的歷史見證。
刻有紀年或銘文的金銀器，畢竟是少數(shù)。因此唐代金銀器的分期，以器形演變?yōu)橹鳎乜紤]到裝飾面劃分的手法，同時兼顧紋樣的變化等因素，歸納出四個時期的特征和演變規(guī)律。
第一期的器物，主要出土于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敖漢旗李家營子一號墓和西安沙坡、何家村的窖藏。它們的特征是：
器形種類比較單純，數(shù)量也較少。食器僅有碗、盤，飲器有杯、壺，藥器只見鐺。這期的器壁，一般都較厚重。
裝飾碗、鐺類器物時，多采用任意等分裝飾面的手法，即外壁裝飾區(qū)間都在九瓣以上，如海獸紋十四云瓣銀碗，鹿紋十二瓣銀碗、鴻雁銜綬紋九瓣銀碗，雙獅紋九瓣單柄鋼，這種九瓣以上區(qū)分裝飾面的作法，在第一期以后不見。
裝飾區(qū)間多以S形或U形瓣。鹿紋12瓣銀碗的U形裝飾瓣，與中亞、西亞6世紀的銀器作風相似。
棱形器物較多，樂伎八棱金杯的環(huán)形柄上，焊接有胡人頭象的平鏨，這是初唐時金銀器受波斯薩珊朝金銀器影響的實例。
在碗底或鐺底焊接模沖的裝飾圓片，并使器物形成雙層底，是第一期最明顯的特點。這種裝飾的方法在公元3世紀時流行于西亞。
第二期的器物，主要出自甘肅涇川、西安沙坡、何家村、八府莊、韓森寨等地。它們的特征是：
器形種類增多。除食器、飲器、藥具、容器外，還增添了雜器、宗教用具。藥具類的煉丹器具，雜器類的熏球，都是這一期新出現(xiàn)的器形。
淘汰了第一期中常使用的任意等分裝飾面的手法，即不再有以十二或十四瓣劃分裝飾面的器物。因此，在裝飾碗壁、杯腹、盒面等器物時，大量采用六、八等分。這種等分較第一期要規(guī)范得多。這可能是由于需求量的增加，使金銀器制作工藝逐漸簡易化的緣故。
除個別器物的裝飾區(qū)間還是U形瓣外，絕大部分器物的裝飾區(qū)間均呈蓮瓣狀，且多為雙層結(jié)構(gòu)。S形瓣在本期不再出現(xiàn)。無論形制或紋樣，外來因素都明顯減少甚至消失。至此，金銀器制作工藝完成了中國化的過程。
以忍冬、蓮葉等紋樣組成的寓意著連生貴子、多子多孫、事事如意、多福多壽等愿意的石榴、桃狀、柿狀的花結(jié)，是本期具有特色的裝飾紋樣。這在第一期或第三四期的器物上看不到的。
盤類器物的單點裝飾，替代了在器物內(nèi)底焊接模沖飾圓片的手法。但盤內(nèi)底的單點裝飾，無論是動物或植物圖案仍以模具沖擊。這表明它與裝飾圓片間的淵源關(guān)系。
第三期的器物出自西安西北工業(yè)大學、遼寧咯喇沁旗、西安坑底寨等窖藏。這期的特點是：
未發(fā)現(xiàn)雜器和藥具，主要是食器和飲器?？偟臄?shù)量較其余三期都少。
器物裝飾多采用六等分法。但本期的六等分法與第二期不同，以多重結(jié)構(gòu)為主。單點式的裝飾手法在本期已不見。而且盤類多三足，器形變大，如“裴肅進”雙鳳紋銀盤，直徑達55厘米。
出現(xiàn)仿生器物，如遼寧昭盟喀沁旗的雙魚壺。
各類器物的口沿，多用單相蓮瓣裝飾一周。禽類圖案多采用成雙成對的形式，且往往置于圓形規(guī)范之中，呈相對飛翔的姿態(tài)。摩羯紋在本期成熟。
第四期的器物，出自鎮(zhèn)江甘露寺，耀縣柳林背陰村，藍田楊家溝，鎮(zhèn)江丁卯橋，西安的和平門、潘家村、交通大學、魚化寨、棗園村、建國路和咸陽、扶風法門寺、浙江長興等窖藏及臨安水邱氏墓。這期的特點是：
器形種類雜，食器、飲器、藥具、容器、雜器等數(shù)類，應有盡有。雜器類的渣斗、酒籌、酒籌筒，箱笥的鉸鏈、把手，以及飲器類的茶托，均為本期新出現(xiàn)的器型。
盒、碗類器物出現(xiàn)高圈足，這也是本期明顯的特點。盒體增添了云頭狀、菱弧狀等新形式。盒面及盒底高隆、形體增大。仿生的器形較第三期更多了。
殉葬的金銀器微型化，如臨安水邱氏墓出土的灶具、渣斗等，形體較小，是專為陪葬用的冥器。
裝飾面劃分多采用四五等分，經(jīng)過唐文宗提倡儒教及武宗滅佛等活動，金銀器上出現(xiàn)儒家經(jīng)典中的人物故事。摩羯紋普遍使用，十字形折枝花初次出現(xiàn)。
考察唐代金銀器的裝飾圖案，不僅能加深理解器物及紋飾的演變，而且對其的制作思想及方法也能窺之一斑。
唐代金銀器的裝飾圖案特點是正確運用了圖案設(shè)計的法則；裝飾題材多表現(xiàn)貴族、宮廷生活內(nèi)容；吸收、融合改造外來紋樣而創(chuàng)造了圖案裝飾新工藝。
首先，對稱與呼應、節(jié)奏與韻律、比例與權(quán)衡等圖案設(shè)計的法則，在金銀器圖案中都有明確的運用，從而恰當?shù)卮_定了不同器物的圖案素材和整個紋樣的章法、格局，使圖案色調(diào)鮮明，結(jié)構(gòu)完美，整體健康活潑，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石榴花結(jié)葡萄飛鳥紋銀熏球是運用對稱與呼應法則的最好例證。它是采用滿地裝的蔓草葡萄連綴紋樣進行裝飾的。若以十字線劃分上半球體的紋對樣，可以看出是一個四方對稱的圖案。圖案的4個區(qū)間之間，均是以鳥的相對或相背飛動姿態(tài)作為呼應。下半球體同樣鏤刻出蔓草葡萄紋，但在安排上恰與上半球體花紋位置交錯，從器形整體看又是一層呼應。上半球體強調(diào)了飛鳥，下半球體突出了葡萄，又造成了動與靜的呼應感。多方對稱、多層呼應的手法，使得熏球無論從哪個側(cè)面看都形成了紋樣的多變，也使得器物本身更加玲瓏可愛。
其次，節(jié)奏與韻律法則的運用，主要在碗、鐺類的器物上。碗的平面線形與立面線形都是比較單純的。為了豐富裝飾，唐代工匠將碗壁劃分成平行式或直立式的區(qū)間，使其產(chǎn)生了一種動律感。象海獸紋十四云瓣銀碗用以云紋的曲線處理立面，在口沿部分也造成曲折變化的邊線，看上去如同互相追逐，不停運動的云朵，增加了裝飾的節(jié)奏、韻律。這種裝飾手法出入意表，結(jié)果卻給人以風格高雅的印象。
再次，在裝飾部位上，唐代工匠特別注意權(quán)衡比例的原則。以狩獵紋高足銀杯、仕女狩獵紋八瓣銀杯、蔓草鴛鴦鸚鵡紋銀杯、獨角異獸紋八曲銀盤為例，可以看出器物內(nèi)、外部裝飾的有無或簡繁，與工匠對器物高矮比例的權(quán)衡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過高器物的內(nèi)部或過矮器物的外部，因視線不易達到則省略了裝飾；盤內(nèi)底部視線雖可達到，但因盛放菜饌或果品，花紋過細沒有作用又容易存污藏垢，所以只在內(nèi)底稍加刻鑿，主要是以口沿線形的曲折來補充平面裝飾；蔓草鴛鴦鸚鵡紋銀杯的高度適中，飲料不影響視線對內(nèi)部花紋的欣賞，所以刻鑿了滿花，但比外部裝飾更顯得粗獷，明快。這幾件器物的裝飾手法繁簡適宜，給人一種恰到好處的感覺。
金銀器裝飾花紋中，有的取材于權(quán)要貴族現(xiàn)實生活的活動場面。如狩獵紋高足銀杯、仕女狩獵紋銀杯，就生動地刻劃出狩獵的緊張場面和貴族婦女的生活片斷。這些畫面顯然是為適應貴族的愛好而創(chuàng)作設(shè)計的。反映了“晉尚故實，唐尚新題”的風尚對金銀器裝飾工藝的影響。屬于“新題”的作品，我們還可以舉出樂技八棱杯。像舞馬銜杯紋皮囊式銀壺，更是唐玄宗李隆基時宮廷生活的寫真?！睹骰孰s錄》曾詳細記載了李隆基用舞馬祝壽的情節(jié)。開元年間，宰相張說經(jīng)常參加李隆基的壽典，親睹舞馬，因之也寫下了不少有關(guān)舞馬的詩詞。他在《舞馬千秋萬歲樂府詞》中寫道“圣皇至德與天齊，天馬來儀自海西。腕足徐行拜兩膝，繁驕不進踏千蹄。髬鬌奮鬣時蹲踏，鼓怒驤身忽上躋，更有銜杯終宴曲，垂頭掉尾醉如泥”。這匹舞馬正是在銜杯終宴曲時，做著徐行拜兩膝的姿態(tài)。唐代金銀工匠敢于跳越模仿古人舊稿的窠臼，在現(xiàn)實生活中尋覓新的題材，應當看成是唐代金銀器皿在裝飾內(nèi)容上的一大特色。
唐代金銀器在器物成型方面，除了鑄造成型外，唐代主要使用錘擊成型的方法。這種工藝不是我國古代的傳統(tǒng)工藝。但在西亞地區(qū)，早在公元前2000年就掌握了錘揲技法。因此，瑞典學者俞博、英國學者海瑞·霍吉斯都先后指出：由于接受了西方輸入的錘揲技術(shù)，從而使唐代金銀器制造工藝的發(fā)展進入了新的階段。唐代工匠純熟的掌握了捶揲技術(shù)，并達到了很高水平，在我國金屬工藝發(fā)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另外，在器物形制及裝飾紋樣方面，國內(nèi)外學者認為，唐代金銀器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波斯薩珊、印度、索格德(粟特)等多種風格影響。譬如薩珊式的立鳥紋、聯(lián)珠紋是唐代Ⅰ、Ⅱ期器物的主要裝飾紋樣，臨潼慶山寺鳳頭人面壺，摩羯紋是明顯的印度作風。蓮座等神話宗教紋也常在金銀器上出現(xiàn)。中國工匠把它與鴛鴦、鴻雁、孔雀等瑞鳥結(jié)合起來，轉(zhuǎn)變?yōu)橄槿鸬南笳髁?。唐代碗底也有焊接浮雕式的附加裝飾圖片，這在西格魯吉亞的伊伯利亞王國顯貴墓葬的銀碗中也曾發(fā)現(xiàn)。關(guān)于外來風格傳入的問題，近年來國外學者力主粟特風格(索格德)影響最為顯著。法國學有悶沙杜拉·蘇衡·麥里幾顯——希爾瓦尼在《伊朗銀器及對唐代中國的影響》一文中，認為帶把圈足杯、八棱圈足等器物，“反映出某些東方的屬性，其產(chǎn)地很可能是中亞索格德地區(qū)?！币驗楣?世紀到9世紀，索格德與中國關(guān)系甚密，中國的金銀器深受索格德貴金屬工藝的影響，同時，中國的貴金屬工藝對索格德也有影響。
中國和中亞、西亞等地在金銀器制造技術(shù)方面的交流，最遲在北魏時期就發(fā)生了。到了唐代，波斯人有時就在中國境內(nèi)制造大量的工藝品，這些“奇器異巧”中自然有金銀器在內(nèi)。而中國的金銀工匠也曾在中、西亞長期居留并從事生產(chǎn)活動。因此，唐代貴金屬工藝的發(fā)展和興盛，與外來技術(shù)的引進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3)唐代的金銀飾物 唐代的金銀飾物在唐代金銀器中也占相當?shù)谋壤蜓芯空咄⒁饬Ψ旁诮疸y器皿上，常常忽視了金銀飾物(主要是首飾)的存在。在此，我們僅將唐代金銀首飾作以簡要介紹，力圖勾勒出一副首飾的使用及演變圖。
舉凡冠冕、簪釵、鏡梳、填珰、脂粉都稱首飾，共有40多個名目。自原始的頸飾發(fā)現(xiàn)于“山頂洞人”的洞穴中，各代都有首飾出土。延至唐代，首飾的發(fā)展達到了鼎盛階段。各種首飾臻于完善。同時，唐代嚴格的輿服制度，也使首飾成了一種等級觀念的象征。
考古發(fā)掘出土了各種金銀首飾，使我們得以了解到唐代首飾的全貌。唐代的冠飾見于懿德太子李重潤墓石刻上，有一戴鳳冠的宮女圖象，這是我們所見盛唐的鳳冠資料。發(fā)飾是唐代婦女首飾中的大宗。它包括簪、釵、步搖、櫛、金鈿諸物。廣州皇帝崗唐代木榔墓出土的金銀首飾，僅釵的樣式，多達數(shù)種，且都是一式兩件，結(jié)構(gòu)相同，圖象相反，以便左右對稱插帶。西安何家村窖藏并出土有金櫛背。所以唐詩有“斜插犀梳云半吐”之句。其他如頸飾、耳飾、手飾也多有發(fā)現(xiàn)。如手飾中的金銀手鐲，在內(nèi)蒙古土城子發(fā)現(xiàn)了一對喜鵲鬧梅圖案的銀手鐲；山東平魯出土一件金手鐲，重117克，成色95％；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有銀釧6枚。至于戒指，更有多處出土。陜西耀縣發(fā)現(xiàn)的舍利盒內(nèi)，裝有金戒指1枚，銀戒指9枚。唐代婦女的面飾，除描眉涂口紅外，最常見的面飾有花鈿。這是一種用金、銀、羽翠制成的五彩花子，在《長恨歌》中有句云：“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翅金雀玉搔頭”。說得就是楊貴妃自盡后，各種首飾花鈿撒落地上無人收拾的情景。
唐代金銀首飾的發(fā)展，同金銀器皿相同，與當時的社會風尚相關(guān)，并且反映出了政治的盛衰。初唐政治清明，首飾在型式上都帶有一種簡樸之風。唐初李壽墓有石刻女樂部衣著，所見宮女，均無有耳環(huán)手鐲及金銀首飾。開元后政治相對穩(wěn)定，經(jīng)濟復蘇，宮中奢侈之風又日勝一日。韋氏家族墓的首飾資料，就與初唐風格迥然不同。韋項墓石槨線刻有一貴婦裝束入時，頸戴項鏈，頭插步搖，高髻飾寶鈿，非常富麗堂皇。特別是天寶年間貴妃專寵，玄宗僅賜妃姐妹脂粉費達百萬。玄宗每幸華清宮，楊氏五兄妹皆從，“家別為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銹……遺鈿墜嫌，瑟之璣啡，狼藉于道，香聞數(shù)十里。”安史之亂以后，唐王朝一蹶不振，但社會上追求怪異打扮的風尚未減弱。如頭間綴滿小梳，頸佩3串項鏈，處處顯露出有閑婦女的懶散來。此時的首飾佩戴繁縟，遠不及初唐、盛唐利落美觀，完全是一種近乎于病態(tài)的裝飾。社會政治的沒落，導致審美觀念的變態(tài)。在金銀首飾上也明顯地反映出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