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進《三顧茅廬圖》，絹本墨筆，172.2×107cm，明
戴進是明朝早期的著名畫家，天賦異稟的他同時也是我國浙派繪畫的創(chuàng)始人。但就是這樣一位頗負盛名的才子在生活中卻屢屢受挫——遭奸佞之人讒言、明中后期又被指責“氣格卑下”，難道這就是大家口中的天妒英才嗎？
被金飾“耽誤”的畫家
戴進雖從小就有著極高的繪畫天賦，但事實上他并非從人生伊始便踏上了繪畫的道路，古籍中關(guān)于他生平的記載也不完全相同。不過即便如此，我們也可以從以下這兩個故事看起。
戴進《巖壑孤舟圖》，紙本水墨，101×39cm，明
據(jù)記載，戴進在年少時是一個鍛造金銀配件的首飾工匠，無論是人物、花鳥還是釵釧，出自他手的物件全都精美絕倫、巧奪天工。他認為無論是誰拿著自己做的工藝器物，一定都會好好珍藏。
戴進《踏雪尋梅圖》，絹本設(shè)色，150×90cm，明
可誰知有一天，戴進在市場上看到一位熔金者，所熔之物竟全是他精心制作的首飾配件。這時戴進非常驚訝，大受刺激的他回家便和朋友傾訴道：“我在鍛造金器方面付諸了如此多的汗水，嘔心瀝血于此并非只想糊口度日，而是想將其視作能使我名垂千古的藝術(shù)品，可如今竟然有人將它們'付之一炬’，這樣看來此技不做也罷?？墒侨舨焕^續(xù)鍛造飾品，我該如何發(fā)揮自己的長處呢？”
戴進《觀日圖（登高遠眺圖）》，絹本水墨，121×33cm，明
聽到戴進如此言談，朋友安慰：“你將心血全部付諸于金器之上是非常不值得的，因為它們只能被當做玩物受到小孩與婦人的喜愛，而這些人豈能懂得你的用心良苦。你若能將這番才能巧智用于絹素之上，今后必定留名青史?！贝鬟M聽后仿佛如夢初醒，于是就此改學繪畫。
戴進《春山積翠圖》，紙本墨筆，141×53.4cm，明
而另一個故事則提及戴進的父親戴景祥是一名職業(yè)畫師，他之所以有如此才華成就，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惠于家中環(huán)境熏陶所致。但無論從哪個故事出發(fā)，都可以看出戴進是一位出身凡塵的“草根畫家”，而這一點在某種意義上也為其坎坷的人生埋下了伏筆。
戴進《雪景山水圖》，絹本設(shè)色，144.2×78.1cm，明
然而戴進是否有繪畫天賦不能僅聽信其朋友的一面之詞，還得有真憑實據(jù)加以證明才行。而這一則故事便能很好地加以印證：據(jù)說在永樂初年，戴進跟隨父親到京師（今南京），由于攜帶的行李眾多，一到金陵便尋了一位挑夫幫助其背負重擔。
戴進《蜀葵蛺蝶圖》，紙本設(shè)色，115×39.6cm，明
戴進除了拿著幾支畫筆和幾張紙之外，其它物件全部交給了那位挑夫?？梢庀氩坏降氖戮痛税l(fā)生。當時金陵城內(nèi)人頭攢動、車馬擁擠，戴進稍不留神便與挑夫走散了，接連找了許久也并未發(fā)現(xiàn)線索。
戴進《達摩至慧能六代祖師圖》，絹本設(shè)色，33.8×220cm，明
戴進《靈谷春云圖》（部分），絹本設(shè)色，31.6×124.2cm，明
而戴進這時想到自己雖然不知道挑夫的姓名，但卻大致記得其模樣，于是便憑借記憶將他的樣貌畫了出來。隨后，戴進拿著這份“尋人啟事”到挑夫集中之地打聽詢問，誰成想挑夫們看后便立即認出了畫中之人，并帶領(lǐng)他前往其家中要回了行李。
戴進《溪邊隱士圖》，絹本水墨，137.9×75.1cm，明
這件事發(fā)生時戴進至多只有十七八歲，但他卻已然對人物外形、神態(tài)有了極強的感知力。若從另一角度來說，這也印證了其從小跟隨父親學畫，此時已然累積了深厚的造型能力。
戴進《南屏雅集圖》，絹本設(shè)色，33×161cm，明
戴進《長松五鹿圖》，絹本設(shè)色，142.5×72.4cm，明
是金子總會發(fā)光，戴進這匹“千里馬”后來自然也遇到了自己的伯樂——宮中一位姓福的太監(jiān)。經(jīng)由這位“星探”發(fā)掘，戴進由名揚錢塘的地方畫家搖身一變成為了“入駐”宮廷的御用畫師。不過正如一句老話所說——伴君如伴虎，戴進的宮廷生活事實上并沒有表面那么光鮮，甚至可以說是危機四伏。
戴進《溪堂詩意圖》，絹本設(shè)色，194×104cm，明
當時，宮廷畫院中最為受寵的畫師是謝環(huán)、李在、石銳等人，但若論及繪畫水平，戴進都在他們之上。所以這些人便心生妒恨，想找個合適的時機拔除這顆“眼中釘”。
相傳有一次明宣宗召集每位畫家各獻上一件畫作，戴進便呈上了自己的得意之作——《秋江獨釣圖》。因為在當時的條件下，使用紅色對繪畫技法的要求極高，唯有戴進一人獨得古法，而這幅畫主要描繪的就是一位穿著紅袍的人在岸邊垂釣的場景。
戴進《風雨歸舟圖》，絹本設(shè)色，143×81.8cm，明
但也恰好是這一襲紅衣讓謝環(huán)看到了機會，他讒諫到：“這畫雖好，但含義卻非常鄙野。當朝大臣皆身著紅袍，而畫中漁翁也是，這難道是在譏諷朝臣不務(wù)正業(yè)嗎？”聽到這席話，本來暗自贊許的明宣宗竟勃然大怒，即刻勒令戴進離開畫院。
戴進《溪橋策蹇圖》，絹本設(shè)色，137.5×63.1cm，明
戴進《云林仙館圖》，紙本設(shè)色，185×95cm，明
除了這則舊聞，甚至還有人訛傳戴進呈上的“四景山水圖”其中一幅有“禍亂世事”之嫌，如此罪責險些令其掉了腦袋，只得削發(fā)假扮僧人連夜出逃。可誰知此后，謝環(huán)還“念念不忘”地持續(xù)搜尋戴進的下落，致使他只好隱姓埋名，后輾轉(zhuǎn)旅居至云南，依靠售賣門神貼畫為生。
戴進《春游晚歸圖》，絹本設(shè)色，167.9×83.1cm，明
雖然關(guān)于戴進在宮中時常被讒的故事眾多，各家史料文集也有著各異的記載，但恰恰正是這種嫉妒排擠，才更從側(cè)面顯示出戴進拔群的繪畫能力。
因為其生平經(jīng)歷坎坷，所以戴進的畫風是隨著居住環(huán)境的不同而變化著的。譬如其早期主要在杭州、南京一帶生活，致使他的水墨作品幾乎都帶有南宋宮廷蒼勁的遺風，善用水墨濃淡表現(xiàn)山水的空間感。
戴進（原誤題許道寧）《風雪歸家圖》，絹本設(shè)色，145.6×80.3cm，明
而人物方面則承襲了李唐、馬遠繪畫的雄健挺拔之感，行筆變通卻頓挫有力，并工筆、寫意兼長。除此之外其人物畫的題材也非常廣泛，既包括神佛，也涵蓋隱士樵夫，無論何種主題都能做到特點鮮明、別具格調(diào)。
舊傳戴進《撫松觀瀑》，絹本水墨，155.3×81.2cm，明
此后，隨著進入宮廷受到皇家品位的影響，戴進開始了反映帝國大好河山的主題畫創(chuàng)作，其中最明顯的特點便是它們普遍帶有強烈的政治性和道德意味。不過“好景不長”，沒過多久戴進便離開了皇宮。此后的風格則因與文人墨客交往甚密，而呈現(xiàn)出博采眾長之感。
戴進《渭濱垂釣圖》，絹本設(shè)色，139.6×75.4cm，明
作為明朝最有才華、成就最高的畫家之一，戴進可謂是不可多得的“十項全能型選手”。無論是人物、山水，還是花鳥、走獸，無一不能且無一不精。不過從另一角度來看，戴進也是一位“偏科”畫家，畫面美但多數(shù)沒有詩詞題跋，而這一點其實是非常致命的，以至于此后許多人只將其定義為出色的職業(yè)畫家。
被后世“謫貶”的畫家
明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發(fā)生劇變的重要時期，繪畫方面亦然。其風格大致承襲了唐、宋、元三代的繪畫體系，經(jīng)發(fā)展后自成一家，且總體偏重于人文畫派。
戴進《墨松圖》，紙本設(shè)色，29.4×148.2cm，明
戴進《海水旭日卷》（局部），絹本設(shè)色，24×156cm，明
由于此前元代的政治環(huán)境對畫家來講相對寬松，他們多能較自由地直抒胸臆。又加之此前“元四家”——趙孟頫、吳鎮(zhèn)、黃公望、王蒙對后世的深刻影響，以至于明朝初期的山水畫還留存有較強的元代遺風。
戴進《鍾馗出山圖》，絹本設(shè)色，190×120.4cm，明
直至明朝遷都北京后，明成祖試圖仿效宋代宮廷的書畫體制建立畫院，但幾經(jīng)嘗試卻未能實施。只有在后來將文華、武英、仁智三殿視為與宋代翰林書畫院同等性質(zhì)的機構(gòu)，以供侍奉內(nèi)廷的書畫家活動創(chuàng)作。
然而隨著時代發(fā)展，明中葉后吳門畫派“長勢喜人”，大家的喜好也逐漸向其傾斜。而在此時的文人畫評畫者中則非常惡劣地出現(xiàn)了按照畫家身份、地位評判其作品價值的輿論傾向，致使浙派繪畫日益遭到冷眼，地位每況愈下。
戴進《洞天問道圖》，絹本設(shè)色，210.5×83cm，明
而被奉為“浙派創(chuàng)始人”的戴進這時便因其出身低微、文化水平較低而被指責“氣格卑下”，就連其作品也無法逃脫被“申斥”的命運。
不過話說回來，此種對浙派繪畫的攻擊大多出于低淺的門派之見，僅從文人畫注重文學書法的角度評判浙派畫家之作是不公平且不合理的。
總體來說，浙派繪畫能在藝術(shù)風格上更加貼近生活，也正是因為其中許多畫家來自市井，這種與人民的羈絆正是文人們所無法了解和體察的。所以無論從何種角度來說，以戴進為代表的浙派畫家值得冠有一個更加恰當、公允的評價。
戴進《聘賢圖》，絹本設(shè)色，132.5×71.5cm，明
縱觀戴進的一生，即使其才華無限，但卻好似一匹迷途的千里馬，在望不到終點的旅途中歷盡艱險，仿佛應(yīng)了那句“天妒英才”的老話。不過好在時間是萬能的良藥，得以濯洗后人蒙塵的雙眼，讓大家看清了戴進真正的樣貌——明朝繪畫的一代宗師。
[編輯、文/趙子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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