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加繆誕辰一百周年，譯林出版社送了我一套名為《孤獨與團結》的明信片，背面印著加繆那些蠱惑人心的句子，比如《反抗者》中的“對未來真正的慷慨在于把一切都獻給現(xiàn)在”,比如《局外人》中的“我覺得我過去曾經(jīng)是幸福的，我現(xiàn)在仍然是幸福的”。正面則是加繆的照片，其中最著名那張被公認為神似亨弗萊·鮑嘉，加繆叼著煙，毛呢大衣的領子翻起來微微遮住耳朵，露出四分之三張臉。還有一張是加繆和妻子弗朗辛抱著他們的雙生龍鳳胎，加繆依然叼著煙，他手里的那個可能是女兒凱瑟琳。今年法國沒有為加繆辦什么紀念慶典，凱瑟琳說，這才是父親想要的，他始終是一個局外人?！豆陋毰c團結》這個名字來自加繆的一個短篇《約拿——或工作中的藝術家》，小說中的藝術家臨終時說出一個單詞，但是旁人聽不清楚他說的究竟是“孤獨”(solitaire)，還是團結(solidaire)，這也是加繆終生的困境。

我盯著那些照片想：誰會不愛加繆呢？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正如托尼?朱特在《責任的重負》里提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后，加繆的聲譽一直走下坡路，法國人普遍認為他已經(jīng)多年沒有推出真正的重量級作品了。1959年在平生最后一次接受訪談時，極度孤獨中的加繆說：“我不為任何人發(fā)言，為我自己都已是難上加難了。”在1951年出版《反抗者》之后，加繆和曾經(jīng)的摯友薩特一刀兩斷，薩特給他寫信說：“如果您今天斷絕了它（指二人之間的友誼），無疑是它應該被斷絕。使我們接近的事多，使我們分離的事少，但是，這少仍嫌太多……”加繆給薩特的信則干脆這樣開頭：“致《現(xiàn)代》雜志主編……”在薩特和加繆初始時，波伏娃甚至擔心薩特愛上了他，因為薩特談論加繆時的語氣就像在談論一個女人，他們的分手也像情人的決裂：萬分痛苦，永不回頭。

加繆和薩特其實有著相同的原點，即世界的本質本是不堪（加繆用的“荒謬”，薩特用的“惡心”），然而他們卻走向完全背道而馳的終點。這件事早在二人的政治分歧前就有征兆，1938年加繆給薩特的《惡心》寫下評論：“有一類寫作的錯誤在于相信這一點：生命是不幸的，所以生命可悲……宣告存在的荒謬性不能作為目的，它僅僅是一個起點而已。”對于薩特來說，因為存在本身惡心，所以這種惡心感將永遠預示著生命是一場悲劇。但對于加繆來說，再也沒有比西緒弗斯推石頭上山更加荒謬的命運，然而不要忘記，西緒弗斯是一個幸福的人。

荒謬同樣可以意味著幸福，這是加繆在小說《局外人》、戲劇《卡里古拉》和隨筆集《西緒弗斯神話》中重復論述的主題，加繆喜歡這樣的三重復調，后來當他想論述“反抗”時，他同樣寫了一部小說《鼠疫》、一部戲劇《正義者》，與一部隨筆集《反抗者》，正因為太赤裸地想用文學作品講述哲學思考，即使是像我這樣迷戀加繆的讀者，也不得不承認他的作品不能劃為一流，他只是一個一流的人而已。

加繆的辦公室里只有兩幅肖像，一幅是托爾斯泰，一幅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加繆把后者的《群魔》改編為話劇，《反抗者》也被視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一頭一尾，分別是存在主義的開篇和終結之作。但他從來沒有寫出過伊凡或者基里洛夫這樣復雜的人物，而托爾斯泰舒緩的敘事節(jié)奏，對日常生活的把握，更是加繆從未能抵達的文學秘境，他總是太著急于寫出生活的總結陳詞，但生活豈能被那樣輕易地總結。加繆還有一些令人激動的火花，然而它們似乎卻始終僅僅作為火花而存在，比如阿倫特“平庸的惡”早在《正義者》中就已經(jīng)有所顯現(xiàn)，劇中的卡利亞耶夫在暗殺大公后入獄，遇到苦役犯弗卡，弗卡說，絞死犯人的活都是由他來干，因為絞死一個，可以減掉一年徒刑，這是件便宜事兒。卡利亞耶夫說；“他們?yōu)榱损埶∧愕淖镄?，又讓你犯新的罪？”弗卡說：“這不算犯罪，只是奉命行事?！?/p>

《反抗者》中對革命目的與手段的反思，也可以視為加繆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的致敬，他反對用目的證明手段的正義性，認為革命只會帶來暴政：“一切現(xiàn)代革命均導致國家的加強。1789年革命引來了拿破侖，1848年革命產生了拿破侖三世，1917年革命使斯大林掌權，二十年代意大利的動亂使墨索里尼上臺，魏瑪共和國招致希特勒的統(tǒng)治。”《反抗者》還提到真正的卡利亞耶夫（而不是《正義者》中他想象出來的那個）：“卡利亞耶夫本人信仰上帝。薩萬科夫在一次未遂的刺殺行動之前幾分鐘，人們在街上看到他站在一座圣像前面，一只手握著炸彈，另一只手在畫十字。但他拋棄了教會。在處死前，他在牢房拒絕見神甫?！钡牵瑢τ诟锩姆N種罪惡，有什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還沒有闡釋清明的呢？左派知識分子們諷刺他是面向高中生寫作的哲學家，加繆就只好辯解說，自己從未自視為哲學家，這句話他說過多次，聽起來讓人心酸。

后人談及加繆與薩特時，習慣性把他們視為戰(zhàn)后歐洲反共與擁共兩大陣營的代表人物，仿佛兩個人都在同樣熱切地介入政治且立場堅定。如果說薩特一生都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就寫出《惡心》和《蒼蠅》的薩特，加繆對自我卻沒有那樣確信。1944年在法國法西斯御用文人布拉西亞克案的審判期間，加繆和1952年的諾獎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亞克有過公開分歧，加繆曾經(jīng)寫過：“我一提正義，莫利亞克先生就談仁愛。我反對寬恕，我們現(xiàn)在索求的懲罰是一種必需的正義，我們必須拒絕一種‘神圣的仁愛’。”但是在布拉西亞克被判處死刑之后，加繆又在莫利亞克組織從寬處理的請愿書上簽名，這個故事更有趣的是，幾年之后，莫利亞克承認自己對寬容和特赦的呼吁有不成熟之處，而加繆則說：“莫利亞克先生是對的，我錯了?！?/p>

這才是真正的加繆，一個坦承自我、將會推翻自我的人，后來在阿爾及利亞的問題上，加繆讓人失望地并未對法國的殖民行為進行直接批評，托尼·朱特就說，這是因為在這個問題上，加繆在個人知識、記憶和他對平等適用正義原則的追求之間真正陷入了進退維谷狀態(tài)，“知識分子的責任不在于采取一個立場，而在于在不存在立場的地方拒絕采取立場。在這些情形里，沉默似乎是他最深層的情感的最佳寫照?！豹q猶豫豫的加繆就像是以賽亞·柏林多元論的踐行者，他相信真理，然而他更相信這個世界上從來不存在一種真理，可以概括萬事萬物。有些人（比如薩特和波伏娃）可能會覺得這樣的沉默與游離只能證明其軟弱，但當政治狂熱成為歷史，我們清晰地看到，這個把正義與溫情、勇氣與軟弱一同攬為自身重負的男人，遠比其他過于自我篤定的人，代表了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榮譽。

加繆唯一毫不動搖的，是西緒弗斯式的希望，這種希望不基于命運，不基于上帝，只基于人的反抗，人的自由。在《局外人》中，默爾索對生命的安排沉默以對，但在《鼠疫》中，里厄醫(yī)生卻已經(jīng)明白在強大的瘟疫面前，所有的手段可能都毫無用處，然而“必須作這樣或那樣的斗爭而不該屈膝投降……對此只有一個辦法：與鼠疫作戰(zhàn)。這個真理并不值得大書特書，它只不過是理所當然而已”。反抗不是為了勝利，而是在反抗中，我們方可存在。生命生而荒謬，邪惡宛如瘟疫，而且像黑夜般永不滅亡；但是加繆說，人的身上，值得贊賞的東西總是多于應該蔑視的東西；加繆還說，這茫茫黑夜就是我的光明。1954年，加繆出版了《夏天集》，他在書里溫柔地寫下：“在隆冬，我終于知道，我身上有一個不可戰(zhàn)勝的夏天?！奔涌妼儆谙奶臁?/p>

（責任編輯：王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