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吳錚強
▲寧波南宋石刻公園
（一）東錢湖史氏家族墓群
南宋明州（今浙江寧波）丞相世家史氏的家族墓葬群，構(gòu)成了今天寧波東錢湖南宋石刻（史氏墓道石像生）的主體部分。東錢湖附近的史家墓葬大致分為三個區(qū)域：一是今天南宋石刻公園附近的橫街村、大慈山一帶，史浩、史彌遠宰相父子的陵墓都在這里；二是東錢湖東畔、南宋石刻公園東北三五公里的下水村一帶，這里是史家發(fā)跡前的祖墓，包括史家科舉開端人物、徽宗朝以“八行”登科的四世祖史詔及其母親葉氏的陵墓；三是東錢湖東北10公里之外的東吳鎮(zhèn)寶華山、五鄉(xiāng)鎮(zhèn)省岙一帶。至于第三代丞相史嵩之，他葬在更加遙遠的慈溪縣石臺鄉(xiāng)車廄（今浙江余姚車廄村）。
今天散落各處尚未破壞殆盡的史氏墓道石像生多遷至南宋石刻公園集中保存、展示，雖然打破了原來墓葬分布的格局，但從文物保護和展示的角度講不失為明智之舉。不過下水村祖墓的石像多未遷移，其中保存最完整的其實是史詔及其母葉夫人的墓前石刻。史氏始遷祖史惟于五代后晉時遷入明州城內(nèi)，三世祖史簡始業(yè)儒，娶慈溪學(xué)者葉世儒之孫女。史詔是葉夫人的遺腹子，葉氏刻苦培養(yǎng)史詔，而史詔以孝母聞名?！鞍诵小笔侵感ⅰ?、睦、姻、任、恤、忠、和八種優(yōu)秀品德，徽宗朝實行“八行取士”，史詔因此受召而不赴，隱居?xùn)|錢湖奉養(yǎng)葉氏，徽宗賜“八行高士”稱號。重和元年（1118），史詔之子史才登進士第，南宋時官至簽書樞密院事。史詔墓在綠野村響鈴山，至今墓道仍存石椅、文相、武勛、立馬、蹲虎、跪羊等，相對其他史家墓葬已屬十分完整，唯體量較小、雕刻質(zhì)量一般。不過史詔墓有一件罕見的文物，即墓道石像起首尚存的一把石椅，這既是宋代坐椅普及化的實物證據(jù)，也是地上文物中唯一一把宋椅。不過現(xiàn)在墓地所見是復(fù)制品，原物放在不遠處史家祠堂的玻璃罩中保管，并且號稱“天下第一椅”。史詔母親葉夫人的墓道不僅留下了石虎、石羊，還有罕見的一對石筍狀神道柱，筍在江南有多子多孫的寓意。坐落在下水村長樂里山的葉氏墓已于2005年重修，“宋冀國夫人葉氏太君墓”的墓碑則是民國年間（1935）重修時所立。
橫街村、大慈山一帶可以理解為史浩、史彌遠的家族墓。史詔之子、史浩生父史師仲的墓也在這里，不過陵墓幾乎毫無保留，只是發(fā)現(xiàn)了一塊“累贈太師越國公希道府君、累封越國夫人洪大君墓”的墓碑，“希道”是史師仲的字。史浩是宋孝宗繼位前的老師、繼位后的宰相，他的墓冢封土已是竹海一片，墓道石像也僅?；牟葜械钠扑闅埣?002年，橫街村出土巨大的史浩神道碑殘件與碑座赑屃，殘件上還有宋寧宗御書“純誠厚德元老之碑”碑額中“純”“元老”等字。史浩的長子史彌大、次子史彌正葬在兩側(cè)，周邊還有史浩孫輩的墓葬，墓道石像多散落在四處。
寧宗、理宗兩朝的宰相史彌遠是史浩的第三子，他與母親周氏葬于附近的大慈岙。周氏出身紹興漁家，墓道石刻已移于石刻公園，其中一對臥羊造型尤為優(yōu)美，武勛石刻高340厘米，體型挺拔而雕刻精細。至于史彌遠墓，還能見到封土、重新修補的墓前享殿以及墓道上的兩株銀杏。據(jù)說20世紀50年代墓道建筑等還比較完整，此后墓地改建茶場，大慈寺（功德寺）拆毀，今天墓道上的一組石像則是復(fù)制品。不過我去享殿內(nèi)除了收集散落的建筑構(gòu)件之外，門板上還有今天的好事者以粉筆題寫的《謁史大丞相墓》：
八百風(fēng)雨滄桑路，丞相墓前柏半枯。誅韓議和進身階，輔佐兩宗功業(yè)就。半壁江山難扶起，恢復(fù)中原終成空。殘垣斷壁多少時，今日枯木又逢春。
史彌遠胞弟史彌堅的墓在東吳鎮(zhèn)寶華山，史嵩之的生父史彌忠則葬在五鄉(xiāng)鎮(zhèn)省岙，這一帶的史氏家族墓的墓道石像多已移入石刻公園。至于南宋石刻公園本身坐落在史彌遠墓不遠處，是以墓道石像保存最為完整的史嵩之祖父史漸墓為基礎(chǔ)拓展而成。
▲史詔墓石椅（原件與復(fù)制件）
▲葉氏墓道（石筍）
（二）滿朝紫衣貴，盡是四朝人
今天寧波市鄞州區(qū)人民政府官網(wǎng)這樣介紹南宋石刻公園：
東錢湖南宋石刻是2001年6月國務(wù)院公布的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由此建成的東錢湖南宋石刻博物館坐落于東錢湖東岸的黃梅山麓深林綠谷之中，以保存較為完好的南宋丞相史浩堂弟史漸墓道為核心、向周圍稍作展開而建成。此地風(fēng)景秀麗，左為青龍山，右為白虎山，前有一溪谷小平地，上水溪潺潺流過，面對連綿起伏、積翠鎖嵐的龍口山（案山），非常符合古代中國的“風(fēng)水堪輿學(xué)”原理。博物館周邊不久將興建植物園、中國森林博物館及森林度假區(qū)等旅游度假設(shè)施，串連成東錢湖最為獨特亮麗的自然與人文和諧組合的旅游線。博物館占地面積6.7公頃，由室內(nèi)陳列和室外陳列兩大部分及周邊眾多石刻分布點組成。主要為南宋史氏望族墓葬神道的地面石刻和明代少傅兼太子太傅余有丁墓葬神道的地面石刻群體，其中屬南宋時期的石刻140余件，由宋太師齊國公史漸墓道、宋衛(wèi)國忠獻王史彌遠墓道等4處墓前石刻組成；這些墓道長50米至數(shù)百米不等，現(xiàn)存較為完整。其墓道選址運用堪輿學(xué)原理，依山臨水，兩旁按王公禮制，從下而上一般有神道坊、石筍、石鼓、石羊（石虎）、石馬、武將、文臣依次相對而立。石刻造型比例適度，線條流暢、精美傳神；武將戴盔穿甲，雙手握劍，威武肅穆；文臣戴冠穿袍，雙手執(zhí)笏，沉靜含蓄；石馬披鞍系韁，昂首挺立；石虎蹲伏昂首，豎耳睜目。馬鞍等處還飾有纏枝牡丹、海獸波濤等圖案，表達美好意象，使石刻作品達到了寫實風(fēng)格和浪漫主義的完美統(tǒng)一，為考證史氏顯赫家世和南宋歷史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屬元明時期的石刻40余件，主要為余有丁墓道墓前石刻，整組石刻陳置完整，氣勢雄偉。尤其是望柱，高10米，頂端蹲伏駿猊，勢態(tài)威猛，刻畫精致，在我國現(xiàn)存發(fā)現(xiàn)明墓中較為罕見。
地方政府主要從造型藝術(shù)的角度推介史氏家族的墓道石刻是容易理解的事情，作為歷史學(xué)者參觀南宋石刻公園也會被上百件石像生排列組合的氣勢所震撼——這絕不是一般的墓道可以媲美的景觀，讓人更加深刻地回憶起那個“滿朝紫衣貴，盡是四朝人”時代。事實上宋朝還有另一組同等規(guī)模的墓道石刻群景觀，那就是散布在鞏義田野中的北宋皇陵，紹興的南宋皇陵則由于元朝的惡意破壞而沒有留下任何地面文物。明州史氏三代丞相橫亙著從宋高宗到宋理宗四朝歷史，史氏退出政治舞臺時南宋已行將滅亡，從這種意義上講南宋150年的歷史相當(dāng)程度上是四明史氏的時代。特別是宋理宗前期史彌遠當(dāng)政，出現(xiàn)了“進退人才，興廢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為人之主，而自朝廷達于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的局面。史彌遠能成為權(quán)相，寧宗朝是因為聯(lián)合楊皇后誅殺前一個權(quán)臣韓侂胄，理宗朝更因為皇帝就是史彌遠扶立，以至于宋理宗繼承的合法性受到質(zhì)疑。當(dāng)時最露骨的挑戰(zhàn)來自一位四川進士鄧若水，他竟直言宋理宗是史彌遠擅自廢立，為此還殺害了皇位的合法繼承人濟王趙竑：
寧宗皇帝晏駕，濟王當(dāng)繼大位者也，廢黜不聞于先帝，過失不聞于天下。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濟王，并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于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弒乎？非篡乎？非攘奪乎？
他還提出了駭人聽聞的解決史彌遠廢立問題的辦法：要么理宗退位，要么史彌遠罷相，要么干脆誅殺史彌遠，“除大奸然后可以息大難”。當(dāng)然鄧若水根本不能撼動史彌遠，史彌遠至死仍牢牢把控朝政。不過史彌遠的權(quán)勢終究沒有達到可以謀權(quán)篡位的地步，他與理宗相差40余歲，在理宗繼位九年之后病逝，理宗開始親政。
▲史浩神道碑殘件
▲寧波南宋石刻公園
（三）公忠翊運定策元勛之碑
史彌遠畢竟是宋理宗的定策功勛，理宗親政后并沒有清算史彌遠。史彌遠病重期間已經(jīng)加官至太師、魯國公，并組成了以史彌遠親信構(gòu)成的宰執(zhí)班子。史彌遠去世后更贈官中書令、追封衛(wèi)王、謚忠獻，還把本應(yīng)歸還朝廷的宰相賜第改為史氏家廟。至此，宋理宗與史彌遠的君臣關(guān)系可謂始終如一。在這種背景下，為什么宋理宗在史彌遠去世20年后才為其制造神道碑，就成為一個值得特別討論的問題。
淳佑十二年（1252）六月二十六日，宋理宗突然下詔，說史彌遠當(dāng)年誅殺韓侂胄是“嘉定更化之績”，扶立他當(dāng)皇帝是“甲申定策之功”。這樣一位“光輔兩朝，備殫忠藎”的功勛之臣，竟然死了二十年也沒有立神道碑，似乎有違朝廷典制，也引起了皇帝深切的同情，“銘書太常，永有休聞，而薨背越二十年，隧道之碑未立，朕甚憫焉”，所以要按北宋時趙普、韓琦的規(guī)格，由皇帝撰寫一篇神道碑。趙普的神道碑是宋太宗御撰，韓琦的神道碑是宋神宗御撰，現(xiàn)在宋理宗要為史彌遠“親御翰墨，為制碑銘”，這樣的待遇就遠遠超過了宋寧宗為史浩題寫神道碑額首了。問題是史彌遠當(dāng)年扶立的是宋理宗，去世時在位的也是宋理宗，宋理宗怎么就過了二十年才想起來給史彌遠立神道碑呢？這是之前壓根沒想到，還是一直想不好怎么寫這神道碑呢？又或者本來不想為史彌遠立神道碑，二十年后受了什么刺激，突然之間“朕甚憫焉”想起來要“親御翰墨，為制碑銘”了呢？
史彌遠去世二十年，南宋的政治已經(jīng)發(fā)生根本性變化。史彌遠當(dāng)政時，因為金朝受到蒙古的進攻，宋金再次開戰(zhàn)。史彌遠去世后沒三個月，南宋就聯(lián)合蒙古消滅了金朝。緊接著宋蒙開戰(zhàn)，淳祐十二年（1252）是蒙哥侵宋的僵持階段，離開慶元年（1259）蒙哥命喪釣魚城下還有很多年。或許是忙于與蒙古開戰(zhàn)讓宋理宗無暇顧及史彌遠的神道碑，但淳佑十二年突然想起此事必有緣故。史彌遠對外并無戰(zhàn)功可言，宋蒙交戰(zhàn)多年，顯然不會刺激宋理宗“為制碑銘”。然而在內(nèi)政方面，淳佑十一年（1251）確實發(fā)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年初立其侄子為皇子，改名禥，基本上就已確定皇儲人選，趙禥就是宋度宗。至十一月，宰相鄭清之去世，宋理宗又以謝方叔、吳潛為宰相。鄭清之是當(dāng)年史彌遠為行廢立而為宋理宗安排的老師，史彌遠去世后繼任宰相。鄭清之去世后，宋理宗一度打算復(fù)用史彌遠的堂侄史嵩之為宰相，但考慮再三之后決定放棄。這樣說起來，史彌遠的時代應(yīng)該到鄭清之去世才真正結(jié)束。宋理宗確定皇儲后也想為皇子安排一些老師，而新任宰相吳潛反對據(jù)說智力低下的趙禥繼承皇位。史書記載吳潛在景定元年（1260）立太子前對宋理宗說過“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边@樣極不恭敬的話，他對趙禥、史彌遠的態(tài)度應(yīng)該是一以貫之，這或許可以為史彌遠去世二十年后宋理宗突然為其御制碑銘提供了一個合理的解釋——追加對史彌遠的堅定支持，就是為了清除吳潛質(zhì)疑趙禥（度宗）與理宗自己繼位合法性的不良政治影響。
▲史彌遠墓
（作者系浙江大學(xué)歷史學(xué)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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