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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 剛
《光明日報》（ 2022年12月12日 15版）
【光明書話】
編者按
??顧頡剛先生說譚其驤先生，“歷史地理，是你一生精神所寄，只有你才能成此綜結之業(yè)”。周一良先生說，譚其驤把中國傳統(tǒng)的沿革地理之學發(fā)展擴大加深，開創(chuàng)建立了中國歷史地理這門科學。
??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學界這樣評價譚其驤先生。身為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學部委員的譚先生，是現代中國學界少有的橫跨歷史學和地理學的學者。他把最大的熱情和最多的智慧，獻給了歷史地理學科、歷史學科甚至是我國現代學術文化建設的重要事業(yè)。
??本期光明書話邀請《譚其驤歷史地理十講》選編者孟剛，講述譚其驤先生的治學之道。
??“中國歷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客體比外國要豐富得多，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是中國所特有的，不可能從國外找到現成的模式。所以我們必須在學習國外經驗的基礎上，開創(chuàng)中國自己的學科理論和方法。這固然給我們的學科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也意味著這門學科具有更廣闊的前景。每個有志獻身于這門學科的學者都可以大有作為?！?990年11月12日，譚其驤先生在“慶祝譚其驤80壽辰暨從事學術活動60周年國際中國歷史地理學術討論會”開幕式上如是講。
??一輩子，譚其驤先生心心念念的就是“一定要在我們這一代人手里，把歷史地理的學科體系建立起來”。
鍥而不舍 終身以之
??20世紀80年代初，譚先生患腦血栓不良于行，有人勸他不要再承擔集體項目，集中精力搞點自己的研究，譚先生淡淡一笑，仍抱病主持修訂內部本《中國歷史地圖集》、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等。在沒有完成列入國家計劃的集體任務之前先搞個人著述，他不愿意那樣做。晚年的譚其驤先生爭分奪秒、忘我工作，實踐了他“鍥而不舍，終身以之”的人生追求。
??由于把主要精力和時間都投入到《中國歷史地圖集》，譚先生生前竟沒有出版過一本嚴格意義上的專著。他對歷史地理的真知灼見體現在幾十篇學術論文中，先后結集為《長水集》（上下冊）、《長水集續(xù)編》及《長水集補編》，2015年由他的學生和晚年助手葛劍雄先生編為《譚其驤全集》（兩卷）。但事實上，譚先生晚年曾計劃整理自己多年來講授“中國歷史地理”的講義，在此基礎上撰寫一部四五十萬字的《概論》。令人欣喜的是，目前還能看到他各個時期講授這門課的講義及學生的聽課筆記。
??1982年，他在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成立大會上講話提到，要建成一個名副其實的研究所，要能很好地完成國家交給的任務，就“一定要能和學科建設結合起來”。經過十年的艱苦努力，我們“要寫出一部完整的《中國歷史地理概論》”。那時候，他還談到具體的構想：《中國歷史地理概論》“這里面既包括歷史自然地理的各個方面，也包括歷史人文地理的各個方面。自然包括氣候、植被、地貌、河流、湖泊、水文、海岸、土壤、沙漠等，人文要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交通、城市——疆域政區(qū)、產業(yè)分布、民族分布遷徙、重要戰(zhàn)爭與地形交通的關系、交通路線、著名旅行家、宗教、語言、民俗、人才的地區(qū)分布、全國性大城市、各地區(qū)的城市、大至國都小至一地區(qū)的城鎮(zhèn)聚落的分布和發(fā)展。一句話，凡是今天的地理學講到的，歷史上只要有一定數量的資料，都應該成為我們研究的對象。在寫出研究論文的基礎上，予以總結概括，寫入我們的《概論》?！弊T先生心目中的《概論》不僅僅是歷史地理各分支研究內容的敘述，更需要的是在各分支學科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先撰寫出專題研究成果，再進行提煉概括和總結。然而遺憾的是，直到1992年譚先生去世，他最終沒有寫出這部學界矚望甚殷的《中國歷史地理概論》。
??在譚先生逝世30周年之際，中華書局出版了由葛劍雄先生等人選編的《譚其驤歷史地理十講》（以下簡稱《十講》），把譚先生最具代表性的歷史地理學文章精選、精校，按照學科體系進行編排，呈現出嶄新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這本書或可稍微彌補譚先生未能親自撰成《概論》的遺憾。
開創(chuàng)中國歷史地理學科
??譚其驤先生是中國沿革地理研究的集大成者，又是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奠基人與開拓者。從他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和撰寫的學術文章可以看到，在他手中真正實現了從沿革地理到歷史地理的轉變。正如周一良先生所說，譚其驤把中國傳統(tǒng)的沿革地理之學發(fā)展擴大加深，開創(chuàng)建立了中國歷史地理這門科學。
??沿革地理的研究內容包括歷代疆域、政區(qū)、都邑、河渠等，但主要是研究歷代疆域政區(qū)的演變，是傳統(tǒng)史學范圍內的絕學。歷史地理學則是研究歷史時期地理現象及其演變規(guī)律的學問。政區(qū)地理是歷史地理研究的基礎，也是譚先生用力最久最深的領域。他一生講得最久的一門課是“中國歷史地理”。
??1931年秋，他在燕京大學讀研究生，旁聽顧頡剛先生的“《尚書》研究”課，對顧先生講義中關于西漢十三刺史部制度提出異議，和顧先生多次書信往還進行討論。這次討論最終弄清楚了漢武帝的十三州等問題，不僅進一步激發(fā)了他鉆研沿革地理的興趣和信心，還提高了他獨立做研究工作的能力。1932年春，譚先生第一次登上大學的講臺，在輔仁大學講授《中國地理沿革史》。1934年譚先生和顧先生主編《禹貢》半月刊，之后他又先后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等校任教，講授沿革地理、中國地理、中國歷史地理、中國通史、斷代史等課程。
??譚其驤先生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對沿革地理有精深的鉆研，多是考訂史籍，復原和描述這些地理現象的變化，撰寫過《秦郡新考》《新莽職方考》等一系列考證文章，《新莽職方考》還被收入《二十五史補編》。他從1955年春開始主持重編改繪楊守敬《歷代輿地圖》，在全國各協作單位共同努力下，1978年出版內部本《中國歷史地圖集》，1988年公開本全部出齊?！秷D集》最終包含20個圖組、304幅地圖，反映了上起原始社會、下迄清朝末年，中國歷史上疆域政區(qū)的變遷全過程。譚其驤和同事們花費了幾十年對歷史地理著作進行梳理，逐一考證各個斷代的政區(qū)和疆域，利用正史地理志等編制政區(qū)表、地名表，考證政區(qū)表中各級政區(qū)治所地點和界限范圍在現代地圖中的位置，形成釋文，然后將點、線標識于現代實測地圖制成的底圖上?！秷D集》共定位地名7萬多個，繪制了已知的原始社會遺址和其他時期的重要遺址，中國歷史上各民族的活動范圍和所建政權的疆域政區(qū)，秦以前見于記載的全部可考地名，自秦代開始全部縣以上地名和一、二級政區(qū)的界線，可考的長城、關津、堡寨、谷道、陵墓等，主要的河流、湖泊、山嶺、海岸線、島嶼等。對中國疆域政區(qū)演變的局部和整體，譚先生都有非常全面和深刻的體會。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后，譚先生的研究開始推進到對地理現象變化的原因和規(guī)律之深入探究。比如《十講》中第二講《中國歷代政區(qū)制度演變概述》和附錄《歷代疆域政區(qū)概述》可以視作一個整體成果，對中國歷代政區(qū)變遷有非常完整的梳理和總結。
??附錄《歷代疆域政區(qū)概述》全文3萬字，是譚其驤先生對中國歷代興衰遞嬗和疆域政區(qū)變革進行的全景式敘述與概括，更是譚先生一生對于通代疆域政區(qū)演變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歷史地理學科的基礎，簡明扼要，高屋建瓴，其中蘊含著他對中國疆域政區(qū)演變的通盤思考以及對中國史研究的深邃思考。
??1981年5月27日，譚先生應翁獨健先生之邀，參加在北京香山舉行的“中國民族關系史研究學術座談會”。會上，譚其驤作了發(fā)言，希望廣泛聽取史學界的意見，以便作為《中國歷史地圖集》修訂工作的指導思想。他的講話得到與會者極大重視和高度評價，會后根據錄音整理了講演稿，刊于1988年第三期《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導報》上。該文后又經過譚先生修改，最終刊發(fā)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1年的創(chuàng)刊號上?！稓v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是歷史學和歷史地理學的名篇，收錄在《十講》中的第一講里，是譚其驤先生幾十年主持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理論認識。
??從主持《中國歷史地圖集》編繪工作之始，譚其驤先生就在思考歷史上的中國及其疆域問題。經過長期、反復的討論和實踐，他和同事們最終確定了一個原則：“18世紀50年代清朝完成統(tǒng)一之后、19世紀40年代帝國主義入侵以前的中國版圖，是幾千年來歷史發(fā)展所形成的中國的范圍。歷史時期所有在這個范圍之內活動的民族，都是中國史上的民族，他們所建立的政權，都是歷史上中國的一部分?！薄吨袊鴼v史地圖集》的編纂從最早的讀史地圖，轉變成反映幾千年中國疆域政區(qū)變遷過程的大型地圖集，為新中國的民族團結與國家統(tǒng)一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這一重要理論，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仍然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在史料與地理實踐中開拓
??歷史地理學從學科體系上屬于地理學，但面對浩如煙海的歷史資料，研究方法除了地理學以外，主要的還是歷史學的方法，這種方法就是如何從史料中繁復的古代地名變遷里發(fā)現地理現象的變化，再從若干地理現象的變化中找到發(fā)展變化的原因和規(guī)律。
??20世紀70年代中期譚其驤先生主持編撰《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其中黃河、長江等變遷的相關研究成果就是他和同事們在長期編圖過程中積累的史料和發(fā)現的問題。
??《十講》中第八講《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涉及黃河史研究，也是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的一個重點和難點。整篇文章的著力點在于通過研究秦漢至唐代黃河中游政區(qū)的變動、游牧民族與漢民族的遷徙、農業(yè)開墾等現象，發(fā)現土地利用的變化對黃河中游水土保持的直接影響，而中游的水土保持又直接影響到下游河道的安全。利用這一區(qū)域郡縣的增建、戶口的繁殖等政區(qū)地理資料來考察區(qū)域地理變化的過程，是典型的歷史文獻研究方法，其中政區(qū)變動過程是衡量民族間遷徙流動非常重要的指標。
??對《譚其驤歷史地理十講》中相關文章形成過程予以考察，我們可以對中國歷史地理學科發(fā)展有更深入的思考。歷史地理學的主要目的是經世致用，探討的是國家層面的大問題，歷史地理學的發(fā)展同社會需求、科學技術進步密切相關。正是因為新中國的成立和現代地圖測繪技術的發(fā)展，才有機會編制涵蓋全國的通代《中國歷史地圖集》?！吨袊鴼v史地圖集》的編纂，為從沿革地理到歷史地理的轉變提供了歷史機遇。1965年，吳晗先生就曾在“重編改繪楊守敬《歷代輿地圖》委員會”會議上提出，要通過編圖工作，在國內建立歷史地理學科，把歷史地理學發(fā)展起來。新中國成立以后，黃河、長江的治理，邊疆的鞏固與發(fā)展，政區(qū)的調整，經濟建設的迫切需要等各方各面，都不斷對歷史地理學提出強大需求。結合現實在這些方面展開深入研究，既是為國家發(fā)展服務，也是歷史地理學科本身發(fā)展的必經之路。中國歷史地理學不是因為引進西方相關理論才發(fā)展起來的，它有自身的發(fā)展規(guī)律，是在解決中國實際問題上一步步成長起來的；另外它也不是簡單套用近現代地理學的分類與分支搭建出來的，而是需要歷史地理研究者在史料和地理調查等實踐中不斷發(fā)掘與開拓，探究內在的變化，總結客觀的規(guī)律。
??學界都知道譚先生的著作是佳作，但是不容易看懂。譚先生的論文信息量大，邏輯縝密，沒有一定歷史地理知識的儲備，確實不易理解。此次《譚其驤歷史地理十講》的選編，充分利用古籍數據庫，對全書做了仔細的引文核對，將原文所注今地調整為2021年年底行政區(qū)劃。為了方便閱讀和理解，對較長的篇目酌情分段，所用的小標題盡可能采用譚先生原文，使得整理本成為一個非常方便閱讀和理解的文本。《十講》通過編輯處理，把一些高深艱澀的學術成果轉化為適應現代閱讀習慣的讀物，也是傳統(tǒng)文化現代化轉化的重要途徑。
??（作者：孟 剛，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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