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是瑞典 Followlocalsweden
瑞典前首相卡爾·比爾特在一條在紀念丹麥和挪威入侵81周年的一條推文中表示，如果瑞典遭到納粹德國的入侵，瑞典會比丹麥和挪威更加頑強地抵抗，這一言論激怒了兩國民眾。
卡爾·比爾特（Carl Bildt）曾在1991年至1994年間擔任瑞典首相，他聲稱德國法西斯軍隊和希特勒（Adolf Hitler）很難攻占瑞典。
1940年，瑞典的國防實力雖然不強，但仍然強于挪威，尤其是丹麥。如果希特勒決定入侵瑞典，那將是一場惡戰(zhàn)。
前挪威足球運動員揚·阿奇·菲約托夫特（Jan Aage Fjortoft）立即回復比爾特（Bildt），他指出瑞典不僅保持中立，而且實際上允許納粹德國借道瑞典將部隊和武器運送到挪威。
他寫道：“這是瑞典前首相最愚蠢的推文。” “瑞典于1940年讓德國士兵穿越他們的國家入侵挪威。”
挪威進步黨副主席西爾維·李斯特豪格（Sylvi Listhaug）持相同觀點，他告訴挪威VG報，這一評論是錯誤的。
她說：“我們都知道瑞典在戰(zhàn)爭中扮演的角色，丹麥和挪威都遭到德國人入侵，前瑞典首相發(fā)表這樣的評論是極為不負責任的。”
瑞典對德國的支持——鐵礦石。德國將這種優(yōu)質(zhì)礦石用于武器生產(chǎn)，瑞典與德國的貿(mào)易變得十分龐大，以至每年有1000萬噸鐵礦石被運送到德國。由于官方的中立政策，政府沒有干預貿(mào)易。英國情報機構已經(jīng)確定了德國對這種礦石生產(chǎn)的依賴，并估計，如果出口延遲，德國的戰(zhàn)爭準備可能會大幅推遲。因此，盟軍計劃以1939年11月蘇聯(lián)對芬蘭的攻擊為掩護來奪取鐵礦石礦床。他們計劃獲得挪威人的支持（鐵礦石都是通過挪威的港口運送到德國），并獲得瑞典的許可，派遣遠征軍到芬蘭，以幫助芬蘭為幌子。一旦到達那里，他們將控制北部城市并限制德國人。但是，挪威人和瑞典人拒絕了這一行動。拉爾夫·格林（Ralph Glyn）爵士甚至聲稱，如果停止鐵礦石出口，戰(zhàn)爭會馬上結束，這表明瑞典對德國貿(mào)易的重要性，并因此不認可瑞典在戰(zhàn)爭期間的中立態(tài)度。
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對軸心國的支持的最后一點涉及“巴巴羅薩行動”，這是德國在1941年夏天入侵蘇聯(lián)的計劃。德國人要求瑞典人允許德國武裝部隊從挪威乘火車通過瑞典土地運送德國武裝部隊到芬蘭。圍繞瑞典政府應采取的行動引起了巨大爭議，圍繞該問題的政治辯論被稱為“盛夏危機”。這是戰(zhàn)爭中第一次有人質(zhì)問瑞典政府為什么改變其保持六百多年的外交政策。統(tǒng)治瑞典的四黨聯(lián)盟不同意，但保守黨和農(nóng)業(yè)黨，瑞典外交部和古斯塔夫五世都希望授予德國通行許可。相反，社會民主黨和自由黨希望堅持瑞典長久以來的外交政策。但最終，德國還是獲得了許可。
二戰(zhàn)中，瑞典還向德國提供了大量的木材、滾珠軸承、機械裝備等物資，對德國的幫助很大。
但歸根結底，還是瑞典有著較強的軍事實力。如果沒有軍事實力作為基礎，瑞典也無法逃避被入侵的命運。
瑞典自身的兵役制度十分嚴格，幾乎所有到達規(guī)定年齡的瑞典人都要去服兵役。應征入伍的瑞典青年將會在部隊中系統(tǒng)的學習軍事理論知識，鍛煉實戰(zhàn)應用能力。在大約一年的訓練中，這些應征入伍的瑞典青年大都會有著極強的戰(zhàn)場生存能力，這對于瑞典的國防來說，是一個十分不錯的補充。
但不可否認的是，二戰(zhàn)中瑞典也為同盟國做出了貢獻。首先，情報在瑞典對盟國的支持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因為軍事情報在它們之間共享。由于瑞典的“中立”立場，瑞典得以與德國保持密切聯(lián)系，這對瑞典和盟軍的情報都是有用的，并且由于工廠的瑞典工人充當了情報員，波蘭的抵抗運動得到了幫助。此外，德國電報通過瑞典的電纜發(fā)送，瑞典人從中進行了情報截獲，然后波蘭抵抗運動將這些消息傳達給了同盟國。當?shù)聡滤果溙枒?zhàn)列艦出發(fā)攻擊英國大西洋艦隊時，瑞典情報機構立即通知了英國。此外，瑞典商人、外交官和使節(jié)還在柏林等城市積極監(jiān)視德國的行動。
其次，瑞典在軍事上協(xié)助了同盟國。他們幫助訓練了士兵，這些士兵最初是來自其他歐洲國家的難民，并允許在戰(zhàn)爭的后兩年使用瑞典的空軍基地。1944年6月13日，一架由德國人測試的V2火箭在瑞典墜毀，他們將殘骸與英國交換為“超級噴火”。瑞典商船海軍共約8000名海員，從1940年5月開始，被英國所征用。盟軍于1945年開始準備解放丹麥和挪威，他們希望瑞典參與進來，因此該國開始為“拯救丹麥行動”做準備。瑞典隨后計劃協(xié)助盟國解放挪威，美軍飛機在最終的解放中動用了瑞典的軍事基地。
瑞典積極協(xié)助丹麥的猶太人來瑞典避難
最后，對瑞典的“非交戰(zhàn)”政策產(chǎn)生質(zhì)疑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其收容和協(xié)助受到希特勒迫害的難民和猶太人。瑞典成為這些人的避難所，在1943年德國將所有丹麥猶太人驅(qū)逐出境之后，幾乎所有丹麥的8000名猶太人都被帶到了瑞典。挪威和芬蘭猶太人也逃到了瑞典，戰(zhàn)后許多人也留在了瑞典。瑞典公開地反對德國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政策，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瑞典的中立政策使猶太人得以在德國避難，因為德國不會入侵瑞典。除此之外，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五世努力說服德國領導人，以更人道的方式對待猶太人。此外，諸如瑞典福爾克·伯納多特伯爵（Count Folke Bernadotte）幫助從集中營中拯救了15000多名囚犯，瑞典外交官拉烏爾·沃倫貝格（Raoul Wallenberg），挽救了多達10萬名匈牙利猶太人，沃納·丹科特（Werner Dankwort）等外交官，他們秘密地幫助猶太兒童在木板箱中逃到了瑞典，利用他們的瑞典身份與德國政府進行溝通，并將猶太人帶回瑞典。
Raoul Wallenberg
最后，可以肯定地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瑞典只是名義上的中立國家。但是，它確實對雙方都有幫助，這也導致了圍繞其中立性現(xiàn)實的辯論。Arne Ruth辯稱“瑞典不是中立的，瑞典是軟弱的”，溫斯頓·丘吉爾認為瑞典“忽略了戰(zhàn)爭中更大的道德問題，為雙方都謀取了利益”，盡管由于有證據(jù)表明這一點可能會被抹黑。瑞典的巨大人道主義救助挽救了德國納粹導致的眾多受害者。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確實是一場“全面戰(zhàn)爭”，所以在此期間，歐洲內(nèi)的任何國家基本沒有完全中立的可能性。
聯(lián)系客服
